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之待（1569——1641年），字世聘，号碧山，兴国州兴教里坡山人（现枫林镇坡山村）1616年进士。历任松江府推官，浙江巡抚御史等职。

     一.世家子弟

        这是一个高大的宅院，这是一个显赫的家族。

        在坡山脚下一个风景优美的村子里，官道边上繁华闹市处坐落着一座豪宅，对，是豪宅，它既有华夏古典的优美，又有明代特有的风格。只见宅子的前门蹲着两个一人高的石狮，一个两前爪前伸，作扑食状；另一个头埋在爪子之间，咋一看，像在睡觉，但细细一看，便可发觉它两眼的寒光。门上有一块镶金大匾，写着“绳其祖武”几个大字，刘家宅子很大，占地极广，宅子内部分为四院，分别种着梅花，兰花，竹子，菊花，寓意“梅兰竹菊”之品行。但是它又是砖瓦构建的建筑，风格是明代建筑名家惯用的手笔。这就是享誉兴国州的坡山刘氏世家的古宅。

        坡山刘氏可称兴国州明帝国第一进士生产专业户，刘氏在明末这一百年间四代人中，共“生产”了五个进士。其中守绪，守愚是兄弟进士，师颖，之待是叔侄进士。这个家族中举的，中备卷旌赏的，当知县，教谕，主簿的不可胜数。

      刘氏显赫要从其太祖刘锦说起。刘锦生二子，珦（守绪，守愚之父），珂。据坡山刘氏族谱记载，刘珂，1456——1537年，字公佩，号梅雪。1496年进士，历任长州县令，后擢升太仆寺丞。

        从刘珂算起到之待只有三代，刘珂的儿子守礼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读书种子，“性英敏卓，犖有奇气”。未成年时就深受督学杨叔通重视，杨公为了试其才，带着他去相邻三县冒名参加童子试，结果三县都定为第一。守礼二十多岁名声远播乡里，附近闻其名而赶来求学的不计其数。就是这样的天才，可命运偏偏多舛，几次乡试时间不是有病就是没有考上，而跟他学习的童生们，往往能够考上。这种“徒发师不发”的现象，急煞刘珂，恨煞守礼。有的童生见守礼屡试不中，有的离开了他，结果凡属离开的来年乡试一个都没有中，没有离开的大多榜上有名。这样守礼的名声反而更大了，大到周围许多屡试不中的学子纷纷赶来入伙，人多到正房住不下，连偏房，柴房都住满了人。守礼见自己屡试不中，悲愤之中退出科考，转而研究易经和古诗文，后坡山刘家成为易经研究的世家，代代都有易经大师。

        守礼虽然是研究易经的大师，但偏偏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一个别人从小就看好的官二代，眼看就仕途无望了，这种绝望的心情是别人无法理解的。守礼在这种失望的挣扎中上下沉浮，不能自拔，34岁就一命呜呼，死在了刘珂之前。

        守礼之子师勃生在明嘉靖十三年甲午正月初八(公元1534年），当时正值守礼病重，刘珂年迈的时候。师勃两岁父亲守礼就死了，随后一年刘珂也在老年丧子的悲痛中紧跟而去。这样一来，坡山刘家就开始家道中落了。

       师勃在母亲的抚养和兄弟的帮助下慢慢长大，虽然家境一年不如一年，但毕竟是官宦人家，刘氏望族。“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师勃还是上了学，并且还入了兴国州学堂。

        师勃结婚后，连续生了两个儿子，之待是他的第三个儿子。

        日子定格在明隆庆三年己巳九月十三日（公元1569年），刘之待出生的日子。

        师勃的妻子朱氏怀孕已经足月了，昨天就开始了阵痛，今天应该是第三个孩子的分娩日。

        今天刘家很热闹的，外面看到仆人在忙个不停，端水的，烧水的等等。在正屋大厅里，有几个人在静静的等待，脸色有些焦急。其中一个老太太，头发花白，拄着拐杖，正威严地坐在正中央，她旁边就是今天孩子的父亲，年纪大约三十五六，前面除了坐着几个妇人，还有两个小孩在走来走去，他们便是刘家的三代人。

       那老太太的辈分最大，是前面两个小孩的奶奶，师勃的母亲，这老太太在丈夫早逝后硬是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大家族，虽然年纪有七十多岁了，但身子骨还硬朗，人称“老祖宗”，那男人叫师勃，是今天生产女人的丈夫。过了一会，里屋传来了阵阵痛苦地喊叫声，就是师勃的老婆朱氏怀胎十月，终于要生了。

       仆人们有序的忙来忙去，接生婆也早准备好为刘家接生。过了好久，喊叫声还没有停止，那男人终于忍不住了，便说：“都那么久了，怎么还没有没有生出来啊？”，说完又急急地来回走起来了。

        时间一分一秒很艰难地过去，至少对师勃是这样的。自从老母亲出来，他心就像猫爪子在抓，既有担心，又有再当父亲的兴奋。终于“哇……，哇……”的婴孩叫声传了出来，那产婆跑出来，叫道：“恭喜，恭喜，是男孩，是男孩。”，而此时师勃却有些虚脱地坐在他一直没有坐过的椅子上，喃喃自语，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师勃来到产房，看着儿子明亮宛若珍珠的眼睛，莲藕般的手脚，要有多可爱，就有多可爱。望着可爱的儿子，师勃不禁浮想联翩。

       是啊，自从刘珂以后这房就没有出过大的读书人，当然叔伯兄弟还是中了的。师勃想，自己这代是肯定没有希望了，振兴家族的希望就落在了儿子这一代。

        二.考场黑幕

        刘之待在祖母的呵护和父母亲的抚养下，快乐的成长。

       少年的刘之待就表现了读书的天赋。枫林坡山原名碧云山，因北宋文学家苏东坡于元丰年间由黄州赴筠州，途经此地，登山游览因而改名。也不知是沾了大文豪的灵气还是此地本来就人杰地灵，这个地方从苏东坡来后，进士像雨后春笋迸发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坐落在坡山腰的静室寺，又称进士寺，坡山的许多文人都在此求过学，少年的刘之待就是在此发蒙。

        刘之待的外公朱老先生是当地的名士，曾经在外地当过多年主簿，刘之待从小就在外公身边打滚。唐宋两代的考试，由民间先在地方政府呈报，由地方送到中央，这些人就叫进士。考取后称进士及第。譬如你是湖北人，便向湖北省政府报名，他把你送到中央，你就是湖北省进士。会试录取，就叫进士及第。因此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科举考试到了明代，殆因报考的人数更多了，才分成几次考。第一是府县考，也叫童子试，录取了叫入学，又叫县学生，俗名又叫做秀才。照理，县学生应该赴县学读书，但有名无实，并无正式的县学。其次是省试，考试地点在各直省的省会，这叫乡试，中试者俗称举人。各省举人再送到中央，集同会考，这叫会试。会试中试，始是进士，也叫进士及第。

        其次我们要讲及八股文。这是明代考试制度里最坏的一件事。从南宋朱熹到清代末期三四百年间，八股文考试真是中国历史上最毁丧人才的。大家知道：八股文没有什么意思，但为什么政府偏要用此来考试呢？当然有人要说，这岂不是专制皇帝故意的愚民政策吗？然而明代推行八股文，早已在衰世。那时的皇帝，哪里会用心创造这样用意刻毒的制度来？当然任何一制度，很难说有一二人所发明，所制定。正因当时应考人太多了，录取标准总成为问题。从前唐代考试，一定要考律诗，就因为古诗不容易定标准，判优劣，律诗要限定字句，平平仄仄，要对得工整，一字不合法度就不取。标准较易具体而客观。宋代不考诗赋考经义，仁义道德，大家一样的会说，谁好谁坏，很难辨。所以演变到明代，又在经义中渐渐演变出一个一定的格式来。违犯了这个格式就不取。这不过是一个客观测验标准。八股文犹如是变相的律诗，是一种律体的经义。这也不是一下子便制定了这格式，而是逐渐形成的。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毁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刘之待生在这样的时代，要想走入仕途就必须与八股文为伍。刘之待是不幸的，但刘之待也是幸运的，毕竟他还是登上了这个皇榜。刘之待的科举之路走得相当艰难。对他满怀希望的祖母和父亲是没有看到他中举，他的祖母年事已高不说，他的父亲没有看到他中举是死不瞑目的。这里有一个花絮，据刘氏族谱记载，刘之待的第一场科举竟然与明代大文人董其昌有关联。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华亭（今上海闵行区马桥镇）人。“华亭派”的主要代表。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敏。

       万历40年左右他相继担任过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一度还被任命为河南参政从三品的官职。但他并不以此为意，托辞不就，在家乡优游，整天沉浸在翰墨当中。许多附庸风雅的官僚豪绅和腰缠万贯的商人纷至沓来，请他写字、作画、鉴赏文物，润笔贽礼相当可观。社会地位的提高和财富的空前增加，使得董其昌迅速演变成名动江南的艺术家，甚至当时的坊间传闻其“拥有良田万顷、游船百艘、华屋数百间，成为松江地区的首富。”

       1612年正值董其昌在湖北主考期间，刘之待参加乡试。也许是董其昌名声太大，拜访的人太多。拜访的人太多，董其昌可能就只记得没有拜访的人，刘之待可能也是官场经验不足，认为凭自己的能力可以中举，就没有拜访董其昌。董其昌在历史上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人物，对于他的人品众说纷纭，这里我们不做评价。反正刘之待这次没有中举是事实，他们族人认为是因为刘之待没有拜访董其昌的缘故，在此我们不彷听之。官场考场有黑幕是肯定的，具体这次刘之待参加的乡试是否有黑幕我们不得而知，但封建社会生员想尽设法持弟子礼拜师却有惯例。既然族谱有记载，说明当时这个事情影响非常大，记忆非常深刻，所以我也只好以此为题。

        三.闭门修学

       落榜后的刘之待，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更加发奋。

       枫林坡山的静室寺既是寺庙也是学堂，现在人们称这个地方为进士寺。坡山坐落在枫林镇南边，静室寺在坡山的半山腰，这里古木参天风景宜人。坡山传说众多，北宋之前原名碧云山，苏东坡从黄州到江西经过这里后，留下许多典故，故而改名坡山。坡山为东西走向，为页岩和石灰岩，主峰峭壁林立，上山有碧云峰，碧云洞，仙人盆，仙人洞等名胜古迹。仙人盆系天然石盆，据兴国州志云，石盆盛水，四时不竭，故有此称。因苏东坡在此洗过墨砚，又称为苏东坡洗墨池。仙人洞方广丈余，洞内明澈，可容纳数人，旧传明进士刘之待读书于此。

        刘之待也算一个奇人，别人求学都到大的书院，而他竟奔深山老林。是为了辟尘世的喧闹？还是想沾苏东坡的灵气？不惑之年的刘之待难道要学“罗状元”（嘉靖戊午科状元江西吉水人罗洪先在枫林飞云洞出家）？

        正当人们疑惑不解的时候，刘之待在仙人洞口写下一副对联：“百尺高梧撑得起一片月色；数间石屋锁不住五更书声。”

        原来刘之待不是消极遁世而是避开尘世。洞中的读书生涯是苦闷的，寂寞的，刘之待以顽强的毅力，在此苦读四年。

        万历丙辰（1616年），皇命不负苦心人，47岁的刘之待终于进士及第，成了自刘珂以后刘氏家族的第五位进士。

         四.品低权重

        刘之待中进士后很快就做了官，他仕途的第一站不是做县官而是做松江府推官。

        松江府原称华亭，隶属于南京管辖，时称直隶。
         松江当时不算一个很发达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兴起与元代初著名的织造家黄道婆有关，黄道婆从琼州回到松江之后，改革了棉纺的各个工序和创新了新工具，使纺织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效率较大提高的生产过程。松江府也很快就摆脱了落后的方法，掌握了先进的技术；松江棉布则由原来粗糙、单一、稀松变得精致、牢固、美观。 自元至明朝正德年间，松江府已经成为全国织造行业的龙头之一，连皇宫御用衣物有时也会在这里订做。
        一个地方有了一个龙头企业，势必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当然这个时候的松江还不是今日的上海，还没有苏州那么发达，但相比其他江南小县城也算很阔气了。

        松江府推官，正七品，统管松江府内的刑名，也就是捕快，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法院院长，公安局长兼刑警队长的干活。

        能在这么一个沿海发达的地方做官，是幸运的，也算不幸的。明朝中后期中国东南沿海倭寇作乱，时常扰乱百姓，作为推官的刘之待责任是重大的。当然剿灭倭寇的责任重点在军队，但倭寇泛滥，地方不宁，推官的工作就非常辛苦。刘之待能忠于职守，妥善处理驻军与地方的关系，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配合他人把松江治理得井井有条。东林党首叶向高见刘之待有才，就推荐他到都察院御史台。

        进入御史台，级别与当推官虽然一样但权利就大不同了，这可是进入了中央机关。

       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均设有监察机关即都察院。明代都察院下属有十三道监察御史，清代都察院下属有十五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平时在京城都察院供职称为内差或常差，如奉命出巡盐务即为巡盐御史，奉命出巡漕运即为巡漕御史，奉命巡按地方即为巡按御史，均称外差或特差。而监察御史奉命外出担任巡按御史则是外差或特差当中最多的一项任务。

       据《明史》记载，洪武年间即有巡按御史之设，然非常例。至永乐元年二月乙卯，遣御史分巡天下，遂为定制。全国巡按御史的分派是：“北直隶二人，南直隶三人，宣大一人，辽东一人，甘肃一人，十三省各一人。”另据《清史稿》记载，清初沿明制，设都察院，下有十五道监察御史。顺治初，又有巡按御史，每省各一人。

        明清两代的监察御史均为正七品官，品级虽然不高，但奉命巡按地方时职权和责任却非常重大。据《明史》记载：“而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籓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诸祭祀坛场，省其墙宇祭器。存恤孤老，巡视仓库，查算钱粮，勉励学校，表扬善类，翦除豪蠹，以正风俗，振纲纪。凡朝会纠仪，祭祀监礼。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有大政，集阙廷预议焉。盖六部至重，然有专司，而都察院总宪纲，惟所见闻得纠察。诸御史纠劾，务明著实迹，开写年月，毋虚文泛诋，讦拾细琐。出按复命，都御史覆劾其称职不称职以闻。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 　

        明代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可见其位高；“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可见其权重；“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可见其职宽；“御史犯罪，加三等”，可见其责严。清代巡按御史沿袭明制，然只存在于清初顺治年间。

        刘之待就属于都察院下属的十三道监察御史之一。

        五.入盟东林

        万历做了47年的皇帝,其中有20年不上朝,也就是说,在他主政时期,有近一半的时间他不理国事,只是吃喝玩乐,荒淫奢侈。他不理国事,但国事总得有人处理,于是一些大臣们就自作主张,但意见往往不统一,久而久之,大臣们分成几个派系。当时任礼部郎的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朝廷里有不少官员很信服他的学说,全国的读书人中有很多都到东林书院来听讲过,于是这“东林”的名字不胫而走,声名逐渐流传开来,“东林党”的名称也就渐渐形成。

       谈明朝的党争，东林党人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特别是阉党魏忠贤与东林党争更是影响巨大。东林党人的基本组成部分大都是读书人，这些人喜欢淸谈，言官很多，喜欢对朝政进行非议。

       进入都察院后，刘之待与杨涟都是湖北老乡，杨涟湖广应山人(今湖北广水人），且二人年龄相仿（杨涟1571年生），杨涟小刘之待两岁。而叶向高，杨涟都是东林党人，经叶向高引荐，刘之待经常拜访杨涟。杨涟是明代晚期著名大臣、谏官、东林党人、政治家，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进士。初任常熟知县，举全国廉吏第一，入朝任给事中。明神宗病危，力主太子进宫服侍皇帝。明光宗即位，极力反对郑贵妃求封皇太后。光宗病重，杨涟上书光宗，力陈光宗过失，召见大臣，他不属大臣，亦在召见之列，临危顾命；光宗逝世，李选侍居乾清宫挟太子欲把持朝政，他说服朝臣，挺身而出，闯进乾清宫，拥太子即位，并逼李选侍移出乾清宫，安定了朝局，升兵科都给事中。天启三年（公元1623 年）拜杨涟为左佥都御使，次年任左副都御史。

        杨涟当时在朝中位高权重，影响力很大，身边附庸的人很多。刘之待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员是肯定的，入盟东林也是可信的，只不过刘之待官小品低，历史没有留下记录而已。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仁，面对魏忠贤的胡乱专权很是不满，时常列举魏忠贤的不法行为进行无情鞭挞。于是逐渐形成一种共识，由杨涟出面大家联名弹劾魏忠贤。

        天启四年（1624）六月一日，杨涟将写好的奏疏藏在怀里，准备趁早朝时面奏皇帝，当场揭露魏忠贤。不巧当日免朝，杨涟“恐再宿机泄”，只好交会极门转呈皇帝。杨涟在奏疏中列举了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揭露他迫害先帝旧臣、干预朝政，逼死后宫贤妃，操纵东厂滥施淫威等罪行，最后指出魏忠贤专权的恶果是 “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请求熹宗“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

        杨涟此疏，字字句句，如雷霆万钧，击中魏忠贤的要害。魏忠贤闻疏后惊恐万状，慌忙跑到熹宗面前哭诉其冤。又叫客氏在旁游说，为自己开脱。两人一唱一和，弄得熹宗真假难辨，好坏不分。反而温言抚慰魏忠贤，“严旨切责”杨涟。

        自此以后，魏忠贤对杨涟恨之入骨。天启四年（1624）十月，魏忠贤矫旨责杨涟“大不敬”、“无人臣礼”。将杨涟革职为民。 

         挤走了杨涟，魏忠贤仍不肯善罢干休，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指使“阉党”大理丞徐大化劾杨涟、左光斗“党同伐异，招权纳贿 ”，借兴“汪文言之狱”谋害杨涟等人。锦衣卫北镇抚司指挥许显纯在魏忠贤的授意下对汪文言严刑逼供，要他诬陷杨涟受贿。汪文言宁死不屈，仰天大呼道：“世岂有贪赃杨大洪哉。”许显纯无计可施，只好自己捏造供状，诬陷杨涟、左光斗曾受辽东经略熊廷弼贿赂。魏忠贤立即遣锦衣卫缇骑前去逮捕杨涟等人来京审讯。

        六月，杨涟被逮押送北京，沿途群众闻讯，皆为杨涟鸣不平。他们自动夹道哭送，所过村市，“悉焚香建醮，祈佑涟生还”。

        六月二十八日，杨涟被下镇抚司诏狱审讯。许显纯将锦衣卫的诸多酷刑一一用于杨涟，折磨得他遍体鳞伤，气息奄奄。后来提审时杨涟被折磨得无法坐、立，许显纯便让打手给杨涟带上桎梏，拖他到堂上躺在地下受审。杨涟仍不屈服，在狱中写下《绝笔》，继续陈述“移宫案”的真相，痛斥魏忠贤紊乱朝纲。魏忠贤得知后气得七窍生烟，令许显纯立即杀掉杨涟。   七月庚申夜里，许显纯令缇骑在狱中处死杨涟。临刑前，杨涟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一封。称“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写完便仰天大笑，奔赴刑场。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惨不忍睹。

         忠心报国，力战“阉逆”，贯穿了杨涟一生的主要政治活动。史家评价他“为人磊落负奇节”，是极为中肯的。

        崇祯初，杨涟冤案平反，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号“忠烈”。

        杨涟这段苦斗魏忠贤的血腥历史明史有详细的记载，刘之待是否同谋，没有找到证据，就是做了也是很隐蔽的。否则以魏忠贤当时的气焰和权势，收拾刘之待这样的小人物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族谱记载刘之待与杨涟是好友，是东林党人，杨涟弹劾魏忠贤的二十四种罪有刘之待的份。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充其量只能认为刘之待官阶不够没有资格署名，或者刘之待只是一个隐蔽的参与者知情者，但可以肯定的是刘之待不是主要谋划者。

        六.祸起萧墙

        刘之待什么时间任的浙江巡按御史，历史没有记载。刘之待在做浙江巡按御史时做了什么事，历史也没有记载。在历史的长河里，这些也许就是鸡毛蒜皮，那个年代的大事太多了，多到不可胜数。在诸多大事中，刘之待还是有幸留下了一笔。

        明正史记载刘之待的竟然是明史三百一十五，列传一百九十三宦官二魏忠贤传。

        下面是正史魏忠贤传的记载，我把他摘录翻译一下。

        到了天启七年(1627年),魏忠贤又以皇帝的名义下诏,任命崔文升为漕运总督,李明道为河道总督,胡良辅为天津总兵。崔文升就是过去给光宗服药致使光宗病情加重的那个太监。全国各地,官场中人争先恐后地抢着拍魏忠贤马屁。上至总督、巡抚,如阎鸣泰、刘诏、李精白、姚宗文等,下至一般地方官吏,都给魏忠贤大建生祠,这些生祠都造得极为讲究,霸占了老百姓的耕地房屋,乱砍乱伐墓地的树木,但是谁也不敢申诉。发展到后来,连普通的武士、商贾、豪门奴仆、地痞流氓也各自给魏忠贤建造生祠,也没有人敢予阻拦。更有监生名为陆万龄者,他为了讨好魏忠贤,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条建议,他向朝廷提出:在祭祀孔子时让魏忠贤一同配享,在祭祀孔子的父亲时让魏忠贤的父亲一同配享。　　
　　 大建生祠的开始,是潘汝祯首先上疏请求的,浙江巡按御史刘之待耽搁了一天,立即被革职贬为庶民。薊州道胡士容忘了写请求建生祠的文章,被抓捕入狱,不久被处死。遵化道耿如杞进入生祠时没有跪拜,被诬为“不敬”,也被捕入狱,不久被处死,遭遇了与胡士容同样的命运。在这样的淫威之下,全国无形之中形成了这样的风气:凡是上呈的奏章,事无巨细,都一定要对魏忠贤歌功颂德。连一些皇亲国戚,功臣后裔,都对魏忠贤阿谀奉承,如楚王华煃、中书朱镇鍪、丰城候李永祚等。其它大臣如尚书邵辅忠、曹思诚、李养德,总督孙国忠和郭允厚、杨维和、张我续、张翌明、汪若极、李时馨、杨维新、陈维新、陈尔翼、郭希禹、徐溶、郭如闇等人,则更是肉麻吹捧,谄媚之词连篇累牍,凡是能想得出的对魏忠贤的颂扬赞美之词都用上了,真是不知天下还有廉耻二字。
        从以上文字结合其它资料看，天启年间，熹宗昏庸，魏忠贤独揽朝政，浙江巡抚潘汝祯为讨好魏忠贤，请建生祠，熹宗准奏，并亲赐名为“善德祠”。“自是上至督抚大吏、下至武夫商贾、争相颂德立祠”，致使“诸方效尤，几遍天下”，一时“奏章无巨细，争相颂忠贤”《明史》。御史刘之待迟转建祠疏文被削籍，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被论死。连浙江巡抚榜眼出生的潘汝祯，都纷纷投靠魏党中人。为魏忠贤建生祠，摇旗呐喊，可见魏忠贤气焰到了何种地步。

        在万人争相向魏忠贤效忠的时候，刘之待迟转建祠疏文，是有意还是无心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说明刘之待对这个事情是不积极的，内心是反对的。也正是由于这件不大不小的事，使刘之待在明史上留下了一个永不磨灭的名字。为后人留下了刘之待联合杨涟苦斗魏忠贤的传闻轶事。

        还好刘之待为这件事承担的责任只是削职，没有处死。本来这么一件鸡毛蒜皮可大可小的事，这要在现在批评几句也就过去了，连处分都谈不上。可刘之待碰到的是魏忠贤这样的强人，只能用祸起萧墙来形容此事。但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刘之待还是划算的，毕竟魏忠贤在历史上太臭了，后人都以能与其划清界限为荣。刘之待的后代之所以能孜孜不倦的谈论这件事，是很为自己有这样的祖先自豪的。这段历史也告诫人们，人在做天在看，还是给自己的后代留点颜面吧！

        七归隐林泉

         刘之待的官场生涯是暂短的，从1616年中进士到1627年上半年罢官只有短短的10年时间。

        官场有风险，出入要谨慎。刘之待命保住了，活着回到了坡山。其实有时候，活着就是一种简单的快乐。

        天启七年（1627年）秋八月,熹宗病死,信王即帝位。信王(1611一1644年)名朱由检,光宗第五子,熹宗的弟弟,天启二年封信王。天启七年八月受遗命即帝位,年号崇祯。1628年11月，崇祯将魏忠贤安置到凤阳,不久又下令将魏忠贤逮捕入狱。在去凤阳的途中阜城暂竭,魏忠贤已得到自己将被捕入狱的风声,便和李朝钦一起上吊自杀。

       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朝廷欲定附逆案，初，内阁首辅韩广仅以四五十人列案。思宗不许，命将拥载、建祠、称颂魏忠贤者均列逆案，致使党争扩大化。涉逆案官员分八类，涉及高官计260余人。刘之待因为迟转建祠疏文被免职，崇祯念其不附魏党，决定恢复原职。

       圣旨到日，阖庄欢腾，独刘之待闷闷不乐。刘之待为什么不乐?不就?我们无法知晓，县志和族谱就是一句话，“上招刘复原职不就”。

       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其实这句话用来形容官场最合适。刘之待深知，官场太窄，走的人太多，要想跑上去，不择手段，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人太多了，人性最险恶的东西在这条路上司空见惯，这不是一条君子之路。

        刘之待就此无意仕途，当地人有很多说法，我们只能从刘之待回家后的所作所为来看待这个问题。刘之待致仕之时已经58岁，按现在的标准也快到退休年龄了，这样的年龄恢复原职，升迁的希望不是很大。明朝末年朝廷腐败，党争激烈，崇祯皇帝猜疑心强，反复无常。外有满洲虎视眈眈，内有李自成起义造反，时局动荡，兵祸连接，这样的官做的没有安全感，还不如在家乡有个照应。

       刘之待在其回乡后的14年中，大行善事。首先为首新建刘氏宗祠，并带头捐款。祠堂建成后又扩建坡山庙，最后几年与佛为伴，成了佛教的清教徒。

        刘之待一生处世淡泊，性尚俭朴，不爱财宝，不蓄玩物，不近声色，终生无姬媵，只有一个妇人周氏；年迈之后常居坡山庙中，食不兼味，好着麻布素衣，子孙事浮华必呵叱之。母死回乡丁忧及罢官以后，不爱在家闲居，好同父老谈农论桑，遇人好谈经术忠义之事，慕诸葛武侯之为人，不满于宋儒以道学误社稷，为文清健，为人慷慨，先世所遗田居多予乡亲，常以布粟接济乡邻，甚得乡里口碑。

       刘之待严以律己，更严格律人。他要求家人“居官者以清白自励，以点染为耻；在学者以读书自励，以奔竞为耻；为布衣者以农桑自励，以入衙为耻。”凡族人要老慈幼、少敬长、生相贺、死相吊、善相劝、过相规、难相恤。一族相与，宜公、宜和、宜让、宜忍。勿夸以财，勿轧以势，勿争名，勿夺利，勿相谑，勿相字。卑幼尊贵遇贫穷之尊长必执弟子之礼，不得挟贵；卑幼至尊长家中不得当客居位，有不平之事，必先告族长调处，不得擅自诉讼。    

        刘之待任浙江巡按御史时亲笔撰写《刘氏宗脉碑序》，告诫后人：“后人观此碑读其文，知吾曹皆同根生，遇之有不起敬、不起爱、庆吊往来、患难扶持者，岂人情乎；有不安农桑，自食其力，奋志不帷、克绍书香，乃甘与下流为伍者，岂人情乎；有把持武断、六博局骗、百端嚣凌为乡里所切齿而侧目自罗三尺者，岂人情乎。如此相规相戒，比屋皆为循良，则族虽稍稍衰落而人情向往，鬼神呵护……”。刘之待对后人的要求和期望忠恳而情动。

        刘之待一生为人正直忠厚，赤心报国，其家人也无不如此。

       人间万事尽归尘，1641年刘之待死于坡山家中，终年72岁。葬宝楼山，牛皮地（现枫林变电站）有碑，文革时被毁，2005年重建。

       族谱记载刘之待的儿子刘甫当过沔阳知州，为官清正，两袖清风。离任时万人空港，但见刘甫，一个随从，一担书籍，一肩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