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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新姓氏前言及王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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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2 09:06: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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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7-3-9 18:39 编辑

    前言

       阳新县地处长江南岸,历史上称“吴头楚尾”。公元前201(即汉高祖六年)刘邦撤销秦朝的南郡,在我们这里设立“下雉”县,归属于江夏郡管辖。从此,这里就开始了建县的历史,从那时算起到今天,这里的建县历史有2217年。
    到了东汉末年王莽篡权时将下雉改为闰光,但到了公元208年(东汉建安十三年)又恢复下雉县。214年由江夏郡改属西陵郡。三国时期,孙权将下雉划为吴的辖地,221年将下雉一分为二,增设一个县叫阳新县,同归武昌郡管辖,这是阳新县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之中。以后时而军,时而州,时而府,时而县;时而下雉,时而润光,时而高陵,时而富川,时而永兴,时而兴国,一直到1914年才恢复原名——阳新县。
    既然阳新有那么悠久的历史,有时他的建制还那么高(元代曾经设路、府),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阳新的过去曾经辉煌过,而辉煌的最主要基础就是人口。
    众所周知,中国的人口是以姓氏为单元的。有人就有住房、村落、姓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血缘血清关系。2000多年前就有县,是湖北少数的古县之一,有县肯定有人口,并且人口应该还不少。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州志、县志对人口,特别是对这片土地的姓氏(唐代以前)几乎没有记载。阳新兴国城区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先有易施佘,后有兴国州”,这也只能说明兴国州之前的唐代阳新城区就有原住民了,那么古下雉的人到哪里去了呢?这是否说明阳新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地区,我们是典型的客家人?
    最新版的《阳新县志》记载,截止2004年,阳新百万人口共有420个姓氏。其中仅一人的姓67个,两人的姓35个,一万人以上的32个,最大的姓按人口多少分别是“陈、柯、刘、李、王”,陈姓7万余人,王姓5万余人。据我查找的资料,最早记载迁入阳新驻住的是唐玄宗时期从陕西西安迁入阳新洋港的罗姓。当然佛教来阳新更早,《兴国州志》记载,最早的宗教建筑,是东晋时的筠山兴旷寺。
    阳新这个地方现在虽然看起来蛮现代化的,但在远古时却还是一处荒芜之地,地处吴头楚尾,是江西人湖广的西大门。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无数次改朝换代的争战也曾经发生在这里。特别是大革命时代,有几近30万革命烈士为共和国的自由而常眠地下,由此可以想象,阳新这个地方在战争频发的年代是一个不详之地。且阳新是血吸虫的重疫区,在医疗条件缺乏,对血吸虫病理认识不清的年代,这里就是一个恐怖之地,死亡之地。那些从外地迁入阳新驻住的客家人,通过几代的繁衍,人口不增不减或略有增加,而湖区驻住的人口不增还减,为了家族的兴衰,他们自然就会另择驻地,这或许可能就是阳新没有古原住民历史记载的缘故吧?
    我们解读姓氏,就是追根求源,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祖先有什么辉煌的事迹和传说?这也是大家平时闲谈吹牛的话题。
    为了把这个话题说清楚,首先要了解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会有姓呢?我们每个人的姓为什么都不一样?
  我们可以先看看“姓”这个字:左边一个“女”,右边一个“生”。从字面上解释——大概就是女人生孩子吧。
  女人生孩子和我们的“姓”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先从远古时代女人的地位说起。在很久远的时候,女人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家族的最高统治者就是女人,历史课中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叫做母系氏族社会。为什么那个时候女人的地位很高呢?因为当时对于生存能力很低的人类来说,能够繁衍后代的人是最重要的人。而只有女人才有这个能力,于是当时的人们就认为女人是很神圣的,对人类的不断传承非常重要。于是,女人在家族中的地位自然就高了起来。当时的小孩子,都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但往往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远古时代有很多相似的传说也反映出这个特点,比如:《史记》说某某女子,某一天在郊外看到一个巨大的脚印,在上边踩了一下,回来后就生下了孩子;还有的是说,某个女子捡到一个什么东西吃掉,就有了孩子。这些历史当然只能当神话传说看,但是反映出来的历史事实是可信的: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太在乎爸爸是谁。
  一个女人能生孩子,她的孩子当中的女孩子还能再生孩子,不断繁衍,人口多了,就形成了一个大家族。为了和其他的大家族区别开来,就得用一个特定的符号,来表示这个大家族与别家族的不一样,这个符号就是最初的族群。后来有了文字以后,每一个属于这个大家族的人,就用一个字代表这个家族,于是这个共同的家族就有了一个同样的字来表示,这就是姓的最初起源。所以说,不光姓氏的“姓”是女字旁,连最古老的一些姓,都是带有“女”字旁的,比如“妊”、“姜”、“妫”等等。
  每一个族群或大家族都有自己的姓,以此来和其他家族进行区别。人类的自然竞争和逐步淘汰,让很久远之前的古人就清楚的知道:同一个家族的人是不能够结婚的。同一个家族的人结婚,生下的后代就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或残疾。于是,为了让一个人数很多的家族的成员之间相互知道谁属于这个家族,就用一个统一的姓来给这个家族做个标记。
  我们现在往往说到一个词“姓氏”。明白“姓”是什么了,那么“氏”又是什么呢?这个还要回到前边的话题。当同一个姓的大族群经过许多代的繁衍,人数越来越多了,都住在一起,甭说地方没有那么大,连食物和饮水都会很成问题。怎么办呢?只好到了一定规模就分家,迁徙到其他的地方去居住。这些一个大族的分支,就叫“氏”,在不改变原有“姓”的基础上,他们可能还会给自己的部落用一个新的字号来命名,于是就有了“堂号”,这个新的字号,往往与他们的特长或居住地有关。比如炎帝,他姓姜,称神农氏、烈山氏。神农、烈山,都与烧山从事农耕活动有关系,还有“三槐堂”也与居住地有关。
  这就是姓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从古至今,中国人有多少姓?大概没有人能说出准确的数目,有人认为,少数民族不算,光汉族出现过的姓加在一起,就能上万!而我们熟悉的《百家姓》,是宋代的人从数之不尽的姓氏中挑出来使用最为广泛的一些姓,编成的一本书。这本书在古代是教小孩子识字用的,一共收录了504个姓,其中单字的姓444个,两个字的复姓60个。
  这些姓氏一个个排列在这里,相互之间似乎没什么意义上的联系。但是,如果把它们想象成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就有意思了。仿佛我们面对很多不认识的人,习惯性地问一句:“您贵姓?”对方告诉我们,于是我们就认识了。从本篇开始,我们将对一个个姓氏的起源、发展、郡望、堂号进行大致的解读。
  顺便说一句,“您贵姓”现在是一句对别人表示尊敬的客气话,但在很久远的古代却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姓氏确实是很“贵”的——往往只有贵族才有姓氏,普通平民却没有这样的待遇。所以,“百姓”这个词现在指千万普通人,而在遥远的古代,却未必谁都是“百姓”。
    由于手头资料有限,能查的族谱又很少,文中可能漏洞百出,敬请知情者和爱好者提出批评指正,本人欢迎之至!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2 09:29:3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2 09:55 编辑

一、阳新姓氏之王姓

    2007年公安部的统计的数据说王姓是我国第一大姓,有9288.1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25%。有的说李姓还多,不管是王姓第一还是李姓第一,反正王姓稳居第二,有时第一是毫无疑问的。
      本文有点长,这是我多年收集整理的,从今天起将每天发5000字以上,解读王姓的起源、融合、发展、辉煌、名人等故事。

卷首语:“王”而不王   不王而“王”
   

普天之下尽王臣,燕子堂前忆太真。   
前日齐家作樵子,当年魏府信陵宾。
    山重水复槐三树,潮暖汀宁鹤一春。
    两晋遗风飘似雪,梅香先自倚高门。

         
  一
  王姓是以上古时期中国最高统治者的“王”的爵位为得姓因由的,这是她区别于其他姓氏的一个显著特点。
  与其他姓氏不同的还有,其他姓氏多以上古时期某一个人物作为血缘始祖或得姓始祖,而王姓则拥有一个始祖群。在她高贵的血缘始祖群里,有大禹、子契、后稷、虞舜等等这样响亮的名字,大禹、子契、后稷分别是夏、商、周三代的始祖,而虞舜则是上古“五帝”之一。在她的得姓始祖里,有冒死进谏的比干,也有不太为人所熟知的田安、毕公高、太孙赤、王子城父、桓公揭,当然,更有被王姓后人最为推崇的太子晋。这些得姓始祖们分别居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使得王姓的得姓过程从商朝末年一直持续到西汉初年,前后横跨将近一千年。血缘始祖们与得姓始祖们一起,形成王姓的一个庞大的始祖群。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姓氏所无法比拟的。
  王姓的得姓过程复杂而漫长,尽管有如上所述的明确的得姓始祖,但鉴于这个姓氏以夏、商、周三代的王室作为得姓渊薮,目前存在着究竟是得姓于君王们在位之时还是王子们失意之后的争论。也就是说,那些君王们究竟是在他们当“王”的时候就已经以“王”为氏了呢,还是在他们的子孙们失去王位之后才纷纷改以“王”姓?如果是前者,那么王姓的得姓历史将会大大提前,一直提前到夏朝建立之初。当然,目前这种说法还很难界定,譬如像“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天子称号,尽管具有无尚的威仪,但如何判定它就具有以“王”为氏的功能呢?
  在上古乃至远古,除了三代君王,还存在着几个在名字前冠以“王”字的人,他们分别是曾经与黄帝论道的隐士王倪,商王朝的先祖、被誉为“中国商业鼻祖”的王亥,以及周文王的祖父王业、父亲王季。这三批人何以在名字前冠以“王”字,各有所因,如果以他们作为王姓的得姓始祖,那么,王姓的得姓历史可以进一步提前,甚至提前到黄帝时代!当然,这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第一,王倪是传说中的人物,王亥、王业、王季等称呼皆为他们的后代所追封;第二,一个姓氏在确立之后就应该具有传承性的特点,而这里的“王”不具有这样的特点。鉴此,谱牒学界一个较为公认的说法是,“王倪”等人只是在形式上具备了以“王”为氏的特点,可以把他们看成是象征性的王姓始祖。
          
  二
  王姓人自立姓之后,整体上呈现出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王而不王,不王而王”。
  虽然这个族群有着最正统的王室血脉,然而,在秦朝统一全国、确立皇权制度后的长达两千多年的社会里,几乎没有王姓人像模像样地登上过皇位。当有王姓人试图挑战这个命题时,其结果都是以惨烈的悲剧收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王莽篡汉”了。王莽这个无比勤政的王姓人在代汉之后,企图以他的复古式的改革,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孰料适得其反,他是在置民于水火,终于招致全民声讨;还有一个例子是,唐末义军领袖王审知率部进入福建,开创“开闽王氏”;他的后代在福建建立割据政权闽国,并一度称王称帝;接下来是上演父子、叔侄相残的连环惨剧,以致使得这个家族差点沉沦。“王而不王”,当王姓人试图在世俗生活中称王称帝的时候,总有一个并不美妙的结局在等待着他们。
  而当他们不再觊觎皇位,转而潜心于经邦济世,潜心于宇宙人伦,潜心于艺术止境时,却能够获得至高的成就、至尊的荣耀。王翦助秦统一六国,居功至伟,却深谙伴君之道,得以善终;王羲之醉心书法,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书圣”;王安石倾力变法,虽功败垂成,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王夫之皓首穷经,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王国维一代国学宗师,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就是我们阳新南宋的王质也是仕途不顺转而研究经学、文学,最终成为大家,在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不王而王”,这些王姓人从没有想过在他们的活动领域里称王称霸,但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这些领域里的王者。
  王者之气还不仅仅局限于个人,它更呈现在一个家族的整体色彩上。王姓不能成为帝王家,但他们却总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成为当时中国最显赫的贵族。在欧洲中世纪的法国,姓氏中拥有一个“德”字,是贵族身份的象征;一些平民出身的人为了赢得这个“德”字,不惜用尽手段,乃至粉身碎骨;同样的,在中国历史上,“王”姓也有这样的效果,不少人在统治者面前冒称姓“王”,从而获得高位和显贵。以宰相王导为代表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琅琊王氏一度几乎控制了司马氏政权中所有重要的职位,而在南朝频繁的政权交替中,他们又扮演为新朝统治者传递玺绂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有条件摘取皇位的,然而,他们始终没有这样做。琅琊王氏所达到的巅峰状态,恐怕至今、以后也永远不会有任何一个家族可以超越了。此外,太原王氏所创造的两百年位居“五大望族”的地位、三槐王氏在宋朝创造了一个让家族累世不衰的家风,都显示了王姓族群天赋般的旺盛的生命力。
  当然,世界上没有永远的皇家,也没有永远的显贵,科举制度完善后,田舍郎也可以位登天子堂。在这种情况下,王姓人就选择默默发展,慢慢地走向繁荣、走向壮大,以致到今天,他们当中的一些家族,可以不出震古烁今的名人,可以不被世人所关注,只做平头百姓,但当猛然回头,却发现他们已成为遍布海内外的最大族群。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槐王氏和开闽王氏,前者是今天王姓中人口最多的群体,后者则在逆境中顽强崛起,子孙遍布世界各地。这是不是“不王而王”的更高境界呢?
  在今天,王姓成为所有姓氏中人口最多的姓氏,正是“不王而王”精神实质的最好印证。王姓人不事张扬而事业精进,朴实无华而芬芳四溢。王选发明激光汉字照排系统,号称“当代毕曻”;王小波生前默默无闻,死后以其小说成为一代中国人的“精神骑士”;王石举重若轻,是中国地产界教父级的人物;王志以“质疑”的风格在电视界独树一帜,领一代新闻采访的风气之先;阳新乃至黄石最大的将军王平,现代阳新本土第一个长篇小说作家王能民。不称王的“王”,就是人们常说的“无冕之王”。
          
  三
  王姓为什么会发展成为今天中国最大的一个姓氏呢?
  历史上,刘姓借助刘汉天下、李姓借助李唐王朝,相继发展成为中国的一个大姓,这是在人们的意料之中的。而对于王姓,虽然她有着显赫的前世,但按传统的说法,她在得姓之时其实是相当失意的,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能让这个姓氏在众多姓氏中脱颖而出?
  综合起来看,有以下三大原因:
  第一,在所有的姓氏中,王姓无论是“源”、还是“流”都是最多的一个姓氏,这为她在后世的超强繁衍提供了可能性。王姓的源头之多,为各姓之最,已如前所述。至于她的“流”,主要是指历史上四夷民族的改姓、冒姓。四夷民族改入王姓,在历史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是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期,特别是在北魏孝文帝实行全面的汉化改革之后,北方几支主要的少数民族都有改以王姓的记录。第二个时期是唐朝,在大唐一统的聚合力和感召力之下,周边一些少数民族中出现改以王姓的现象。第三个时期是宋元以后直至清末,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曾经在中华版图上建立过政权的民族,在政权趋于衰落或消亡之后,其中的王公贵族陆续有改入王姓的情况。四夷民族改以王姓,普遍带有仰慕高门大姓的意味,为王姓大河的形成汇入了力量。
  第二,在立姓后的几千年里,王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居于贵族姓氏的地位,甚至是居于贵族姓氏中第一的位置,这一位置很大程度上不随改朝换代而发生改变,从而保证它的繁衍、传承总是居于最优的状态。王姓能居于贵族姓氏的地位,除了一定的历史偶然性外,更与王氏家族一代又一代的传人披荆斩棘、精心修为分不开。汉末的王允计杀董卓,壮烈殉难,从而把太原王氏推为天下名门;稍后的王祥为母亲“卧冰求鱼”而位列“二十四孝”,把琅琊王氏推向历史的前台;两晋之间的王导更是一手策划了东晋江左王朝的诞生,从而把琅琊王氏推到顶峰。
  第三,在门阀制度衰落后,王姓人并没有跟着衰落,他们很快调整心态,适应科举时代的新要求,通过制定极具远见的家风、门风,以促进宗族子弟的积极上进、相互提携,共同走向繁衍发展。五代时期的王祜在自己的庭院里栽下三棵槐树,激励他的后代科举成名,位登“三公”;而他的儿子王旦更是把重视读书、婚姻择贤不择富的条规直接写进遗训,以此开启三槐王氏自宋至今的极度兴旺。
  王姓人获得最优发展机会的事实,还可以从其他侧面反应出来。历史上,这个族群拥有数量最多的宰相、皇后和驸马。这其中,琅琊王氏在两晋南朝时期,无论是拥有一品官员的数量,还是全部官员的数量,往往比其他几个世家大族拥有官员数量的总和还要多。王家人在与帝王联姻时,占有着他姓无可比拟的优势。据统计,历史上总共出了三十六位王姓皇后和王姓驸马。王姓人享有这份荣耀,是以较大的人口基数作为基础的。在各个姓氏中,王姓人还拥有数量最多的郡望,达到二十一个,另有三十八郡望之说。她还拥有数量最多、最完整的族谱,现收藏于中国家谱资料中心的三千多部族谱中,王姓资料居首,占了十二分之一。
          
  四
  考量王姓人,可以探究以下问题:第一,上古时期王室成员们的辉煌历史能给王姓人带来什么;第二,王姓的得姓始祖在失去王位时的失意能给王姓人带来什么;第三,一想起“王”这个字眼所引起的心理暗示能给王姓人带来什么。
  也许我们会想到高贵与荣光,我们还会想到一种深沉、一种激越,一种热血沸腾。历史告诉王姓人,做事要讲究内在修为。以此,他们在大多数时间里总能做到潜于事功,不浮躁,不张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慢慢抵达了“不王而王”的彼岸。
  王姓人的性格,塑造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格,研究王姓人的性格,对于中国具有十分实际的当代意义。事实上,王姓人的生存哲学正为当代全体中国人所运用。中国人越来越懂得说和做的关系,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光说不做是花架子,边说边做是一心二用,做了再说或做了不说才最了不起,这种行事风格跟“不王而王”的境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解读王姓,一定程度上就是解读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之道。
王姓的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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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2 11:14:5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2 11:28 编辑

第一章 王姓的起源
  
  王姓是中华百家姓中的第一大姓(据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是世界三大姓氏之一,也是中国最古老的一个姓氏之一,在《百家姓》中排第8位。除中国外,在朝鲜也有许多王姓的人。在广东,「王」与「黄」在粤语上读音相同,为分别两姓,王姓通常被称为「三划王」。
  “王”字是大斧的象形,大斧的征伐杀戮意味着“王”的至高无上,因此,上古时期夏、商、周三代的最高统治者被称为“王”。“王”作为姓氏即来源于“王”这个至尊之位。
  一般认为,王姓的得姓始祖由一个群体构成,一些王子因为权力或地位的失去,他们的后代为了追慕往日的荣华,纷纷以王为姓,主要包括子姓之王、姬姓之王和妫姓之王。这些得姓始祖们分布在自商末至汉初将近一千年的不同时间点上,其中,王子比干是最早的得姓始祖,太子姬晋则是最大支系的得姓始祖。
  王姓的血缘始祖也由一个群体构成。与得姓始祖不同的是,他们由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君臣四人构成,即虞舜、大禹、子契、后稷。大约在公元前23世纪到前22世纪之间,他们为了治水而组成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形成一幅和谐共治的壮美画卷。虞舜是妫姓之王的血缘始祖,而大禹、子契、后稷则分别是夏、商、周三个王朝的先祖。
  鉴于以上特征,王姓成为所有姓氏中起源最为复杂的姓氏。在历史的进程中,四夷民族中的人们又通过改性、冒姓,汇入到王姓中来,使得王姓发展成为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
  当王室成员们身在其位时,他们并没有以王为氏,而当王位失去时,他们却纷纷开始姓王,这是不是“王而不王,不王而王”的第一层含义呢?


第一节 王姓:一个源头最为复杂的姓氏
  
   王姓人口众多,据说13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姓王,其数量相当于人口大省四川的总和。
  王姓何以会成为这么大的一个姓?它的源头在哪里?要了解这些,不妨先来了解一下“王”这个汉字的形成。
  考据发现,在殷商甲骨文中,曾多次出现过“王”字,而且使用的频率很高。“王”字原是一把斧头的轮廓,那时的大斧是两面双刃的,它的斧口形成了“王”字上下部分的两横,斧柄则形成“王”字中部的一横。
  大斧既是劈山开路的工具,也是征伐杀戮的兵器。“王”由斧演化而来,意味着谁掌握大斧.谁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谁就是“王”。
  “王”还含有另一层深意,它由三横一竖构成,三横代表天、地、人,一竖贯通天、地、人,这就是天、地、人都要归“王”管的不二哲学。上古的最高统治者之所以要称“王”,而不称其他,大概源于此。
  那么,“王”作为一个姓氏,它跟古代的“帝王”有什么联系呢?谱牒学家们认为,“王”之所以在后来成为一个姓氏,正是源于中国早期的最高统治者们的“王”这个至尊之位,那些王室们的后裔,构成后世王姓人的主体。因此,跟其他的姓氏往往以某一个人作为得姓始祖的情况不同,王姓的得姓始祖是一个群体,它由不同时代的很多人共同构成。
  可是,对于“王”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姓氏的,则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是,那些君王们和他们的王子王孙是身在其位时就已经姓王了呢,还是在他们失去王位之后,为了追慕往日的荣华,才纷纷以王为姓?
  正是由于这些纷争,从而使得王姓成为中国各大姓氏中关系最为复杂的一个姓氏。如果说王姓得姓是在王室成员们失去王位之后,那么它们的得姓始祖就只能追溯到商周时期一些失意的王子们的身上;如果说王姓得姓始于上古帝王们身在其位之时,那么夏、商、周三代的王室成员们就成为王氏得姓的渊薮,而三代帝王们的始祖大禹、子契、后稷以及他们在治水时共同拥戴的天子虞舜,就组成王姓的血缘始祖群。据《通志·氏族略》载:在京兆、河间一带的王氏族人,据说是周文王的第十五个儿子毕公高的后代,因此这一支系乃是出自于姬姓;在北海(今山东境内)、陈留(今河南开封附近)一带的王姓则传说是帝舜的后代,这一支系出自于妫姓之王;而在汲都郡(今河南新乡一带)的王姓,则称自己是王子比干之后,出自于子姓;以上三支都与“王”的本身含义有关。王氏的众多分支中数来仍以源自周文王姬姓子孙的那一支名气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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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2 13:57:4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2 14:09 编辑

第二节 虞舜、大禹、子契、后稷:王姓的血缘始祖群
  
  虞舜出自东夷族,大约生活在公元前23世纪到前22世纪年之间,他继承帝尧的天子位,被称为舜帝。在以舜帝为核心的领导班子里,有大禹、子契、后稷等重要成员。大禹、子契、后稷三个人是黄帝的后裔,按辈分推算,他们是同辈兄弟,其中,子契、后稷还是同父异母兄弟。在大禹的率领下,他们共同完成了治水的壮举,并被舜帝分别加封。当然,那时候,这三个人无法知道,他们的后代会相继建立夏、商、周三个王朝;而包括虞舜在内的君臣四人也不会知道,他们会共同组成后世王姓人的血缘始祖群。
  
  1、虞舜:道德文化的鼻祖
  舜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关于他的世系,传统观点认为他是黄帝的八世孙。但很多现代学者认为,舜出自于与黄帝部落同样古老的东夷族。
  相传东夷族起源于河北燕山山脉一带,后因人口繁衍,大部分南迁至山东泰山山脉一带,并沿着东海海岸分布于江浙地区。这是我国古代东方人数众多的一个部落群,夷,是指用大弓的部落,《说文》称:“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也就是说,以长弓善射飞鸟而被称作夷,因其居东方,故称东夷。
  舜的母亲叫握登。据说有一天握登看见一条很大的彩虹,感而怀孕生下舜。舜生得身材矮壮、皮肤黝黑、方头方脑、龙颜大口。他还是个“重瞳子”,一只眼睛有两个瞳孔,所以又名重明、玄景、仲华、重华等等名字。由于他来自于东夷族的有虞氏部落,所以又称作虞舜。
  虞舜的出身相当寒微,是一个普通平民。他的母亲握登死得很早,父亲瞽叟是一个盲人。母亲死后,父亲又娶了一个妻子,生下一个儿子,名叫象。瞽叟和后妻很爱象,不喜欢虞舜。《史记》说:“舜父瞽叟顽,母嚣,弟象傲,皆欲杀舜。”但虞舜并未因此怀恨在心,而是注意回避,依然尊敬父亲和后母,依然爱护同父异母的弟弟。
  虞舜十七岁时,被后母赶出家门出外谋生。他自己开荒种地,第二年就有了收成。很多的人跟着他来到这些荒无人烟的地方,定居下来成了村子;再过一年,就成了一个繁华的地方。村里一旦有什么争执,出来决断的总是虞舜。他公平无私,无人不服,逐渐成为实际的村中领袖。
  虞舜的声名广为传播,甚至传到了帝尧的耳朵里。那时帝尧是部落联盟首领,被称为是一个“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圣君,当政期间,他常征求各部落首领的意见,而且设立谤木,让平民可以发表意见。尧年纪大了,想找一个继承他职位的人。有一次,他召集四方部落首领来商议。到会的一致推荐舜。尧听了挺高兴,决定先对舜考察一下。并把自己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后来还替舜筑了粮仓,分给他很多牛羊。
  舜领着两个妻子回到父母身边,后母和弟弟见了,又是羡慕,又是妒忌,便与瞽叟一起用计,准备暗害舜。
  有一回,瞽叟叫舜修补粮仓的顶。舜用梯子爬上仓顶后,瞽叟就在下面放起火来,想把舜烧死。舜在仓顶上想找梯子,梯子已经不知去向。幸好他随身带着两顶遮太阳用的笠帽。他双手拿着笠帽,像鸟张开翅膀一样飞了下来,一点也没受伤。
  瞽叟和象不甘心,又叫舜去淘井。舜跳下井去后,瞽叟和象就把一块块土石往下扔,把井填没。回到家后,象跟瞽叟说:“这一回哥哥准死了,现在我们可以把哥哥的财产分一分了。”说完,他向舜住的屋子走去。哪知道,一进屋,就看见舜正坐在床边弹琴呢。
  原来舜下井后,在井边掘了一个孔道,钻了出来,象心里暗暗吃惊,很不好意思地说:“哎,我多么想念你呀!”舜也装作若无其事,说:“你来得正好,我的事情多,正需要你帮助我来料理呢。”以后,舜还是像过去一样和和气气对待他的父母和弟弟,瞽叟和象再也不敢暗害舜了。
  舜后来携娥皇、女英居住到妫水之边,他的后代因妫水而得妫姓。妫姓是上古八大姓之一,舜成为妫姓的始祖。妫姓中的一支历经曲折,后来发展成为以王为氏。
  舜是在三十岁的时候被尧发现的,进入政界,五十岁摄政,五十八岁时尧帝逝世,三年后,正式登上天子位。这一年,他六十一岁。
  舜帝在位三十九年,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天子,他试五典,掌民事,试百官,理庶政,尤其很注意提拔任用人才,百官和百姓都很爱戴他。舜帝还是道德文化的鼻祖,《史记》所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舜文化的灵魂就是道德文化。
  舜帝晚年,南巡到苍梧之野,遇疾而崩,葬于九嶷山。舜帝两个妃子娥皇、女英追踪至洞庭湖边,听到舜帝死于苍梧之野,二女便在君山泣血而死,从此,君山的青竹浸染了斑斑血泪。是为“湘妃竹”。而今,在洞庭湖边的君山上,有二妃墓和二妃庙。在湖南宁远县南的九嶷山上,更有舜陵。舜庙、舜峰、舜池以及娥皇峰、女英峰等等。自汉代以来,历代统治者都派人到这里来祭祀。
  
  2、同样血脉的三兄弟
  大禹、子契、后稷何以会成为同辈兄弟呢?这就需要往上追溯他们的祖宗,一直追溯到黄帝身上。
  据《史记》记载,黄帝本姓公孙,是有熊国国君。他的母亲叫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个月后在有熊(今河南新郑)生下他。由于他一直在姬水(今陕西北部)长大,以水得姓,改为姬姓。后来又居住到轩辕之丘(今河南新郑),因此而得名轩辕。姬轩辕属土德,以此君临天下,土是黄色的,所以后世人尊称他为黄帝。
  黄帝一生四处征讨,迁徙无常。他曾擒蚩尤于涿鹿之野,统一了北方;又与炎帝战于阪泉,并与炎帝部落联合,使华夏归于一统。黄帝与炎帝一起,被后世子孙尊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从《史记●五帝本纪》中可以知道,黄帝共有25个儿子,其中得姓的有14个,因为有重复得姓的,所以总共有12姓。这12姓分别是姬、酉、祁、巳、滕、箴、任、荀、僖、姞、儇、依,其中姬姓是黄帝的嫡系,后来发展成为最大的一支。
  黄帝娶西陵氏的女儿螺祖为正妃,螺祖生下玄嚣和昌意两个儿子。在黄帝的25个儿子中,这是两个最有影响的人,因为他们的后代都曾掌有天下,并由此分出两个大系。我们要讲的大禹和子契、后稷,就分别在这两个大系里面。
  先来说玄嚣这一支。玄嚣生蟜极,蟜极生帝喾,帝喾与他的妃子们生了四个儿子,其中就有帝尧、子契和后稷。由此可知,不仅子契和后稷是同父异母兄弟,他们俩还跟帝尧是同父异母兄弟,他们三人都是黄帝的第五世孙。
  再来说昌意这一支。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大禹。由此可见,大禹也是黄帝的第五世孙,他与子契、后稷属于同辈兄弟。当然,这里面含有太多的传说成份,据考证,从黄帝时代到大禹等人生活的时代,相差有一千多年,一千多年不可能只传承四代。但在他们之间,究竟传承了多少代,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3、三个人的三种出生方式
  带有传说性质的,还有大禹、子契、后稷三个人神话般的出生。
  关于大禹的出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的母亲修己是有辛氏的女儿,当初因为吞吃了薏苡这种植物而怀孕,生下了禹。还有一种说法,禹的父亲鲧治水失败,死后尸体三年不烂,他的腹中以此孕育出大禹来,大禹长大后,终于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
  子契和后稷的出生就更富神奇色彩。他们的父亲帝喾,是“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帝喾有四个妻子,次妃叫简狄,是有娀(sōng)氏的女儿。有一次,简狄与同伴等三个人到河里去洗澡,看见一支玄鸟,也就是燕子,在河边下了一只蛋,简狄就拣来吞吃了,因而怀孕,生下了契。
  帝喾的正妃名叫姜原。是有邰(tái)氏部族的女儿,一次,姜原外出到郊野,看见一个巨人脚印,心里欣然爱慕,就去踩它一脚,这一踩,就觉得身子振动,怀上了孕。十个月后生下一个儿子,姜原认为这孩子不吉祥,就把他扔到了一个狭窄的小巷里,但不论是马还是牛,从他身边经过,都绕着躲开而不踩他。又把他扔到树林里;正赶上树林里人多,所以挪了个地方,把他扔在渠沟的冰上。这时,飞鸟飞来,纷纷用翅膀垫在他身下,或盖在他身上。姜原觉得这太神异了,就抱回来把他养大。由于起初想把他扔掉,所以就给他取名叫弃。弃就是后来的后稷。
  弃又叫后稷是如何来的呢?因为弃从小就跟别人不同,他善于种植稷(小米)、菽(豆子)、麦等粮食作物,被帝尧发现,破格提拔为“农师”,也就是主管农事、教人耕种的官。舜帝时根据这一职位的性质,封弃为“后稷”,于是后世的人们多称弃为“后稷”。
  
  4、治水得姓:娰、子、姬
  大禹、子契、后稷的相遇,应该是在他们共同治水之后。帝尧的时候,华夏大地突发洪水,大水浩浩荡荡,包围了高山,漫过了丘陵。尧任用鲧治理洪水,由于鲧使用“堵”的办法,结果九年时间过去,洪水仍然泛滥不息。那时,舜已代行天子的政务,他到四方巡视,看到鲧治水不力,就把他流放到羽山(今江苏东海县与山东临沭县交界处),结果鲧死在那里。舜通过“禅让”,从尧手里接过帝位后,举用鲧的儿子禹,让他来继续治水,并派契、后稷等协助。这样,他们就共同组成了一个治水班子。
  禹采用“疏”的办法治水。他开通了九座大山,治理了九处湖泽,疏浚了九条河流,辟定了九州方界,他历经10余年,足迹遍九州,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平息了水患,获得巨大成功。
  契在协助大禹治水的同时,负责百官的教化。舜帝嘱咐他,百官不相亲爱,五伦不顺,要他谨慎地施行五伦教育,教育的关键在于宽厚。在他的提倡下,百官都变得亲善和睦。
  后稷则利用自身的优势,负责在水患平息后的灾区教授黎民播种百谷,恢复农业生产。他还负责粮食的调拨,以有余补不足。在他的管理下,百谷得以按季节茂盛生长。
  治水的功业完成后,纵横五千里的地域,都得到安抚。大禹创制《九招》乐曲,带动四海之内的民众,共同称颂帝舜的功德。所谓清明的德政,所谓承平之世,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大禹等一般有功人员得到了舜帝的封赐。因为有母亲吞吃薏苡这种植物而降生的说法,大禹就被赐姓“姒”(与“苡”同音)。后来,虞舜还把帝位禅让给他,国号夏后。
  契则因其母亲吞了玄鸟之子(即蛋)而生下他,被赐姓为“子”,并受封到一个叫“商”的地方。
  后稷被赐予了一个最重要的姓,这就是黄帝拥有的嫡系姓——姬。大概因为他是正妃所生的缘故吧,所以获此殊荣。他被封到有邰,也就是后稷母亲姜原的出生地,并在那里生息繁衍。
  公元前21世纪,姒姓大禹的儿子启建立了夏朝,从此,中国开始了历史上真正的王国时代。启共传十四世,十七王,历四百多年,至夏桀时灭亡。
  子契的后代一直在商地,也就是在今天河南商丘一带生活。公元前16世纪,子契的第十四世孙商汤起兵灭夏,建立商朝。商汤传位十七世,三十一王,历时五百余年,在商纣手里灭亡。
  姬姓后稷的后代主要在有邰活动,后来迁到岐下,也就是在今天陕西岐山一带。到公元前11世纪,后稷的第三十四世孙周武王姬发灭掉商朝,建立周朝。周朝传位三十世,三十七王,历时仅八百年,在周赧王手里被秦所亡。
  一些谱牒学家认为,夏、商、周三代的最高统治者身居王位之时,他们就已经以“王”为氏了,三个朝代的王室成员们构成王氏得姓的渊薮。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说法过于勉强。不管怎样,三个朝代的始祖大禹、子契和后稷,与他们的领袖舜帝一起,共同构成了后世王姓人的血缘始祖群。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今天说到王姓的起源,大都说有子姓之王、妫姓之王和姬姓之王,而不见有姒姓之王,也就是说,大禹的后裔并没有改以王姓。大禹的后裔在夏朝灭亡后,经过发展,逐渐演化出了侯、夏、鲍等姓氏,据统计,直到今天,以姒为姓的人也还有一千多人。在这里,因为大禹的后代建立了“夏”这个王朝,成了“王”,所以,把大禹列为王姓的血缘始祖,这是从象征意义上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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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3 08:52:0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3 09:13 编辑

第三节 王倪、王亥、王业、王季:早期的“王姓”人
  
  在讲早期的王姓人之前,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姓氏”。
  
  1、姓氏略解
  在上古时期,“姓”和“氏”有着明显的区别。“姓”起源于母系社会,它表明一种出生的血缘关系,同姓的人就意味着是同一个女性祖先的子孙。所以,那时“姓”的主要功能是用来“别婚姻”。由此,“姓”往往从“女”旁。譬如:姬姓、娰(gui)姓、姜姓、瀛姓等。据考证,前面提到的商朝始祖契的“子”姓,当时是写成“好”的,但念“子”的音。
  后来进入父系社会,特别是进入夏、商、周时代以后,由于始祖之姓过于久远,单表姓已不能说明现有的身份,于是就产生了“氏”。“氏”的出现,其主要功能就是别贵贱,因此,它的产生往往跟职业、爵位、封国或封地等等因素有关。如以受封国号为氏的 ,有齐、秦、吴、宋等;以受封地名为氏的,有刘、屈、崔、常等;以先代官爵名称为氏的,有王、侯、史、上官等。那时,只有具备贵族身份的人才能有“氏”,“氏”常常随着一个人身份的变化而变化。
  但是到了战国以后,旧贵族开始没落,有的沦为平民甚至奴隶,以前表明贵族身份的“氏”就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形势的改变促使秦、汉时代的“姓”、“氏”走向合一;或者一定程度上说,“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氏”取而代之,成为单纯表明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一种符号。从此以后,我们说到“姓氏”或者说到 “姓”,如果死扣本意的话,其实是指一个人的“氏”。
  由此可知,我们今天说到的“王姓”,在上古时代应该指的是“王氏”。我们讲“早期的王姓人”,其实是讲早期以“王“为氏的人。
  
  2、王倪:与黄帝论道的最早隐士
  史料表明,周代以前,曾经在三个时间点上出现过在名字前冠以“王”字的人。这三个时间点上的人物分别是:黄帝时代的王倪、夏朝中叶的王亥和商朝末期的王业、王季父子。一些谱牒学家认为,这三批名字中带“王”字的人,应该被列入王姓的得姓始祖行列。
  王倪是一个更多带有神话色彩的人物,很难说历史上确有其人,但有多部古代著作记录到他的事迹,他被描绘成一个仙风道骨般的人物。据传,王倪是伏羲时代晚期、黄帝时代早期的一个人物,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那个时候,他曾分别跟伏羲和黄帝论道。
  说到王倪,还得提到另外三个人的名字,他们是被衣、啮缺、许由。这四个人的关系是这样的:被衣是王倪的老师,王倪是啮缺的老师,啮缺是许由的老师。而许由则是帝尧的老师。这四个人堪称古代最早的隐士,同时又是智慧的化身。
  王倪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一问三不知的人。啮缺是王倪的徒弟,有一次,徒弟问老师:“你知道万物有共同的标准吗?”王倪回答:“我怎么能知道呢!”啮缺又问:“你知道你所不明白的东西吗?”王倪回答:“我怎么能知道呢!”啮缺因此而推理:“那么万物就是不可知的了!”王倪说:“我怎么能知道呢!”
  在连续三次作出“不知道”的回答之后,王倪抛出两个辩证法式的反问:“虽然这样,我还是试着来回答你的问题。你怎么知道我所说的知道不是不知道呢?你又怎么知道我所说的不知道不是知道呢?”
  他接着罗列了一大堆现象来作类比:“我还是先问一问你: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患上腰痛病或半身不遂,泥鳅会这样吗?人睡在高高的树上就会惊恐不安,猴子会这样吗?泥鳅、猴子、还有人,到底谁的生活习惯才是标准呢?人吃肉,鹿吃草,蜈蚣吃小蛇,猫头鹰吃老鼠,到底谁的口味才是标准呢?人、鱼、鸟和麋鹿四者,究竟谁才懂得天下真正的美色呢?”
  在这一场师徒对话中,王倪首先以不可知论的表象开头,然后迅速调转话头,以犀利的辩证法论证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任何绝对的标准,只有局限在某个范围内的相对标准。由此可见王倪思想的深邃。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智者,可否把他当作历史上的王姓第一人呢?目前的基本看法是:首先,他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其次,“王倪”这个名字中的“王”,很难说是“因爵得氏”的。所以,他顶多只能算是象征性的王姓第一人。
  
  3、王亥:中国畜牧业和商业的创始人
  王倪之后,大概过了一千四百多年,也就是公元前19世纪,中国到了夏朝中叶。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叫王亥的人。史料清楚表明,王亥是商王朝的始祖子契的第六世孙,是商王朝的建立者商汤的第七世祖。在商朝的发展史上,子契是商部落最早的首领,成汤是商王朝的建立者,而王亥则是先商时期商族走向强大的关键人物。史学家把子契至王亥时期的商族社会称为中心聚落形态,把王亥至成汤时期的商族社会称为邦国形态。由此可见王亥在商部落由聚落形态转向邦国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王亥被称为“王”,不但见于传说的文献,也见于甲骨文。甲骨卜辞中称他为“高且(祖)亥”或“王亥”,中间还多次出现“王亥崇我”的记载。此外,王亥还有一个弟弟叫恒,在甲骨文中也被称为“王”。
  那么王亥何以会被称为“王”呢?他是否已经具备“王”的性质了呢?通过众多史料的互证,史学家们认为,首先,这是商族人自己对王亥的称呼,这种称呼应该是在先商的王亥、王恒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它意味着以王为核心的雏形性质的“王族”已经形成,但是它与成汤及成汤以后的商王的性质是不能等同的。其次,在商部落中,王亥是第一个被称为“王”的首领,他的名字中含有强烈的玄鸟图腾的信息。我们知道,商的始祖契被称为“玄鸟之子”,商人一直把玄鸟作为图腾来崇拜;而在甲骨卜辞中,“亥”有时被写成“”,从鸟旁。由此可知,此时“王”的概念,带有浓厚的宗教性。阳新的起始名叫下雉,雉就是鸟,汉高祖把阳新命名为“下雉”,是否也是把阳新作为一种图腾?不得而知。
  综上所述,王亥的“王”位只能说明这是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王权的产生,正因为如此,王亥开启了商部落的邦国时代,而不是王国时代。但不管怎样,从谱牒学的角度来看,王亥的“王”位还是具有了实实在在的“以爵为氏”的性质。
  在商代的王室世系中,王亥享有崇高的地位。据统计,《殷墟卜辞综类》所收祭祀王亥的卜辞,多达96条。当时,商朝人祭祀王亥所用的牲畜多达三十牛、四十牛,甚至五十牛、三百牛,有时还用祭天的礼节来祭祀王亥。
  王亥享受如此尊崇,源于他的两大贡献:第一,他驯服了马牛,使商部落的畜牧业得以兴起,从而让商部落很快富裕起来;第二,他开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即商业贸易,从而让商部落走向强大。
  我们知道,大禹治水之后,子契被封到了商地,也就是今天河南商丘一带。商的子民们一直在这里活动。到王亥生活的夏朝中叶,奴隶制社会得到了较大发展,但还是处于初期阶段,农业生产水平比较低下。作为商部落的首领,王亥和他的部族成员们在长期的实践中驯服了牛和马,从而使畜牧养殖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关于这段历史,《世本·作篇》中这样记载,“相土作乘马”、“核(亥)作服牛”。这是一件标志性的大事,它不仅提高了商族的生活水平,同时还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进步。因此,王亥被奉为中国畜牧业的创始人。
  一个人带动一个新兴产业的崛起已经很了不起,但王亥还不止于此,他掀起了一场更为深刻的经济革命,这就是商业贸易。在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进程中,商部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剩余农产品及畜牧产品堆积的数量越来越多。为了让剩余产品发挥更大功用,以换回部落内部欠缺的物品,王亥率领部落成员同其他部落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这种交易不是简单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物品的交换,而是有一定规模的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贸易活动。
  我们可以想见,当王亥率领他的子民们,赶着牛车,牛车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产品,组成一条长长的队伍,在荒原,在山间,在晨曦中,在落日下,他们奔走于部落与部落之间,那是一幅怎样绝美的景象!
  在贸易的过程中,其他部落的人称商部落的人为“商人”,称他们带来的物品为“商品”。就这样,“商人”与“商品”的称谓,从那时起历经数千年,一直沿袭至今。王亥因此而被尊为中国商业的鼻祖。也正因为如此,商丘这个地方不但成为商族的重要发祥地,也成为中国商业的起源地。在今天商丘市区穿境而过的运河南岸,宽阔的商都广场上巍然耸立着一座王亥的雕像,这是后人对这位极具开创精神的先人的一种颂扬和景仰。
  作为部族首领,王亥本应该呆在后方,但迷恋商业贸易的他,却常年奔波在外。大约公元前世纪19的末期,王亥又一次踏上经商之旅,这一次的目的地是位于易水河畔的有易氏部落(位于今河北易水),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弟弟王恒。有易氏国君绵臣以盛大的歌舞和宴饮欢迎商部落贵客的到来。
  王亥这一次呆的时间很长,出乎意料的是,此行不但双方交易未成,还引出节外生枝。王亥和王恒双双爱上了绵臣之女,不知是兄弟有隙,还是绵臣与王恒私下有约,趁一天深夜,王亥与绵臣之女熟睡之际,一武士奉命潜入其室,将王亥刺杀。王亥死后,王恒返回商部落,继承了其兄之位。
  王亥被杀,先秦不同的典籍都有记载,但对于他的死,不能用今天“情杀”之类的原因来解释。史学家们一致认为,因两性关系致祸不符合远古道德规范和婚姻关系,即使是王亥、王恒“同淫一女”也是没有问题的。因此,真正的原因可能来自政治方面,要么是绵臣担心商部落的强大威胁到自身的安全,要么是王恒觊觎其兄之位而假人之手除之。正因为事情扑朔迷离,所以王亥之子上甲微花了五年时间才弄清真相。上甲微发誓为父报仇,鉴于叔父身在其位,他借用何伯之师讨伐有易氏部落,荡平其地,并杀其国君绵臣以雪父耻。
  对于王恒的下落,相关史料多无记载。当时的情况是,讨伐有易氏之后,上甲微登上了商部落首领的位置。王亥之死,并没有影响到商部落的发展,相反,在上甲微的带领下,商部落的势力进一步扩大,商业贸易也蒸蒸日上,《诗经·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描绘了当时的商邦已是房屋成片、人口众多的繁盛景象。正因为如此,在甲骨卜辞的记载中,继子契和王亥之后,上甲微也被列入商王朝的三位高祖之一。
  
  4、王业、王季父子:周王朝的奠基人
  从王亥之后大约过了五百年左右,也就是公元前14世纪,又出了两个以王为氏的人,分别叫王业、王季,他们是父子关系。说到王业、王季这两个名字,知道的人可能很少,但如果说他们分别是周文王的祖父和父亲,大家心里就会变得明了。
  周文王的祖父本叫古公亶父,父亲本叫季历。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建立周朝后,对他的祖上进行追封,追古公亶父为周太王,又称王业;追季历为王季。古公亶父。季历在世时并未称王,显然,这是周武王赋予他们以“王”的身份。
  王业、王季是周王朝基业的重要奠基人。周的始祖后稷在大禹治水后,被封到有邰(今陕西武功县西南)。到后稷的裔孙公刘时,公刘将部落迁到豳(今陕西的旬邑县),后来建立豳国。豳(bin)国国民一直继承始祖的事业,世世重农,部落不断走向兴旺。到王业时代,他们已经在豳地生活了三百多年。
  《史记·周本记》记载,古公亶父王业是个积德行善的人,做事坚持正义,国民都爱戴他。那时,西北边地的戎狄部落进攻豳国,要抢夺豳国的财物。王业就把财物给他们,但他们还不满足,还要再来进攻,要夺取他们的土地与人民。豳国百姓被激怒了,纷纷主张打仗。
  这时,古公亶父说:“老百姓拥立君主,是希望君主保护老百姓的利益。现在戎狄想来攻打我们的目的,是因为我们有土地和老百姓。其实,只要生活得好,老百姓在我这里,还是在他们那里,那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老百姓为了我个人的原因去打仗,用杀死别人父子的手段去达到我当君主的目的,这样的事,我不忍心去做!”
  于是,王业带着族人离开了豳地,迁徙到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扶风县一带)居住。岐山之下的周原是片沃土,这里气候温和、降雨充足、水草丰美,据说连长出的荼芹草也甘甜如贻。王业和他的子民们在此划分田界,挖沟泄水,垦殖耕地,进—步发展农业生产。他们还建都邑,造宗庙,立太社,设官分职,定国号为周,周的国家雏型由此奠定。
  古公亶父的宽容大度,深深感动了豳地民众,他们认为古公是千古仁君,不可舍弃,便扶老携幼,离开戎狄追随古公到周原。邻国的人们听到古公的仁德美名,心向往之,也纷纷前来投奔。周族因此很快兴盛强大起来。谦柔不争而又避难成祥,这就是王业,他的行为感动天地民心,从而奠定周朝八百年基业。
  王业生三个儿子:大儿子泰伯、二儿子虞仲、小儿子季历。季历就是王季,他后来继承了父亲的国君位。为什么不是长子、而是少子继承国君位呢?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周室素有夫善妻贤的传统,王业的妻子太姜以贤德著称,无论王业身居逆境还是顺境,她都紧跟在旁,无怨无悔。王季的妻子太任嫁给王季后,也如同她的婆婆一样,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十分符合礼仪。据说,太任在怀姬昌、也就是周文王的时候,内心庄严肃穆。姬昌生下来之后,有圣人的瑞相,特招祖父喜欢,所以古公亶父就想把君位传给这个孙子。但是要这么做,就得先把江山传给小儿子王季。这让古公亶父很为难,因为按常理应该是传位给长子泰伯,如果存了私心,就有可能招来纷争。但没想到的是,泰伯是一个很孝顺父亲的人,知道父亲的心思后,就和虞仲(古公亶父的二子)偷偷地跑了,跑到了南蛮之地,纹身断发,不再回国。后来,他们的子孙在那里建立了吴国,当然,这是后话。
  大儿子和二儿子跑了,古公亶父就可以心无挂碍地把国君之位传给王季了。王季死后,周文王顺理成章地把位置揽到自己手里。
  尽管王业是为了孙子姬昌才把君位传给王季的,但王季并非无能之辈,他在位时,继承父亲遗业,修明政治,发展经济,开疆拓土,国力大为增强。当时,商王朝是文丁在位,为了平息西部戎狄民族对边境的威胁,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是忌惮周的强大,文丁对周采取怀柔政策。王季以此带兵西伐,横扫戎狄诸部落,使之纷纷归降周国。王季向文丁报捷,文丁嘉封他为“牧师”,“牧师”相当于西方诸侯之长。看到王季的势力越来越大,文丁感到终究不是好事,就下令囚禁王季。王季后来死在商都朝歌。
  周文王即位后,广施仁政,周势力继续得以扩大。文王晚年,周势力所及,已经达到当时天下的三分之二。文王在位五十年,他死后,周武王即位,即位四年后,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
  总结王倪、王亥以及王业、王季父子这三批历史上最早的在名字前冠以“王”字的人,可以描述如下:第一,他们在形式上具备了以“王”为氏的特点;第二,除“王倪”外,“王亥”与“王业”、“王季”已具备“以爵为氏”的基本性质,只是这里的“爵”,不可当“爵位”解,而是指官爵名;第三,相对于其他“以爵为氏”或“以地名为氏”的姓氏在确立之后就具有传承性的特点,这几个以“王”为氏的人,缺乏后代的传承性。例如,王业、王季之后的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他们都是在名字前冠以“姬”姓,而不是“王”氏,而根据生前事迹被追封的天子称号“周文王”、“周武王”等等,尽管具有无尚的威仪,但显然,这不能被认为已经具有以“王”为氏的功能。
  因此,一些谱牒学家把王倪、王亥和王业、王季拉入王氏立姓的始祖行列,并以此把王姓的历史拉长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不是说一点道理没有,但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立姓始祖,他们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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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3 09:14:4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3 09:24 编辑

第四节 王子比干:子姓之王的得姓始祖
  
    按照传统的说法,王姓根据来源的不同,主要分为子姓之王、妫姓之王、姬姓之王和虏姓之王。子姓之王为商王室的后裔,妫姓之王为虞舜的后裔,姬姓之王为周王室的后裔,虏姓之王为改以王姓的古代少数民族的后裔。这其中,子姓之王在商末周初之际既已出现,堪称众多王姓支派中得姓最早的一支,其得姓始祖为因劝谏商纣王而被开膛挖心的王子比干。
  
  1、比干推举商纣成王
  王子比干,子姓,名干,生活在公元前11世纪,是商代第二十九任君王文丁之子。文丁就是那个始封王季为“牧师”、后又囚王季于朝歌的商王。文丁死后,帝乙即位,帝乙就是比干的哥哥。帝乙死后,帝辛即位,帝辛就是商纣王。由此可知,比干是商纣王的叔叔。商纣王在位时,比干担任少师之职。关于比干,还有一个有待考证的说法,说他贵为王子,被封在沘水流域(今河南泌阳县、唐河县一带),建立了比国,成为商朝的诸侯王,因此,被称为比干。
  比干是个忠臣,与他齐名的还有箕子、微子两个人。孔子曾说:“殷有三仁焉。”这“三仁”,指的就是比干、箕子、微子这三个人。关于箕子,《史记》中只说他是商纣王的亲戚,也属子姓。综合其它史料来看,他大概与比干同辈。在商纣王时期,官至太师,其位应在比干之上。微子是帝乙的长子,帝辛的哥哥,只因他是庶出,所以没有位登天子的福分。
  商纣几乎就是一个古今暴君的代名词,他的荒淫无道、残暴成性直接导致了殷商的覆亡。而比干则以他的犯颜强谏、赤胆忠心成为千古忠臣第一人。有意思的是,商纣当年的上台,是身为叔父的比干一手促成的。
  关于这段过程,史书的记载大致是这样:商代的第三十任任王帝乙临终前,召集弟弟比干和近臣箕子商量王位继承人的事。箕子建议立贤能善良的大儿子微子为嗣,比干则主张让小儿子帝辛继承王位。比干说,微子虽是长子,但不是帝乙的正妻所生,帝辛虽小,却是嫡子。最终帝乙采纳了比干的意见,让帝辛继承了王位。
  其实比干力争帝辛继承王位,并非完全为了维护嫡出正统,而是有他的“相人之道”的。《史记》里这样记载,帝辛“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这是一个头脑灵活、身手敏捷、体格强健、力大如牛的人。有一次,王宫的一根顶梁柱坏了,工匠要搭一个架子,把梁顶住,再换上新柱子。帝辛说,你们别麻烦了,我用手托着房梁,你们换吧!
  纣王即位之初,也能称得上英明一时,他曾亲率大军东征徐夷(今徐州一带),一直打到长江下游,使得东夷部落纷纷臣服。纣王凯旋时,比干带着文武大臣,步行几十里前往迎接。那时君臣团结,上下一心。
  
  2、商纣剖心叔父比干
  但商纣很快就腐化堕落,他大兴土木,驱使奴隶建造了一座高高的摘星楼;他宠信苏妲己,建“酒池”、“肉林”,沉湎于声色之中;他还造“炮烙”之刑,以杀人取乐。
  面对朝纲不振,社稷将倾,三位仁人忧心忡忡。箕子去劝纣王,纣王将箕子的头发剪掉,把他囚禁起来;微子进谏,纣王依然不听,微子只好抱着祖先的祭器远走他乡。
  比干觉得为人臣子不能说走就走,就是杀头也得据理力争。他说:“君主有了过错,臣子不去劝谏,这不是忠良的表现;臣子因为怕死而不敢进言,这不是勇敢的表现。君主有过就慷慨指出,不被采纳就舍身取义,这才是真正的忠臣。”
  于是,比干进宫朝见商纣,他说:“当年汤王时,天下大灾,饿殍塞途,汤王下车抚尸而哭,自责无德。又立即开仓济贫,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天下称颂。你今天的作为与先王的仁政背道而驰,若不改悔,天下就危险啦!”
  对于比干的直谏,商纣当然无动于衷。比干就留在宫中,甚至登上他的摘星楼,得空便谏,三日不去。终于,暴虐的纣王被激怒了,他问:“是什么力量使你这样坚持到底?”比干答:“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士有诤友,修善行仁,我是凭着大义坚持到底。”纣王勃然大怒:“我听说圣人的心都有七个窍,但不知是否符实。”当即命人将比干拉出,剖胸挖心,并昭示:“少师比干妖言惑众,赐死摘其心。”
  比干死后,商纣王众叛亲离。不久,周武王伐商,两方军队战于牧野,商人竟至阵前倒戈,商纣王自杀,商朝顷刻覆亡。
  
  3、天子圣人礼赞比干
  如今,比干的躯体早已化作一抔尘土,但他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却永留人间。后人有言:“自古拒谏之君莫甚于商纣,自古死忠之臣莫甚于比干。”这应该算是对比干的一个中肯的评价。
  周武王建立周朝后,十分赞赏商代三仁人。他叫人释放了被囚禁的箕子,向箕子询问治国之道。箕子不愿作周的顺民,带领遗老故旧一大批人从今胶州湾东渡到朝鲜,创立了箕子王朝。周武王获知后,予以承认。微子则自缚于周武王门前,说明自己远离商纣的原因。武王大受感动,亲释其缚。后来,他被封于宋,成为宋国的始祖。
  最让周武王感动的当然是比干。为旌表比干忠烈,武王为其封墓,并寻觅比干后人,拜官食禄。比干墓地所在的地方,被周武王封疆益土,赐给了比干的后代。
  比干的墓地,《水经注·清水》说是在朝歌(今河南淇县),《史记·殷本纪第三》则说在卫州汲县(今河南卫辉市)城西北十五里。比干的后代在从淇县到卫辉市这一带的土地上生活,他们中的一部分因自己出自王室之家而以“王”为氏。这支出自比干之后的子姓王氏,就成为各支王姓中最早的一支,算起来,至今已有3100多年的历史。还有一部分比干后裔改为林姓,今天几乎所有林姓后裔都尊比干为得姓始祖。
  比干建墓后,历代帝王和名人都前往瞻仰。春秋时,孔子率弟子祭奠比干,他亲自用剑在石碑上刻下“殷比干莫(墓)”四个字,并赞曰:“殷有三仁,公居其一。”据考证,这是孔子留下的唯一真迹,这块碑也被称为“天下第一碑”。
  公元494年,魏孝文帝拓跋宏以“太牢”之礼(最高规格的祭祀方式)祭拜了比干墓,又派大臣建庙立碑,从此才有了比干庙。公元645年,唐太宗李世民带领文臣武将来到比干墓前,为比干举行了隆重的祭礼,追赠比干为“太师”, 谥忠烈王,并命令地方官以后每年春秋两季祭祀比干。到了清朝,乾隆皇帝为比干立了一块名为“精华”的御制碑。这位用行书或者草书到处题诗留字的潇洒皇帝,只有这一次,用了规规矩矩的正楷来提写碑文。
  比干的王姓后代在祖先罹难的地方生息繁衍,这个地方后来更名为汲郡,他们就建立了自己的郡望汲郡王氏。在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中,汲郡王氏不断向外迁徙,分别迁徙到天水(今甘肃天水市)、东平(今山东东平县西北)、新蔡(今河南新蔡县)、新野(今河南新野县)、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东南)、中山(今河北定县)、章武(今河北行唐县)、东莱(今山东掖县)、河东猗氏(今山西临猗县南)等地,这样就形成了天水王氏、东平王氏、新蔡王氏、新野王氏、山阳王氏、中山王氏、章武王氏、东莱王氏、河东王氏等历史上有名的郡望。至今,这些郡望中的王姓人都尊比干为他们的得姓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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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3 09:25:2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3 10:04 编辑

  
   
第五节 妫姓之王的得姓过程:从陈胡公满到田完再到田安
  
  妫姓之王公认的血缘始祖是生活在大约公元前22世纪的舜帝,得姓始祖则是秦末汉初之际的亡齐后裔田安。这支王姓大约有2300多年的历史,是得姓较晚的一支。妫姓之王的得姓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期间经过由妫姓而至陈氏、田氏,再至王氏的多次转换。
  
  1、由妫满到陈胡公满
  舜帝死后,他的儿子商均被通过禅让继位的大禹封于虞城(今河南省虞城县西南)。在自夏经商一千多年的发展进程中,虞舜的后裔一直默默不显。《史记》中说到这段历史,用“夏后之时,或失或续”八个字来形容他们。
  到了商末,周部落从西部崛起,周文王派人去寻找舜帝的后代,找到了舜帝的三十二世孙遏父。这个遏父当时在担任一个叫陶正的职务,负责各种陶制用品的制作。周文王见到遏父后,主动跟他攀起了亲家,把自己的长女太姬嫁给了遏父的儿子妫满。这桩天降婚姻让虞舜的后代发达起来。
  文王死后,文王之子周武王灭商建周。他大封天下诸侯,作为王室姻亲,妫满被封到了宛丘,建立陈国。宛丘位于今河南淮阳县一带,据说,这里有一个四周高、中间低、形状像碗的土丘,宛丘因而得名。
  妫满被封于这个地方,据说还有一层原因,这里原来是陈丰氏部落所在地,商汤立国时,曾封虞舜的另一个叫虞遂的后裔于此。有这段历史,妫满在此建诸侯国,就以旧名陈为国号。妫满死后,因其长寿,谥号为“胡公”,后人因此称他为胡公满或陈胡公满。他被后世陈姓人和胡姓人共同尊为立姓始祖。
          
  2、由陈完到田完
  陈国从公元前 11 世纪立国,到公元前479年为楚国所灭,存世五百多年,传二十世,二十六位君王。春秋中期,也就是胡公满传到他的第九世孙陈厉公手里时,宫廷内发生了一场争夺王位的斗争,陈厉公的侄子杀死陈厉公,自立为国君,这就是陈庄公。陈厉公的儿子陈完只做了大夫。公元前672年,为了避难,陈完逃离陈国,到了齐国。
  当时齐国正是“春秋五霸”中最早称霸的齐桓公统治时期。齐桓公看到陈完年轻有为,就想拜他为卿。但陈完想,自己逃难而来,寄人篱下,骤然得高位,会引起别人妒忌,就婉言谢绝了,只接受“工正”的官职,为齐桓公管理工匠。
  史书记载,陈完到齐国后,“不欲称本国故号”,因“始食菜地于田”,而“陈”、“田”在当时的读音相近,于是改陈氏为田氏,从此唤作田完。田完被后世田姓人尊为开氏始祖。
  田完在齐国以低姿态行事,立志做一个安分守己的顺民,但从另一角度讲,他和他的家族也可以说是在韬光养晦,苦练内功。田氏到了第五代田乞手里开始崛起,到了第九代田和手里,已经垄断齐国朝政,齐公犹如傀儡。
  这个田和是个强势人物,他历任从齐简公。齐平公、齐宣公到齐康公四朝宰相,到了公元前391年,他废掉齐康公,把齐康公迁到海边,以一城之地作为后者的食邑,然后自立为国君,称齐太公。五年后,齐太公的诸侯地位得到东周王朝的承认。齐国本是姜太公后裔姜姓的天下,现在变成田氏的天下了。到前379年齐康公死。历史上称之为“田氏代齐”的事件正式宣告完成。
  
  3、田安:稍显落寞的得姓始祖
  田氏齐国从立国到公元前221年灭亡,共传八君,在第三代齐威王(前356 —前 320 年在位)的时候达到鼎盛时期。齐威王内用邹忌为相,改革朝政;外用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与列国争雄,使齐国奠定成为战国七雄之一。齐国长期与秦国东西对峙。公元前 284 年,五国联合攻齐,齐被燕将乐毅攻破,自此国力衰微。公元前 221 年,齐国最后一个王田建降秦,齐为秦所灭。
  田氏齐国灭亡后,田齐家族被迁到共地(今河南辉县)。齐王田建生了三个儿子:田升、田桓、田轸。田升的儿子名叫田安,在秦末农民起义中,被西楚霸王项羽封为济北王。后来刘邦打败项羽,夺得天下,田安的王位被削去。他的子孙为纪念先祖的荣耀,从此改而以王为氏。这支王氏后来发展成为元城王氏,他们尊田安为得姓始祖,至今已有2300年的历史,王莽即是其后裔。
  各支王氏在他们的先祖失去王位之后,起初都不显山露水,是西汉末年的元城王氏首先把王姓人推上了一个历史的高峰。当然,正如历史已经定格的那样,他们收获的不是荣耀,而只是一场悲剧。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除了元城王氏,魏晋以后的北海王氏、陈留王氏也尊田安为始祖。齐王田建的次子田桓,其后裔也改姓王。三子田轸徙居陈国故地颍川,依然恢复为原来的姓氏陈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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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3 09:32:5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3 09:46 编辑

第六节 毕公高、太孙赤、王子城父、桓公揭:姬姓之王的得姓始祖群
  
    姬姓是周朝的国姓,如前所述,其先祖是虞舜时代的后稷。姬姓之王是指周王室的后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王为氏的王姓人。在今天的王姓人中,十之八九都称自己出自于姬姓之王。在姬姓之王中,又有好几个分支,他们分别尊奉不同的肇兴始祖或得姓始祖,主要有毕公高支、太孙赤支、王子城父支、太子晋支、桓公揭支等五个支系。其中,声称出自太子晋之后的王姓人最多,占到了王姓总人数的十之六七。这一现象跟太子晋支系后来哺育出了太原王氏、琅琊王氏以及开闽王氏、三槐王氏这样显赫一时的望族分不开。一个强势的家族,往往形成一个超强的磁场,吸引一些较弱的家族把自己的先祖与他们对接起来,从而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这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为此,在讲述姬姓之王时,特把太子晋单列出来,在下一节进行讲述。本节先讲其它几个支系。
  
  1、毕公高支:跨过毕国和魏国的姬姓之王
  在姬姓之王的几个分支中,毕公高是资格最老的肇兴始祖,但这一支得姓却很晚,其得姓始祖是汉初的魏卑子,得姓历史为2200年左右。
  据记载,周文王可考的儿子有十七个,毕公高是他的第十五子。由此可以推知,周武王是他的哥哥,而妫姓之王的肇兴始祖妫满则是他的姐夫。
  毕公高的最早记载见于《周书》,其他正史也多有记载,但都较简略。综合这些资料可以得知,毕公高在武王灭商及周初政治生活中都曾扮演过重要角色。武王灭商后,曾在商都举行一次庄重的入城仪式。入城以后,毕公高奉命打开殷商的监狱,释放出关押在那里的百姓,旌表被纣王废黜的贤明之士。接着,他又接管了商朝的音乐礼仪机构。周公辅成王分封天下诸侯的时候,他被分到了毕地,建立毕国。他本名高,“公”是他的封爵,“毕公高”的名字由此而来。
  毕公高受封的毕国在今陕西咸阳西北,在他受封之前,这里曾是他祖父王季(季历)的建都之地。这里在古代通称毕原,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及后来汉代的各朝帝、后陵墓都在这里,是一方天下少有的风水宝地。不过,毕公高当初受封的地方并没有这么大,只是这片地方的西北部,亦即后来被称作咸阳原或咸阳北阪的那片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祖先赐予的好地方却并没有使毕国成为一个显赫的诸侯国,相反,在历史上,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国究竟传了多少代国君,究竟有那些值得记录的亮点,甚至究竟亡于哪一年,史书都懒于体现。后世的史学家们根据推测,认为它可能最迟亡于春秋末年。被西戎所灭。
  毕公高的后代在本国难以为继,一些分支就跑到别国去谋求发展。这其中,有一个裔孙叫毕万,跑到了晋国,毕氏后裔的辉煌岁月由此开始。
  毕万是何年跑到晋国的,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只说是在春秋中叶的晋献公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661年,毕万替晋国统兵,灭掉了诸如霍国、耿国等等之类的小国,为晋国开疆拓土作了点小贡献。上一节提到,胡公满裔孙田完进入齐国是在公元前672年,比毕万统兵早十一年,可见,毕万之入晋与田完之入齐,是一个前脚后脚的关系。
  与田完在齐国的韬光养晦不同,毕万一进入晋国就登上了高位,凭着军功被晋献公拜为卿大夫,并被赐予封地魏(今山西芮城县北)。从此,毕万及其后代就以封地魏作为自己的姓氏。在一次次的政治斗争中,魏氏协助了晋室,也壮大了自己,最终导致了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大戏上演。 在春秋的舞台上,晋国是最重要的主角之一,晋献公的儿子晋文公重耳曾登上春秋霸主的地位。晋国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叫“晋无公族”。 公族指君主的宗室贵族青年,从晋献公时起,晋国规定不许立公子、公孙为贵族,除太子以外的公子都不得留在国内。这样做有利于君主集权。但另一方面,也会使国君比较孤立,容易被异性权臣架空。
  春秋末年,“晋无公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显现了,晋国政局被十多个卿大夫所控制。经过残酷的你死我活斗争,最后只剩下三家,这就是韩、赵、魏。
  有毕万后裔魏氏参与的这出分晋大戏,跟由田完后裔一手导演的“田氏代齐”,基本上在同一个时间段上交替进行,形成遥相呼应、各领风骚的奇特景象。现在不妨把这两次事件的推进过程罗列如下,我们就会一目了然:
  前490年,田乞发动政变,执掌齐国军政大权
  前453年,在联手打败最强的知氏家族后,韩、赵、魏共掌晋国朝政
  前403年,周王朝承认韩、赵、魏诸侯地位,晋国名存实亡
  前391年,田和迁齐康公于海边,自立为君,号齐太公
  前386年,周王朝承认田和为诸侯
  前379年,齐康公死,“田氏代齐”完成
  前377年,韩、赵、魏灭晋侯,三分其地,“三家分晋”完成
  由魏氏建立的魏国是战国七雄之一。在魏国的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不能不提,这就是信陵君魏无忌。魏无忌(?-公元前243年)是魏昭王的儿子,魏安厘王的同父异母弟,魏安厘王时期,魏无忌官至魏国上将军,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外交才能,他和平原君赵胜、孟尝君田文、春申君黄歇合称为“战国四公子”。
  魏无忌的惊世之作就是“窃符救赵”。通过“窃符救赵”,魏无忌树立了在诸侯国中的威望,打击了强大的秦国。公元前247年,秦国进攻魏国,魏无忌成为魏军最高统帅。在他的感召下,各国纷纷驰援。魏无忌统领五国联军,大败秦军于黄河以南,并乘胜追击到函谷关。可惜的是,魏安厘王是个平庸之辈,关键时刻,他竟然猜忌起这位同父异母弟来,担心他功高震主,便削夺了他的兵权。英明一世的魏无忌无奈,最后竟然在借酒浇愁愁更愁的惨淡中死去。
  魏无忌的死,其实也就意味着魏国的日薄西山。公元前225年,秦军攻破魏国都城大梁,俘虏了魏国的最后一位君主魏王假,魏国的公子王孙四散逃离。其中,魏无忌之孙魏卑子逃入山东泰山。至汉高祖时,魏卑子奉诏进京做官,被封为兰陵君。当时因其是王家之后,其族被称为"王家",从此以王为氏。魏卑子与妫姓之王的得姓始祖田安恰好形成对照,后者是被汉高祖削爵之后改以王姓,前者则是被封侯之后始称王氏。不同的轨迹,相同的归宿,虽然他们谁都抹不去失去王位之后的那种淡淡哀愁。
  由毕公高发端的这一支姬姓之王后来建立了京兆王氏、河间王氏、高平王氏、山阳王氏等郡望。京兆王氏又称凤阁王氏,因其家族在唐玄宗时连出三位凤阁舍人而得名,位于今天的陕西长安县东北杜陵;河间王氏位于今天的河北献县东南,因地处滹沱河和漳水之间而得名;高平王氏位于今天山西晋城县一带;山阳王氏位于河南焦作市东南一带。
  
  2、太孙赤:被弟弟夺走了王位的失意者
  太孙赤是周平王的太孙。周平王是西周最末一个王周幽王的儿子。西周末年,幽王被犬戎杀死,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经犬戎侵袭,十分残破。周平王被诸侯拥立即位后,为避犬戎,公元前770年,在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秦襄公等的护送下,他把都城从镐京东迁至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开始了历史上的东周时期。
  周平王在位五十一年,他立儿子洩父为太子。谁知洩父未等到即位就去世,周平王又立洩父的儿子赤为太孙。按理来说,只要不出意外,周平王一死,赤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登上王位。但不知什么原因,史学家分析,可能是周平王死时,太孙赤正好不在身边,赤的胞弟姬林夺取了王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周桓王。赤无安身之地,就出奔到晋国。
  毫无疑问,这又是一个满含忧伤的故事。赤的子孙以赤曾是王太孙的缘故,从此以王为氏。一直到唐朝,这支姬姓之王都生活在山西临猗一带。史称河东猗氏王氏。这支王氏至今已有2700年的历史了,但其后世多不显达,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
  
  3、王子城父:替诸侯服务的周王亲子
  王子城父又写作成父、成甫。大约生活在公元前658年至公元前582年之间。王子城父究竟是哪一位周王之子,已很难考证。有研究王姓的谱牒学家认为,他是东周时期周襄王(前651年-前619年在位)的儿子,但尚缺足够证据。
  不知是出于何因,这位王子跑到齐国当将军去了。零星史料提到,王子城父由齐国名相管仲推举给齐桓公,在举荐他担任大司马一职时,管仲对齐桓公说:“在疆场上能让三军将士个个奋不顾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您任命他为大司马,掌管天下兵马。”后来,王子城父成为齐国的一代名将。
  但这种说法显然与史实有所出入。齐桓公在公元前643年就去世了,而此时的王子城父不过是十多岁,至少还不够资格冒出历史舞台。另一种说法认为,王子城父历齐惠公之后的齐孝公、齐昭公到齐惠公时期,这种说法在时间段上至少是吻合了。
  据载,北狄有一个鄋瞒国,该国国君有一个弟弟叫荣如,公元前616年的齐昭公时期,荣如率众侵齐,王子城父迎击,在周首(今山东平阴县西南)大败荣如,斩其首级麦于北门下。之后,王子城父乘胜追击,与卫国一起灭了鄋瞒国。因战功卓著,他被齐国封为莱阳君大夫。其后不知所终。
  王子城父被认为是东莱王氏、太原王氏的祖先,此说跟王子比干是东莱王氏始祖、太子晋是太原王氏始祖相矛盾。有人据此认为,王子城父是王子比干的后代。不过,史书至少有两处记载王子城父在王姓发展史上的始祖地位。三国时魏国《王基碑》中说王基出自“成父”;至唐代韩愈撰《王仲舒神道碑》,说春秋时王子城父败狄有功,因赐王氏,后来世居太原。由此可见,至少东莱王氏和太原王氏中的王仲舒一支,可以肯定是王子城父的传人。
  
  4、桓公揭:看守王城,却看不住周室衰微
  桓公揭是东周时周考王(前441年-前426年在位)的弟弟。他被周考王封于王城,因建立一个小封国而被称为桓公。关于王城这个称谓,有这样一个来历:西周的都城在镐京,周成王时,在今洛阳一带建了个陪都,取名王城。王城又叫洛邑,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建立东周,就是定都洛邑。到了公元前516年,周敬王再度东迁成周(今河南洛阳白马寺东),公元前440年周考王在位时,为了管理故都,他就派弟弟揭到洛邑(也就是王城)、让他在那里建立一个封国。
  桓公揭的小封国存在了将近两百年时间,公元前256年被秦军所灭。桓公揭的后代迁到今河南伊川和临汝一带,这些后代子孙们为了怀念在故都王城的那段美好岁月,纷纷改而姓王。算起来,这支王姓得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而今,在洛阳市,还有一个王城公园,桓公揭支的王姓后裔应该可以到那里去一趟,在那块牡丹花盛开的土地上走一走,或许能遥感到先祖留下来的信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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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3 09:49:1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3 10:03 编辑

第七节 太子晋:姬姓之王的最大得姓始祖
  
   太子晋,姓姬名晋,约生于公元前 565年,卒于公元前 549年。他是周灵王的长子,被立为太子,后被废。史载太子晋“幼有成德,聪明博达,温恭敦敏”,然而却很不得志,不到十七岁就早逝了。就是这样一位忧郁王子,在他的身后,却成了王姓最大的一支。
  
  1、少年贤达闻诸侯
  历史进入东周之后,周王室名义上虽然还是天下共主,但事实上其实力还不如一个稍大的地方诸侯。那时,周王室东、北、西三面地区多为郑国、晋国和秦国所侵占,只有伊洛河一带、以洛阳为中心方圆不足600里的地盘属可控范围。
  周灵王时期已是春秋中晚期,他于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545年在位,期间的前565年,太子晋降生。在太子晋短暂的生涯中,他面临的时局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已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代替,中原大地经过多位春秋霸主的涤荡之后,周王室更加衰微,“受命于天、辅有四方”的牌子形同虚设。稍后不久降生的孔子用“礼崩乐坏”形容的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
  记载太子晋事迹的先秦文献主要有《逸周书·太子晋》和《国语·周语下》,后来的子书、类书以及各种注解多引自这两处。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太子晋是一个智力相当早熟的人。那时,男子一般到了二十岁,就得举行加冠的成人礼,从史书描述的种种举止和礼节来看,太子晋的成人礼应该在十五岁以前就进行了。
  一个人是否已是成人,最重要的标志是立志。太子晋的言谈中,处处体现了他不同于时人的志向。在动不动就兵戎相见的时代,太子晋却特别强调道德政治,希望用一种道德力量来消弭兵祸。他十分推崇舜帝,认为舜帝由一介平民最后位登天子,创造太平盛世,靠的就是一种伟大的道德力量。他由此生发出一种中兴周室的强烈愿望。
  作为太子,姬晋的未来就是周天子。虽然周王室早已今不如昔,周王冷不丁地还得受一点来自诸侯们的夹板气,但当诸侯们有事没事需要来周都觐见在位的周灵王时,他们多少还是会把目光投向姬晋,看看这位未来天子长得模样如何。就在这个过程中,诸侯们感受到了太子晋的不简单。有关这些情况,《逸周书·太子晋》中有详细的描述,还特别通过晋国大夫叔誉和师旷先后两次与太子晋进行策论,来展示太子晋的韬略与贤达。
  公元前550年,太子晋十五岁。晋平公派大夫叔誉去周朝见周灵王,事毕后见到太子晋,并与他交谈。按照当时的礼仪,宾主相见,都得走一个相互你问我答的程序,在这个过程中展示各自的思想与抱负。一般是客人提出五个问题,主人回答五个问题,然后主人提出三个问题,客人回答三个问题。叔誉这次见太子晋,结果弄了个“五称三穷”,意思是,叔誉提了五个问题,一个也没难住太子晋,而太子晋提的三个问题,叔誉一个也没回答上来。
  惭愧的叔誉回到晋国后,就对晋平公说:“太子晋只有十五岁,而我不能与他交谈,请您把占领的周的土地还给周王室吧。如果不归还,等到他即位有了天下,将会因此而惩处我们。”晋平公听了,就有归还土地的意思。但是另一位大夫师旷不同意,他说:“请让我去与他交谈一次吧,若能胜过我,等我回来后再还不迟。”
  师旷是一个盲人音乐家,在当时声震华夏;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博古通今的学者。见了太子晋,师旷问的问题大致是:什么是君子?谁是君子?谁最为尊?谁最为上?从头学起,从下而上,最后贵为天子的,自古至今有几个?
  太子晋在回答时,系统地阐述了他所理解的“天”、“圣”、“仁”、“义”的含义,在推崇帝舜功业的同时,他展示了胸中的立国之道、安民之策。师旷本来是想来难为太子晋的,听到太子晋的精辟论述,竟然情不自禁地踏脚赞叹。太子晋问他为何踏脚,他才意识到露了马脚,慌忙说:“天气太冷,有些抽筋,所以踏脚。”
  有意思的是,最后师旷也以“五称三穷”败下阵来。尽管面子上有点过不去,但大度的师旷还是打心眼里佩服这位出自周王室的带有中兴之志的未来天子。
  
  2、锋芒未试身先死
  很可惜的是,太子晋后来并没有登上天子之位。
  对于太子晋来说,公元前550年,也就是他十五岁的这一年,既是他的好运当头之年,也是他的厄运降临之年。这一年,他加冠成人礼;这一年,他以与师旷策论闻达诸侯;这一年,他开始辅助父王理政。
  同样是这一年,周境内的谷、洛二水泛滥,王宫受到洪水的威胁。周灵王准备采用壅堵的方法来阻隔两条河流。太子晋在父王面前力陈不可,他说:“自古以来,作为民众的带头人,不堕高山,不填湖泽,不泄水源,天地万物自然有它相生相克的规律。”他用鲧治水和禹治水的方法作对照,提出聚土、疏川、障泽、陂塘等措施,试图说服父亲能够顺其自然,因势利导。但是,不知道是因为太子晋毕竟过于年轻,说话办事不够讲究方式方法呢,还是因为周灵王太过固执己见,反正,父亲不但没有采纳儿子的建议,而且还废掉了他的太子名位,直接贬为庶人。
  据一些史学家考证,姬晋是历史上由太子废为平民的第一人,对后世的帝王之家来说,这算是开了一个先例,而对太子晋来说,他的宏图大志从此化为泡影。或许,在被贬的那一刻,太子晋会想起自己曾跟师旷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自古以来“一姓不再兴”。虽然,自己一度怀着中兴的梦想,但人类历史运行的规律不是一个人的弱小力量所能改变的,他再怎么仰承先祖的伟大,再怎么念叨先祖创业的艰辛,也无法改变周王朝走向没落的必然命运。
  太子晋从此陷入忧郁,公元前549年,他在黯然神伤中死去,时年不到十七岁。对于他的早逝,据说还有一层原因。史料记载,太子晋本来就是个多病之身,在他与师旷进行的那场对话中,师旷即将离开时,就曾指出他的病容:“如色赤白,火色”。师旷是个盲人,他看不见,但凭他阅人无数的经验,却可以通过声音判断出他的脸色。当时太子晋自己也说:“吾后三年将上宾于天地之所。此乃天机,汝慎勿言。”
  一个初露锋芒的人,一个锋芒未曾试的人,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他还是一个处在花季中的少年,就这样,匆匆地离开。
  
  3、后世圣贤爱王乔
  太子晋又称王子晋、王子乔,或者叫王乔。
  在谷、洛二水泛滥的前一年,即公元前551年,当时的诸侯国鲁国诞生了一个伟大的人物,这就是孔子。后世的杜甫用“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诗句来赞美孔子的诞生。这位儒学的创始人,在他长大之后,有一次批阅诗书,当批到《逸周书·太子晋》篇时,投笔叹道:“惜夫,杀吾君也。”那意思是:太子晋如果不被灵王所废,那么他将是我孔子时代的东周帝王呀。在太子晋之后过了两百多年,诗人兼政治家屈原被楚怀王放逐到汨罗江。这时,他在《远游》中写道:“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这句话的意思是,轩辕黄帝的道德标准太高了,我攀登不上;那么我将跟随王乔,一起到天国幻境中去畅游嬉戏。
  王乔就是太子晋。屈原为什么要跟随太子晋去畅游嬉戏呢?很明显,他的被逐与太子晋的被废,有着命运上的相同感。太子晋追求的是道德理想,在两百多年后的屈原看来,这个人就是道德、正义的化身,所以,他才要跟随王子乔而去。
  大概从这篇《远游》之后,人们开始神化太子晋,以致演绎出“王子登仙”的传说。太子晋喜欢吹笙,声音酷似凤凰鸣唱,游历于伊、洛之间,仙人浮丘生将他带往嵩山修炼。三十余年之后,一个名叫桓良的人遇见太子晋,太子晋对他说:“请你转告我的家人,七月七日与我在缑氏山相会。”到了那一天,太子晋乘坐白鹤出现在缑氏山之颠,可望而不可及。几天之后,太子晋挥手与世人作别,升天而去。
  神话虽然荒诞不经,但传递的是后世人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崇敬。一代女皇武则天在嵩山封禅时,曾封太子晋为“升仙太子”,并为他单独立庙。多年之后,她再次来到嵩山,立制了御书《升仙太子碑》。据说,现在河南偃师县缑氏山上仍有别名仙君观的升仙太子庙。
  到了盛唐,漫游天下的李白信手写下了“吾爱王子乔,得道伊洛滨”的诗句。这完全是一种脱胎于神话传说的诗歌意境,不过,对于那位远古的忧郁王子来说,盛唐气象和豪放李白赋予了他一种全新的明丽浪漫的色调。当灰暗的原色洗去,太子晋的后裔就会光鲜明艳。
          
  4、太子晋有亲子吗?
  在太子晋死后的第四年,其父周灵王去世,灵王次子姬贵即位,这就是周景王。周景王任用太子晋的嗣子宗敬担任“司徒”的官职。但宗敬感于当时战乱频仍,王政失坠,决定毅然引退,避乱隐居“平阳”。 因是周王室后裔,时人称其为“王家”,从此就“以王为氏”了。
  但历来有人怀疑,太子晋是否有亲生儿子?
  持怀疑论者的观点是:第一,太子晋早逝,不太可能有儿子;第二,从他患的病“色赤白,火色”来看,这是一种肾衰竭的病,几乎不可能生得下儿子;第三,宗敬是其“嗣子”, 嗣子是指无子者以近祠兄弟或他人之子为嗣,称“嗣子”,可见,宗敬并非太子晋的亲生子。
  而持肯定态度的一方则认为太子晋有子,理由是:第一,古人多早婚,太子晋在十七岁前完全可以有子;类似的例子,远的不说,清朝顺治帝二十四岁身亡,但那时他的儿子玄烨、即康熙已经有八岁,可见顺治在其十六岁时既已得子。第二,包括《王氏通谱》在内的大多数王氏宗谱称宗敬是太子晋的亲子。第三,即使有部分家谱说宗敬是太子晋的嗣子,那也不影响其有后;虽然亲子与嗣子的血缘有区别,但在世系传承关系中有相同的资格,就算宗敬是太子晋的嗣子,但他已从亲生父亲中“出嗣”,就应该是太子晋的合法传承人。对于已故先人的世系传承,必须按宗法关系来确认。
  自东汉以来,太子晋就是多数王氏宗族一致公认的始祖,这一支系中的太原王氏、琅琊王氏,以及由这两个郡望分化出来的开闽王氏、三槐王氏,都曾在历史上熠熠生辉。隋唐以后,太原、琅琊两个分支陆续迁往全国各地,明清时期开始走向世界,目前已遍布海内外。所以,有几个基本事实是需要肯定的,那就是:第一,太子晋有没有亲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肯定有后;第二,现今海内外大多数王姓人都尊奉太子晋为系姓始祖;第三,历代圣贤对太子晋道德形象的颂扬,使当今王姓人一提起自己的先祖就倍感荣耀。
  回看各支王氏的得姓始祖,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王位失去之后,脸上多少有一种失落,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怀旧才改以王姓。这其中,应该以太子晋的失意程度最深,惟其如此,他的道德理想和执着精神才愈加突显出来。不能说这种道德理想和执着精神没有注入他的后代子孙们的血液里,从而支持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谱写一页又一页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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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3 10:08:0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3 10:18 编辑

第八节 虏姓之王:历朝历代四夷民族的改姓、冒姓
  
    虏姓之王是指在历史上除汉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改入王姓人的通称。如果说子姓之王、妫姓之王、姬姓之王是王姓大河的“源”,那么虏姓之王则是王姓大河的“流”。相对于“源”来说,“流”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它表现在:第一、虏姓之王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一般发生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及以后;第二、他们大多带有仰慕高门大姓的意味,从而改以姓王;第三、在王姓人的汤汤大河中,虏姓之王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尽管如此,虏姓之王的改姓,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进行的,从中可以折射出汉民族成长壮大的一个侧影。因此,虏姓之王不仅丰富了王姓在姓氏史上的内涵,也成为汉民族肌体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四夷民族改以王姓,在历史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两晋南北朝,在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北魏孝文帝实行全面的汉化改革之后,北方几支主要的少数民族都有改以王姓的记录;第二个时期是唐朝,在大唐一统的聚合力和感召力之下,周边一些少数民族中出现改以王姓的现象;第三个时期是宋元以后直至清末,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曾经在中华版图上建立过政权的民族,在政权趋于衰落或消亡之后,其中的王公贵族陆续有改入王姓的情况。
  
  1、两晋南北朝时期:虏姓改王姓的一次高潮
  西晋末年,北方多个少数民族纷纷起而叛乱。公元316年,匈奴人一手掐断西晋命脉,使整个北中国处于少数民族的控制之下,在一次又一次的征伐杀戮中,他们建立起一个又一个政权,形成与南方东晋汉族政权相对峙的局面。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前后长达一百二十多年。我们常常把这段时期的历史状态称为“五胡乱华”。“五胡乱华”之后,是接着相对比较稳定的南北朝时期,南北朝持续的时间也长达一百多年。
  其实,如果撇开血腥的一面,我们会发现,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十分罕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通过融合,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文化精髓聚合拢来,积淀下来,最终形成孕育后来大唐盛世的深厚土壤。那时,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深入到中原腹地,而中原的汉族又不断往边地迁徙,形成一种双向或多向的对流。他们相互通婚,相互交融,相互吸收,使“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特别是北魏时期的孝文帝(公元467年-499年),这位鲜卑族皇帝以无比开阔的胸襟推行全面的汉化改革,不仅使民族大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也使他的本民族最终完全汇入汉民族当中。
  在孝文帝推行的改革中,有一项十分重要的措施,这就是改胡姓为汉姓。当时鲜卑族的姓氏多为两字以上,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孝文帝下令所有鲜卑族人都必须改多音节的胡姓为单音节的汉姓。为此,他亲自带头,将自己的皇族姓氏“拓拔”姓改为“元”姓,他的名字由“拓跋宏”改为“元宏”。
  在孝文帝的带动下,一场包括鲜卑民族在内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改姓运动开始了。这其中,改为王姓的情况不在少数,大体上包括鲜卑族中的可频氏、乌桓族中的乌丸氏、高丽族中的拓王氏、西羌族中的钳耳氏,以及匈奴人、羯族人中的分支,等等。
  鲜卑族属于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的游牧民族,起源于今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西蒙格一带,因那里的鲜卑山而得名。这个古老民族本是古东胡族的一支,秦汉时依附于匈奴;东汉时,在多支势力的迫击下,北匈奴西逃,鲜卑族乘机占领漠北地区,并在那里建立起军事行政联合体,自此强盛起来。随后,他们不断南迁,西晋末年,在金戈铁马的声浪中进入中原,先后建立前燕、代、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凉等割据政权,南北朝时又建立北魏、北周,其中,北魏(公元386年—534年)立朝一百四十九年,期间一度统治整个北方,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北魏首都被孝文帝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后,很多鲜卑人随之定居洛阳。这其中有一支叫可频氏,他们在随之而来的改姓运动中选择以王为姓,并形成后来的郡望河南王氏。这里的河南并非指今天的河南省,而是指黄河以南的洛阳市,洛阳一带在历史上曾被称为河南郡。
  关于可频氏改以王姓,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王雄。王雄本来叫可频胡布头,或可频雄、可叱雄胡布头,大概生活在北魏末年到西魏初年,曾被封为庸国公。可频雄是何时改为王雄的,史料没有记载,但肯定离不开那场改姓运动。一些史料还这样记载,说王雄本来是太原人,后来被西魏鲜卑族皇帝赐姓可频氏。言下之意,王雄是出自当时鼎鼎大名的太原王氏,而并非鲜卑人。史学家分析,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一个出身高门望族的人怎么会接受一个来自异族的、并且是极其普通的姓氏呢?事实的真相应该恰好相反,王雄本来是鲜卑族可频氏人,后来改姓王;到西魏时,西魏皇帝搞了一次复辟,要求鲜卑人恢复旧姓,于是王雄又叫可频雄了;但风潮一过,他们又使用起原来的汉姓来。毫无疑问,王雄之所以要攀附太原王氏,在当时来说,这对他的政治前途,对他的后代子孙,都有着不言而喻的好处。历史上类似的现象非常多,这个在后面还要多次提到。
  鲜卑族中可频氏改以王姓的还有不少,比如北周柱国大将军王仑、益州总管王谦、安乐伯王震等,他们共同形成了有名的郡望河南王氏。在王氏众多的郡望中,以这样少数民族改姓而形成的有名郡望是不多见的。
  与鲜卑族出自东胡族一样,乌桓族也是东胡族的一支。乌桓又作乌丸,在秦末因受匈奴族的攻击迁居乌桓山一带(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西北,大兴安岭山脉南端)而得名。乌桓汉初依附匈奴,汉武帝以后归附汉朝,迁移到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东南)、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右北平(今河北丰润一带),辽西(今辽宁义县)、辽东(今辽宁辽阳市)等郡,三国以后,又大批迁入中原地区。
  史籍记载,三国、两晋时就已经出现过姓王的乌桓人,但最具代表性的是南北朝时的王神念,他堪称乌丸王氏的始祖。乌丸王氏在南北朝和隋唐时候有多人显贵,是虏姓之王中最光耀夺目的一支。
  王神念首先在北魏为官,他的父亲叫乌丸冏,应该是地道的乌桓族人,到神念一辈,在改姓的风潮下,神念改以王姓。但《梁书》、《南史》都说他是太原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更是把他的祖先说成是太原王氏的开基祖王霸,只是在北魏时,其父乌丸冏曾任护乌丸校尉才称乌丸王氏。很显然,这是又一次假托名门的案例,今人姚薇元在他的《北朝胡姓考》中,对此有详尽论述,这里就不细说了。
  后来,王神念带着假托的高门姓氏,和他的儿子王僧辩跑到了南朝。当时南朝处在萧氏梁朝时期,王神念曾官至中书令,王僧辩更是一度成为梁朝的中流砥柱,总揽内外军事,平息侯景之乱,但最后在与陈霸先的较量中败下阵来。王僧辩死后,陈霸先建立了陈朝。
  到了唐代,王神念的曾孙王珪成为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齐名的唐初宰相。王珪与魏征起初本来都是侍奉唐高祖太子李建成,玄武门之变后,他们两人按罪该诛,但唐太宗却重用了他们,任命他们为谏议大夫。魏征以直谏出名,王珪也不相上下,他的谏臣风范是雅正而不屈。所以唐太宗曾评价:“卿如果常任谏官,朕永无过失!”
  王神念一支,在唐朝中后期还出过一个宰相叫王涯,王涯在唐宪宗和唐文宗时曾两度出任宰相。此外,乌丸王氏中的留名人物,在北魏时有平文帝皇后王氏及其族孙王建,在北齐有开府仪同三司王纮和新蔡郡王王康德,在北周有泾州刺史王德和徐州总管王轨等。
  钳耳又作箝耳,虔仁、虔人等,钳耳氏属于西羌族中的虔仁种。羌族是一个与华夏民族一样古老的民族,是居住在今天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和松潘县等地羌族人的血缘先祖。东汉安帝年间(公元117年),居住在今天宁夏和内蒙古滨临黄河一带的西羌人被安置到了冯翊,与汉族人杂居。冯翊是个古地名,位于今天陕西大荔县。这批搬迁到冯翊的西羌人尽管与汉族人杂居,但直到北魏时期,他们依然保持着本民族的习惯和独立性。
  但也就是到了北魏,冯翊西羌族中的钳耳氏开始有了改为王姓的记录。并以此形成以冯翊为郡望的王姓人。有意思的是,冯翊王氏称自己是周灵王太子晋的后裔,在类似于《古今姓氏书辨证》之类的书中,对这种来历还有较为详尽的叙述,说是在太子晋之后,其子孙为了避乱迁入西戎之地,于是以地为姓,称“虔仁氏”,亦即钳耳氏。
  冯翊王氏的代表性例子是王遇,王遇是北魏时的一个宦官,他本名叫钳耳庆时,是在魏世宗的时候改名为王遇的。但通过《魏书》中的《王遇传》可以看出,王遇在描述自己祖上的历史时,总是强调“其先姓王,后改氏钳耳”,他在魏世宗时不是改姓,而是恢复原姓。跟前面提到的王雄、王神念一样,王遇假托的路子如出一辙。
  由西羌族中钳耳氏改为王氏的人,还有在北魏任右军将军的王厉,在隋朝任虎贲中郎将的王辩,在唐朝任驾部员外郎的王愉等,他们都可算冯翊王氏在历史上“人过留名”的人物。
  在北魏时期,较有影响的改以王姓的还有来自高句丽民族的拓王氏。据《魏书》所记,从今朝鲜半岛到我国吉林省南部一带,存在着高句丽国和蓰王国两个小国,公元462年时,这两个小国曾结伴来到北魏朝贡。蓰王国的具体位置在哪,今天已很难说清,专家认为,它的大致方位是在我国吉林省南部或朝鲜半岛北部的某个地方,应该也是高句丽民族建立的政权。
  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曾派兵征服过朝鲜半岛,并在那里设置了四个郡,其中有一个郡叫乐浪郡。乐浪郡的治所最初在朝鲜半岛,后来不断西迁,一直迁到今天的辽宁义县一带,跟随治所一起西迁的民众就被称为乐浪人。其实,这些乐浪人的主体构成,就是蓰王国的高句丽人,这其中有一支,在北魏的史书上被称为拓王氏。大概是因为跟北魏的关系十分紧密之故,在北魏迁都的进程中,拓王氏随鲜卑族人一起迁到了洛阳,随着孝文帝的一声令下,他们纷纷改成了王姓。
  《周书》卷二十《王盟传》记载:"王盟字子仵,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乐浪人"。可见,王盟是拓王氏改为王氏的较早例证。王盟有一个侄孙叫王谊,在隋朝时官至大司徒。此外,出于高句丽的王姓人还有:北魏时的散骑常侍王洛儿、安康公王瑜,北齐的都督王怀,北周的新阳公王勇,隋朝的少府卿王伯益,唐朝的永宁公王奉、霍国公王毛仲、王思礼等。隋唐之际,来自高句丽民族的拓王氏就完全融入到了汉民族当中。
  
  2、大唐时代:回纥族人和白族人的改姓
  回纥族是今天维吾尔族人的祖先,历史上又称作高车、铁勒、畏兀儿、回鹘等等名称。它本是匈奴人的后裔,游牧于今天蒙古的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后来人口繁衍,分化成九个部落,其中有一个部落叫阿布思部落;唐玄宗时,这个部落在鄂尔浑河流域建立起政权,辖境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
  阿布思部落管辖的东段,恰好与唐朝的安东都护府相邻。安东都护府是唐王朝设在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上的带有半军事性质的行政机构,它与阿布思部落相邻的地方集中在辽河和兴安岭一带,但并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因此,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可以自由往来,这样,就为回纥人到唐朝的军队中任职提供了方便。事实上,在当时的安东都护府,有为数不少的来自阿布思部落的兵士。
  公元761年唐肃宗时期,安东都护府被撤销,大部分军政人员归新任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辖制。李宝臣手下有一位裨将叫王武俊,起初深得李的信任,但后来又遭李的猜忌,便离开了他,被朝廷授以镇州(今河北正定县)节度使的职位。大概这位王武俊在回纥兵士中很有声望,很多阿布思族人选择追随王武俊,成为他的部下。
  这其中有一个叫没诺干因的人,直接被王武俊收为养子,改名叫王五哥或王五哥之。这个人开启了阿布思人改以王姓的历史,其子孙也因初起于安东都护府而称安东王氏,成为王氏诸望中的一大支派。
  王五哥的后人后来世袭了王武俊的镇州节度使之职,控制了今河北正定县四周方圆数百里的地盘,在唐末及五代的时候雄霸一方。史书记载他们“作藩数世,专制四周”,“幕府之中,当时为盛”,可见其势力还是相当不一般的,以致曾经出现过一个叫王镕的节度使,自封为“赵王”。但王镕后来被手下人作乱所杀,安东王氏对这一地区长达近百年的统治也就随之宣告结束。
  史书记载,王镕的儿子王昭诲在家族蒙难之后,辗转到了湖南的南岳,在那里出家当了和尚。五代后唐时候又受命还俗,做了个叫司农少卿的官;后周时候攀升到少府监的职位。从那以后,这支出自阿布思部落的王氏在历史的长河里走向沉落。
  在唐朝时期,以王为姓的还有来自今天云南大理地区的白族人。据考证,古代白族王姓,主要聚居在大理东洱河地区.东洱河指洱海东岸,即今大理市挖色、海东、凤仪三区及洱源、宾川、祥云、弥渡等县的部分地区。挖色区的大渍淜王姓是唐初东洱河白族中首屈一指的大姓。据当地的王姓家谱载,这支王姓在古代曾出过“父子宰相,一大元帅十二将”。父子宰相是指南诏国清平官王盛、王宽父子。《南诏德化碑》刻有他们的事迹。8世纪上叶,也就是唐天宝年间,王盛父子支持皮逻阁统一洱海地区,促成六诏合一,建立南诏。王盛父子以此成为南诏开国功臣,后来父子皆封为清平官。
  在南诏进攻西川的战争中,王盛父子曾得一家奴,叫郑回。郑回有较高汉文化修养,深得王盛信赖,因此入籍王氏,更名王利。史书上称他为“王蛮利”,这个“蛮”,不过是带有中原正统蔑称四夷人的味道而已。王利的后代后来又改回郑姓,到他的七世孙郑买嗣时,在公元897年灭掉南诏,五年后建立“大长和国”,存世 26 年。因为郑氏其先入籍王姓,所以在“大长和国”时,以郑氏为主,王氏也称皇族。王氏世传堂联“问讯古籍谁家裔,昔是皇族宰相门”,说的就是这段历史。
  古南诏东洱河白族之王,今天仍是云南大理州白族中的大姓。当然,这一王姓的脐脉渊源,与源起中原地区的汉族王姓是判然有别的;它也不像其他的虏姓之王在发展进程中完全融入到汉民族之中,而是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由此证明一个道理:同姓不一定同宗。
  
  3、宋元之后少数民族改入王姓的记录
  在宋代以及宋代之后,陆续有好几支强大起来的少数民族在中华版图上建立起政权,他们包括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女真族建立的金国,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以及满族建立的清朝,其中,契丹、女真、蒙古、满族中都分别有人改入王姓的记录。这些民族的改姓,大都在其政权趋于衰落或消亡之后进行,并且一般发生在皇族后裔的身上。从这个角度说,他们的改姓一定程度上有点类似于商周王室后裔的改姓,商周王室的后裔们大都在失去王位之后的失落中改以王姓,而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皇族后裔也莫不带有这样的意味。
  契丹辽国的皇室姓氏是耶律氏,在其被金国灭掉后,有部分耶律氏改姓了王氏。女真金国的皇族称完颜氏,在金亡国后也有改姓王的。《王思孝墓志》载:王思孝的祖先出于金宗室完颜氏,世居磁州(今河北磁县)。王思孝的父亲完颜远任金统军使。思孝年幼时便逢丧乱,流居大名、濮阳等地,从此改姓王氏。
  蒙古族和满族一统中国时,在长期与汉人接触过程中,不少蒙族人、满族人也改姓王氏,这些在《续通志》、《清通志》有关部分中有许多记载。在灭亡宋朝后,蒙古族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少数民族朝代元朝。元朝立国时间不长,从公元1271年统一到1368年灭亡,前后还不到一百年。据最新考证显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之后有部分支系改姓了王氏。元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的四子帖木花儿,曾率部抵抗元末农民起义,后来四散溃败。他由河南新乡逃至镇平县镇平镇一个名为“晁陂”的地方。从此隐姓埋名,在当地定居,因自己曾封王而改姓王。帖木花儿就成了“成吉思汗王姓”后裔的始祖。
  除了虏姓之王外,历史上还有一些赐姓王、冒姓王的情况。如王莽称帝后,为笼络群臣,他曾赐予多人以王姓。原燕太子丹的玄孙名叫嘉,因上献符命,为王莽所宠,被赐姓王氏,以示与帝王同姓。历史上还有不少含有“王”字的复姓简化为王姓的情况,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先秦时期,诸如王子、王父、王官、王人、王史、王叔、王孙、王周、成王、威王、五王、西王、小王、乐王等等,这些复姓在先秦时候的人名中,能经常见到,但到了汉代以后,就基本上融入王姓而归于消失了。赐姓王、冒姓王以及简化王可以看作是王姓大河的一些细小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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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3 10:20:3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3 10:57 编辑

第九节 王姓起源综述及阳新王氏来源探讨
  
     一些跨学科的研究专家认为,姓氏暗藏遗传密码,是连接文化遗传和生物遗传的一个桥梁。
  中国长期以来姓氏随男,而从生物遗传学角度来说,只有男性具有Y染色体,因此,Y染色体就同姓氏一起遗传给男性后代。由此,具有同样姓氏的人群也就具有了同样类型的Y染色体以及它所携带的遗传基因。
  王姓有好几个不同的血缘始祖,包括子姓之王的(比干)子契、妫姓之王的虞舜、姬姓之王的后稷。也有人说,还包括娰姓的大禹,但毕竟没有考察出源自娰姓的王姓后裔,因此此说存疑。此外,还有来自少数民族的王姓后裔,其血缘成分就更加多样。那么,从生物遗传上来看,王姓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态势。但基于王姓后裔大都源于较为正宗的王室血脉,其中或许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只不过这个问题有待于未来的遗传学家们去揭示。姓氏学、谱牒学在今天越来越受到重视,很大程度上,其意义即在于此。
  作为姓氏,“王”这个字以及这个字所蕴含的特质,在数千年人类生命的演进中,会深深地刻入不管出自哪种血缘的任何一个王姓人的身体中。那么“王”究竟赋予了王姓人一种怎样的共同的色调呢?这应该是属于文化遗传学上的问题了。从这个角度看,与黄帝论道的王倪、中国畜牧业和商业的始祖王亥以及周朝的奠基人王业、王季等人,虽然他们不具备姓氏传承上的特征,但却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学上的意义。
  当然,这里无法概括王姓在文化遗传上的具体内涵,但至少能揣测到几个要素:第一,远古时期王室成员们的辉煌历史能给王姓人带来什么;第二,王氏的得姓始祖在失去王位时的失意能给王姓人带来什么;第三,一想起“王”这个字眼所引起的心理暗示能给王姓人带来什么。
  王姓得姓于登上王位之时,还是失去王位之后,这个命题其实并不重要。但另一个有意思的命题是,这个以王为姓的群体、这个有着最正统的王室血脉的群体、这个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最大姓氏的群体,却在秦汉之后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几乎没有人像模像样地登上过王位。当有王姓人试图挑战这个宿命时,其结果往往以惨烈的悲剧收场。而当他们不再觊觎王位,转而潜心于经邦济世,潜心于宇宙人伦,潜心于艺术止境,却能够获得至高的成就、至尊的荣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里面是否有玄机可探?因这个话题太大,只能容有识之士慢慢探讨。
   

    阳新王氏的的迁徙史
    阳新王氏分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两支,因太原王氏人数太少,这里主要说阳新阳新的琅琊王氏。
    阳新王氏起源于黄帝姬轩辕氏属姬姓之王,出自东周灵王太子姬晋,其子宗敬家于平阳因氏王氏,其后裔在秦汉时由王离之子元公、威公分为琅琊、太原二望。
       元公始迁山东琅琊皋虞(今山东即墨东北方),元公四世孙吉公迁山东临沂县都乡南仁里,琛公后裔迁江州德安爱民乡土塘村锹溪庄为江左锹溪王氏。此派始于隋唐,盛于唐宋,唐太和元年始修四十字派语之后于同治丁卯岁合修大成谱续编四十字派语。
       中唐时期,瓘文公有二十个君字辈的五世孙,其中有八个君字辈(君湘、君甫、君济、君朋、君权、君津、君浅、君涌)的后裔先后有十三支迁入阳新境内定居落业并在兴国州富川门蔡家径建有一所阳新王氏公所和蛟溪祠、槐泉祠、云泉祠、王文祠、王曙祠、清夫祠、忠孝堂、王英祠、景春祠、下王祠、界首祠等十一个宗祠,后王氏会所被阳新棉花公司征用并被棉花公司出卖。
       君湘公的后裔由江西德安锹溪迁阳新三溪泉口畈坳上王复坳庄定居落业。
       君甫公二十一世孙益昌公于公元1480年由江西吉安迁阳新大王王益昌村益昌庄定居落业。后有一支迁大冶虎头庄。
       君甫公十八世孙贵才、贵贤二公1425年左右由江西迁阳新县(兴国富川)蔡家径居住,共槐泉祠,贵贤之子全长迁富池。
       君甫公二十五世孙宙远公于清道光年间由江西瑞昌南义镇王家垅迁木港镇贺洞村下漆湾(314人男7人),后宙远公之子洪植公于清道光年间由下漆湾携子迁木港镇漆祠村王坳庄定居(628人男15人)。
       君甫公二十六世孙洪福公于清康熙初由江西瑞昌南义镇北山庄迁富池镇封山洞大岭下居住(842人男25人)。
       君济公四世孙令会公于宋建隆年间(公元961年)由江西德安吴山乡三万庄迁湖北武昌府兴国州永兴县(现阳新县)硖山复迁王师山(今木港王子山庄)定居,为槐泉祠落业祖。
       君济公支下令会公十一世孙志公于公元1326年由木港槐泉祠王子山庄迁长乐乡辛安里浮屠街口白云山下太屋庄定居。于同治七年(戊辰年公元1868年)建祠,志公为云泉祠落业祖。
       君济公六世孙质(大文学家王质)公于1165年退隐湖北武昌府兴国州阳辛镇定居,为东源王文祠始祖之一。
       君济公支下令念公十世孙承哉公携子如隆公从江西德安三万王家先迁石鼓后迁徙阳辛镇河南畈月山梅定居,为王文庄始祖。
       如隆公之子思通公于公元1412年(
永乐年间)迁永福里东源横溪王文庄定居,与质公后裔共建东源王文祠。
       君济支下令念公十三世孙翰公大约于公元1443年携次子永海、三子永忠由蕲州迁入兴邑下山矶(王曙村)定居,为富池王曙祠落业祖。
       君济支下令金公十二世孙肖鸾公于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由江苏南京迁兴国州富川门居住二十一年后复迁阳新排市北溪庄落业,共槐泉祠。
       君济公支下令全公后裔由四川省海阳县迁湖北省兴国州夏园坊油榨铺庄(木港镇田畈村),后外迁。
       君朋公十五世孙清夫公,先是由其祖父九六从江西豫璋(南昌)迁居湖北武昌府大冶县灵四里五家畈、林桥后复迁灵五里。清夫公于公元1328年由灵五里迁入兴邑永福里太湖地定居,建有清夫祠。
       君朋公后裔由江西迁富池丰山洞。
       君朋公后裔由江西瑞昌南义镇王家铺迁木港仓下村。
       君朋公后裔于清同治乙丑年由通山洪港镇太田村迁阳新龙港星潭王家畈复迁木港宋山村石浮庄居住。
       君朋公后裔由通山洪港镇迁陶港上徐村王道刚庄居住。
       君朋公后裔宙城、宙元、宙乾、宙坤兄弟四人于清康熙初由江西瑞昌王家铺潘师垅迁木港镇仓下村仓下湾居住(现有946人男丁25人)。
       君权公支下福明公长子公勤公十五世孙洪堂公,于公元1522年由蕲州迁入阳新富池沙村下王庄定居落业。建有富池下王祠。
       君权公支下公勤公另一支后裔,迁入阳新枫林镇定居。
       君权公支下公恪公曾孙正一郎公,于公元1206年由江西丰城县洗莱沟迁入湖北阳新兴国州永章里大王镇大王山妙果洞居住后迁大王山下王崇堍庄定居落业。
       君津公九世孙仲浪于公元112910月因避兵乱,由江西瑞昌洪一乡蛟溪颜坑迁至湖北兴国州石田山(今木港镇北山村楼下庄),次年,仲浪公再迁兴国州乐平里山口远东冲落业居住。建有蛟溪祠。
       君津公十一世孙祖珏公于公元1200年由江西瑞昌蛟溪洪一乡颜坑迁兴邑现紫荆山东北抵三溪口界(现王英水库底定居落业)。后元钰公五世孙升五公携三子于公元1214年由港北庄迁福庆里老丁岩山麓社林畈定居建王英祠,升五公为王英祠祖。
       君津公十九世孙景春公于南宋宝佑二年(公元1254年)由王英祠双蟹口老丁岩下社林畈迁阳新荺山王家老屋庄定居落业,为景春祠祖。
       君津公二十一世孙景昌公于公元1487年,带侄儿茂俊和侄孙崇等由江西瑞昌蛟溪石壁分别迁兴国大冶湖畔永章里父子山下,景昌公居大王镇的港沟庄,茂俊居太子镇王官山,崇公居陶港镇王龙村玉崇庄。共建大王忠孝堂。
       君津公二十一世孙受高公裔下惟教公由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镇在头庄迁兴国永章里槐树庄(现名箭楼下),惟恪公于明末由槐树庄迁段家井居住、其后裔迁王泥湾、王克济、大王街,受高公后裔分迁大冶市松山、合二塘、泽林、程潮、黄冈市等地。
       君津公后裔由江西迁阳新枫林界首、杨湾,富池丰山村、港下村
       君浅的后裔迁富池封山洞,木港仓下村雅福庄,枫林大德甘港庄定居落业。
       君涌公后裔自江西德安九井迁丰叶里沿埠头,后迁徙江西武宁等地。
      
太原王氏威公的后裔良猷公于公元1567年由安徽省休宁县率口村迁兴国州阳辛镇复迁阳新兴国彭山垴落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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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4 10:33:4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4 11:00 编辑

第二章 王位得失:王姓的潇洒与悲歌
  
    在失去王位之后,王子们的后代开始纷纷以王为姓。自“三家分晋”进入战国,历秦、西汉、到东汉初年,前后约略五百年,早期的王姓人在历史的天空中,还只是星星点点。他们有的潇洒落拓,有的羁旅徘徊,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也造成两种绝不相同的命运格局。
    王诩是一个隐士,他以纵横术教出了苏秦、张仪、孙膑、庞涓这样的学生;王翦是一个将军,他以勇不可挡之势助秦统一六国;王昭君是一个宫女,她以出塞和亲来托起汉匈两个民族的和平;王充是一个思想家,他用透过世俗夹缝的眼光去告诉人们一个“无神论”的天大真理。而在另一面,王诩以山间清泉、王翦以急流勇退、王昭君以寻觅知心、王充以著书立说来追求心灵的释放和自由,给历史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
    只有王莽是一个例外,他处心积虑,就是为了要攫取世俗生活中的那个最高位置——皇帝宝座,可是,当他认为终于到手的时候,他本人却被重重地摔到了地底,几乎没有人施以一点点同情。
    当王位在祖先们那里失去之后,王姓人就再也没有能够像模像样地重拾这个位子;而当他们向内转,致力于内心世界的修为和拓展,历史就会赋予他们一个应有的高位。这大概是“王而不王,不王而王”的第二层含义吧。 
  
第一节 王诩:战国风云的幕后总策划
  王诩,人称鬼谷子,战国时期魏国人,约生于公元前390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20年左右,诸子百家之一,是纵横家的鼻祖。他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传说苏秦、张仪、孙膑、庞涓等战国时期的风云人物皆为其门下弟子。王诩前半生事于列国,后半生隐逸山林,专事授徒,著有《鬼谷子》一书。他是王氏立姓之后第一位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人物,从其行为来看,堪称战国风云的幕后总策划。
  
1、云遮雾绕鬼谷子
    说到王诩,能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少之又少;而说到鬼谷子,知道的人就多了,他是纵横家学派的创始人。鬼谷,是个地名,子,是古代对卓有成效的男子的尊称。很显然,与其他诸子百家不同,鬼谷子是唯一以地名、而不是以姓氏指代其名的人。由于正史没有给他立传,与其他诸子百家比较起来,他的生平事迹显得相当不可考,以致有人怀疑他只是个传说中的人物。
    不仅如此,鬼谷子究竟是哪里人,他是否姓王名诩,《鬼谷子》这本书是否为其所著,都为后世人所存疑。
    那么,鬼谷子是否确有其人呢?正史虽未曾为其立传,但无论是《战国策》,还是《史记》,都多次提到这个人,肯定其在纵横术上的高超智慧,并提到叱咤一时的纵横家苏秦、张仪皆为其弟子。至于野史一类,记叙得就更为丰富了。既然还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资证纵横家学派乃为第二人所为,那么鬼谷子就可以被认定为此一学派的唯一创始人。事实上,大多数史学家也认为鬼谷子是实有其人的。
    至于鬼谷子是战国时期的哪国人,可谓众说纷纭,有说他是楚国人,有说他是齐国人,还有说他是魏国人。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说法,是因为在这些诸侯国里,都有名为“鬼谷”的地名。但更多的史料倾向于认为他是魏国人,《资治通鉴》就明确说到,鬼谷子是魏人。
    如果说鬼谷子是魏国人,这就比较符合他本人的王氏出身。在民间,鬼谷子还被称为“王禅老祖”,这个“王”明显带有标明其姓氏出身的意味。公元334年面世的、至今依然存世的王氏族谱《江左第一世家王氏世图谱》里记载,王诩是周灵王太子晋的第五世孙。太子晋生活的时代与王诩生活的时代相隔大约160年左右,五世孙的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太子晋之子王宗敬“避周难于晋,家于平阳”,“晋”是指晋国,“平阳”是古地名,位于今天山西省临汾市。晋国后来瓜分为韩、赵、魏三国,王宗敬子孙生活的“平阳”恰好就在魏国的范围之内。所以,说王诩为魏国人是较为可信的。
    那么,作为一代宗师的王诩,他的身世为什么会显得如此云遮雾绕、扑朔迷离呢?这大概跟他“入世”为官时的波澜不惊、碌碌无为有关,也跟他“出世”后的隐姓埋名、与世无争有关。如果把正史与野史结合起来,我们就能描述出王诩一生活动的清晰轨迹。
  
2、早年游走于列国之间
    我们知道,韩、赵、魏三家分晋,是以周王室承认它们的诸侯国地位为标志的。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的诸侯国地位正式确立,晋国名存实亡。魏国获得了横跨今天的山西以及河南、河北的大量土地,到了公元前390年左右,魏国建国十多年,正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势头。
    就在这个时候,王诩降生在魏国的一个士大夫家庭。太子晋与王诩之间的世系传承关系,相关族谱记载得不是很详尽,因此,现在无法确知王诩的父亲是谁。
    王诩降生时,老子、孔子、孙子都已谢世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以上,墨子刚刚去世,而孟子和庄子即将诞生。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那时,摆在他面前的经典著作,既有《周易》、《春秋》、《论语》,又有《黄帝内经》、《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等,他广泛涉猎,兼收并蓄,为自己打下了扎实的天文、星象、哲学、历史、医学以及军事等方面的功底,正是在诸多方面的纵深学养,使他在日后求学或求官于列国时,总能在特殊时刻引发出其不意的命运转折。
    那个时代又是一个狼烟四起、弱肉强食的时代,少有大志的王诩并不想仅仅只做个书生,他更向往那种叱咤风云、纵横捭阖的政治生活。大概在十五六岁的时候,他踏上了拜师学艺之路。他所学的“艺”,乃是干政之术;其旅途的第一站,就是当时的天子之都洛邑。
    此时的周王朝虽已江河日下,但作为名义上天下共主的所在地,洛邑多少还有一抹盛世浮华。据说王诩在这里拜了三个老师,他在洛邑呆的时间大概有好几个年头,期间悉心关注时政,了解各国地理。因此,在离开洛邑返回魏国之前,他已经对当时各诸侯国的自然条件、风土人情以及天下大势了然于胸。
    应该可以推知,王诩返回魏国时,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可是,当时的魏国正好陷入王位继承人的权力纷争,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王诩,是没有人会注意到他的。急于一试身手的他显得很无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选择远走他乡,到楚国去谋事。
    自春秋至战国,楚国一直都是一个历久不衰的强国,这里江河纵横,沃野千里,物阜民丰,先秦“九薮”之一的云梦泽在其境内绵延九百里。只是可惜的是,在这样一个鱼米之乡,王诩的运气并不好,楚王一点也不赏识他,他只得靠占卜维持生计,顺便考察世风人情。传说他曾在云梦泽一带,或者说在洞庭湖边一度隐身,还可能也到过阳新。之所以有王诩是楚国人的说法,大概跟这段经历不无关系。
    不知多长时间王诩结束了隐居生活,自楚涉韩。王诩在韩国得到了很好的接待,这位几经波折的饱学之士终于开始了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段风光岁月。他常常作为韩国的外交使节出使诸侯各国,屡屡为韩国争得利益。他善于总结智谋策略的运用,就这样日积月累,王诩的强国合纵、弱国连横的纵横学思想初步形成。
    但王诩的前半生似乎注定是颠沛流离的,与韩国一段好景不长的蜜月过去之后,由于受到排挤,他被迫出逃,投奔宋国。宋国是个小国,在七雄并举的时代,它顶多只能算个陪衬而已。因此,尽管受到了礼遇,王诩还是觉得池塘太小。这一次,是他主动选择离开,他不辞而别,到了东边的齐国。
    齐国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国家,这里的争鸣论辩之风十分盛行。按说,王诩正可如鱼得水,可是,后来的史实证明,他在这里也并没有干出什么令人称道的事情来,否则,史书肯定会记他一笔。
    似乎历史上那些入世很深的人,大多都不能著书立说;而那些入世了、后来又抽身隐退的人,却往往能够留下传世之作。因此,从这层意义上讲,尽管王诩有志不能展,有才不能用,但这正好促使他以另一种形式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经过在齐国的一段惨淡经历,王诩决定顺乎天意,彻底退出世俗纷争,隐遁山林。
  
3、鬼谷山下授名徒
    王诩的隐逸之地叫鬼谷,并因此而得名鬼谷子,对于这一点,没有人有异议。但对于鬼谷究竟在什么地方,王诩究竟在当时的哪一方天地隐居,那就众说纷纭了。
    据说,全国叫鬼谷的地名有十几处之多,像湖南的大庸、湖北的当阳、四川的峨嵋、陕西的韩城、河南的登封等等,都有叫鬼谷的地方。那么,鬼谷子究竟隐居在何处呢?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三个。
    一个是位于泰山脚下的鬼儿峪。王诩是从齐国的政坛上隐退的,他并没有走多远,就走到泰山脚下一个叫“鬼儿峪”的山谷里隐居。传说这里颇多坟地,乃鬼魂所居;久而久之,“鬼儿峪”被人们叫成了“鬼谷”。
    另一个是位于山西运城云梦山的鬼谷。云梦山又作云蒙山,这里至今还有个叫南王庄村的地方,传说是王诩的出生地,村东、村南遗有王诩及其后代的陵墓。云梦山有一条南北大幽沟,相传,黄帝把杀死的蚩尤兵卒都葬在这条沟里,每到晚上,磷灯鬼火,遍野悠悠,天阴雨湿,鬼哭啾啾,这条沟就被人称为鬼谷。王诩归隐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选择在这条沟里居住。
    还有一个是位于河南北部淇县云梦山的鬼谷。此处云梦山又名青岩山,在淇县西南十五公里,属太行山脉。这里峰峦迭嶂,气象万千,在一个洞口,刻有明代洛阳通判窦文的笔迹:“鬼谷先生隐处。”清雍正年间,这里重修王禅庙,碑文中可以看出“王禅老祖隐于洞内”的字样。此外,还有民国年间的遗迹,都标明王诩的隐居之地就在这里。
    也许再历经千年,王诩确凿的隐居之地都无法考证出来。其实,他隐居于何处,这一点并不重要,换一个角度思维,王诩既然选择了隐居,他就不想让后人了解他更多,我们又何必要在这一点上穷根究底呢?
    有些人隐居了,就从此不过问世事,王诩却不是这样,他大肆收揽天下之徒,传授游说干政之术,似乎要把自己当年无法实现的宏愿,假徒弟之手来完成。换句话说,他要以“出世”的方式,来达到最为彻底的“入世”目的。
    传说他教授的弟子,有苏秦、张仪、孙膑、庞涓、陈轸、尉缭子、毛遂、范雎、徐福等等一批人,这一长串名字,几乎囊括了战国时代最有名的外交家、军事家、谋略家,乃至说客、方士等。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看来鬼谷子的声势也不在其之下。设若在战国,没有了上述的一长串名字,那么,一个狼烟四起、金戈铁马的时代,顷刻间便化成了一个偃旗息鼓、风平浪静的时代。鬼谷子本人住在山谷,不曾下山,但他实在堪称战国风云的幕后总策划。
    但历来就有人提出疑问:鬼谷子怎么教得了这么多人呢?这种说法的可信度究竟有多大?
    包括鬼谷子在内,这一批纵横于战国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生卒年不详。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首先从这些人物活动的大致年代上来推测他们成为师徒关系的可能性。
    鬼谷子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20年间。苏秦、张仪的生年皆不可考,至于卒年,依《史记》推测,前者是公元前321年(也有说是公元前284年),后者是公元前309年,与鬼谷子的卒年大体相当或稍晚。同样地,孙膑、庞涓的生年也不可考,庞涓因败于孙膑,自刎于公元前342年,孙膑则大约在前320左右去世。至于陈轸、尉缭子,前者无法描述生平,只有事迹片断,曾与张仪有交锋;后者也一样,但著有《尉缭子》一书,大体生活在梁惠王(公元前369-前319年在位)时代。由此观之,以上几个人与鬼谷子生活的年代有着较多的重叠,师从鬼谷子的可能性是有的。但那个勇于自荐的毛遂,史载死于公元前256年,比鬼谷子晚去世60年以上;秦相范雎死于公元前225年,比鬼谷子差不多晚去世一个世纪;徐福生活到了统一后的秦代,然后率队远渡日本,跟鬼谷子生活的年代就更远了。因此,基本可以判定,这三个人与鬼谷子的师徒关系有很大的附会成份。
    我们再从史料的角度来作考证。《史记》中有“苏秦、张仪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东事师於齐,而习之於鬼谷先生。”等语,可见,苏秦、张仪是鬼谷子的弟子,是得到后世认可的。苏秦“头悬梁,针刺股”,温习的就是《鬼谷子》的《阴符》篇;他后来施“合纵”之术,佩六国相印,使秦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张仪则凭着“连横”绝招和出色的外交才能,位登秦国宰相,使秦“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鬼谷子王诩是纵横家的鼻祖,他二人则是纵横家的集大成者。
    再看孙膑、庞涓。《史记》说他们两人是同学,但没有说他们师从于何人,很多野史却说他们是鬼谷子的弟子。陈轸、尉缭子也属于同样的情况。
    鬼谷子授徒,遵循一个原则,这就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这种教学原则非常符合天道,有这样的境界,他当然不会在乎后世人是否记得谁是他的弟子,这就像他并不在乎后世人是否认为《鬼谷子》这本书为他所写一样。
  
4、《鬼谷子》是怎样一本书
   《鬼谷子》一书,分上、中、下三卷,共有十七篇,其中第十三、十四篇已失传。《鬼谷子》的版本,常见者有道藏本及嘉庆十年江都秦氏刊本。
    对《鬼谷子》的看法,历来褒贬不一。唐初宰相长孙无忌谓《鬼谷子》:“便辞利口,倾危变诈。” 中唐散文家柳宗元谓《鬼谷子》:“险戾峭薄,恐为妄言,乱世难信,学者不宜道之。” 而北宋欧阳修则谓《鬼谷子》:“因时适变,权事制宜,有足取者。” 为什么一本书会有如此极端的毁誉褒贬呢?简单地说,因为这是一本没有披戴任何道德外衣的谋略学著作,它主张,为了达到目的,一切被认为合理的手段都可以运用,其思想与儒家所推崇的仁义道德恰好大相径庭。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游说技巧。战国时代,一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必须首先得到君主的赏识,而要让君主赏识,你就得游说君主。由此,游说之术,或者说,纵横捭阖之术大行于世。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形象的例子来了解《鬼谷子》讲的是什么内容。
    譬如,有一个叫苏秦的人,(这个苏秦不是对应历史上的苏秦。)他有一番统一列国的理想,决定到秦国去说服秦王,然后让秦王授予他权力去实施理想。那么在见秦王之前,他就得先收集有关秦国和秦王的资料,揣摩分析秦国的综合国力以及秦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而制定有效的攻心战术。但因为毕竟还没有接触实际,这一番分析和计划不一定完全准确,所以在见到秦王后,他得再次进行权衡、比较,进而确定更有针对性的计谋。当完全符合实际后,他就得作出决定,果断付诸实施,以达到被秦王接受认可的目的。
    以上这个过程,就是揣、摩、权、谋、决的过程,是完全在苏秦的内心里完成的,而要顺利完成这个过程,必须得借助形之于外的技巧。都得借助什么技巧呢?得借助捭阖术、反应术、内揵(jian)术、抵巇(xi)术、飞箝术、忤合术等等。
    具体地说就是,苏秦要根据秦王的想法,譬如他的品德、他是否喜欢钱财、是否喜欢美色等特点投其所好,以与之建立特殊的关系。有了关系就可以进言了,在进言时,要选择最恰当的时机,尤其要掌握对方的心理变化。要善于抓住对方的弱点或缺陷,并加以利用;如果发现自身有什么漏洞,则要想方设法加以堵塞。或者运用赞美对方的方法,从而达到控制对方的目的。
    在运用这些技巧时,要时刻做到思维敏捷、头脑灵活、知识广博、多谋善断。《鬼谷子》的技巧,大可运用于今天的内政,外交、战争、经贸、公关乃至个人的为人处世等领域。《鬼谷子》号称“智慧禁果,旷世奇书”,有人害怕它的“赤裸裸”。其实,一些披着“仁义道德”外衣的虚伪、奸诈可能更可怕,比较起来,《鬼谷子》的可怕倒显得不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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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4 11:03:3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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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王翦祖孙:太原、琅琊王氏的始祖
  
     王翦、王贲、王离是祖孙三代的关系,皆为秦将,频阳东乡(今陕西富平县)人。王翦携其子王贲助秦统一六国,居功至伟,以此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名将。但王翦能助秦打天下,却不能助秦治天下,秦终因暴政很快灭亡。颇有意味的是,暴秦走向灭亡是以王翦之孙王离在巨鹿之战中的全军覆没为标志的。
  
1、智勇双全一将军
    在今天陕西省富平县城东北约20公里处,有一个镇叫到贤镇。传说春秋时晋国公子重耳曾逃难到过此处,故得名到贤。在到贤镇的永和村。有一座南北较长、东西稍窄、高约9米、周长达136米的古墓。在这座古墓西侧约180米处,从南到北还依次排列着六座小冢。这座古墓就是王翦墓,而这六座小冢,据说里面埋着的是六国王侯的衣冠、图书和俘虏等。这里的一切,是为了彰显王翦助秦统一六国的战功而修的。
    史料对王翦生卒年记载得不太详尽,他大概在秦昭王(前302年-前250年在位)时就已经为将;据载,王翦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即公元前214年去世,去世时,寿高90。照此推算,他大约出生于公元前304年左右。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推演,王翦系周灵王太子晋之后,是太子晋的第十八世孙。太子晋的后代大多生活在晋国,或者后来的魏国,那么,对于王翦这一支是什么时候迁到了秦地频阳,史书及相关族谱都缺乏记载。不过,太子晋的子孙之所以昌旺于后世,几乎全是从王翦这一支生发开来的,因此,王翦祖孙在姬姓之王的世系传承上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作为一个长寿将军,王翦荡平六国的辉煌业绩几乎都是从古稀之年才开始的。在此之前,他也做过不少颇有影响的大事,其中,最为值得称道的是三件大事:一是替丞相范雎(ju)捉拿仇人魏齐,二是帮助秦王嬴政平定其弟长安君的叛乱,三是辅助秦王嬴政剪除权相吕不韦。三件事件件惊心动魄,从中看出的主要不是他的军事才能,而是他的智谋与魄力。
  
2、父子奋威扫宇内
    在拔除吕不韦和嫪毐这两颗毒瘤之后,秦王嬴政正式亲政。经过周密部署,一场轰轰烈烈的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开始了。这场战争以公元前236年秦军伐赵拉开序幕,前后持续15年。期间,除了最先的灭亡韩国,王翦、王贲父子没有参与外,其他五国,要么为王翦带兵所灭,要么为王贲攻克而亡。
    秦赵之间的战争往往总是耐人寻味。赵国本不是一个缺乏将才的国家,前番长平之战,廉颇率领赵军原本据守得好好的,范雎的一个反间计,就让赵王慌忙以赵括取而代之,结果招致40万赵军被活埋的惨剧。此次王翦被秦王拜为大将,引兵进攻赵国,一幕颇相类似的戏剧再度上演。
    推算起来,王翦是以年近八旬的高龄连克赵、燕两国的。事毕后,他上表告老还乡。秦王以其劳苦功高,予以允准。
    现在该轮到王翦的儿子王贲出场了。在韩、赵、燕三国偃旗息鼓之后,北方大部分地区已为秦有,剩下地处中原的魏国孤立无援。公元前225年,秦以王贲为将,率军伐魏。魏王假在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的内外城挖下深沟,层层守备;又派人使齐,试图以“唇亡齿寒”的道理说服齐国出兵救援,但齐国置之不理。王贲军很快围住大梁,因城高沟深,急切难下。关键时刻,王贲想到了一个“水”字。他引黄河之水灌城,终破大梁,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魏王室本是姬姓之王的一支毕公高的后代,作为姬姓之王的另一支太子晋的后代,王贲无意中催生了毕公高支的姬姓之王。此王催生彼王,魏信陵君无忌的后代在亡国的落寞中改以王姓。
    秦国的扫荡计划一环紧扣一环,公元前222年,王贲与李信一起统兵,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歼灭了辽东燕军,俘虏燕王喜,回师途中又在代北(今山西代县)俘获赵国余部代王嘉,然后由燕地乘虚直逼齐国。齐王建慌忙在西线集结军队,准备抵抗。公元前221年,王贲避开西线齐军主力,从北面直插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在秦国大兵压境的形势下,齐王建不战而降,这个坐山观虎斗的国家终于自食其果。田氏齐国本是妫姓虞舜之后,无独有偶,王贲在最终促成秦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同时,又一次催生出一支王姓,这就是妫姓之王,齐王建的孙子田安之后在失意中改以王姓。
“六王毕,四海一”,在国都咸阳,秦王嬴政登基称帝,这就是秦始皇。秦始皇论功行赏,王氏父子战功赫赫,无人能及。王翦被封为武成侯,凡频阳周围之10万户,皆为王翦所属;始皇对王翦以师相称。王贲被封为万户侯。王氏父子星光闪耀,荣归故里。
  
3、君王“倒鳞”切莫触
    春秋末年,帮助越王勾践成就霸业的范蠡曾留下一句发人深省的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看出勾践可以同患难,却不能共甘甜,便激流勇退,过起自己的隐居生活。而一起辅佐勾践的文种却不听范蠡的劝告,结果落得个被赐死的下场。
    有的情况下,可能还没有等到“飞鸟尽”、“狡兔死”的时候,就已经“良弓藏”、“走狗烹”了。就拿秦国来说,商鞅变法使秦国走向富强,商鞅本人却被车裂而死;白起为秦国攻城70余座,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却被赐利剑一把,自裁而死;吕不韦如此精明之人,最后也只得饮下一杯毒酒;就连名相范雎,也差点朝不保夕,不得不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余生。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功成名就之后的王翦却可以荣归故里,得以善终,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秦始皇的特意恩宠吗?史载,秦始皇“鼻梁过大、眼眉过长、肩胛耸起、声如豺狼” ,是一位“残暴成性、刻薄寡恩”的人,所谓“伴君如伴虎”,王翦是如何“伴”好这只“虎”的呢?
    对于人君,韩非子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大意是,龙属于虫类,可以驯养、游戏、骑它,然而在它喉咙下端有一尺长的倒鳞,人要触动它的倒鳞,一定会被它伤害。人君就像龙一样,他的下颌也长有“倒鳞”。
    与韩非子差不多生活在同一时代的王翦,显然深谙“倒鳞”的道理。他的处世原则是:有功则已,不压群臣;惟王命是听,不议论王非;常思退而善知足,不过分计较名誉地位。正因为这样,他身为四朝元老,朝廷重臣,威信既高,人缘又好,旁人几无非议。历任相国,无论是范雎、蔡泽,乃至吕不韦,都对他十分尊重。当年向秦昭王献计捉拿范雎仇人,是王翦在军功之余修炼为人的典型例子。
    在与秦王嬴政的关系上,王翦处理得尤为出色。王翦的处世哲学使他得以全身而退,但这种做法可以保他本身无忧,却不能保证他的子孙平安无事。这就像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他本人可以暂时坐稳皇帝位,却不能保证他的子孙万世而为皇。事实证明,秦王朝仅至二世而灭。
  
4、王项两家恩怨结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朝代。秦朝建立后不久,王翦、王贲父子相继去世,王翦之孙、王贲之子王离继续为秦将。
    公元前209年,秦始皇去世,太子胡亥即位,是为秦二世。秦王朝焚书坑儒,修万里长城,建阿房宫,把整个国家弄得民不聊生,危机四伏。当时,大将蒙恬统领的秦军镇守在北方边境,王离只是蒙恬的一个裨将。秦二世掌权后,赵高联手秦二世诛杀了屡立战功的蒙氏家族,这样,北疆边防军的统帅位置就落到了王离手中。似乎历史注定要把这位王翦的孙子推上秦末战争的风口浪尖。
    就在秦二世即位的同一年,秦末农民战争爆发了,点火人是陈胜、吴广。历史往往总是有着惊人的巧合,这二位农民英雄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州东南)揭竿而起、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绝音,而蕲县恰好是楚将项燕被王翦所败亡的地方。随后,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昔日诸侯纷纷复国,逐渐形成以秦朝的王离军、章邯军与楚国的项羽军相对垒的局面。
    应该说,在战争初期,秦军是占有绝对优势的,但一场巨鹿之战,却让形势发生了逆转。而巨鹿之战的主角就是王离与项燕之孙项羽。
    巨鹿之战发生在公元前208年,对于这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斗,偏爱项羽的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以少见的酣畅笔调娓娓道来。项羽实施穿插、分割、包围的办法,历经九战九捷,将十倍于己的王离军全部吃掉,王离被生擒。这一年,距离王翦与项燕之战刚好十五年。十五年前,王翦大败项燕,十五年后,两人的孙子再度相遇,只不过生死成败掉了个个儿。王项两家的恩怨到此算是了结。
    了结的还有王家三世为秦将的历史。司马迁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写道:“王翦为秦将,夷六国,当是时,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mò)身。及孙王离为项羽所虏,不亦宜乎!”太史公的话自然有其道理,但要求英武一时的王翦“辅秦建德”,也实在有点勉为其难了。
    王离死后,他的后代没有再回到频阳。王离长子王元迁往琅琊,次子王威则迁到太原居住。王翦祖孙的使命结束了,但由他们的后代所开创的中国历史上鲜见的王氏辉煌,却才刚刚埋下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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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4 13:47:0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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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王昭君:一个“爱国”的大美人
  
    王昭君,本名嫱,字昭君,西晋时为避司马昭讳,又得名明君、明妃。西汉元帝时宫女,约出生于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卒年不详,南郡秭归(今湖北兴山县)人。她以出塞和亲而在中华民族关系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后世人把她与西施、貂蝉、杨玉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
  
1、秭归故里:昭君屈原是老乡
    有关王昭君的生平事迹,散见于《汉书·元帝纪》、《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等史书篇目。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她的籍贯属于南郡秭归县。三国时,吴国将秭归北部划出,另立兴山县,昭君的家乡恰好就在兴山县境内。三国后,该县建制虽历经变故,但至今仍存。所以现在说到王昭君,多说她是湖北兴山县人。
    据该县县志载,兴山以“环邑皆山也,县治兴起于群山之中”而得名。它位于湖北西部,长江西陵峡北岸,东邻宜昌,西连巴东,北枕神农架,南接秭归、而今,三峡截流筑坝,兴山县正好处于大坝的上游。
    说到兴山县的地貌,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句“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把这里的万千气象刻画得形肖毕至,王昭君出生的村庄就在这群山万壑之中。如果杜老夫子没有走错的话,那么当年他访古探幽的地方,就是今天兴山县高阳镇的宝坪村。前些年,宝坪村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昭君村。昭君村里,一座占地达十亩的“昭君宅”可把人带入中古氛围。宅内有“昭君书院”、“昭君纪念馆”,宅前有“望月楼”、“妙龄柏”、“楠木井”等景致。
    最富创意的莫过于纪念馆旁的一座汉白玉昭君雕像,这座雕像一改以往昭君怀抱琵琶、一脸幽怨的俗套,而把她处理成卓然独立、手持竹简、凝神远思的形象,在南方秀女淳朴聪慧、落落大方的气质中,渗透出胡汉和亲的内在意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王昭君的形貌与性格,跟她“群山万壑”的家乡、跟家乡巴、楚文化交界的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兴山山清水秀,云雾缭绕,少年昭君身感其秀,心悟其灵,自然就养成了天生丽质。据地方志和历史地理书记载,“兴山,旧为楚始封地”,也就是说,这里是楚文化的最早发祥地;而来自西部的巴蜀文化恰好在这一带与荆楚文化相遇,两种文化中强调个性、敢做敢为的特点,不能不注入到昭君的性情和血液中。
    滋养这种性情最直接的一个来源,就是诞生于楚国时秭归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屈原的出生地在今天秭归县的乐平里,乐平里距离昭君所在的宝坪村只有不到二十公里的路程。南宋范成大有诗:“绝代昭君村,擎世屈原宅。”在今天秭归县城的城门旁,并排竖立着两块石碑,分别上书“楚大夫屈原故里”和“汉昭君王嫱故里”。他们俩实在算得上是真正的秭归老乡。
    在《离骚》当中,屈原自叙世系的第一句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他说他是高阳的后代子孙。高阳就是远古时代“五帝”之一的颛顼帝,传说颛顼帝是楚国的老祖宗。今天宝坪村、或者说昭君村所在的乡镇,就是以“高阳”来命名的,这更进一步说明,古老的楚文化把昭君与屈原的心理距离拉得很近,一向以香花香草自喻和有着独立人格的屈原,应该说会更直接地塑造早年昭君的性格。
    拉近他们距离的还有一条名叫香溪的河。香溪从神农架的群峰中流来,环绕宝坪村而下,向南流到乐平里,然后再逶迤着向西南方向汇入长江。即使在今天,香溪的水依然碧绿如翠,在入河口,人们能清晰地看见,一条清流是如何汇入到长江的滚滚浊流中的。据考证,香溪的水之所以这样翠绿,是神农架山地石灰岩质地造成的。一条香溪河,哺育了屈原和昭君;而在历史的河流里,昭君则仰承着屈原的伟大人格。
    正史似乎不太愿为王昭君这样一个人物立传,而在汉元帝或匈奴的传记里,涉及到昭君的文字又是惜墨如金,因此,昭君的生卒年已很难考证,只能大致推测她约生于公元前一世纪中叶,时为汉宣帝(公元前73-公元前49年在位)晚期。史书称她为“良家子”,意谓是一个清白人家的子女。昭君大概在两三岁时,汉宣帝死,汉元帝即位;在十五六岁时,亦即公元前36年,汉元帝昭示天下,遍选秀女。作为南郡的代表,王昭君被选中。就在这一年,她辞别故乡,先北上,再西入帝都长安,在汉元帝的后宫里充为宫女。
    作为皇帝,后宫佳丽数不胜数,他很难忙得过来;而作为宫女,为得到皇帝召幸,常常望眼欲穿,不少红颜就这样凄然老死在宫中。宫女只有被皇帝召幸了,才有可能升为嫔妃,进而一级级攀升,乃至攀升到皇后。昭君虽才貌过人,但呆在宫中好几年,连皇帝的影儿也没见着,更别说召幸了。她的这段非人生活,被《后汉书》记录下来,该书写道:“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
    汉朝皇帝召幸新人,往往先看画像。正因为有此一举,后世文人才附会出毛延寿索贿不成,把昭君画成丑女、以致不得见召的故事来,其实,这是历史上子虚乌有的事情。
    但后人还是得好好感谢汉元帝的未曾“召幸”,否则,后宫里顶多增加一个普通的嫔妃,而历史却少了一个光艳照人的王昭君。所以,当昭君在二十岁左右以绝代姿容盛装登场时,历史霎时被点亮。
  
2、历史呼唤昭君,昭君选择历史
    自公元前三世纪兴起以来,中国北方的骑马民族匈奴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与中原华夏民族的纷争。在汉匈关系史上,前期是匈强汉弱,到汉武帝之后,则变成汉强匈弱。而到了汉宣帝、汉元帝时期,匈奴开始内附于汉朝。这是此前的民族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这种现象以匈奴单于诚心诚意向汉朝请求和亲而达到高潮。因此,是历史契机呼唤一个王昭君式的人物的出现。
    王昭君不是历史上第一个和亲使者,但她却是第一个主动要求远嫁单于、出塞和亲的人。设若没有王昭君的主动,而是一个半推半就的女子出塞,那么这个女子在历史上的位置、这次和亲的效果将可能根本改变。因此,历史呼唤昭君,昭君也把握住了命运,选择了历史。
    那么,匈奴是如何由强转弱、进而臣服于汉朝的呢?
    秦始皇曾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并筑万里长城拒之。但他阻挡不了一个庞大的匈奴政权的诞生,这是一个以单于庭(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为中心、东起辽河、西达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接长城的奴隶制政权,当时它的军事力量十分强大。
    汉初,汉高祖刘邦迫于匈奴骚扰,曾亲率大军出击,结果被围七天,差点死在那里。认识到匈强汉弱的现实,汉高祖决定用和亲的办法来解决北方边患。他准备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嫁到匈奴,由于吕后死活不肯,才找了一个宗室女儿冒名公主嫁给单于。自此,历朝汉皇都执行这一政策。这一政策换来了边境的相对安定,换得了一个国力的恢复期,但它毕竟带有被迫的、甚至是赎买的意味在里面,不能改变隐忍挨打的根本事实。因此,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国力的增强,这一政策发生了转变。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对匈奴大举用兵,他采取强力反击、长驱直入、穷追不舍的方针,先后派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对匈奴实施毁灭性打击,终于重创匈奴。自此,匈强汉弱向汉强匈弱方向转变。
    但匈奴毕竟没有被征服,汉匈纷争依然存在。把匈奴带上生死存亡关头的,不是外力,而是这个民族的一次内乱。汉宣帝在位时期,享有法定继承地位的稽侯狦(shan)被立为呼韩耶单于。由于权力斗争的激化,不久,在匈奴的辖区内,出现了五个单于并立的局面。经过残酷拼杀,呼韩耶消灭了其他几个单于,占领单于庭。但没多久,呼韩耶的哥哥又自立为郅支单于,郅支单于打败呼韩耶单于,进驻单于庭。
    匈奴的内讧,招致周边属国的叛离攻伐,再加上罕见雪灾的摧残,终于把这个民族推向濒临灭亡的边缘。就在这个时候,呼韩耶单于产生了一个大胆而又英明的想法,那就是,向汉朝表示臣服。他知道,匈奴已经到了“事汉则安存,不事汉则危亡”的地步,他必须力排众议,南下叩塞。
    公元前51年,就在王昭君降生一到两岁的时候,呼韩耶单于,这位昭君未来的丈夫叩塞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表示愿意参加这年正月对汉天子的朝贺活动。汉宣帝以极高的规格接待了他,欢迎匈奴成为汉朝的藩属。自此,汉匈长达150多年的敌对关系告一段落。在汉军的帮助下,呼韩耶重新夺回了单于庭。
    但这并不意味着汉匈边境已经平安无事,十多年后的汉元帝时期,汉朝军队消灭了呼韩耶的劲敌郅支单于。如果说早年的臣服还多少带有一点游移的话,那么郅支单于的消灭,使呼韩耶认识到,只有彻底依附汉朝,才能确保匈奴的安全。就这样,一次全新的和亲行动开始了。公元前33年,呼韩耶单于再度入朝,他向汉元帝“自言愿娶汉氏以自亲”,真诚而又迫切地请求娶一位汉家女,以确保汉匈长久的和平安宁。
    作为汉朝一方,汉元帝应该能够认识到,匈奴的彻底归附将开创不同凡响的新局,他当然从心底里欢迎这种和亲,这是一种双方在自愿和平等基础上的和亲。汉元帝决定从他的后宫里选取一位宫女来担当这一使命。
    这一使命之所以能落到王昭君的身上,是跟王昭君“乃请掖庭令求行”的举动分不开的。当时,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不主动,并不一定会轮得上她。那么,王昭君为什么要主动请行呢?
    综合史料分析,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她强烈渴望摆脱后宫生活,所谓“积悲怨”,不仅仅是对不能得到诏幸的悲怨,更多的乃是对牢笼般生活的悲怨,因此,当一旦有机会,她自小就有的向往自由的个性被充分激发出来;第二,她已做好面对朔北苦寒的思想准备,她本是一位农家女,大山锻炼了她吃苦耐劳的品质,相对于宫中连做女人的正常权利都被剥夺的现实,“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天气又算得了什么?第三,她领会了此次和亲的使命,并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完成此一使命,对于这一点,从她出塞后一系列的行动中可以得到印证。
    就这样,在临辞大会上,在汉元帝和呼韩耶的目光注视下,王昭君登场了。对于这一历史时刻,《后汉书》里这样写道:“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同影)裴回(同徘徊),竦动左右。”
    昭君为何要如此打扮?如此表现?第一,马上可以开始一种新生活了,这是喜悦心情的自然流溢;第二,毕竟有五女竞争,不如此,何以胜出?第三,居然要在这种场合见到那个从未谋面的元帝,他一定自认为阅尽人间美女,今天,正好可以给他再开一次眼界!
    果然,见到昭君的美目流盼,元帝失态了。《后汉书》是这样写的:“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这是一位敢于把握、也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奇女子的惊鸿一现。公元前33年,这位绝代佳人踏上了出塞远嫁的路,为此,汉元帝将这一年改元“竟宁”,意谓边境从此永得安宁。呼韩耶单于封昭君为“宁胡阏氏(yanzhi)”,宁,与元帝年号取同一意思;宁胡,意谓是昭君给匈奴这个民族带来安宁;阏氏,是匈奴对单于妻子的尊称,意谓昭君此去,将享十分尊崇。
  
3、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
    昭君出塞,得从长安远抵单于庭。对于出塞路线,史料记载不明,今人根据呼韩耶单于入塞的路线,精心绘制出一份“昭君出塞路线示意图”。从图上看,昭君从长安出发,首先到达五原,即当年呼韩耶叩塞之处。这条线路基本上是秦朝时就已经开凿好了的直道。然后朝西走,一直越过长城,这样,就进入匈奴管辖的地盘。从长城至单于庭,还有着更为艰险的路途,其间受阻于沙漠、戈壁,必须几经绕道,昭君方可最终抵达丈夫的家。南北朝诗人庾信用“冰河牵马渡,雪路抱鞍行”来描绘出塞之苦,而元朝人张翥则用“队队毡车细马,簇拥阏氏如画”来形容远嫁之盛。究系如何,作为后人,就看各人的理解了。
    作为一个出自南国的大家闺秀来到朔北,昭君必须得克服衣食住行等诸多方面的不适,才能融入匈奴生活,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些其实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她不得不先后嫁给两代单于。
    从年龄上推算,呼韩耶至少比昭君大三十岁以上,他们共同生了一个男孩,叫伊屠智牙师。不久,呼韩耶去世,他的长子雕陶莫皋被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匈奴有“父死妻其后母”的婚俗,昭君被要求再嫁给新任单于。面对这种阵势,受过礼教熏染的她犯难了,她给汉朝皇帝上书,要求返回故土。当时已是汉成帝在朝,“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以今天的眼光看,昭君的再嫁是符合个性自由的,更是符合人性的。但在彼时彼地,转过思想上的这道弯,她得付出何等的勇气!她知道,自己的婚姻是跟常人不同的,除了生儿育女,在这婚姻之上,还得托起两个民族的和平与安宁。
    昭君与复株累若鞮单于的夫妻生活持续的时间较长,他们生了两个女儿。事实证明,在追求自我幸福的同时,昭君从未忘记自身的使命,为了汉匈和平,在昭君之后,她的女儿、女婿、外孙,乃至她在秭归老家的两个侄儿,都一直奔忙在两地之间。虽然史书未予记载,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假如没有昭君的言传身教和谆谆告诫,她的后代未必会有这样的自觉和自愿。
    昭君出塞,至少有以下几点不可抹杀的历史功绩:第一,在中华民族的关系史上,它开创了民族与民族之间平等协商、互存共荣的先例,从而成为以和亲的形式达到“交和结好”目的的典范。第二,它开启了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主动接受中央王朝领导的先河,这对于后续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乃至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不可小视的先导作用。第三,它进一步增强和巩固了汉匈之间业已存在的和平友好关系,实现了真正的化干戈为玉帛。
    那时,北方边境出现了“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的喜人景象,造成了“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民休息六十余年”的安乐局面。清光绪年间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出土的“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鸳鸯砖,以及1954年包头召湾汉墓出土的载有同样内容的瓦当,都充分证明了昭君和亲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但王昭君用一己之身换来的和平,在她去世之后被另一个王姓人所打破,这个人就是王莽。公元8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连出昏招。他限制匈奴与周边小国的交往,责令匈奴人改多音节名为单音名,并把“匈奴”改为“恭奴”、把“匈奴单于”改为带有侮辱性质的“降奴服于”等等,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严重干涉了享有高度自治的政权的内部事务。不仅如此,他还陈兵几十万,毫无由头地要策划攻打匈奴;他把匈奴划分成十五个部分,意欲实行瓦解削弱。
    王莽的行为当然地激起匈奴的强烈不满,北方再度陷入混乱纷争之中。由于昭君女儿和女婿的强力斡旋,才没有招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但以往那种“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盛况,即使历经东汉初年的几经修复,还是变得从此不再。
  
4、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在今天呼和浩特市南郊十公里大黑河南岸的冲积平原上,有一座昭君墓,昭君墓高达33米,占地1.3公顷,其形制已经接近中原地区汉代帝王的陵墓。昭君墓还有一个名字叫“青冢”。据《太平寰宇记》载:“其上草色长青,故曰青冢。”《大同府志》则说:“塞草皆白,惟此冢草青,故名。”地理志的解释有一定道理,但之所以呼昭君墓为 “青冢”,其中更多的应该是凝聚着当地人们对昭君的敬慕和颂扬之情。
    除了呼市南郊的昭君墓,在内蒙其他许多地方都有昭君墓,据统计,这样的昭君墓多达十多座。这说明,各地百姓都爱戴昭君,都希望和她亲近,并得到她的护佑。从前,百姓们逢年过节总要到昭君墓前焚香祭奠,而今,这种祭奠升格为呼市一年一度的昭君文化节,这个节日已成为呼和浩特市的标志性文化。
    昭君墓被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誉为“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而对昭君和昭君出塞的评价,历来成为后世文人和史家们绕不开的话题,有关昭君的诗歌、戏剧、音乐和绘画作品,可谓数不胜数,单从诗歌作品来看,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怜其远嫁”到“赞其所行”的过程。
    最早的诗歌是与昭君同时代的焦延寿的《萃之临》和《萃之益》,前者谓: “昭君守国,诸夏蒙德。异类既同,崇我王室。”后者谓:“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焦延寿比昭君还要年长,他把昭君出塞看成是为国家筑起了一座长城,并把“交和结好”肯定为和亲的主旨。即使在今天,这种认识也是相当深刻的。
    但自魏晋至唐,文人们的整体基调是“怜其远嫁”,始作俑者是晋代“石崇斗富”中的那个石崇。在《王明君辞》中,石崇把昭君出塞的悲怨推上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认为出汉宫、奔塞外是“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口气中,十分蔑视匈奴这样的边境民族。
   “怜其远嫁”的代表人物应该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和白居易。这三人落笔,没有大汉族主义的偏激,而是赋予了“昭君怨”以无限优美的意境。李白谓“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杜甫谓“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都是相当值得人细细吟味的。白居易则把“怨”的矛头转向君王:“自是召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
    但自中唐至宋,一直到元、明、清,对出塞持颂扬态度的诗词多起来。唐人张忡素诗云:“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盛赞和亲带来的和平景象。明朝人赵介在《题昭君图》中又提高了一个层次:“旁人莫讶腰肢瘦,犹胜嫖姚千万兵。”这里的“嫖姚”代指霍去病,意思是,旁人不要惊讶昭君削肩细腰,她比霍去病的千军万马还要更胜一筹。
    在所有“赞其所行”的作品中,就思想境界来说,应首推王安石的《明妃曲》。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位北宋时期的悲情改革家,堪称王昭君的千古知音。在《明妃曲》里,王安石以几乎潜入王昭君内心世界的写作状态,描摹出美人在汉宫中的感受:“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然后,他并不从民族大义出发,而是从人性出发,从人生哲学的高度,发出“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的惊世骇俗之论,在他看来,皇帝的诏幸实在是不值一提的所谓“恩宠”,而胡人的真诚相待使昭君获得了平等的人格,这才是千金难求的。人生的最大快乐莫过于“知心”,昭君主动请行,不就是为了奔着寻找“知心”而去的吗?在无视个人感受的时代,独独只有这个北宋时的王姓本家抓住了王昭君的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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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4 14:08:2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4 14:25 编辑

第四节 王莽:从道德偶像到乱臣贼子
  
    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字巨君,魏郡元城(今河北正定县)人,西汉末年外戚,新朝的建立者。他以“道德偶像”而始被立为皇帝,又以“乱臣贼子”而终在全民声讨的汪洋中。  
  
1、一个豪族的传奇崛起
    王莽出自于妫姓之王。妫姓之王的血缘始祖是虞舜,到西周初年的胡公满开始闪耀于后世。胡公满的后代田完入齐,其子孙取代姜氏齐国而建立田氏齐国,公元前221年,田齐为秦所灭,末代齐王田建之孙田安成为妫姓之王的得姓始祖。田安之孙王贺是汉武帝时的绣衣内史,他从东平陵(今山东东平县东)迁居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东)委粟里,从此开创有名的元城王氏。王贺生子王禁,王禁生子王曼,王曼就是王莽之父。由是,我们可以列出一个简略的世系表,王莽的根系来由就可以一目了然;
    第1世:陈胡公满
    第11世:陈完(入齐后改称田完)
    第27世:齐王田建
    第28世:田昇
    第29世:田安,得姓始祖
    第30世:田遂,改称王遂
    第31世:王贺,迁居元城
    第32世:王禁
    第33世:王曼
    第34世:王莽
    汉武帝时期,天下征伐不断,民众不堪驱使,群起抗争。身为绣衣内史的王贺奉命巡查魏郡(今河南临漳),监督地方官逐捕“盗贼”。他行事平和厚道,遇畏缩不前、临阵脱逃者,往往纵而不杀,而别处御史则诛杀二千石以下官吏及连带处死者不下万人。因为这个原因,王贺以奉使不称职被免官。回到老家,他又与东平陵终氏家族结怨,到后来,不得不从原居地举家迁往元城定居。王贺毕竟是一个讲究德行的人,在元城颇受人尊重,被举为乡老。
    元城王氏的发迹颇富戏剧性。王贺之子王禁,本是一个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之徒,此人生了四女八男,次女名叫王政君。此女很小就被其父许配人家,未过门而丈夫病死;后改嫁给东平王做姬妾,未进王府门,东平王又死。
    许嫁之人全都暴病而亡,王禁十分奇怪。公元前53年(汉宣帝甘露元年),汉室大选宫女,这一年,王政君十八岁,王禁把她送去参选,结果竟然被选中入宫。适逢皇太子刘奭的爱妃司马氏死,刘奭十分悲伤,汉宣帝令皇后挑选五名宫女,供太子另选妃子,王政君位列其中。也是无巧不成书,她刚好坐在最靠近太子的位子上,太子还沉浸在思念司马氏的悲痛之中,无心选妃,皇后催促,他便随意指了指靠近自己身边的一位宫女,就这样,王政君通过这个十分偶然的机会成为了太子妃。
    太子刘奭并不喜欢王政君,谁知才侍宿一夜,王政君竟然怀孕生子。宣帝听说有了嫡孙,高兴万分,亲自给他起名为刘骜,宠爱至极。公元前49年,宣帝驾崩,刘奭即位,他就是汉元帝。刘骜是他的长子,被册立为皇太子。母以子贵,王政君被封为皇后。
    但王政君的皇后位置并不稳固,元帝一生,对王政君很冷淡。他宠幸两个妃子,一个是傅昭仪,一个是冯昭仪,傅昭仪生个儿子叫刘康,冯昭仪生个儿子叫刘兴。元帝一度想把皇后的凤冠戴到傅昭仪的头上,并想废太子另立。好在未得实现,否则也就没有后来王莽的戏了。
    公元前33年,大概是刚刚把王昭君远嫁匈奴后不久,元帝死于未央宫,终年四十三岁。刘骜继位为汉成帝,这样,王政君就顺理成章地升为皇太后。
    西汉政权的一大特色,就是外戚盛行,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天子换了,当政的外戚也跟着前赴后继地换。即使温柔敦厚、毫无野心如王政君者,当儿子登上皇位后,她以皇太后的身份,无论如何也得先把王家的兄弟提拔提拔。如前所述,王政君有八个兄弟,除了一个早逝外,其他七个全被封侯。这其中,王凤以皇舅身份被拜为大司马,领尚书事,掌理朝政。
    那时候,朝廷内外,王氏子弟或王氏至亲几乎把住所有要害部门,王氏外戚一个个显贵无比、趾高气扬,骄奢淫逸。元城王氏开基也就不过两三代,转眼之间,竟成天下豪族,时人见之,无不争相奉迎,顶礼膜拜。
    但是,在这一片煊赫之外,却有一个王氏至亲显得异常落寞,被遗弃在元城老家,无人理睬。这个人就是王政君的亲侄儿王莽,王政君早逝的那个兄弟叫王曼,王曼就是王莽的父亲。王曼死后,年幼的王莽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十分清苦。十二三岁时,他看见自己的叔伯、姑姑一个个远走长安,这些人临走前,从来没有想过,要跟王莽招呼一声。一颗幼小的心灵,在痛苦中煎熬,这颗心,要么在痛苦中沉沦,要么在痛苦中爆发。
  
2、一个万众拥立的“道德偶像”
    在过去的中国人看来,孝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一个人孝顺,就意味着他会遵守秩序,忠于国君。从这个逻辑出发,中国人创立了一个社会赏罚机制,那就是,把官位作为孝行的报答。为了升官,历朝历代,千奇百怪的“孝悌”行为层出不穷。
    王莽就是一个孝悌的典范,他事母至孝,对长兄的遗腹子视如己出。他为人慷慨,经常周济别人;他恪守古礼,路上遇到年纪比自己大的人,一定要退避三舍,躬身等长者走过,才直起身子;他每次去见师长,都郑重其事地沐浴,然后穿戴整齐,带上礼品。
    不管怎么说,王莽早年的恭俭孝顺出自天性,而并非伪装。公元前22年(汉成帝阳朔三年),大司马王凤病重。王莽遵从孝道,赶到王凤府上去照顾病人。见伯父偏瘫在床,他代替仆人,亲自给王凤端屎端尿,“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尽心竭力。
    疾病使王凤感觉到了异常的虚弱和无助,他没有想到是这个平时没怎么关照过的侄子给了自己最需要的亲情,不禁为自己以前对王莽的忽视深感愧疚。弥留之际,王凤郑重地把王莽托付给太后,要求多加关照。
    根据王凤的遗愿,朝廷任命王莽为黄门郎。这一年,他二十四岁,他一生颇富传奇的攀升之路由此开始。以前,每次王氏子弟入仕,经常能听到各种风言风语,而任命王莽后,王政君听到的却是由衷的赞美之声。大家都觉得,这样出众的人才早就应该进入仕途了。太后对王莽不禁刮目相看,她觉得,只有这个侄儿可以担负起光耀王氏门庭的重任。不久,王莽被升为射声校尉,进入中级官员行列。
    王莽给官场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他一点也不因身为外戚而有任何骄气,对谁都是和和气气,谦恭有礼。王氏子弟大都不学无术,而王莽却精通典籍,学问出众;王氏子弟争相揽权纳贿,而王莽却清廉自守,一尘不染;别人处理政务难免掺杂私心,而王莽却不偏不倚,处事至公。大家提起王莽,有口皆碑。
    从晋升之路中,王莽切实体会到了声誉的重要性,他的道德热情被进一步激发。他俸禄不多,却经常倾囊资助别人;他倾其所有,把长兄遗腹子的婚事办得隆重盛大。侄子婚礼那天,正好王莽的母亲身体不适,在婚筵上,王莽屡次离席,进入后堂。客人们不解其故,询问仆人,才知道是王莽不放心母亲的病体,去服侍母亲用药了。
    他买了一个漂亮的女子,放在家中。此举引起了人们的议论纷纷。正当人们陡生疑惑时,王莽公布了答案,原来,这个女子是他为朋友朱博买的。这位朱博,政绩卓异,可惜一直没有儿子,王莽此举是为了帮助朋友延续后代。
    终于有人出来发言了,公元前16年,王莽的叔叔成都侯王商向汉成帝上书,要求把自己的封地分给王莽。这实际是在为王莽讨封。有人带头,众多儒学名士也趁机上书,颂扬王莽的品行。于是,在三十岁这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封邑一千五百户,晋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
    此后,王莽经常随侍在皇帝和太后左右,成为一个颇有影响力和权势的大臣。虽然如此,他的作风依然不改,居官恭谨有加,地位越高,为人越谦和。他把封地上的收入全部用来资助儒生和名士,自己简朴度日。他把自己任内的事处理得井井有条,非常符合儒家标准。太后和皇帝都庆幸选对了人,不断委以重任。又过了八年,深受舆论支持的他接替退休的叔叔王根,成为大司马,社会舆论终于把他推到了万人之上,这一年,他38岁。
    做了大司马之后不久,王莽的母亲病了,达官贵人纷纷到王莽家探望。出来待客的妇人穿着粗布衣裙,脸上也不施脂粉。贵夫人们都以为是王家的女仆,及至介绍才知道竟然是王莽的夫人。轰动效应可想而知,一时间,王莽家的俭朴作风传遍长安,全城的奢侈之风随之大减。
    通过艰苦的斗争,王莽动员朝廷通过了著名的“限田令”,禁止豪强大户占有过多土地。他以皇太后的名义,宣布把王家的所有土地,除了坟园之外,全部捐给贫民,以此带头推动“限田令”的实施。这几把火烧得非常漂亮,一时间,王莽为首的政府获得了极高的支持率,整个下层社会欢欣鼓舞,以为天下大治的时代终于就要来临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个当口,汉成帝去世了。由于无子,召定陶恭王之子继承帝位,这就是汉哀帝。汉哀帝就是当年汉元帝宠幸的傅昭仪之孙。新的傅氏外戚当政,王莽被迫退出权力中心,远徙南阳闲居。这一居就是六年。
    他一如既往地维护着自己的道德形象,他知道,这是他政治生命的基础,必须倾尽全力,把自己打扮得毫无瑕疵。
    这时,他家里出了一件意外事情。他的二儿子王获一怒之下,失手打死了一个奴婢。当时的豪贵之家,每家都有几百名奴隶,没有人把他们当人看,失手打死了,官府罚几个钱就了事了。王莽却不这样看,“天地之性人为贵”,在儒家看来,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经过痛苦的权衡,他命令王获自杀以赎罪。
    王莽的决定遭到全家人的反对,但他的意志最终不可违背,经过几天的争执,王获只有自杀。这件事震动了整个社会。人们没法不震动,人们没法不感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确实已经接近了圣人的高度,让人只能仰视,心怀惭愧。在这个裙带成风的时代,王莽的行为像一盏明灯,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希望。他俘虏了所有人的心。
    有时也是天助王莽。汉哀帝是历代皇帝中最不争气的一个,他封的外戚,个个都是无能之辈。在封完外戚之后,他本人则与一个叫董贤的漂亮侍从搞起了同性恋,曾一次性赏赐给董贤二十万亩土地,不久又任命22岁的董贤为大司马。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他甚至想把皇位让给董贤。公元前1年,二十五岁的汉哀帝死于淫乱的后宫生活。
    一直独居深宫的王政君再度登场,她火速召王莽进宫。王莽来到长安的第一件事,就是剿灭董贤,选立中山孝王之子、九岁的刘衎即位,是为汉平帝。王莽官复大司马,天下归心。
    第二年,南越人向朝廷进献了一只白雉、两只黑雉。儒生们一查古书,《尚书》记载周朝之时,越裳氏曾向周成王进献白雉。这件事在此时重现,显然是“周成白雉之瑞”。于是有人上书,应该像封周公那样封王莽为“安汉公”,增加二万八千户封户。此议一出,群臣纷纷响应。王莽再三辞让,最后接受了称号,但拒绝接受封户。
    公元3年,汉平帝十二岁,到了结婚的年龄。王莽发布诏书,博采天下名门之女,选拔皇后。他特意提出自己的女儿不参与竞争。消息传出,社会上反应强烈。大家都觉得这样对王莽不公平,每天都有上千人上书朝廷,纷纷呼吁:“愿得公女为天下母。”形势迫人,王政君强行把王莽的女儿列为候选对象。结果王莽之女获得最广泛的支持,顺利地成为大汉皇后。按照古礼,朝廷得为国丈加封二万五千六百顷土地。王莽反复力争,硬是把土地给退回了。按先例,聘皇后的礼金是三万万,王莽只接受四千万,还把其中三千三百万用来周济穷人。
    第二年,汉成帝成婚,有大臣提议应该加封王莽为宰衡,位在所有公爵之上。几天之内,就有八千百姓和官吏上书朝廷,支持这一建议。宰衡一职,是把上古伊尹和周公两大名臣的封号合起来起的新名,前所未有。王莽求见王政君,痛哭流涕地拒绝这一封号,并且以称病辞职为要挟。但是朝廷坚决不许,最后只好接受了这一封号。
    公元5年,朝臣又总结王莽的治绩,提议加封“九锡”。九锡是九种极尊贵的物品,加九锡,就意味着取得了接近皇帝的地位。据《汉书》统计,消息传出,不长的时间内,朝廷竟然收到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的上书,支持给王莽加九锡。几乎涵盖所有有能力上书的官吏和普通百姓。这一年,汉王朝在未央宫举行盛大仪式,为王莽加封九锡。
    同年,长安附近有人在挖井时挖到了一块上圆下方的白色石头,上面赫然刻道: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石头呈上来之后,王莽不肯做皇帝,但又不能违背上天旨意,于是,他摄行皇帝之事,称“摄皇帝”。
    这时,又有符命出来:“摄皇帝当为真”。面对上天的催促,王莽说:“臣莽敢不承用!”但是还是不即位,只是让大臣们上书时不称“摄皇帝”,而直称“皇帝”,但摄政性质不变。
    公元8年,刘邦庙里突现两个盒子,一个盒子里装着一幅图,上写“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个盒子里是一封信,“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原来是上天和刘邦的神灵写给王莽的信,说他是真命天子,要他改朝换代,新朝的名字,就叫做“新”。
    在天意和民意的呼唤下,王莽终于登上了皇帝位。长安城内外,一派喜气洋洋,百姓自发地穿上新衣,燃起烟花爆竹,因为王莽的登基,每个人都有一份功劳。这一年,王莽54岁。
  
3、一场托古改制的幕启幕落
    王莽当皇帝,有一个很纯粹的理想,那就是使这个混乱的世界回复到有秩序的上古时代。这几乎也是所有老百姓的最高理想。他之所以含辛茹苦,殚精竭虑,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就是为了这一天,能够践履至尊,手握权柄,来实现复古这一辉煌的梦想,实现把《周礼》变成现实这一人间奇迹。
    经过一番思考,一项项措施出台了。首先,他恢复了上古的井田制,均分天下土地。当时,贫富不均已经发展到了极端,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只有改革土地所有制,才能长治久安。王莽规定,人均土地一百亩,多占土地的人家,不管是富豪巨室还是普通百姓,立刻要无条件交出土地,分给贫民,土地不许买卖抵押。
    第二项,是禁止奴隶买卖。“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尊贵的。买卖人口是“悖天心,逆人伦”的罪恶行径,必须立刻停止。原有的奴隶,一律恢复自由民的身份。一道令下,三百六十万奴隶获得了解放。
    第三项,由政府垄断经营盐、酒、冶铁和铸钱,统一物价,防止富商操纵市场,勒索百姓。贫苦百姓可以向国家申请贷款,年息为十分之一,这样做,是为了杜绝高利贷对百姓的盘剥。
    王莽又改革了全国的官名。他按照《周礼》的规定,设了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又按照《禹贡》的规定,把天下分为九州,恢复上古地名。按古书的记载,他把太守改名叫大尹,都尉改名叫太尉,县令改名叫县宰,御史改名叫执法,长安改名叫常安,未央宫改名叫寿成室。
    蛮夷之国,名字必须低贱,这样才符合上古礼制。他把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把高句丽改为下句丽。
    改个官名、建座宫殿还无所谓,但是均分土地、解放奴隶,对于那些拥有者来说是不可能的。当根本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所有的道德教化都失去了功效。让有地者交出土地,无异于痴人说梦。人们宁可交出性命,也不会交出几代人血汗换来的土地和财产。
    人们无法与王莽的思想高度比肩,他们期望王莽做皇帝,原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没想到王莽却要让大家消灭私心,一心为公。王莽那仁爱、威严的形象立刻变得可怖起来,拥护王莽的主要力量立刻都站到了反面。
    对于所有的反对声音,王莽的唯一对策就是镇压。为了维护自己的诏令,他命令“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夷,以御魑魅”。谁反对,就把谁流放到边塞去充军。
    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众以致涕泣于市道,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
    王莽改制,造成整个社会的全面失控,最后,他不得不又下令废除所有改革措施。他的改革,看起来超前,实则倒退。表面上看,这些改革措施对于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具有相当强的针对性,可惜,他没有现代技术手段做为支持。像贷款利息的计算以及货币改革的推广,涉及到复杂的成本会计,需要大批专业人才,当时的社会根本无法提供。在缺乏基本技术条件下进行的改革,造成的唯一结果当然是混乱。比如禁止奴婢买卖,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数量的扩大,解决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但这项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对,因为禁止奴婢买卖,既触犯了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农民断绝了卖身为奴的唯一生路。
  
4、一个全民声讨的“乱臣贼子”
    天下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是汉朝皇帝在台上胡作非为,他们还可以原谅,毕竟汉朝的天下是人家刘邦提着脑袋打下来的。而王莽凭什么这么胡闹,他忘了他是大伙推选上去的了吗? 在各地豪强大户的鼓动下,人民揭竿而起。大新王朝一下子岌岌可危了。
    把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烧起来的,是河南南阳的两个王姓人,一个叫王匡,一个叫王凤,公元17年,他们发动了绿林军起义。非常巧合,这个王凤与当年把王莽从老家引荐出来的那个王凤同名。当年的王凤是他的引路人,现在的王凤是他的掘墓人。
    随后,各地义军风起云涌,王莽篡汉以来,许多汉朝宗室贵族愤愤不已,常怀恢复社稷之心,不惜倾家荡产,交结天下豪杰,这其中,刘玄、刘演、刘秀等纷纷投身起义军中。豪强大户在汉朝社会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他们的振臂一呼,真可谓应者云集。
    如果说此前的王莽在理想主义的色彩中,还多少带有一些智慧的话,那么此时的他,就接近于一个精神病患者。他请来一个据说能通神的儒学大师为他献策,大师望天祷告半天,说如果造一个“威斗”就可以克制住反叛势力。这个威斗造出来之后,王莽与它形影不离。每次出行,都有一个司命背负威斗在他车驾的前面行走。
    当然,王莽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指挥军队上面。可是这好像不是他的长项,他所信任的那些据说能精通六十三家兵法的大将们,似乎也不比那些草莽之徒高明。经过几年的东征西讨,王莽的领土日渐萎缩,全国五分之四的土地都落到了叛军手中。
    公元23年,王莽派大司空王邑征讨昆阳。王邑集结四十万重兵从洛阳出发,旌旗蔽天,辎重盖地,据说还带了一大群虎豹、大象、犀牛等猛兽,以期获奇兵之效。然而这支大军在昆阳城下受到刘秀的三千敢死队袭击后,居然兵败如山倒,各不相顾,人马互踏,死者枕藉,四十万最精锐的新朝官军,被一举消灭。王莽失去了基本的军事力量。
    恐慌像蛇一样悄悄爬上了王莽的心头。他弄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上天要这样惩罚他?难道他的所作所为,还不够模范吗?虽然做了皇帝,可是他不好女色,不好享受,每天克勤克俭,兢兢业业,把所有的精力都献给了这个帝国。从古至今,做皇帝做到他这个程度,应该是无可挑剔了吧,可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这是历史上的真实记录:一天,他率领群臣来到长安南郊,举行祭天大典。在典礼上,王莽悲从中来,痛哭流涕。他边哭边叙述他做皇帝的始末,质问上天他做错了什么?在高高的祭坛上,王莽仰首苍天,悲凉地哭喊:“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殓灭众贼?既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喊罢,68岁的王莽捶胸顿足,号啕大哭。
    王莽派出的军队越来越多地倒戈,到后来干脆一出京城,就举起了白旗。 这年十月,起义军进城,攻陷长安。长安城内到处燃起大火,烈焰熏天,长烟遍地。王莽的卫队在宫门毫无希望地做着最后的搏斗。
    皇宫内突然起火了,后宫许多宫殿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势迅速向未央宫扑来。还有一百多名忠诚的官员死死守护在王莽的身边,但起义军如潮水般涌来,王莽周围的人一个个死去。一个士兵杀到了王莽身边,举剑向王莽的胸膛刺来。立时,王莽花白的胡须染满了鲜血。如狼似虎的起义军欢呼着扑上来,一会儿工夫,王莽的尸体被砍成了碎块。
    王莽的头,被人们传递到了南阳,有人把王莽的舌头从口中剜出来,剁碎分着吃了。似乎只有这样的举动,才能解除人们内心的愤恨。
    所有的人都认为,最大的罪恶莫过于篡逆,而王莽就是最丑恶的篡逆者。现在,几乎近两千年的历史过去了,提到王莽,人们往往会想到一首诗,这首诗是北宋时的王安石写的:“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在中国处于大一统的王朝时期,王莽是惟一一位位登九五之尊的王姓人,此后就再也没有出过这样的王姓人了。王姓人本来是上古王室最正统血脉的继承者,然而,自王莽之后,一旦他们不再觊觎皇位,而把目光转向其他方面,他们便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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