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范仲淹与《岳阳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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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到过岳阳楼一次，并不认为岳阳楼有什么奇特之处，这座江南四大名楼之一的楼无非是靠近洞庭湖而已，就楼的本身而言，岳阳楼远不及武汉的黄鹤楼，南昌的滕王阁，以及南京的阅江楼。黄鹤楼比岳阳楼高大挺拔，滕王阁比岳阳楼气派喧哗，而越江楼则旷古悠远。我清楚，岳阳楼钟灵毓秀，在四大名楼中以灵秀著称，然而，这些都不算什么。吸引我的不是楼，而是楼以外的文化，譬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已悲”。
我到岳阳楼好多年了，记忆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前年儿子和媳妇去岳阳楼，回来谈起岳阳楼的掌故，让我对岳阳楼有了重新的记忆。今年阳新重修沧浪亭，向社会征稿《重修沧浪亭记》，阳新的文人趋之若鹜，都想能够大作千古留名。于是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岳阳楼的重建及文化建设情况。据网上介绍，2010年8月，岳阳楼进行了共和国建国以来的第二次也是最大的一次修葺，据当地政府宣称，这次重修可是化了大资本的，光纯金包装的“岳阳楼”三字就耗资20多万元。现在的政府有钱，想把事情做好，做大气，我无话可说，这也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我关心的是岳阳楼文化建设的产生过程及《岳阳楼记》的写作背景。我因此再一次重复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在读这篇千古奇文的同时，想起阳新一些文人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阳新的沧浪亭还没有建好，这个《沧浪亭记》怎么写得好？现在的文人都讲究直观、生活体验，讲究身临其境，讲究白描，讲究触景生情，似乎没有到过这个地方凭空是写不好这个题目的。由此我就想到了范仲淹，他的《岳阳楼记》是怎么写的？据考察历史资料：范仲淹一生并没有到过岳阳，就那时的科技通讯水平，他顶多是读了几篇描写洞庭湖或岳阳楼的文章，不像现在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只要鼠标一点，网络一开什么不知道。他仅仅凭几篇文章就写出了岳阳楼记，我不得不赞叹范仲淹确实是一个天才，但也让我对范仲淹产生了怀疑：他没有到岳阳是如何写出了《岳阳楼记》的？
有了这样的怀疑，我胡乱猜想，《岳阳楼记》或许不是出自范仲淹所写，而是别人代笔？亦或是滕子京自己所写？
当然猜想毕竟是猜想，不能作数的，可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楼，这是有根据的。根据现代法律举证原则，可以这样说，没有任何史料证明范仲淹到过岳阳，游过岳阳楼。著名文学史家袁行霈也怀疑过，他读《岳阳楼记》全文后分析说，范仲淹不是岳阳人，又不在岳阳做官，可能根本没来过岳阳，一个和岳阳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忽然为岳阳楼作记，这是肯定有缘由的。
作为著名的文史学家的袁行霈先生比较谨慎，他只说范仲淹“可能”没到过岳阳。而许多古典文学学者和宋史专家都认为，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并没有游过岳阳楼，至少可以说，并没有游过他的好朋友滕子京重修过的岳阳楼，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岳阳楼记》确实是范仲淹所写，那此文的诞生地就是河南邓州，因为范仲淹此时正在邓州任知州，《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在邓州的花洲书院所写还是在自己家的书房所写就有待考证了。
岳阳楼的前身，是三国时吴国都督鲁肃的阅兵台。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中书令张说谪守岳州，在阅兵台旧址建了一座楼阁，取名岳阳楼。李白、杜甫、白居易、张孝祥、陆游等著名诗人都为此楼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作。到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的春天，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被贬谪到岳州巴陵郡做知府，翌年春重修岳阳楼，六月写信给他，随信附寄的有《洞庭晚秋图》，请他写一篇文章记述修楼这件事。到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九月，范仲淹便写了这篇著名的《岳阳楼记》。
根据岳阳楼记的叙述，我们来看岳阳楼的重修背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就是说滕子京1044年的春天才来到岳阳，到了第二年，岳阳这个地方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面貌焕然一新了，老百姓幸福了，有闲情逸致的需求了，官府也有多余的钱和多余的时间及多余的心情来修岳阳楼了。试想一下，别说是公元1000年前后的岳州，就算是现在，一年的时间就能让一个地方从落后荒废中兴旺发达起来，而且政通人和，老百姓安居乐业，能做到吗？看来滕子京请好朋友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确实太对了！范仲淹这样的吹捧不知收没收润笔费？
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是公元1046年9月，此时期的范仲淹正是人生的灰暗阶段，由于保守势力的攻击与排挤，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被迫离开朝廷，流放到河南邓州做了知州。对于一个文化人而言，遇到这样的打击是情理中之事，如果不是骨子里有一种桀骜傲骨，如果不是性格中有一种刚烈铁骨，如果不是为人正直铮骨，如果不是血性血骨，文人们完全有可能在官场中如鱼得水。但具备了这些因素，2000年前的屈原也好，贾谊也好，唐朝的杜甫、白居易也好，或是本朝的范仲淹王安石也好，以及后来看到的具有这种性格的文人，无一不是因为这种刚烈和执著而落得凄惨下场。我们不能说范仲淹是一个御用文人，然而，《岳阳楼记》中除有忧患意识外，就是忠君思想，可惜的是，这种忧患意识还是建立在忠君爱国基础之上的，如果范仲淹有我前面所说的傲骨铁骨铮骨和血骨，他不可能写出《岳阳楼记》这样的文字，也不会写《岳阳楼记》这样的肉麻文字。
《岳阳楼记》全文用第一人称突出“我看”，可是，范仲淹并没有到过洞庭湖，他为什么要用“我看”呢？第一，范仲淹给世人造就一个假象，目的只想表达文章的真实性；第二，是不是暗示文章本来就不是范仲淹所写。这里，我宁愿相信第一种情况是真实的，不说凭一张图可以写出美丽的文字，就是现在，我们同样可以凭臆想写出奇丽的文章。我经常看到一些人提倡现场主义写作，不就是说要突出现场的真实性吗？可是，我们有些文章偏偏要臆造出现场感来。这是同理。
通过以上的猜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滕子京虽然是范仲淹的朋友，但滕子京的名声并不好，在当时，滕子京作为一个不入流的下级官员，因为贪污和受贿，换地复出被谪至巴陵郡，为了官场突围摆脱困境，他想到了范仲淹，于是自己写了《岳阳楼记》要范仲淹润笔，或是借范仲淹的名声，来改变当时的艰难处境？
当然，猜想是没有根据的，纵观《岳阳楼记》全文，它没有描写重修后的岳阳楼如何壮丽，而是描写巴陵洞庭胜状和登楼览物的心情，多为想象假设之词。全文的重点是精彩的议论，这种写法完全是避免没有实地考察带来的缺陷。
其实，代写“撰记”而不亲临其地，是有先例的。据历史考证，这种“撰记”在宋代是很常见的事，除范仲淹外，尹洙为滕子京写了《岳州学记》，欧阳修为滕子京写了《偃虹堤记》，尹、欧二人写记时也未到岳阳实地考察。
不管怎么说，史书肯定《岳阳楼记》为范仲淹所作，暂且不管范仲淹是一个什么样的文人，文章中提倡的思想却是积极向上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千百年来我们一直在追寻而至今没有追到的。1000多年前范仲淹这种伟大的官场情怀，她让我们的心产生出一种震撼，或者是一种害怕。我们正在逐惭的丧失这种情怀。
滕子京在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那封信里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是的，文人们可以来这里，他们的到来，只会让名楼更加流芳，也让自己千古。政客们修楼，也是想使名楼得以长久保存，从而也保存自己。但这些与楼无关，与精神却有关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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