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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文化：最大的一笔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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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不但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人员，而且每年还推出丰富多彩的相关活动。不过，我以为，有一笔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必推介，更无须设立推广机构，它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那就是姓名文化。
姓名是人类的特征，但汉族的姓名文化独具一格，内涵丰富。人文信息、民俗资源、历史积淀、社会符号、文明指向、思想意趣、家族身份等，无不蕴藏其中，经数千年积累演变，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文化系统。这一文化系统不但影响了其它民族，也辐射至周边国家。然而很可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姓名文化被人为地忽略，蜕变成一个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符号。
【姓氏之根无可替代】
我们的姓氏尽管依然保存，但姓氏文化代表的乡土情怀和根源归属，却多半被遗忘甚至切断了。
人人都有自己的文化之根，这个根是民族、国家和籍贯所无法替代的。我国的五千多个姓氏大多源于上古，几乎每个姓氏都有各自的起源故事和嬗变历史。
依照《说文解字》的说法：姓，人所生也。由“女”的偏旁可知，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烙印。南宋郑樵的名著《通志》里有“氏族略”，在其“序”中，概括了姓氏的源流，可谓经典。最初，姓与氏是不同的概念。姓可以辨别血缘关系，具有“别婚姻”的作用，婚姻只能在不同姓之间进行；而氏是同姓衍生的分支，同一姓的氏族由于人口繁衍，分出很多支族，这些支系便是“氏”。比如，“嬴”姓分出徐、莒、终黎、秦、赵等14氏，“姬”姓分出了多达400多个氏。氏可以“别贵贱”，因为最初只有贵族才有氏。春秋时，贵族男子甚至不称姓，只称氏，姓与生俱来，而氏则足以表明其身份。
战国时代，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宗法关系日趋崩塌，严格的姓氏也渐渐混乱。到了秦以后，姓氏已无区分，宋樵就说：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汉代之后，姓氏更是融于一体，从皇帝到老百姓，人人都可以有姓氏，而其它许多民族也纷纷采用汉姓。如果真要追根溯源的话，可以说，每一个姓就是一部悠久的人文历史。
姓氏最能体现的就是人的根源。最初的姓来自于本氏族的图腾或居住之地，往后又以封国、以职事、以族号、以官爵、以谥号、以父辈的字等为姓。在汉民族与其它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有的借用汉姓，如北魏时，拓跋氏就改姓元，达奚氏改姓奚，贺赖氏改姓贺。清末民初，满族人改汉姓也成为一时风气，如姓金、姓关、姓钮、姓佟等。有的民族干脆以汉字音译为姓，尤其是那些复姓，大多源于此，如万俟、尉迟、慕容、令狐等。
根的意识曾是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根的文字载体就是绵延不断的谱牒，根的终极意义是宗亲归属感。从前，谱牒的存续和宗亲的关怀，可以让人哪怕在千里之外也互为依托；令个人在茫茫人海中，在生疏的大千世界里，寻求到一份精神的慰藉。不过，这宗亲早已超越了那种血缘之亲，升华为一种天然存在的横向联系。在我们小时候，两位陌生人相见，一问贵姓，听到的回答如果是同姓，可能会说：啊，五百年前说不定握的还是一个饭勺！或者是：兴许我们还没出五服呢！
这些年，我外出旅游和出差，当我们走近村口，望见影壁隐约刻有“陇右名望”四字时，许多人都不明白这其中的含义。所谓“陇右名望”，指的是李姓，因为陇西李氏，在从前的李姓家族中极为显要。陇西就是陇右，古人以西为右，陇山，便是我们熟知的六盘山，陇西即今甘肃省东部地区。秦代陇西郡最早的郡守是李崇，李姓后人尊他为陇西李氏的始祖。由李崇祖孙三代人而形成陇西郡的名门望族，其子其孙多为达官显爵。汉朝时，陇西李氏又出了飞将军李广及其从弟李蔡，至魏晋，西凉王李暠，即西凉太祖，自称李广十六世孙，在李姓人眼里，他算是李氏的第一位皇帝了。到了隋朝，陇西李氏权倾朝野，而至唐朝，李姓更是成为“国姓”。
唐太宗修《氏族志》，将李姓置于诸士族姓氏之首，还将有功之臣纷纷赐姓李，仅在唐初，就有16个姓氏因立下战功被皇帝赐姓李。赐姓既显示对有功者、归顺者、来朝者的恩宠，也同时扩展了李氏队伍。纵观整个唐朝，赐姓李可谓蔚然成风，其中少数民族将领被赐姓李的尤其多，因此，李姓延续下来的很多人，实际并非汉人，或是血缘中存有非汉族的血统。
唐末名将李克用是沙陀人，其父朱邪赤心，就被唐懿宗赐姓名“李国昌”，而其子李存勖又建后唐，之所以叫后唐，正因为姓李。知名作家李辉与我是同事，从他的长相看，很多人就以为他的血统并非纯汉族。
李姓还有另一支也很兴旺，被称为“赵郡李氏”。赵郡治所位于今河北赵县一带，战国时，曾任太傅的李玑在赵郡定居，于是成为“赵郡李氏”之祖，其子就是赵国大将李牧。南北朝时，与博陵崔氏、范阳卢氏等大家族一样，赵郡李氏也是北朝大族，而有唐一代，赵郡李氏出过17位宰相，最著名的就是李德裕。
在我们的一路访问中，还看到有的祠堂或人家挂有匾额，上书“四知堂”，这也让很多人迷惑不解。若是放在从前，人们可能一见就知，此户应姓杨，所谓“四知堂杨”是也。四知堂为杨氏家族堂号，其典故出自东汉名士杨震，他调任东莱太守的时候路过昌邑，县令王密正是他在荆州刺史任内荐举的官员。王晚上特来拜访、叩谢，并附上十斤黄金作为礼物，被杨震当场拒绝。王密以为杨是佯装，便说：幕夜无知者，杨震答：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四知”于是成为千古美谈，也是杨姓的骄傲。
可惜，当祠堂大多年久失修，匾额也被一扫而空，只剩下残片断字遗留在博物馆里之后；当谱牒被弃之如敝屣，三代以上不知为何人时，姓氏文化就不再是文化，不过是个人称谓的某个前缀而已。
【名字岂止是简单的符号】
姓氏文化若与名字相比，还算幸运，毕竟所有的姓氏还延续至今，可名字早已纷纷“沦陷”，高度重复、大面积雷同，可谓一景。
人名是一个人的符号，从名字可看出家庭、地域、文化背景、社会景象等，有的人名还可能显现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所以，在中国历史中，本应有“人名史”的位置。
我国人名的文化历史也很悠久，内涵更为丰厚，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色。商代时干支入名，后来又有“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牲畜，不以器币”作为入名的禁忌。春秋战国时打破禁忌，尤好以“贱丑隐疾”为名；而西汉之后，起名则以尊崇圣洁文雅为风尚。新莽时期起名曾禁用双字，可到了南北朝却盛行两字；自唐宋逐渐形成以辈次命名的习俗，即在名字的第一个字中可显示辈分，到了清乾隆帝时，还钦定孔子后裔辈次用字30个。所有这些，都组成了我们绵延不绝的人名历史。
人名文化还包括字、号，一个人甚至可以有多个字、多个号，还有学名、小名、诨名，互补互衬，相映成趣，既传递出长辈的期许，又表达出个人的志向和性情。
字最早见于周朝。《礼记•曲礼》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字由名滋生、演化而来，是对名的补充和解释，与名互为表里，故称“表字”。最典型的如屈原，屈原并不姓屈，他本姓“芈”，屈是他的“氏”，他的名叫“平”，而“原”是他的字，由于先秦时期男子称氏而不称姓，所以人们称他为屈原。以字称呼，是对别人的尊重。
除了名与字外，有文化有地位的前人还讲究号，号是别称，所以也叫别号。号从唐朝时开始盛行，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唐代文学发达，由于名与字为长辈所定，于是，有点文化底子的人就喜欢通过号来表达自己的性情、志趣。
号有自号、人号之分，“自号”就是自己起的号，有的是以身份自号，有的是以居住地自号，李白号“青莲居士”，杜甫号“少陵野老”。宋代的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所谓“六一”是哪“六一”呢？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一老翁，其旨趣与癖好呼之欲出。所谓“人号”是他人对此人的称呼，有称官职的，比如杜甫人号“杜工部”；有称任所的，如柳宗元人号“柳柳州”；有称谥号的，如岳飞人号“岳武穆”。
以号而闻名于世的有不少，人称苏轼为苏东坡，就是因为他的号是东坡居士；朱耷这个名字知道的人不多，但他的号八大山人，无人不晓；郑板桥原名郑燮，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人称“板桥先生”。室号也是号的一种，前人常常为自己的书房或居室起名，其中，斋、堂、庵、舍、庐、馆、轩、楼等特别普遍，如陆游的室号就是老学庵。
直至晚近，字和号，对有文化的人来说，还是非常普遍。孙中山，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樵；董必武，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但1920年代往后，恐怕只剩下少数有雅趣的人还在沿用字和号了。刚刚谢世的文史大家冯其庸先生，曾受业于无锡国专，享年93岁，名迟，字其庸，号宽堂。
谥号是帝王、后妃、诸侯、大臣去世后，按其生前事迹所定下的称号，大都是总结式的评价语言，算是“盖棺定论”。谥号还分美谥、平谥、恶谥三种，十分讲究，好的就是神、圣、文、武、昭、庄等；在位不长或志向未酬的，都是悼、哀、幽、殇；品行不端的则是戾、炀之类。大臣的谥号，前面说的岳飞是武穆；而清末那几位我们熟悉的人物，曾国藩是文正，李鸿章是文忠，左宗棠和张之洞都是文襄，在清代官谥里，成、正、忠、襄属于特谥，只能由皇帝亲赐，足见这几位的重要性。谥号还分官谥和私谥，前面说的是官谥，私谥就是亲友、门生等私下给死者的谥号，有先生、夫子、征士等。
徽号、庙号、尊号都是给帝王或后妃的。唐代以前，后人称呼皇帝多称谥号，如汉文帝、汉武帝、汉献帝等；自唐代后，皇帝的谥号越来越长，清乾隆皇帝的谥号居然有23个，实在不便于称呼，于是后人多用庙号，如太祖、太宗、高宗等。至于明清，人们最习惯用年号，因为一个帝王往往只有一个年号，如嘉靖、万历、崇祯、康熙、乾隆、光绪等，不像过去，一个皇帝可以用多个年号，唐高宗李治就有14个年号，汉武帝刘彻也有11个，宋仁宗有9个。
汉族人名文化最讲究的就是“避讳”，这点在世上大概独一无二，“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是避讳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念。其中，家讳、内讳是家庭之避讳，国讳、宪讳、圣讳属于社会之避讳。在避讳中，嫌名，即避字音同或字音近之讳，最为普及。避讳的方法可以改字、空字、缺笔、换音。
名称避讳，经历了多次自然淘洗，延续至近代，事实上，该淘汰的早已淘汰，能保存的也基本保存了下来。家讳这一显示民族伦理精髓的避讳曾最为顽强坚挺，遗憾的是，在近几十年中，有人专以祖辈父辈的名字为名，以致传统道德在人名文化中被遗弃。
【名字也是时代的一景】
在我的家乡，四周长辈中姓与名都重复的很少，再怎么样也不会重名。因为他们的名字含义讲究，重复概率不可能高。好不容易遇见个重名的，却又不重姓。即使很多来自乡村又没什么文化的人也不重名，名字还起得有滋有味，一问才知，他们的名字得自于村子里识文断字的先生。
20世纪前，我们的人名史总体来说比较平稳，没有大的波澜起伏，含蓄、亲切、讲究、有文化、尊重家族历史的继承性，可以说是基本特征。有人叫做狗蛋、栓柱、二娃，那多半是乳名，即使是喜旺、水生、根发、满囤、来财、春妮、银翠，也不失一种和顺，偶尔有个建国、建华，还表达了一种憧憬和向往。但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人名好像人生，往往随波逐流，自然也少不了奇闻丛生。
曾经有过一段时期，社会上盛行二元思维，非此即彼，什么都追求简捷干脆，一刀切，名字当然也不例外，单字便成了名字中的大流。
与时代齐名是当时起名的风尚。时代精神就是简单明确，一目了然，不拖泥带水，更不能复杂多彩，这时的名字多以单字打发，单字又多以通俗明白为首选。
假如上世纪50年代初出生的，援朝、抗美是首选，接着是宪法与和平，如果1958年出生，便有卫星、跃进，或将“大炼钢铁”的“钢”字嵌入其中。再往后就是卫兵、卫东等“批量生产”。有些运动名称因为过于直白，所以几乎无人敢用——“镇反”“四清”“揪刘”“批林”这样的名字并没有出现，但爱华、爱民、爱国、爱军得以迅猛推广。上世纪70年代末讲“抓纲治国”，“抓纲”倒是没人叫，不过叫“治国”的却是一窝蜂。
叫建国的，初始还多为1949年生人，以后似乎无论什么年月出生的，都有了加入这个行列的可能，最终，建军、建华、国庆、庆国等层出不穷。那个时代，在双字里加个“小”也有普及之势，如小纲、小刚、小军、小伟、小华、小红、小东、小庆、小明等，文雅一点的，便是将“小”改为“晓”。反其道而行之的，就加个“大”字，实在想不出来了，取一个最简单的字再叠加，如东东、方方、亭亭、圆圆。这样的名字在古代属于勾栏瓦舍，如今放在孩提时代也无不妥，但一把年纪后仍如此叫法，未免有所不宜。
大概复杂、琐碎、庸俗、典雅、文绉绉，在那时有落后的嫌疑，于是，稍微中立些的，叫青、丹、维、云、敏、原、聪、方、宁、平、江、琴、勤、华、星、丹、慧；昂扬些的，称辉、燕、梅、阳、纲、明、英、健、芳；既鲜明又具体的，干脆就是军、红、兵、勇、斌、庆、强、洪、东、亮，即便是双字，也是国庆、卫华、建国、建军，应一时之选，风行大地。
名字追随人的一生，照理说最该斟酌，然而，很多人打小起最草率的就属起名字了，随大溜便万事大吉；不论姓氏与名字通畅不通畅，表示高姿态便一了百了。姓氏是先天的，而名字一旦紧跟时代，和姓放在一起，一看一念一琢磨，疑问也就来了。有个单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特别多，大家一聚集，才知道有许多“建国”，牛建国、马建国、杨建国、侯建国、朱建国、苟建国、余建国，这样的扎堆，每当有来宾光临，一一介绍之后，当然不免尴尬。我有位熟人，姓白，父母却生生给起个爱国，结果几十年落为人家背后的笑柄。还有一家，分别叫爱国、爱民、爱党，“文革”时被逮个正着，说是骨子里爱的是国民党。
名字，虽说是个符号，但符号代表的是人，而人是有思想的。上世纪80年代初，将过去特殊年代起的那些名字又改回去，成了一股浪潮。1975年国庆招待会的出席名单里有一人叫郭批孔，最引人注目，其实他从前叫郭崇孔，因为赶“批林批孔”的时髦，改为郭批孔，80年代时不得不恢复旧名。
【姓名文化应该传承】
人名文化的衰落，在于蜂拥趋附。名字的高度重复，原因就是为时代而趋同、向时代看齐，趋的是一时的政治风云，附的是暂且的社会大潮。
人名文化传承载体的丧失，也为名字带来雷同。过去很多目不识丁的人，许多没有读书经历的农民，却可以起一个非常有文化内涵的名字，这是因为他们的邻里和同族中总有一两位识文断字的人，可能是过去的秀才，也或许是私塾先生。他们的历史文化涵养和代代相传的人名文化知识，让他们负起了传承之责。然而，这样的人早已作古，时代没给他们提供后继有人的机会，因而终于断层。
人名文化的延续，还在于过去的许多名字都有祖辈定下的辈次之字，表达了大家族的伦理次序，最后形成习惯，一代一代接续。可是有过一段时期，家族历史是人们忌讳的事情，谁都害怕“查三代”，辈次之字当然也在遗弃之列，最后，连有些孔子的后裔都抛弃了自己应有的辈次。
有人大概会说，人口少的时代自然重名、重姓的也少。但这只是相对而言，之所以难得重名，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名称的文化含量，仅看那些文化名流的名字便可知，元济、斯年、寅恪、寅初、廷黻、用彤，这样的称呼怎么可能高度复制？而且，那时还有表字或别号可以区别，梁实秋、马相伯、俞平伯等人都是以字而闻名于世的。
说那个时代仅仅是文化人的名字有文化，其实也未必。民国初年张作霖、张宗昌、张敬尧、张勋很出名，这“四张”都是贫苦出身，上一代也没读过书，但除了“勋”字有可能重复外，其它名字都有点文化。我手头有一份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部分名单，其中，每十多人中仅一个单名，随便抽出的名字就是星宝、启祚、昭亮、克常、文显、烜泰、承朴、铭藻、自全等，而这样的名字在我这代人中已经很少见了。
改革开放后，随着多元文化的出现和发展，按理说，名字应当出现繁荣的局面，可惜，传统文化的衰落已使我们的名字缺少了文化传承人。
在乡村，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人，依然起了许多六七十年代的名字。在城市，80后、85后或再往后的人，有的名字与乡村一样，选字仍然延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只有过于政治化的那部分退隐。有的虽产生了文化追求意识，父母查字典、找起名公司、拜“大师”，结果却是五花八门。这时候起名字，如果不是一如既往，也多是莫名其妙，或是将奇异字一拼，或是将带金、带土、带水的那么一凑，或是把含有福禄寿意思的字组装起来，还是少了一份厚重的文化意韵。
名字伴随人的一生，很可能影响一生的审美情趣、文化观念、自我感觉与自我认知。特别是汉字，声、形、义并茂，有可能影响终生的志趣和品貌。当一个人对待起名随随便便时，也就不会对名字有多少文化认识；当大多数人对名字无所谓时，姓名也就不再是文化的载体。
今天，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名字作为文化的意义，开始认真为下一代起个有分量、有内涵、不重复的名字。姓名文化体现了辈分、渊源、传承、期盼、情感、思维，而且讲出处、有典故、通伦理，姓名的避讳之礼尤其博大深厚，礼义廉耻尽在其中。今天，当我们讲求传承历史文化的时候，首先应该传承最能代表民族意识、最值得赓续的姓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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