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出自“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见于《左传·庄公十一年》，又见于《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伍》：“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悖”通“勃”，意思是：禹、汤怪罪自己，他们的兴盛很迅速，是势不可挡；桀、纣怪罪他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突如其来。
纵观历史风云，细细品味历代王朝兴衰，我们惊奇发现：历代王朝创造繁荣的过程极为相似，其衰亡也经历了相似的轨迹。概言之，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或皇权集中的古代社会，历代王朝的兴衰与一个人有及其密切的关系，这个人就是作为王朝最高权利的拥有者——“天子”，即我们常说的国王或皇帝。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时代，天子对社会财富拥有最高的支配权，对臣民拥有无上的控制权。作为天下百姓，历来都把天子圣明作为治世的标准。天子圣明，则百姓之幸；天子昏庸，则百姓之祸。
王朝兴替，其兴由帝王。一般来说，建朝初期的帝王大都励精图治，兢兢业业。他们时刻惦记着创业难、守业更难，“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训箴，精心打理自己的“家国天下”。在政治方面，他们事必躬亲，严加管束皇亲国戚、家奴宦官；他们亲贤人，远小人，善于纳谏，能听取不同的意见和观点，甚至是逆耳的忠言。在经济上，他们与民休息，蠲租免税，爱惜民力，轻徭薄赋；他们兴修水利，发展经济；他们打击豪强，分配土地，保护生产和经营；在自然灾害降临时，他们安置流民，倾力救济。在民族政策方面，切实考虑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实际状况，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之间的风俗与信仰，民族之间、政权之间与国家之间和谐友好相处。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拥有早熟的农业文化，只要政治清明，爱惜民力，君臣上下同心，百姓自然乐而向之，国泰民安的盛世局面并不难创造。
例如，西汉初年，高祖、文帝、景帝相继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汉初七十年，国力达于鼎盛，遂有“文景之治”之盛世。隋文帝以短短二十年之时间，创造了后世羡称的“开皇之治”。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距大唐开国仅仅三十年时间。明朝开国之初，到处田畴荒芜，榛莽丛生，中原及江淮许多地区人烟断绝。明太祖提出：“安民为本”和“藏富于民”的主张，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到洪武二十六年时，全国人口已经达到6690万人，比元代1291年人口最高的5984万人增加了700多万人。
王朝兴替，其亡也由帝王。同样，任何一个王朝衰败和灭亡的轨迹都有惊人的相似。
尽管每一个王朝灭亡的具体方式可能千差万别，帝王或俘沙场，或被捉宫廷，或身首异处，或客死他乡，或自焚宫中，或自缢身亡，或亡命天涯，或葬身鱼腹……但任何一个王朝由盛至衰，由衰至亡都不是朝夕之间的事，都是有迹可循的。即便如所谓的清平盛世，也同样潜伏着危机，只不过被表面的繁华所掩盖。举明清为例，明实亡于万历15年，清实亡于康乾盛世的乾隆王朝后期。个别帝王或试图欲挽救将倾之大厦，但终因积重难返，无法逃脱被颠覆的命运。
亡国之君各有各的不同，但亡国之君的行为方式多有惊人的相似。在政治上，他们荒怠朝政，不理政事，或多年不上朝，将朝政悉数委于他人；他们亲见奸佞，远忠良，良莠不分，偏听谗言，致使政治不明，吏治败坏；他们对治理国家不感兴趣，对歪门邪道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或求长生，或乐于兴趣爱好，或荒乐好色，荒淫无道等。在经济上，他们不抑兼并，横征暴敛，与民争利；他们奢侈浮华，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其结果自然是积贫积弱。在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上，他们或嗜杀成性，穷兵黩武，元气大伤，最后落得兵败如山倒；他们往往骄傲自大，采取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等级制度森严，致使民怨沸腾。例如，夏朝末年，桀荒淫无度、纵情于歌乐声色，数月不上朝。大臣关龙逄进谏说：“如果天子做到谦恭、节俭、讲究信义、爱护贤才，那么，天下才能安定，王朝才能稳固。而今陛下奢侈无度，嗜杀成性，弄得诸侯离心离德，百姓盼望您早些灭亡。”忠言逆耳，夏桀竟将关龙逄杀掉，并警告臣下，如果再有进言者，一律处死。从此，贤臣绝迹，佞臣当道，终被汤武革去“天命”。秦二世胡亥昏庸无能，终日沉湎于享乐，权柄被窃于奸佞赵高，光天化日之下上演“指鹿为马”的闹剧，不幸印证了“亡秦者，胡也”的谶语。大唐帝国后期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宦官弄权，帝王权力被窃，无力左右政局。在明末，万历皇帝深居宫中，二十年不上朝，置国家大事于脑后，终日纵情于酒色。据史书记载，万历皇帝“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他迷恋饮鸩止渴的房中术，二十多岁就搞得身心俱疲，常常头晕目眩、动火热症，这也是多年无法临朝的原因之一。
能够对皇权运行产生直接、重大影响的是广大官员群体。他们的权利既是皇帝所赋予的，同时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说，官员队伍的素质是影响王朝兴衰的重要因素。官员素质的高低既表现在保民、安民和富民方面，更表现在廉洁方面。官员是帝王治国思想的践行者，吏治清明，则上令下达，政通人和，社会就会安定祥和；官员欺上瞒下，中饱私囊，就会出现“歪嘴和尚念乱经”的情况。官员素质取决于这一群体的知识水平、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观、价值取向等。历史上，不乏冒死进谏的官员，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价值观，既能有效地缓和社会矛盾，也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又能劝帝王严于律己。
所以，我们在强调王权在王朝兴替过程中重大作用之时，必然明确指出的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这也是历代有为的统治者都把“民本思想”作为最重要的治国思想之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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