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逆俗荡子

    在阳新近代名人中以“布衣”终身的人物中，余晴川的情况是颇为独特的。别的画家首先是“士”，并想进而“入仕”，后来出于自愿或不自愿的原因，才成为职业画家的。余晴川一开始就是不为士人所看重的业余画工，没有师承，没有流派，甚至没有多少文化。后来出于自我的努力，终于获得后代的承认，跻身于“士”——有文化的职业画家之列。比起阳新近代的那些名人来，余晴川的出身苦得多，艺术起点低得多，突破自己艰难得多，取得的成就也就令人瞩目得多。

    余晴川，族名延浩，号竹荪，字晴川，自称“小轩居士”，兴国州山川台人。光绪十五年庚寅（1890年）的二月初七日出生，殁于民国壬子年（1912年）三月十四日，终年二十二岁。
　　余晴川出生在兴国州山川台祖屋。父亲余名忠，号诚斋，生于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十月初一，殁于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三月二十四。这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他的祖父胄贤公共生七子，十九孙，其父排行老六，母亲蔡氏，是位勤恳善良略识诗书的妇女。生有五个儿子，余晴川老四，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七岁起，余晴川在家从父亲认字、习字、读童蒙课本，接受了最初的启蒙教育。

    余晴川生不逢时，这是一个封建王朝制度行将解体、一座东方大帝国的巍峨大厦在列强炮口下行将崩塌的时代，简言之，这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

    余晴川的曾祖辈曾经相当发达。他的先祖德源公，世居富水阳辛镇上街坪头畈，乾隆中期迁入兴国州山川台。到山川台后家族兴隆，百业兴旺，子孙众多，财富每天像流水一样涌向这个家族，到他的祖父胄贤公时达到高峰。为了纪念先祖的英明决策，祖父胄贤公决定凡“延”字辈的都以山川台的“川”字为名，故余晴川的兄弟都叫什么守川，卫川，并川，西川，青川，衍川，汇川，利川等等。

    余晴川出生的前几年，余家已经开始家道中落。当时正值太平天国之后甲午战争前夕，朝廷腐败，国力凋敝，兵祸连结，加之自然灾害频繁。余家这个庞大的家族应付不了这个惨烈的剧变，破败之象已显。先是老家阳辛镇的祖坟因老鼠打洞，为了打老鼠而被游手好闲的四叔无意毁坏，这让笃信风水的祖父，惶惶不可终日；然后是阳新发大水，山川台的五栋一进三重大房子被水冲毁倒塌三栋；再然后是兵匪和瘟疫的原因，“延”字辈的少兄弟一年之内死亡五人。祖父经受不了如此巨大的打击，就在这样的忧虑中撒手西归，余家也在一片恐慌中纷纷移民。现在的余氏族人遍布武汉，九江，武宁，通山等地。余晴川的父亲在家族中是老六，年纪不大，儿女太小，财力不足，生意不好，只好原地坚持。

    少年的余晴川聪颖好学，由于家大口阔，兄弟众多，入蒙较迟。读书期间家中遭遇变故，生意亏本，糊口困难。因此余晴川读书很少，最多一两年而已。据族人回忆，余晴川相当聪明，模仿能力特强，观察事物细致入微。余晴川辍学后除了父亲教导的一些知识以外，主要是在三眼井一安徽人开的当铺门口玩，在玩当中认识了一些街上的有钱人，也结识了一些街面上的泼皮。余晴川的父亲既要养家糊口，又经常外出，所以余晴川的少年根本就少人管。一个吃了上顿愁下顿的人，一个没有钱读书的人，一个从小就见过世态炎凉的人，这样的环境培养了余晴川的叛逆性格。小小的余晴川就学会了喝酒，抽烟，“打秋风”（找理由敲诈富人一点小钱，这也是街痞谋生的一种手段）。所以关于余晴川的身世一直就扑朔迷离，“吾来君莫问，托迹在人寰”。

    余晴川一生的遭遇，很容易使人想起杜甫的《哀王孙》。“腰下宝玦走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通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他的祖上也是曾经阔过的，只是余晴川生错了时间。

    余晴川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一个一生穷困潦倒的人；一个县志连生卒年月都没有搞清楚的人；一个族谱记载寥寥几笔的人；一个族人记忆几乎空白的人；一个作品很少而艺术价值很高的人；一个艺术开一代画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

    二.蹊径另开

    余晴川在苦难的岁月中慢慢长大了。一个没有田地的小市民，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小“泼皮”。没有金钱，没有职业，连过硬的身体都没有。13岁余晴川开始跟父亲学做生意，由于为人豪爽，贪玩，别人没有钱就赊，确实困苦的人就送，加之狐朋狗友众多，还要自家打自家点秋风，一年下来生意大亏。

    少年的余晴川被父辈定为了“不是做生意的料”。不能做生意总得做点什么，过去有“男孩不吃十年闲饭”的说法，余晴川已经十四五岁了，家中既养不起也不能养这样的大闲人。你不是每天在当铺门口玩吗，那就到当铺当学徒吧。

    起初，余晴川对这项工作很有兴趣，特别是对当铺的当票非常入迷。当票那精美的图案，那对称的花纹，那有限的防伪技术，对余晴川都是一种吸引。

    余晴川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迷恋一件事情有时到了执迷的程度，他迷恋当票往往对顾客心不在焉。当铺本来就是一个典当行业，观人察物，做的就是眼睛和嘴皮的生意，收进时高的说低，典出时低的收高，从中谋取差价和利息。余晴川不懂这些潜规则，心不黑，嘴不利，有时还心不在焉错收错记，凡他经手的典当物不是亏本就是呆物。

    余晴川的所作所为被世人讥为“现世宝”，被族人骂为“败家子”。

    眼见当学徒是不可能了。余晴川的父亲想，你年纪不小了又不傻，总得学点谋生的本领吧，你不是喜欢模仿东西吗，你去上街学纸扎吧。于是余晴川开始了学纸扎的生涯，余晴川做纸扎与别人不同，他的纸扎先构思，再画图纸，所以他的纸扎色彩鲜艳，功能众多。“扎的金鱼能摆尾，扎的猴子能上树，扎的灯笼能转动”。余氏的后人说起余晴川的这些往事眉飞色舞，充满自豪。听说现在阳新能扎“走马灯”的就只有余氏的后人了。

    纸扎是学成了，但纸扎的用途不是很大，特别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娱乐是在社会平和安定有闲钱的前提下开始的。如果在宋朝，过年放假半月，连元宵节也放假五天，这样的过年过节，那是生意人大发其财的时候。其他人等，连同皇帝在内，也积极主动地赶着破财，连最穷的人家，也要给孩子买上一盏兔子灯，提着大街小巷地奔跑，不为别的，只图个快活。这就叫有钱没钱，换新衣过年。节日的意义大概就在于此，给一年的繁忙劳碌打上休止符，得到放纵休息的身心，才能鼓足干劲，继续来过。人群聚集在一起，有一点快活，就可以互相碰撞，无限放大。　　
　　可这时的中国人已经很难有大欢聚的机会，风雨飘摇的政府已经没有心思和能力“与民同乐”了，传统节日过得平淡。如果你是余晴川，你一定会更喜欢在宋朝，不光手艺大有用场，生活过得滋润，还可以过热闹的元宵节。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会有一场艳遇，碰上也喜欢赶灯会的天才少女朱淑真……可惜余晴川生错了年代，这个年代不光缺少娱乐，连生存都是问题。

    靠纸扎养家糊口没有可能，余晴川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这期间余晴川还学过吹鼓手，总之“艺多不养身”没有一件事是可以解决温饱的。

    三.我从我法

    余晴川在艰难困苦中长大了。十六岁，父亲做主为他说了一门亲事，夫人姓陈，芳年二九，大余晴川两岁。父亲的本意是，余晴川没有职业，吊儿郎当，娶一个大一点的老婆，能帮助管一管不羁的余晴川。这方面可能余晴川的父亲深有体会，因为余晴川的母亲就大他的父亲六岁，他们的生活很和谐，儿女也很多。

    晴川的夫人陈氏，从有限的资料看，与余晴川生活的时间不长，族谱记载陈氏没有儿女。余晴川死时她不在场，按此推理，她与余晴川只有两三年的婚姻期。陈氏的去向，卒年，族谱没有记载，族人也没有人知道。。

    婚后的余晴川，以画为业。

    余自幼就好临摹案头书简，早期喜好山水花鸟画，后期转变画风，专攻破旧书物写生。

    余作画，既继承中国传统线描手法，又吸收西方水墨画染色技法。惯用青灰，土红，土黄等各种颜料及从湿红纸挤出之色汁，以表现纸页遭虫蛀蚀，烤焦，水渍，污染等效果。画面讲究均匀对阵，体现钢与柔，轻与重，主与次对比。部分画作或崁入人物，或点缀动物，形象无不逼真。

    余晴川的创作态度非常认真，尤其画人物时，创作前一定要先起草稿，稿纸大都用旧皮包纸，一张草图要改正多次，达到形象准确后才开始作画。而且在画的过程中随画随改，以求尽美。

    余晴川认为，画写意画没有细致的观察，就画不出对象的神韵。

    据说余晴川画螳螂很像，别人问他，你怎么画的这么像？余晴川说，你知道螳螂的细筋有多少根吗？又说，螳螂捕食时，全靠两臂上的大小刺来钳住小虫，如果不注意观察，画的不是地方，它不但不能捕虫，相反还会刺伤自己的手臂。

    余晴川用画家的眼光观察事物，他知道鲤鱼共有多少鳞片，虾从第几节开始弯曲。

    尽管余晴川很聪明，很努力。但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没有师承自学成才的土画家，一个没有名气，没有举荐人，没有广告宣传的小画工。画的画没有人欣赏也不可能值钱，更没有人买。每天作画，最后甚至连颜料都没有钱购买。

    新婚燕尔的余晴川，遇到了人生的大难题，这时的境遇用两个字形容：“落拓”。

    这一阶段，余晴川的情绪起伏很大，题画落款中一会儿“喜上眉梢”“大开笑口”，一会儿又“听雨听风听不得，道人何苦画芭蕉”。

    世俗越是崇尚贵族化，他则越是生活在平民化、通俗化的环境里，他不能改变自己的贫民身份，他只能在他画页的自由天地里，用不拘形式的笔墨表现他内心的寂寞与痛苦。

    余晴川的一生是“落拓”的一生，正如郑板桥诗所云：“清晨那得饼饵持，诱以贪眠罢早起”（《七歌》） “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教馆诗》）

     男儿七尺之躯，上不能赡养长老，下不能供养妻子，出门觅财，归来依旧两袖空空，于是：“归来对妻子，局促无威仪。” “千里还家到还怯，入门忸怩妻无言。”

    “贫贱夫妻百事哀”，余晴川的夫人陈氏，不堪生活的悲苦新婚不久离他而去。这个时期的余晴川贫困交加，索性破罐破摔，烧掉以前所有的人物山水花鸟画，改画破烂。他是不是隐喻这个社会就像他的破烂画？他是不是想用这些破烂画表达对这个社会的鄙视？

    这也许就是导致余晴川没有前期作品存世和后期转变画风的原因吧！

    余晴川的“破烂画”，首先从“打秋风”开始。他见县城当铺的老板为富不仁，他模仿当铺的当票，以假乱真。迫使当铺老板与人为善，改善态度，并找余晴川协商，每月以一至两块大洋的代价买断余晴川的“画票权”。其它商铺只要余晴川上门推销作品，或请酒，或买画，或打发，不使余晴川太过难堪。

    孤独一人的余晴川，半艺半丐，借酒浇愁。余常替人作画，但求一醉。每每醉后，情绪发作到极处，认为花也无知，月也无聊，酒也无灵，他要把桃树砍了，砚台砸了，书籍烧了，笔墨毁了，书画撕了，“毁尽书画抹尽名”，以宣泄心中的悲愤。他不甘困顿，但也无可奈何，历史逼迫这位怀有奇才的年轻人走在了一条山穷水尽的仄路上。

    余晴川画破烂画，缘于他跟破烂接触多，对破烂观察细致。讲究会心，讲究有无之间：“古今作画本来难，势要匆忙气要闲。着意临摹全不是，会心只在有无间。”

    余晴川画破烂，接触很多下层人士，对底层人生活的艰难非常理解和同情，只要是穷人要画，他都慷慨赠与，分文不取。

善良人大多敏感。只有敏感的人才会这么细腻，而且这种敏感人必须善良，才能在没有饭吃的时候，想到别人生活的艰难。

生活中的极其细微的变化都会给敏感的人以颤动，善良敏感的人会因这种颤动而产生感动。

    这种感动，不是一般人都能引发的。

    同样，这样的“破烂画”，也不是谁都能画的。

    四.广陵绝响

    一个是做人不合时俗，一个是为艺我从我法。不合时俗倒也罢了，偏偏又要大张挞伐，攻讦时俗；作画另成一格倒也罢了，偏偏社会上又有许多人赞扬备至，声名越来越大。如果不是天不假年，二十二岁就英年早逝，我相信余晴川凭他的聪明才智，一定会红遍大江南北，成一代宗师。

     余晴川的遗世之作，现为江南一绝。所作“破烂画”或为鼠咬残页破书，或为虫蛀字典皇历，或为烧焦信封信函，或为水渍报纸票据。凡此种种惟妙惟肖，且构图灵巧，奇正相生，不时衬以动植物，妙趣横生。表现手法既承国画素描传统，又用水彩画染色技巧，所画古籍旧书，残本败页褪色变色效果令人称奇。现存五幅“破烂画”被人们珍藏密室，看作稀世之宝，许多人都想从他们的笔墨中间领略一点罕见的怪味。

    一个特定的时代都有他足以维持统治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不蹈规矩者，重则为逆，轻则为怪。时易岁迁，新旧更迭，规矩大变，回过头来重新看看，往日循规蹈矩的楷模往往成为笑柄，而为十手所指的怪异则入情入理，闪耀着生命的光辉。立身如此，为艺也是如此。

    说为人，这样的怪，又正显示着智者痛苦之变形；说为艺，这样的怪，也正显示着大胆革新辉煌之实迹。

    余晴川的“破烂画”，今天看来，依然有清新活泼之感，不过，它只能代表一种流派罢了。自然，他们只是一个流派，但是，当日的这个流派的出现，要有何等的勇气，又付出了多少代价。绘画首先要画出他对事物的认识，这是西方艺术大师的语言；“师古未若师物，师物未若师心”，这是中国艺术大师的语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余晴川的画风，像“扬州八怪”一样把中国的绘画艺术引入了绝顶。在艺坛严寒肃杀的季节里，无法避免会有春雷。余晴川、八怪的艺术就是春雷。他们在绘画里表达了平民对于生活的见解，为后代艺术的长足发展拓宽了道路。说他们是磐石之下曲折昂首的黄山之松，是并不为过的。特别是余晴川这样的终身贫贱而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人，在中国艺术史上，是屹立于历史潮头的人物，是值得人们缅怀追忆的革新的一派，幸勿以派轻视他们。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四日，年轻的破烂王画家，在病贫交夹中凄惨死去。终年二十二岁。余晴川没有后代。一九四八年，余氏修谱，他的族人引其五弟八岁之子锦森兼祧为翤，不想锦森也未成年夭折死亡。

    余晴川死后葬于儒学脑，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拆迁建设中尸骨无存。

    一代画坛怪侠随风而去，他留下的“破烂画”成了阳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定为晚清民国阳新画坛第一人。如果余晴川地下有知应该含笑九泉了。

    合上浩繁的历史书卷，那一度令我魂牵梦萦、悸动难眠的故事也渐趋平淡，留在记忆深处的只剩下几声或重或轻却意味深长的叹息。

    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仁人志士与命运抗争的历史，一部向世人诉说中国社会疾患与灾难的历史。

    面对三千太学生、面对西下的落日，当《广陵散》的余音在广袤的天地间散尽后，嵇康叹曰：“雅音从此绝矣！”在嵇康的叹息中，没有悲愤，没有忧伤，没有哀怨，只有对世人的怜悯。既然自己不容于当世，早一点去往自由的天国，不失为一件乐事。年轻的余晴川就这样奔天国去了，他带走的不光是他悲愤的生命，还有他的艺术，从此“破烂画”绝矣！而浑浑噩噩的世人和他的兄弟却要继续生活在没有雅音也没有自由与安全的环境中，为口腹所累，苟且度日，终生不能解脱。悲乎，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