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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新姓氏前言及王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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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4 14:27:3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4 14:36 编辑

第五节 王充:一个独立先行的思想者
  
    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东汉会稽郡上虞县(今浙江上虞)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著有《论衡》,这部书是我国古代宣扬无神论思想和唯物主义精神的经典之作。
  
1、细族孤门 贫寒出身

    王充祖籍在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系元城王氏之后,属妫姓之王。元城王氏在西汉时期极为风光,自开基始祖王贺始,王氏一门内外,上有皇后、宰相、下有列侯、将军及各级官吏,一时间,元城王氏势齐云霄,荣耀非凡。到了王莽时候,王莽废汉自立新朝,元城王氏走向顶峰,成为天下第一家族,但也随着王莽政权的消失,地位一落千丈。
    王充的祖上在元城王氏势力急剧膨胀时期开始显达。“几世尝从军有功”,骁勇善战,后被封到会稽阳亭(具体位置及辖域现已不可考,一说湖州,一说义乌,但位在江浙一带是肯定的),因此王充祖上由燕赵之地迁居秀水江南。至于这位因功获封的王氏先祖是谁,现已无从考证,与风云一时的王莽家族是几世共祖也不得而知。
    有爵位功勋和封邑奉养、加上朝中有人荫蔽,迁居江南的王氏家族很快就成为当地一方大户。可惜好景不长,长期以来养成的豪门习气,导致这个家族命运的改变,王充祖上丢掉了爵位和封地,成为以农桑为业的普通人家,家族也从此走向衰落。
    燕赵之地向来风行任侠斗气,由河北南迁而来的王氏家族也还保留着这种彪悍的作风,军功起家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平日里飞扬跋扈,仗势凌人,乡亲们敢怒而不敢言。这种习气即使在家道破落之后也不知道收敛,他们依旧横行乡里,遇到灾荒之年,又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结果仇家越来越多,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
    在王充祖父王汛的时候,正逢上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官府已无力干涉民间用武力解决私怨的做法。为了躲避仇家的抓捕,王汛丢弃几近精光的祖业,率全家迁居到会稽钱塘县(今浙江杭州),靠经商糊口。王充父辈有二人:长子王蒙,次子王诵,王诵即王充的父亲。搬到钱唐(今钱塘)县的王家兄弟又犯上了祖上的老毛病,斗气逞勇比其先辈有过之而无不及,到处欺负别人,大耍无赖,后来与当地一个丁姓豪强结怨。几番争斗下来吃了不少亏,遂又举家仓皇出逃,落户上虞章镇。
    为了讲述自己的家族渊源,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顺带记载了祖上的这些不光彩行径,本意是为了凸显自己出身贫贱,“宗祖无淑懿之基”,成功靠的是自己,同时印证自己“疾虚妄”而禀实言之的人生信条,结果却遭到了很多人的误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这不合纲常,斥王充为“三千之罪人”,怎么能自抖家丑呢?此外,还有《四摩总目提要》、《史通序传篇》、钱大昕《养新录》等书也多有诟病,“历诋其祖父之恶,恐难称孝”。那意思是,别人都可以记,就是你王充不能记!但王充偏偏这样做了,在那个做出孝道就可以扬名、甚至可以做官的时代,他反其道而行之,不为祖上讳,其特立独行可见一斑。
    在王家迁居上虞后不久,王诵迎来了长子的诞生,这就是王充。此时的王家已十分穷困,“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王充十岁左右父亲去世,成为孤儿,家族顶梁柱的倒下使王充家庭更趋残破。
    由此看来,王充的血统还是很高贵的,但高贵的血统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用他自己的话,是由名门望族衰落成了“细族孤门”,他继承的只有穷困和败落。
    王充年幼就发奋苦读,后来终有成就,在思想上竖起一面大旗,特立独行于那个盛行谶纬神学的时代,也向世人昭示,元城王氏一支仍有后起显人。
  
2、学而优,却不仕
    据《论衡·自纪篇》自述,王充幼小的时候就显出与同龄孩童相异之处,他不喜好低级无聊的游戏,当别的孩子爬树捕雀、赌钱嬉戏的时候,他则旁观或在家陪同父母,“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臣人之志”,在这个世代爱好逞强斗气的家族中,有这么一个乖孩子是极为少见的,他的父亲王诵对此颇为惊讶,认定儿子将来必有出息,因此在王充六岁的时候,就开始教他习字研书,王充勤学上进,深得父母喜爱,邻人乡亲也时有赞誉。八岁的时候,王充被父亲送到书馆学习,在上百的学童中,常常有人因为犯错误或字写得丑陋挨老师的鞭子,而天资聪颖的王充,学习十分专心且又不犯错误,从未受过责打。
    王充在书馆练得一手好字,后离开书馆而专攻《论语》、《尚书》等圣贤之书。他记忆力强且善于思考,学识猛进,十五六岁时,成为远近有名的饱学之士。
    光武帝刘秀称帝后在洛阳兴办太学,设五经博士,博士招徒授学。一时间,各郡县纷纷推荐本地才俊进入太学深造,王充当然也在保送之列,而此时王充年仅十八岁,风华正茂,来到京师太学后眼界剧开,才识大增。
    据《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记载,王充“师事扶风班彪”,班彪是东汉有名的古文经学家和史学家,曾续写司马迁的《史记》,他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学术上不随世俗,追求真理,为人耿直,“仕不为禄,所如不合”。王充深受到他的影响,“好博览而不守章句”,不泥古泥经,不偏信一家之言,敢于怀疑和挑战权威经典。
    勤奋好学的王充还经常得到一些当时著名学者的提点,桓谭即是其中一位。桓谭是两汉之交有名的古文经学家,治学求真求实,厌恶经文界盛行的章句之学,尤其痛恨当时十分流行的谶纬迷信,甚至当着光武帝的面非议谶纬神学。光武帝极为愤怒,斥其“非圣无法”,差点把他杀了。王充受其影响,养成了严谨求实、慎思明辨的作风,对虚妄之说嗤之以鼻。
    王充在洛阳求学期间,家境依旧十分贫困,没有钱让他去买书,他只能到街上去看人家所卖的书。只看不买显然不受欢迎,刚开始常被人家轰出书市。但他坚持不懈,常常大清早就到了书市,慢慢的也就和书市老板熟悉了。书市老板十分佩服这位贫寒的读书人,谈古论今,他总能一针见血的指出古今世俗之弊,而且记忆力极好,“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觽(xī,)流百家之言”。王充书市苦读的事迹,在书市老板的赞扬声中流传开来,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王充市肆博览”的励学故事。
    王充的性格在洛阳求学时期已基本成型。贫寒的出身、聪明的头脑、渊博的知识和师尊的言传身教,使他成为社会的叛逆因子,他特立独行,对周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用怀疑的眼光去打量,去思考,去斗争。
    除了学识,王充的德行也颇有口碑,但他与世不合必会与仕不合,他的仕宦之路注定充满坎坷。他在县里做官的时候是掾(yuan4)功曹,在都尉府的时候依旧是个掾功曹,后来去太守府做官,也还是个掾五官功曹行事,几任为官都不离“掾”字。“掾”是古时地方行政机关自行设置的小吏。
    几度为官均因“数谏争不合去”,仕途失意的王充只得回乡招徒讲学,著书立说,以孔子和虞舜的遭遇来安慰自已。在五十九岁的那年,王充应扬州刺史董勤征辟到扬州做官,但抱负依然不得伸展,意兴索然,两年之后就告老还家。王充的同郡朋友谢夷吾十分同情他的遭遇,连忙向汉章帝上书,推荐他的才学,说“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杨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汉章帝十分感兴趣,决定征王充进京做官,但王充年事已高,且有病在身,放弃了在旁人看来或许能最后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已近晚年的王充回想自己仕途几度失意,颇有一番感慨,在《论衡·逢遇篇》中寻找自己失意的原因。他将仕途的达与不达归结为遇与不遇,要想仕途畅达,必须遇时遇人,二者缺一不可。其实,从后人的角度看,我们应当庆幸王充拥有这样一个曲折的仕宦经历,仕途会成就很多的政治家,但极少成就哲学家和思想家,如果王充仕途平坦,也许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叫王充的官宦和一个重新崛起的王氏家族,一个伟大的思想者却夭折在历史中。
  
3、论人论事 衡实衡虚
    王充论著很多,而流传下来的只有《论衡》一部。
   《论衡》全书共85篇,其中《招致篇》仅存篇目,实存84篇,二十余万字,王充前后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才将其完成。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内容涉及经学、哲学、教育学、文学、史学等诸多学科。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认为它是“非常重要的科学著作”,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大量抄录、引用《论衡》原文。其实,《论衡》能大行于后世,并不是因为它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科学著作”,而是因为它是一部极具抗争精神的哲学论著,是中古时期宣扬无神论思想的鸿篇力作。
   《论衡》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作品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混乱密切相关。
    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宣扬“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思想,东汉统治者继承了这些思想。在发展过程中,这些思想逐渐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发展成为谶纬神学。谶纬神学将自然界的偶然现象神秘化,并牵强为必将应验的预言和昭示,虚托为鬼神所言,天命所指,用以迷惑世人。谶纬神学在东汉初期与儒家经义合流,儒学堕落为儒术,谶纬神学则在披上了儒家外衣之后,堂而皇之的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备受统治者推崇。光武帝在碰到疑难问题时,不问文武大臣而以谶言为是;汉章帝则亲自主持白虎观会议,命班固作《白虎通义》,将谶纬与今文经学相揉合。
    东汉前期,失而复得的刘氏政权看到了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推行各项措施以缓和阶级矛盾,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政治上也出现相对清明的局面。百姓安居乐业,统治者也乘机向他们灌输“官方思想”,谶纬神学如洪水猛兽一样冲入民间,成为更加低俗的迷信思想,由此占星、望气、风角、卜筮等宗教迷信风行全国。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洗脑运动”中,以儒为业的文人也深受其害。他们的精神园地充斥着神学迷信,虚妄之言压缩了他们的思想空间,致使其中的一部分人潜心于古经圣典,专攻章句之学,只识正邪而不辨是非,而另一部分则专攻被官方宗教化了的今文经学,不仅是非、更兼正邪不分。
    眼见着谶纬神学浸蚀了整个社会,王充愤世嫉俗,痛惜儒家大义凋零,他奋笔几十年,著成《论衡》一书,以“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试图改造已经被极度扭曲了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批判当时学术界的堕落。
    在《论衡》中,王充着力批判了天人感应论,“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所谓的征兆预示,都只是个体之间随命而遇的偶合。对于世俗流行的鬼神论,王充更是坚决反对,认为所谓的鬼神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他精辟地指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精神怎么会独立于形体而存在呢?
    王充和他的老师们一样,十分讨厌那些是非正邪不分的俗儒,也很痛恨那些专攻章句之学的今文经学家。在《论衡》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认为文章要“为世用”,内容和形式要“自相副称”,文章要“疾虚妄”、“务实诚”,语言要明了,同时反对贵古贱今。
    在《论衡》中,王充不仅对当时社会的“正统”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更为惊世骇俗的是,他居然敢专作《问孔》篇,以诘问孔圣人的《论语》,对《论语》所记载的孔子言论和行为提出质疑, 指出其中的错误,予以反驳。又作《刺孟》篇以批驳亚圣人孟子凡十事,讥讽孟子为俗儒。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当然不会得到“独尊儒术”的汉代统治者的认同,他的学说因此被视为“异端”而受到攻击和禁锢。
   《论衡》一书因它宣传的思想“离经叛道”而被埋没了近百年,直到汉灵帝时,才由蔡邕发现。但蔡邕舍不得把这样的宝贝公诸于世,而是把它藏起来独自研习,因此才识突长。有人怀疑他得了奇书帮助,就悄悄地搜他的房间,果然在一个极为隐蔽的地方找到了《论衡》。那人强行拿走了几卷,蔡邕极为无奈,千叮万嘱道:此书只能你我共享,切莫外借!
    后来《论衡》被会稽太守王朗得到,也因此才识长进,同样有人怀疑他有异人奇书相助,多次打探,才知道也是受益于《论衡》一书,后来王朗将此书公诸于世,《论衡》由此得以公开流传。
    在《论衡》流传的两千多年中,遭遇颇为曲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精妙的概括为“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它既是思想武器又是斗争靶子,“好之者”推崇它所宣扬的实诚而求思想解放,为其广博所折服;“攻之者”则视它的思想为洪水猛兽,更不能容忍他问孔、刺孟,犯天下之大不韪。乾隆皇帝在读到《论衡》中的《问孔》、《刺孟》这些篇章后,龙颜大怒,批其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乱世惑民”。幸亏王充没有生活在乾隆时代,否则不被杀头也得把牢底坐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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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5 14:20:4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5 14:28 编辑

第三章 琅琊王氏:一个巅峰的中国梦
  
    引言:
  上节说到
王离长子王元迁往琅琊,开辟了琅琊王氏,因此王元被王姓称为21世祖,又是琅琊王氏的始祖。
    这是一个宰相辈出的家族,这是一个横跨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簪缨世家,这是中国的第一豪族。
    这个家族拥有一把神秘的传世宝刀,在一个神奇的预言下,一代代传刀人将宝刀传了三百年。
    这个家族以儒学起家,以孝悌播远,然后以谈玄奠定头等士族的地位,以玄儒双修开启中国的门阀政治时代,最后又致力于回归儒学正统。当其处于巅峰状态,时人谓之“王与马,共天下”。
    这个家族拥有独到的家法,家族子弟与世推迁,平流进取,他们追求权势,但绝不觊觎皇位;当权势过盛时,就会主动损益保家。
    这个家族子孙绳绳、瓜瓞绵绵,有“卧冰求鲤”的至孝王祥,有号称清谈领袖的名士王衍,有一手开创东晋半壁江山的名相王导,有旷古绝后的大书法家王羲之,还有为频繁更替的南朝新皇传递玉玺的王氏群像……他们共同演绎出来的一部家族史,宣示着一个“不王而王”的至深哲学。
    事实上,这部家族史更是一部中国贵族史的精华版,但当门阀士族阶层这一特殊的现象退出历史舞台后,琅琊王氏也就回归到普通百姓的层面了。
    所以才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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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5 14:33:0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6 16:26 编辑

第一节 开基祖王吉:罢黜百家后的一代纯儒
  
    王吉(?-公元前48年),字子阳,西汉人,历武帝、昭帝、宣帝、元帝四朝,世居琅琊皋虞(今山东即墨市东北),官至谏议大夫,被尊为琅琊王氏的开基始祖。他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兴起的一代纯儒,为了倡行经学和礼制,他廉正敢谏,屡经挫折而不悔,在当时和后世产生过较大影响。王吉之子王骏、孙王崇在西汉末年都曾位登三公,他们祖孙三人创造了琅琊王氏兴起之际的短暂辉煌。
  
1、琅琊地望的第一次闪耀
    按照历来的说法,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一样,都是出自太子晋之后,二者前身的分岔,出现在王翦的孙子王离之时。
    王离长子王元和次子王威,在秦末乱世搬迁到琅琊皋虞居住;后来次子王威又搬离皋虞,到了太原郡,在那里开创太原王氏;而长子王元则一直定居在皋虞,后世发展成为琅琊王氏。
    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记载,王元一生,没有什么事迹可寻,经过几十年,他大概在皋虞这个地方平静地谢世。他的后几代,也没有什么显达,直到西汉中后期王吉的出世,这支王氏才开始见于史载。
    据琅琊王氏自撰的世系表,从王元到王吉之间的传承链条是这样的:
    王元(21世祖)→王忠→王浑→王曜→王袭→王吉(阳新王氏族谱记载王吉是25世祖),不知怎么多一代?这个有待进一步考证。
    从这个传承关系来看,王吉是王元的第五世孙。由此上推,他应是王翦的第八世孙,太子晋的第二十六世孙。
    但是,王吉以上、王元以下世系传承关系中的人物,没有一个见于载有《王吉传》的《汉书》,不仅如此,就是在颇多附会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也没有这么详尽的记载,而且《新唐书》与琅琊王氏的自撰世系表还有互为矛盾的地方。譬如,前者说王吉是王元的四世孙,而后者显示的却是六世孙。
    如同太原王氏不把王威尊为开基始祖一样,琅琊王氏也没有把王元尊为开基始祖,而把王吉尊为开基始祖。之所以这样,大概有两个原因:一、王元是不见于汉代史书记载的一个人物,而王吉则是《汉书》中记载的一个很有名望的儒士,所谓郡望,一定是一个家族在一个地方显达得令人仰望,王吉在这一支王氏中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二、虽然王元最早迁到琅琊,但他居住在皋虞,《新唐书》显示,直到王吉时才迁居临沂都乡南仁里(今山东临沂市兰山区),而琅琊王氏一直把南仁里作为他们的地望,所以尊王吉为开基始祖似乎更合乎情理。
    但是,这里又出现一个疑问,《汉书》中只说王吉是琅琊皋虞人,并没有说他后来搬到了其他地方;说他搬到临沂的,仅仅是《新唐书》的记载。
    琅琊郡是秦朝推行郡县制时设立的,西汉时郡、国并行,原琅琊郡分成包括琅琊国在内的好几个郡国,皋虞和临沂大都包括在琅琊国内。皋虞的地盘在今天山东即墨市东北,在那里,至今还保留着王吉墓群。王吉墓群有26座坟墓,占地50万平方米。据称,除了王吉,他的儿子王骏、孙子王崇都葬在这里。
    这说明,王吉一族直到孙子辈手里都还没有搬离过皋虞。有专家认为,王吉后世搬到临沂,是东汉时候的事情,《新唐书》将这次搬家提前,未免带有因事设人的味道。
    尽管有这么多的错漏,王吉作为琅琊王氏开基始祖的地位却是公认的,正是因为他和他的祖孙三代在西汉时期所形成的“累世之美”,才使得琅琊境内的王氏家族第一次闪耀于历史前台。
    王吉,字子阳,他的准确生年已不可考,根据推测,应出生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6年在位)后期,历武帝、昭帝、宣帝和元帝四朝,卒于汉元帝上任的初元元年,即公元前48年。
    根据《汉书》的记载,王吉在早年通过举孝廉进入仕途,主要担任过云阳县令、昌邑王中尉、益州刺史、博士、谏议大夫等职,他廉洁奉公,耿直敢谏,由此招来仕途的多艰,后半生很长时间都归隐乡里。他之所以能后世留名,主要是基于他在颂扬儒学方面的矢志不移。
  
2、三篇奏疏串起的颠簸仕途
    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儒学就取得了在思想文化界的正统和主导地位。汉武帝批准在京师长安设立太学,教授五经,吸引大批全国各地的贵家子弟来此求学,早年的王吉就是这批子弟中的一员。
    从史载来看,他是携妻子一起来到长安的。就像今天很多年轻人在大学旁边租房考研一样,王吉在长安也是租房学习,结果引出一段故事来。
    王吉租的房子恰好与房东隔着一道墙,有一天,他的妻子看到房东家的枣树枝叶伸到了墙的这边来,上面垂满了枣子,就伸手摘了几颗,拿给王吉尝。王吉当时并不知道这枣子是买的还是偷摘的,就吃了,后来才知道真相。知道真相后,他采取的措施是,休掉妻子。
    休妻的事传到房东的耳朵里,房东觉得很过意不去,认为是自己的枣树惹得祸,就要把枣树砍掉。这时,周围的邻居们全跑过来,他们一边劝房东别砍树,一边劝王吉把妻子接回来。好在王吉听人劝,他真的就把妻子接回来了,最后重归于好。
    这样,在他们居住的那个小区,就流传开来一句顺口溜:“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故事反映,从很早的时候起,王吉就树立了按照儒家礼治思想和道德规范行事的坚定志向。
    王吉推行儒学,集中反映在他流传于后世的三篇奏疏上,这三篇奏疏,两篇是上给昌邑王刘贺的,一篇是上给汉宣帝刘珣的。
    王吉任汉昌邑王的中尉,是在汉昭帝刘弗陵(公元前86年-前74年在位)时期,中尉的职责主要是负责王国内的兵马。
    昌邑国位于今山东巨野县南,昌邑王刘贺是汉武帝的孙子,汉昭帝的侄儿,此人一向骄奢淫逸,尤喜游猎无度,他手下的人只知溜须拍马,唯有王吉和王国内的郎中令龚遂每每引经据典,陈说厉害,甚至声泪俱下地进行规劝。王吉写了一篇《上疏谏昌邑王》,整篇奏疏都在援引经书中所倡导的古礼,要求刘贺懂得儒家的治世修身之道。刘贺哪里听得进去,他依然我行我素。
    但这样的人偏偏能碰到好运,公元前74年,年仅21岁的汉昭帝驾崩,由于没有子嗣,当时独揽大权的大将军霍光与群臣计议,决定立昌邑王为皇帝。
    消息传到昌邑国,刘贺欣喜若狂。王吉深知刘贺的德行,他赶忙又上了一封《奏疏戒昌邑王》,指出昭帝新丧,刘贺应该表现出悲痛的样子,要对即将到来的帝王大业表现出一种慎重来,尤其要对劳苦功高的霍光表示出敬重。
    刘贺根本顾不了这些,为了早日到达长安,他一路狂奔,累死马匹无数。刚到长安,他就把他的二百多名手下全部封官进爵。他向全国发出诏令,短短时间之内,要求各地为他办的私事就多达1127件。他不顾尚处居丧期间,每天饮酒取乐,玩狗斗马,还大肆淫乱昭帝宫女。
    眼看形势不对,霍光与太后商量,果断下手,废除了刘贺的皇帝位。这个毫无理智的家伙只当了27天皇帝,即被遣送回家,他带到长安的臣属因为“不举奏王罪过”,被统统下狱诛灭,只有王吉和龚遂,因为有曾谏诤的记录,免死削发,罚去修筑城墙。
    这次事件对王吉的打击是很大的,他告诫他的子孙,从此“毋为王国吏”。
    刘贺被废后,霍光立汉武帝的曾孙、在民间长大的刘珣为帝,这就是汉宣帝。
    汉宣帝上台后,曾先后两次召集儒士讨论五经异同;他还不计前科,征召王吉做官。王吉从益州刺史,做到太学博士、谏议大夫。
    就在谏议大夫任上,他写出了《上宣帝疏言得失》。在这篇奏疏里,他秉承此前的一贯主张,向皇帝推销儒家的治世思想;他引用孔子的话“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大谈特谈儒家的礼治秩序。他尤其强调“夫为妻纲”这一条夫妇之礼,其中提到列侯娶公主为妻,结果变成“使男事女,夫拙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他要求当今的皇室嫁女,应该像当年帝尧将两个女儿嫁给虞舜那样,使女儿始终跟随自己的丈夫。他还说到,皇帝对待外戚,可以多给财物,而不可许以官位。
    但出乎意料的是,汉宣帝对王吉的谏言反应很冷淡,认为这是“迂阔”之言,是以古非今的“俗儒”之论。王吉其实不知道,汉宣帝虽然重儒,但他实际上是推行“外儒内法”、王道和霸道杂用的。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汉宣帝有一次和他的太子刘奭一块吃饭,刘奭对父皇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作色回答:“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他认为儒生以“名实”蛊惑人心,使人不懂得遵守法度,是不堪大用的。为了这事,汉宣帝差点把刘奭的太子位给废了。
    因为自己的意见得不到采纳,王吉很失望,他便借口生病,辞职回琅琊老家隐居去了。
    据推测,王吉隐居的时间,长达十多年。公元前49年,汉宣帝驾崩,刘奭即位,这就是汉元帝。相对来说,汉元帝的重儒思想要重得多,就在他登基后的第二年,即前48年,他征召王吉入朝为官。
    与他同时被征的还有另一名经学名士贡禹,史载贡禹与王吉一直是好朋友,当时流行一句话,叫“王阳在位,贡公弹冠”,意谓王吉要当官了,贡禹也把帽子上的灰尘弹弹,准备去赴任,后来由这一句流行语衍生出一个成语:弹冠相庆。
    只是可惜,后来贡禹赶到朝廷,做成了官,而王吉却在半路上生病去世了。他一生的宏愿终究未能得以实现。
  
3、三代积起“累世之美”
    王吉的官位不高,且时断时续,他的崇儒之志也未得实现,但他的声名在当世就颇有影响,后世学者评价他是一代“纯儒”,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儒士。
    王吉的思想直接影响到他的儿孙辈,他的儿子王骏主要活跃在汉元帝和汉成帝刘骜(公元前32年-前7年在位)时期,王骏的出仕之道几乎与王吉如出一辙,也是通过举孝廉进入官场的。由于有王吉的令名在前,王骏曾得多位显宦举荐。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经学家匡衡就是举荐者之一,通过匡衡的举荐,王骏成为谏议大夫,达到他父亲当年的官位。不过,匡衡后来任宰相,王骏却反过来奏免他。抛开个人恩怨不说,王骏为政直谏、不避势利的性格,应该酷似乃父。
    王骏后来还做过京兆尹,官声颇好,最后做到御史大夫,在当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为“三公”,王骏已是位登三公。据载,在早年,王骏的妻子死了,他不再继娶,反映了一个儒者以道德纯正处世的一面。
    王骏的儿子王崇大约与太原王氏的开基始祖王霸生活在同一时期,即两汉之际。他先后在地方作过刺史、郡守,汉哀帝刘欣(公元前7年-前1年在位)时期,被提拔为御史大夫,像王骏一样位登三公。
    但王崇后来一度被降职,到汉平帝刘衎(公元前1年-公元5年在位)时,王莽独揽大权,将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空,王崇又做过一段时间的大司空,封扶平侯,可谓二登三公之位。但王崇的这次任职时间并不长,他像王霸一样,很看不惯王莽的篡位举动,便以病辞职,归隐乡里。
   《汉书》中的王吉本传说,从王吉、王骏到王崇,王氏祖孙三代为官期间,都极为清廉自守,不积余财,离官去职回到家里,则是布衣疏食,为天下人所叹服。
    王吉祖孙不积余财,却仅仅经历三代,就蓄积起了为时人称道的“累世之美”,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以致魏晋时候的琅琊王氏,在向别人介绍自己时,都会带着十分自豪的口吻说:我是“汉谏议大夫吉之后也”。
    但自王崇之后,琅琊王氏却变得衰没不显,它的烜赫时代,需要经过两百年的沉寂之后才能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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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5 14:52:5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5 15:07 编辑

第二节 王祥、王览兄弟:以登峰造极的孝悌起家
  
    王祥(公元185年-269年),字休征,琅琊临沂人,历东汉末年、曹魏、晋初三个阶段,官至太尉、太保。他以孝著称,凭着“卧冰求鲤”的举动而入选《二十四孝图》,更凭着这一声名开启了琅琊王氏长达三百年簪缨世家的历史。
    王览(公元206年-278年),字玄通,王祥的同父异母弟,官至太中大夫。他以友悌其兄王祥而留名,被收录到《二十四悌图》中。琅琊王氏的豪族历史主要就是由他的直系后裔创造的。
  
1、发生在孝感河边的故事
    在今天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的白沙埠镇,有一个有名的孝友村,孝友村目前有3000多人,95%以上的人都姓王。这个村依河而建,一排排农家小屋掩映在绿树如烟之中。
    流经孝友村边的河叫孝感河,当地人习惯于直呼它为“孝河”。1700多年前,就是在这一条河上,发生了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而今,在孝河莲池边的小亭下,还立有一块“晋元公王祥卧冰处”的石碑。据说这块碑为明朝嘉靖年间所立,嘉靖皇帝还特意为此送来了一块他亲自题写的“孝悌格天”的匾额。孝友村原本叫“南仁里”,自此,就改叫了现名。
    从考据的角度看,王吉的后代从琅琊皋虞迁居同郡临沂都乡南仁里,应该发生在东汉时期。进入东汉以后,这一支王氏显得比较沉寂,很少有人物见于史传,所以,他们具体是在什么年代、由哪一代实现这次搬迁的,已很难考证。
    王祥是琅琊王氏在沉寂两百年后骤然崛起的关键人物,《唐书》记载,他与王吉之间的世系关系是这样的:
    王吉→王骏→王崇→王遵→王音→王融→王祥
    从这个关系看,王祥是王吉的第七世孙。
    但这种记载与《晋书》中王祥本传的记载却有所不符,在本传中,王祥的祖上只溯及到他的祖父,且他祖父的名字叫王仁,而不叫王音。另外,从王吉到王祥,对照他们二人大致的生卒年,相隔都在三百年以上,按照每百年平均传四代的算法,他们之间应该不只是传六代的规模。
    这说明,《唐书》中的世系记载肯定存在错漏,错漏本身又进一步印证了琅琊王氏在东汉年间世系不继和衰落不显的事实。
    沉寂或许是一种蓄势待发。王祥的祖父王仁曾任青州刺史,标志着这个家族再次抬头。但王祥的父亲王融却避而不仕,即使官府征召也不去。
    王祥,字休征,出生在公元185年。他的母亲薛氏去世得早,父亲继娶朱氏为妻,生下一个异母弟,叫王览。根据推算,王祥比王览要大二十岁左右,在年龄上,他可能跟继母更接近。
    王祥是个大孝子,父母有病,他总是衣不解带,汤药必先亲尝。但继母却是个褊狭刻薄的女人,常常役使他去干打扫牛栏这样最脏最累的活,还在王融的面前中伤他,致使他失爱于父。即使如此,他依然、乃至更加加倍地孝顺父母。
    一个严冬,继母突然提出想吃鲤鱼,王祥就走到村前的河边去捉鲤鱼。那时天寒地冻,河面上已结上厚厚的冰,他抡起铁锹,要把冰层砸开,不料,冰层却自动裂开,从中蹦出两条鲜活的鲤鱼来。他兴冲冲地将鲤鱼拿回家,做给继母吃。
    这当然十分离奇,后来,人们在这个基础上更加发挥想象,说是王祥看到冰厚难破,就脱掉衣服,卧在上面,试图用体温融化坚冰,演绎出“卧冰求鲤”的故事来。故事本身虽不可信,但它说明了王祥的孝心已经做到了极致,足以感动天地。孝感河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王祥的孝心可以融化坚冰,却不能融化继母比坚冰还硬的心。继母又想吃黄雀肉,王祥就去张罗扑捉,结果,黄雀竟纷纷自投罗网。
    王家有一片李树林,到了夏天,果实累累。一天夜里风雨大作,继母令王祥去守住李树,不让果实被风雨打落下来。王祥哪有这本事啊,他就抱着李树向天哭泣哀求,结果还真灵,果实硬是没有掉下一颗来。
    王祥的遭遇很像王姓血缘始祖之一的虞舜,不过,他比虞舜幸运,虞舜的弟弟与其父母一起,共同迫害虞舜,而王祥的弟弟王览却自始至终护着自己的哥哥。
    王览才几岁的时候,看见哥哥被母亲责打,他就会抱着母亲哭泣,叫母亲住手;稍大,懂事了,他就用道理规劝母亲;如果母亲指使王祥去干不明就里的事,他就与哥哥一起去;母亲还虐待王祥的妻子,在王览的教导下,王览的妻子便陪着嫂子一块分担苦差事。
    王融死后,因为至孝,王祥的名气在社会上渐渐有了很大的影响。朱氏担心这样下去会妨碍亲生儿子的前途,决计对王祥下毒手。
    一次在饭桌上,她给王祥斟上一杯毒酒,王览揣测到了母亲的意图,便抢着要喝这杯酒;王祥也估计其中有诈,硬是不给,兄弟二人便在饭桌前抢夺起来。朱氏见了,生怕毒酒被亲生儿子给喝了,便劈手将酒杯打落在地上。
    从此,只要是母亲送给哥哥什么东西吃,王览都要先尝一尝,朱氏就再也不敢在食物里面弄手脚了。
    王祥后来以他的事迹入选《二十四孝图》,王览则入选《二十四悌图》。无论是孝敬长辈,还是友悌兄弟,都是儒家思想中强调的德行,就王祥和王览的行为来看,他们既是基于亲情,也是基于理性。朱氏不是王祥的亲生母亲,他们二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而王祥却敬之如天,没有礼教的熏陶,怕是很难做得到的。
    当然,也不排除其中的功利目的,在那个时代,孝行不仅仅会得到社会的褒扬,更是一个人进入仕途的重要条件。
  
2、一把神奇的宝刀
    王祥侍奉继母时,正值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那是曹操所描绘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重时代,他曾扶母携弟,避乱于庐江郡(今安徽潜山县一带),长达二十余年。
    期间,有州郡邀他去做官,他都以有母在堂为由予以推辞。二十多年后,应该是已经进入曹魏时代了,继母去世,人们看见王祥居丧,面容憔悴,哀痛欲绝,必须要拄根拐杖才能立起身来。
    继母既逝,孝心已尽,说到出山,王祥应该再也没有理由挡驾了。徐州刺史吕虔赶忙写来一封信,叫他去当别驾从事。没想到,王祥却又拿出新的理由来,说是年老耳背,胜任不了这样重要的工作了。王览见了,一再劝说,还亲自为哥哥备好车马。直到这时,王祥才应召上路。
    吕虔是在魏文帝曹丕(公元220年-公元226年在位)当皇帝期间被任命为徐州刺史的。王祥去徐州,应该是在魏文帝后期,那时,他正好四十出头的样子。
    别驾从事是刺史的副手,当年太原王氏的王允就是从这个职位上开始一路升迁的,现在,琅琊王氏的王祥也要从这个职位开始他的家族的辉煌之旅了,只不过他的开始要比太原王氏晚半个世纪。
    吕虔对王祥特别信任,几乎把州中大小事务全部委任给他来处理。当时,徐州境内盗贼蜂起,王祥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烧上这些盗贼,经过一番密集打击,境内的不稳定因素全部被肃清。
    史书用“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来形容王祥所取得的治绩。而当地老百姓更是用歌谣来称颂王祥:“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海沂即徐州,徐州临海,境内有一条沂河流过,故有此名。歌谣的意思,徐州的安宁和仓廪充实,都有赖于王祥的功劳。
    传说吕虔有一把佩刀,一直深藏不用,这把佩刀,只有能登上三公之位的人才能佩带,而无此福分的人用了,则会反受其殃。吕虔自知享用不了,他看出王祥将来大有作为,便拿出这把佩刀,郑重地赠给了王祥。
    这是一把命运的宝刀,自从王祥把它接过来,它在一代代琅琊王氏人中的神奇传递就开始了,每一个传刀人都必须负起整个家族的福祉与发展。
    以后我们会看到,这把刀有时是有形的,有时又是无形的,不管有形无形,我们都能看到这把刀在此后三百年间的一条清晰的接力路线。
    作为第一棒,王祥拿着这把宝刀,在魏晋的官场上一直跑了四十年。
          
3、一哭一揖一遗训
    曹操一代枭雄,英武盖世;他的儿子曹丕文武兼备,雄霸一时,可谓不输乃父。自从通过假托“禅让”的方式从汉献帝手里抢过皇帝宝座之后,曹丕励精图治,不舍昼夜。只是天不假年,他当了六年皇帝,就以39岁的年纪死去了。
    从公元220年到265年,曹魏存世45年,期间经历过曹丕、曹睿、曹芳、曹髦、曹奂五任皇帝,曹丕之后,每任皇帝不是短命,就是被杀、被废,真是应了那句话:一代不如一代。
    主弱臣就强,在曹魏的很长时间里,司马氏家族独揽大权,从司马懿到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再到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无不以强人面世。将曹家子弟玩弄于股掌之中。
    只是,他们并不知道,等到司马家也以“禅让”的虚伪面纱从曹家夺过皇帝位之后,他们的后代也会走出一条跟曹家相同的命运轨迹。
    王祥在曹魏的官场上慢慢地把官做大,他亲眼看到司马懿如何扳倒大将军曹爽,从而独揽朝政;他也亲眼看到王允的侄儿王凌如何不自量力发兵讨伐司马懿,结果遭致灭门。
    他是曹魏的臣子,但他可不想拿自己的头皮去与司马氏的刀刃一较软硬,他怀揣着那把家族的宝刀,在血腥的权力斗争中,小心翼翼地寻找一条既能自保、又能飞黄腾达的路。
    公元254年,继司马懿之后掌权的司马师废掉了曹魏的第三任皇帝曹芳,立年仅14岁的高贵乡公曹髦为皇帝。
    不久,司马师暴死,其弟司马昭继续独掌大权。这时,王祥已经迁太常之职,封万岁亭侯,曹髦在此基础上再任命他为“三老”,专掌教化。凭着资历、声誉和祖父般的年纪,王祥成为帝王师,可以随时训导曹髦。
    作为晚辈,曹髦对王祥恭敬有加;但作为皇帝,他实在忍受不了司马昭越来越膨胀的野心,他担心,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自己的位置会被司马昭夺走。
    公元260年,曹髦把几个心腹大臣叫到身边,指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说完这句名言之后,他带着身边的几百仆从,以飞蛾扑火般的方式去袭击司马昭的府第,结果被司马昭的手下一刀穿心。
    可怜这个小皇帝,结果落了个“悖逆不道,自陷大祸”的罪名,举哀时,只有王祥涕泪交流,大哭“老臣无状”。
    这一哭,哭出无数个意味来:“老臣无状”,这是在自责,小皇帝的死,我王祥有责任;我王祥敢揽责任,其他的臣子呢?其他的臣子只有感到羞愧的份了;我王祥“无状”,是因为我没有教导好,才造成小皇帝做出这样的傻事;所以,小皇帝落得这个结局,那跟你司马昭没关系……
    这一哭,表面上是在表达一个老臣的忠心,内里头却在为司马昭的行为做开脱。
    曹髦死后,司马昭并没有马上当皇帝,他又立曹家的一个小孩子曹奂做傀儡。在曹魏的夕阳下,王祥升任为司空、太尉,终于登上了那把宝刀预示着的三公之位。
    公元263年,司马昭率兵灭掉蜀国,就在成了俘虏的蜀主刘阿斗上演“乐不思蜀”的滑稽剧时,司马昭自封为晋王,加九锡。当时,王祥与何曾、苟顗同为三公,他们一同前去祝贺晋王。见面时,何、苟二人行了跪拜礼,而王祥只作了一个长长的揖。
    这一揖,王祥自有解释:大家都是魏臣,三公与晋王只差一级,怎么能行跪拜礼呢?这样做,不仅有“损魏朝之望”,更是“亏晋王之德”。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一揖,表明王祥与司马昭之间,已经达到心灵的默契:王祥来贺,暗示他对即将到来的改朝换代会持一种顺从的态度;而他的不拜,表明他并不想把对方的意图暴露得太充分。
    王祥是当时社会的道德偶像,司马昭需要的是这个偶像的力量,而不是他那简单的一拜。
    然而,司马昭没能等到登顶的那一天,公元265年,他病死了;同一年,他的儿子司马炎不再等待,废掉曹奂,建立晋朝。司马炎就是晋武帝。
西晋建立的这一年,王祥正好迎来自己的80岁大寿。他顺理成章地进入一个新朝。新朝仍然需要他这块金字招牌来装点门面,司马炎给他进位太保,加封公爵。这太保,虽无实职,其名却重,负责监护和辅弼国君。
    王祥知道自己的角色定位,晋武帝哪里需要他去监护?有这样的名分,已经够了。他一再向皇帝告老还乡,最后,得到了批准。
    他现在考虑的,是如何让整个家族长盛不衰,而要让家族长盛不衰,就不能走单线,即父传子、子传孙的老路,这样会走进死胡同的;寻找传人,要放眼整个家族,要找到那个既有才德、又能悟得保家之道的人。
    王祥有五个儿子,他没有把宝刀传给儿子,而是把宝刀传给了弟弟王览,因为他预感到王览的后代将会大兴。
    王览年龄也大了,他最大的官只不过做到太中大夫,还是沾了哥哥名气的光,他知道,把宝刀接过来,不是为了自己佩带,只是为了在自己的门下登个记,然后就得转交出去。
    这第二棒,得由琅琊王氏另一个支脉上的子弟王戎、王衍来完成,他们将实现家族形态的重大转变,在完成转变之后,他们又将把宝刀交回王览的后代。
    公元269年,王祥以85岁的高龄谢世。谢世前,他给子侄们留下一篇遗训,遗训中写道:“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
    这一遗训,强调五个字:信、德、孝、悌、让,这五条训诫,都是儒家特别重视的道德伦理原则。值得对照的是,司马炎在登位之际,曾向州郡官员提出过六条选人原则,这六条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六条原则与王祥的五条遗训大体相似,只有一条,体现出二者的根本差别:司马炎将“忠”放在第一条,而王祥却只字不提“忠”。
    为什么不提“忠”呢?因为王祥已经看穿,“忠”是不能保家的,有时可能还会损家,在“忠”上,只要做得够艺术就行。曹丕如果“忠”,还有曹魏吗?司马炎如果“忠”,还有晋室吗?
    在以后两晋南北朝频繁的改朝换代中,我们将会看到,对于这一“条外之条”,王氏子弟执行得有多么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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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5 15:09:0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5 15:31 编辑

第三节 王戎、王衍兄弟:长袖善舞两名士
  
    王戎(公元233年-305年),字浚冲,西晋时官至尚书令、司徒,“竹林七贤”之一。
    王衍(公元256年-311年),字夷甫,历任尚书令、司徒、司空、太尉等职,号称西晋上流社会的清谈领袖。
    王戎、王衍是堂兄弟,是王祥的族孙。在西晋品评之风和清谈之风盛行的时代,他们将以儒学起家的琅琊王氏带入玄学地带;而在“八王之乱”的政治背景下,他们左右逢源,长袖善舞,奠定了琅琊王氏头等门阀士族的地位。
  
1、品评、清谈之风的盛行
    魏晋时期为什么会出现门阀士族?那些士族子弟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品评人物、清谈玄理?琅琊王氏又是凭着什么登上一流士族地位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先得来了解两个概念,一个是九品中正制,一个是魏晋玄学。
    在汉代,选拔官吏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举孝廉”的方式。所谓举孝廉,就是推举孝顺父母、行为清廉的人作为预备官员,一般这个工作由地方的宗族乡党来完成。把“孝”和“廉”抬到至高的地位,毫无疑问,这是儒家用人的道德标准。琅琊王氏中的王吉、王骏、王祥,都是“举孝廉”的受益者。
    到了曹魏时期,曹丕一上台,就对“举孝廉”进行改革和明晰化,这样就形成了“九品中正制”。具体做法是,中央在各州郡设立中正之职,中正的职责是,负责评议人物。品评的标准有三个:家世、道德、才能。从标准来看,家世即一个人的出身,已经提到了道德的前面。
    品评人物时,把人物分成九等,叫“九品”,分别是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这“九品”,看起来复杂,其实简单。首先,一品形同虚设,无人能得;二品才是最高品,能得二品,就是上品了;二品以下,后来全部归入下品;这样,所谓“九品”,实际上就只剩下上、下两品。容易理解吧?
    负责品评的中正,必须要是出身高贵的上品人物。上品人物品评,他品来品去,什么德、才之类全往后靠,出身才是最重要的。这样,上品就永远在那些有名望的家族中产生,长此以往,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门阀士族阶层就是在“九品中正制”的培育下逐渐形成的。
在门阀士族形成的前夜,正是汉末大乱,接着又是三国纷争,儒家的正统思想受到冲击,这时,诞生了以何晏、王弼等为代表的魏晋玄学。玄学以老子和庄子的思想为主,认为万物生于“无”,包括儒家的一切,都是由“无”派生出来的。
    随着“贵无”思想的发展,上流社会的人逐渐以接受和阐发这种思想为时髦,并进而形成一种崇尚清谈、蔑视礼法,乃至行为放荡、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
    当士族子弟遭遇到玄学,魏晋时代的主色调就为之一变。那些谈玄的人,凭着风姿和口才,能够博取到巨大的名声,他们互相提携、互相品评,就成了名士。名士派头的标准形象,是手执尘尾,侃侃而谈。
    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现象是,门阀士族与九品中正制、魏晋玄学相生相伴,在魏晋南北朝结束之后,它们又几乎一块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门阀士族的最典型代表,琅琊王氏应该是九品中正制品评之风的最大受益者,同时,那个时代的王家子弟,几乎都染上了清谈之风的习气。如果说尊崇儒家道德的王祥为琅琊王氏奠定了资深的家世,那么王戎、王衍则完成了将琅琊王氏推上一流士族地位的任务,并给这个家族打上玄学的色彩。
  
2、王家风流二兄弟
    王戎、王衍是堂兄弟,在琅琊王氏中,他们是王祥、王览的族孙,而非其直系后裔。这两个人能够追溯得到的祖上是他们的祖父王雄,王雄曾任幽州刺史,与王祥同辈。至于王祥、王雄这两支往上在那一辈会合,已经很难考证。
    如上一节所述,王祥有五个儿子,而王览有六个儿子。他们的儿子虽然大都担任过地方上的一些小官,但都没有什么作为,无法在正史中获得立传的资格。似乎这是冥冥中有意安排的一个空挡,好让王戎、王衍兄弟俩在西晋的舞台上尽情发挥。他们在无形中从王览手中接过宝刀的第二棒,以此来完成这个家族由儒入玄的转变,并进而提升其世家大族的地位,为第三棒王览孙子王导的登场做好全方位的铺垫。
    王戎,字浚冲,出生于公元233年的曹魏中前期。他生得身材矮小,却风姿秀丽,据说他能直视太阳而不目眩,当时的中书令裴楷赞美他的眼睛“烂烂如岩下电”。
    这个标致少年自幼聪明过人,有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说是王戎小时候与同伴一起出去玩,看到路旁有一棵李树结满了李子,其他的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地去攀爬摘取,唯有他一动不动。别人问他为何不去,他回答:“树在道边而多子,必苦李也。”等到那些孩子们摘下来一尝,果然如此。
    王衍,字夷甫,出生于公元256年,小王戎20多岁。与王戎比起来,这位小堂弟要显得更加风姿绰约,王戎就曾称赞他“神姿高彻”,如“琼林玉树”。王览的另一位孙子王敦也曾叹服这位族兄的风采,说他如果立于众人之中,就好像珠玉闪耀在瓦砾之间。王衍小时候曾去拜访名士山涛,山涛脱口赞道:“何物老妪,生宁馨儿!”意思是,这是哪个老太婆,竟然生出这么标致的孩子来!从此,“宁馨儿”就成为对美好事物的赞语。
    王衍14岁时,和母亲住在京城,他的父亲在边防任职,常要派使者回京汇报军情。有一次,王衍嫌使者讲不清,就自己代替使者到尚书仆射那里去汇报,他说起话来思路清晰,语言优雅,而且从容不迫,侃侃而谈,令人大为惊奇。
    再来说王戎。王戎与著名诗人、玄学家嵇康、阮籍都是很好的朋友,直接受到他们玄学思想的影响。阮籍比王戎大十多岁,阮籍母亲去世时,他虽然心理悲痛,却不露声色,依然下棋、喝酒、吃肉,到末了才口吐鲜血数升。后来王戎的母亲去世了,王戎的做派几乎与阮籍一模一样,被人称为“死孝”。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想表达对礼教的蔑视。
    王戎与嵇康、阮籍、刘伶、向秀、山涛、阮咸一起,经常聚集到洛阳附近的一片竹林中,饮酒谈玄,弹琴啸歌,任诞逍遥,号称“竹林七贤”。这其中,王戎的年龄最小。尽管王戎也好谈玄,但他还是有一定的实际能力的,特别是在进入西晋以后,他正值年富力强,在太原王氏的王浑指挥的灭吴大战中,他作为一个方面军的主帅,曾立下大功,拜官封爵。
    而王衍谈起玄来,比王戎要更加倜傥风流。王衍高谈阔论时,常常手执尘尾,摇来摆去,一副标准的名士派头。由于他皮肤好,白皙的手拿着白玉做成的尘尾柄,看起来颜色太接近,你几乎分不出哪里是手,哪里是柄。他夸夸其谈,发现说得不对,就随口改正,人称“口中雌黄”,“信口雌黄”的成语即源于此。
    也许王衍实在太善于空谈了,以致被当时的士林推举为清谈领袖。那时,凡是经过他品评的人,都能立即声名大振,犹如小鲤鱼跃过龙门一样,由此,他又得一称呼“一世龙门”。
    不过,王衍的实际能力要远远逊于王戎。有一次,他大谈纵横之术,慷慨激昂,似乎大有苏秦、张仪之策。就有人向朝廷推荐,说由他去担任抗击边患的辽东太守,自知没有真本事的王衍,吓得慌不迭地,赶紧推脱,从此再也不敢论及世事了。
    尽管都是谈玄之人,但王戎与王衍却是两个性格的极端,前者爱财爱成了守财奴,而后者却只字不言利。
    王戎做地方官时,到处占田买地,以致田产遍布天下还不满足。他常常腰挂汗巾,到各处去催租。他腰缠万贯,却省吃俭用,吝啬无比。他女儿家曾向他借了一些钱,一时还不起,女儿回娘家,他就给脸色看,直到女儿把钱还清后才露出笑脸。王戎有个侄儿结婚,他仅仅只送了一件单衣,事后又赶紧索回。他家里种的李子又大又甜,价钱卖得好,但他害怕别人得到种子,就在售卖之前将一个个李核取出。
    与之相反,王衍对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却看得相当淡,甚至绝口不提钱字。有一次,他的妻子想试探他一下,趁他熟睡之际,让人把钱洒满睡床的四周。等到王衍醒来,他大喊:“把阿堵物拿开!”终于没有说出一个“钱”字。从此,“阿堵物”成为钱的一个戏称。
  
3、一等士族在乱局中确立
    从司马懿到司马炎,司马氏家族的人都显得很强势,可是,仅仅是到了司马炎的儿子、即西晋的第二任皇帝晋惠帝司马衷手里,司马氏家里的人就开始变得萎靡不振了。
    司马衷基本上是个白痴,当他听到青蛙叫,就问大臣“青蛙是为公叫还是为私叫”这样不可思议的问题;当有臣下向他报告,说老百姓没有饭吃,到处都在饿死人,他就说:“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粥呢?”弄得臣下哭笑不得。
    由于作为皇族的司马氏不懂得“优选”,而世家大族为保家族利益,总能从家族内部推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来参政,这就使得司马炎之后的西晋、东晋,在政治上几乎都处于主弱臣强的态势。
    既然皇帝是白痴,那就有人想尝尝皇权这块香饽饽。在司马衷登基的第二年,即公元291年,围绕争夺最高权力而起的“八王之乱”开了。“八王之乱”长达十六年,一共有八个司马家的诸侯王卷入,它的导火索是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
    史书形容,贾南风长得黑矮而丑,却对权力十分贪婪。当时辅政的是司马衷的外公杨骏,要想掌握最高权力,贾南风就得先扳倒杨骏。她找到楚王司马玮,晓以好处,利用司马玮的年少气盛,在一个夜晚诛灭了杨骏一家。
    可是,杨骏死后,贾南风并没有得到权力,汝南王司马亮被朝廷推举执政。贾南风继续笼络司马玮,利用他的不满,唆使他杀死了司马亮。事成之后,这个女人又反咬司马玮擅杀大臣,将司马玮处决了。这是“八王之乱”的第一阶段,以贾南风的大获全胜收场。
    贾南风掌权后,王戎、王衍兄弟俩的官位开始大幅度提升。因为王戎与贾家有姻亲关系,他被贾南风起用为尚书仆射兼吏部尚书,第一次进入宰辅行列。在任期间,王戎曾首创性地提出“甲午制”,规定选拔官吏要先进行试用,然后根据其表现再决定是录用还是辞退。
    不料,好主意却造成坏结果,这一招弄得奔走请托、疏通贿赂之风大涨,王戎被人狠狠地奏了一本。好在此前与贾南风有姻亲关系,这才未予追究。自此,王戎学乖了,选拔官吏,他只在世家大族中进行,以平衡各家各派的关系。他干什么事,都要反复掂量,审时度势,与各方都保持不即不离、不远不近的状态,甚至面对太子被杀都不发一言。
    王衍此时也浮了上来,他的妻子本来与贾南风是表姊妹关系,为更进一步拉近距离,他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交给贾南风,由贾南风做主,将漂亮的大女儿嫁给贾南风的内侄,将长相一般的小女儿嫁给太子司马遹。这样以来,王衍由一个普通官员迅速提拔为尚书令。
    贾南风之所以对内侄比对太子更关心,是因为这个太子司马遹并不是她亲生的,这是司马衷与其他妃子生的,她正想除掉这个太子呢。公元299年,贾南风下手了,她诬陷司马遹谋反,将他废为庶人。
    闻此惊变,本想左右逢源的王衍决定,让小女儿与司马遹离婚!离婚后不久,贾南风派人将司马遹杀死。
    司马遹之死重新点燃“八王之乱”的战火,赵王司马伦在谋士孙秀的策划下,率兵杀死贾南风,一大批辅政大臣成了这个阴险女人的殉葬品。
富有意味的是,王戎和王衍却得以保住性命。原因是此前王戎已经注意了策略,陷得不深;而更重要的是,王戎、王衍曾有恩于孙秀。孙秀当年在地方做小官,希望得到名士的品评,在王戎的建议下,王衍对孙秀进行了品评,为他打开了升迁的大门。因了这层关系,经过孙秀活动,王戎只是被免官;王衍因为有让女儿与太子离婚的恶行,被司马伦宣布“禁锢终身”。
    司马伦杀死了贾南风,谁能想到,他的胃口比贾南风更大,他废掉司马衷,自己做起了皇帝。面对这个阵势,一向与司马伦关系不好的王衍生怕由“禁锢终身”转为人头落他,他心生一计,装疯卖傻,砍伤了一个丫环。司马伦果然不把这个看起来已经精神不正常的人放在心上,只是可怜了那个平白无辜的丫环。
    司马伦的倒行逆施,激起了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长沙王司马乂和河间王司马颙四王的联手讨伐。在巨大声浪的威压下,司马衷被重新迎回来当皇帝,司马伦被赐死。
    现在轮到司马冏执政,王戎、王衍的好日子又来了,因为他们此前是受到司马伦迫害的人,这下给予平反,王戎担任尚书令,王衍担任中书令。
但是好景不长,司马颙与司马乂又联合起来反对司马冏。手足无措中,司马冏向王戎问计。一向谨慎的王戎不得不开口,他建议司马冏放弃抵抗,交出权力。司马冏的手下听了,大喝“斩首”!吓出一身冷汗的王戎赶忙装着五石散药性发作,跑到厕所里,堕入厕中,弄得一身腥臭不堪,却以此保住了性命。
    司马冏被攻进来的司马乂杀死,司马乂揽过执政的权杖。不过,他执政的时间更短,司马颙、司马颖加上“八王”中最后一个出场的东海王司马越,一起对付司马乂,他们捉住司马乂,将司马乂活活烧死。
    司马乂死后,司马颖出任丞相。由于照样是谁也不服谁,司马颖、司马颙、司马越之间又展开互战。司马颙一度控制白痴皇帝,他以晋惠帝的名义下诏,任命王戎为司徒,王衍为尚书左仆射,从而使得琅琊王氏的权位达到仅次于皇室的地位。
    但那时,王戎已垂垂老矣,在登上相当于宰相的位置之后不久,公元305年,王戎病死。
    司马越在纷争中占据上风,第二年,他相继杀掉司马颙、司马颖,成为“八王”中笑到最后的一个,“八王之乱”得以画上句号。
    在这场历史上有名的内乱中,无数名士被杀,司马皇族更是被杀得枝叶凋零。令人惊奇的是,唯有琅琊王氏有惊无险,不仅没有伤到一根毫毛,相反,他们的权势还日益上升,一朝回头,发现已成头号士族。在乱局中,只有他们排好了兵,布好了阵,培养出了一批有生力量,为随之而来的晋室南渡做好了人才储备。
  
4、王衍的“保家”三防线
   “八王之乱”消耗了司马家的元气,而一个更大的恶果是,它撩起了北方少数民族问鼎中原的野心,直接导致“五胡乱华”大幕的拉开。一个刚刚统一起来的中国迅速陷入到支离破碎之中。
    在“八王之乱”中,我们几乎没有听到白痴皇帝司马衷吭过一声气,“八王之乱”一结束,这个可怜的皇帝即寿终进寝,他的同父异母弟司马炽即位为晋怀帝。
    晋怀帝虽不痴呆,但极其平庸,西晋的残局落到司马越和王衍手里。司马越担任丞相,总揽全局;王衍先后任司空、司徒,地位仅仅在司马越之下。
    那时,氐人首领李雄已在成都称王;匈奴首领刘渊建立汉国,自称汉王;羯人首领石勒也乘机起兵,归附刘渊。
    面对中原已乱的大局,公元307年(晋怀帝永嘉元年),作为琅琊王氏的头面人物,王衍决定实施他的“保家”计划。他向司马越提出,选配文武兼备的人才镇守军事重镇,得到司马越的首肯。
    以此为名,他任命他的亲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任命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在送二位老弟赴任时,王衍对他们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你们二位在外,我留在朝廷,可以说是狡兔三窟了。”
    这是王衍在为他的家族安全设防,第一道防线是他本人,他在朝廷驾驭大局;第二道防线为王澄、王敦,他们拥有重兵,可以镇守一方。王衍的做法,常常遭致后人的鄙薄,说他在国家危难之际,只知道为“门户私计”。事实上,从客观上看,他也有为帝室、为社稷考虑的一面。
    王衍还与司马越一起,布下了第三道防线。就在同一年,他们派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坐镇建业(今南京市)。司马睿是司马越的亲信,派他到长江以南,明显带有在那里建立一个后方基地的意图。
    司马睿南渡时,王氏子弟王导被安排与之随行,当然,此时此地,还看不出他们会在那里开创晋室的另一番局面。
    对于这第三道防线的设立,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首先,是王氏兄弟策划于密室之中,王旷、王敦、王导都参与了,王旷是王羲之的父亲,他首倡其议,王敦助其谋,王导具体主持其事;其次,司马越的妻子裴妃很赞同这种安排,她在王氏兄弟与司马越之间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最后,由司马越和王衍拍板决定。
    就在目送王导陪同司马睿南渡之时,王衍将家族宝刀的第三棒交给了王导,琅琊王氏的重心也将随之移到江南。
    但王衍的故事还没有完,他必须得陪着苟延残喘的西晋王朝再走一程。
    就在司马越和王衍忙于部署后方的时候,中原腹地已是一片风雨飘摇。公元310年,石勒的军队对京师洛阳形成包围之势。城内人心惶惶。有人提出迁都避难。已经出任太尉之职的王衍站出来,大呼不可,他将自己的牛车卖掉,以誓与京师共存亡。王衍的举动使得人心、军心稍安。
    但守是守不住的,为保存实力,司马越还是决定向东南撤退。不料,公元311年三月,由于忧惧成疾,司马越在撤退途中死去。
    司马越死了,晋室安危就转移到王衍身上。大家知道,王衍是一个清谈名士,除了在维护家族利益方面具有清晰的头脑外,他对军事则是毫无信心,更没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因此,当众人推举他为元帅时,他唯恐躲之不及。但那时实在找不出其他的人来了,王衍即使不挂名,也得负起这个责。
    没有办法,王衍带着队伍,载着司马越的棺柩往司马越的封地东海方向进发。石勒闻讯,派兵追上了这支失魂落魄的军队,一场包围战,将晋军主力全部歼灭,王衍被俘,兵士们将他押送到石勒面前。
    石勒当然早有耳闻王衍的风采,他对这位名士颇有几分敬意,两个人谈了半天话。
    石勒问,晋室何以会走到这个地步?王衍就将“八王之乱”以来的情况一一道来。他还为自己开脱,说自己只不过一介书生,淡泊无为,并没有仕宦之心,谁知竟登上这样的高位,完全违背了自己的初衷。说着说着,他向石勒献计,要石勒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加尊号,做皇帝。
    大概武人是最见不得献媚之态的,石勒大怒,说,你王衍做了一辈子官,怎能说没有仕宦之心?贻误天下正是你王衍的责任!
    石勒命令将王衍押到一所民房里,出于爱惜王衍的风流,他令人在夜里将墙壁推倒,给王衍留下了一具完整的尸体。王衍被压死了,身后还落得个“清谈误国”的恶名。
    王戎、王衍两个人的后代都不显达。尽管在生前,他们的品行都有不检点的地方,但对于琅琊王氏来说,这个家族能够兴旺不迭,他们的作用不可替代。
    关于晁陂王姓,本人在第一章第八节的“虏姓之王”中有有一段话提到:
   “蒙古族和满族一统中国时,在长期与汉人接触过程中,不少蒙族人、满族人也改姓王氏,这些在《续通志》、《清通志》有关部分中有许多记载。在灭亡宋朝后,蒙古族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少数民族朝代元朝。元朝立国时间不长,从公元1271年统一到1368年灭亡,前后还不到一百年。据最新考证显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之后有部分支系改姓了王氏。元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的四子帖木花儿,曾率部抵抗元末农民起义,后来四散溃败。他由河南新乡逃至镇平县镇平镇一个名为“晁陂”的地方。从此隐姓埋名,在当地定居,因自己曾封王而改姓王。帖木花儿就成了“成吉思汗王姓”后裔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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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5 15:33:4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5 15:53 编辑

第四节 王导、王敦兄弟:开创“王与马,共天下”的巅峰时代
  
    王导(公元276年-339年),字茂弘,王览之孙,东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宰辅。江左政权的建立和维持,主要依赖于他的艰苦经营和政治手腕,以他为代表的琅琊王氏开启了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同时,他也成为琅琊王氏登上“王与马,共天下”巅峰时代的关键人物。在家族色彩上,他将王戎、王衍时期的谈玄之风转化为玄儒双修。
    王敦(公元266年-324年),字处仲,王览之孙,王导堂兄弟,官至大将军。他与王导共同拥立东晋政权,是东晋前期最高军权的实际控制者。在王氏与司马氏的权力博弈中,他曾两次发动叛乱,落得个被戳尸的下场。此后,不觊觎皇位,成为一代代王氏子弟在心里默念的戒律。
  
1、琅琊王氏与琅琊王
    琅琊国与东海郡毗邻,自东汉形成州郡制后,这两个地方同为徐州管辖。
    西晋时期,司马氏子弟被纷纷册封为王,这其中,司马越被封为东海王,司马睿被封为琅琊王。
    事实上,无论是司马越,还是司马睿,他们都不属于司马皇族一支。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他的祖父是司马昭的兄弟,父亲只是司马炎的堂兄弟;司马越就更远,他甚至不是司马懿的直系后代,而是司马懿弟弟的孙子。
    司马越抓住皇族子弟十多年自相残杀的空当,掌控了关东地区,从而成为“八王之乱”中笑到最后的一个王。
    相对于司马越,司马睿是一个显得“恭俭退让”、没有多少权力欲的一般宗室成员,他起初居住在洛阳,后来倒向司马越,成为司马越的亲信。
在司马越和王衍的精心安排下,王衍的族弟王导被派去辅佐司马睿;王导劝司马睿返回其封国,这样,他们就来到了琅琊郡。
    司马睿从他的祖父起就开始成为琅琊王。那时,在琅琊境内,最为显赫的世家大族就是琅琊王氏了,作为琅琊王,由于是初来乍到,他们往往会主动地去结交像琅琊王氏这样的世家大族。
    据载,截止到司马睿这一代,琅琊王与琅琊王氏已经保持了数十年的姻亲关系,这种关系既体现了二者之间的家族情谊,更体现了一种以家族利益为核心的、相互为用的政治需求。
    从《晋书·王导传》来看,王导在与司马睿述及彼此关系时,习惯于用“契同友执”、“有布衣之好”的语句来形容。一对世家关系,后来演变为一对君臣关系,这种情况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未曾想到的。
    司马越掌权后,为了镇守后方,先是启用司马睿为平东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同时,司马睿任命王导为司马。公元307年,王衍开始部署他的“保家”三防线,第一次把眼光投放到了长江以南。在司马越的授意下,司马睿变身为安东将军,都督江南诸军事,与王导一起渡过长江,来到建邺。
    平心而论,司马越、王衍这对组合把司马睿、王导这对组合安排到江南,并不是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其目的是为了通过这两个人的运作,将江南的粮食调运到北方来,以为坚守中原提供物质保障。公元311年,在形势的逼迫下,司马越命令军队撤出洛阳,但并没有向南方行进就是一个明证。
    由此看来,后来王导辅佐司马睿建立起东晋,可谓是种豆得瓜。
  
2、一个神奇的预言
    王导,字茂弘,生于公元276年,他是王览的孙子,其父王裁是王览的长子。王裁只做了个抚军长史,官阶很低。由于家境并不富裕,王导从小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
    王导起初是为司马越服务的,后来才被派去辅佐司马睿,这一派,对于司马越来说,是为了更进一步拉拢司马睿,而对于王衍来说,延续家族的兴盛不坠才是其主要目的。
    王导比司马睿大八岁。很多史料都提到,司马睿只是一个中平之资的人,在司马皇族的元气消耗殆尽的时候,他之所以能异军突起,全赖司马越的提携。而到了江南,他唯一可以提供的,就只剩下“司马”这个皇族姓氏了,整个偏安政权的局面,要全靠经验老到的王导来维持。因此,可以说,江左半壁江山的确立,可以没有司马睿,但绝对不能没有王导。
    除了王导,王家的另一位人物王敦也很重要。王敦,字处仲,他也是王览的孙子,其父为王览的次子王基。王敦与王导是堂兄弟,比王导大十岁。在王导南渡之后,王敦也被司马睿延请到江南,由青州刺史改任安东军咨祭酒,不久又调任极为重要的扬州刺史。在维护江左政权的稳定上,王敦的作用不可小视。
    受玄学之风的熏陶,早年的王导、王敦都风流倜傥,长于清谈。尤其是王导,最喜欢摇着尘尾谈玄,还写过一篇《尘尾铭》,流传至今。
    但此二人的个性却迥然有别。《世说新语》记载,西晋时,有一次,王导、王敦兄弟俩一同到石崇家里做客,石崇命美人劝酒,如果客人不饮,就将美人杀死。王导不善饮酒,但为了劝酒女子的性命,不得不勉强喝下。王敦则就是不喝,任凭石崇连杀三个美女,也不为所动。到了第四个,他仍拒绝,王导不忍,从旁责备,王敦说:“他杀他家人,与我何干?”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王导平和沉稳,而王敦则十分刚狠强硬。
    在王导、王敦铺开局面之后,琅琊王氏的其他子弟也陆续投奔建邺,他们包括王含、王旷、王舒、王廙(yì)、王彬等人,这些人与王导、王敦都是堂兄弟关系,其中,王含是王敦的哥哥,王旷是王羲之的父亲。他们这些人渡江,携带儿女辈同行,王羲之、王彪之、王胡之等,当年都在十岁左右,跟随着父辈们,从此离开故乡琅琊,来到了山明水秀的江南,王家的香火也从北方续接到南方。
    据说,王导在渡江之初,曾经请当时的诗人、占卜家郭璞为其预测王氏家族的未来,郭璞一番占卜,给出了这样的预言:“吉,无不利。淮水绝,王氏灭。”淮水,是指流经建邺城内的秦淮河。只有当秦淮河里的水流断绝的时候,王氏家族的好运才会走到尽头。
    这个预言让王导很高兴,在他看来,秦淮河的水流怎么可能断绝呢?然而,预言家的神奇就是让当事人看不破天机,三百年后,秦淮河还真有断流的时候。
    王导必须挑起经营家族和经营新政权的双重任务。公元311年,在司马越、王衍相继死去后,江北的形势变得更加恶劣,石勒的军队攻进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司马炽,两年后杀死了他。西晋臣子慌忙在长安拥立司马邺为晋愍帝,维持一个没落王朝的苟延残喘。为避这个末世皇帝的名讳,建邺改名为建康。
    在整个北中国遭受胡骑蹂躏时,唯有江南还算是一方安宁的土地,一如丧家之犬的北方士人纷纷拖家带口,向南方涌来,这其中,有许多是世家子弟或名士,也有失土丢职的西晋官员。到了南方后,这些人深感归途无期,显得颓丧、悲观,天天在渲染一种伤感的情绪。
    江南本是孙吴的地盘,自从公元280年被灭后,到司马睿入主,孙吴并入西晋版图不过才20多年的时间。江南的开发程度比不上北方,江南士人的心理、习俗、观念也与北方人有着很大的隔膜。作为一个皇室疏族,司马睿本身并没有什么功业可言,他本人又常常显得缺乏自信,因而不被江南士人所看重。
    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作为主心骨的王导,显示出了非凡的纵横捭阖的才干,一方面,他要为司马睿树立威信,另一方面,他还要协调南北士人的心态,进而沟通相互之间的感情。
    树威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搞一场声势浩大的礼仪。就在渡江后的第二年,即公元308年的三月三日,王导导演了一曲大戏。
    这一天是古老的上巳节,当地官民都到郊外水边去祭祀祈福。在人山人海的现场,人们突然看见,一个盛大的仪仗队过来了,司马睿坐在豪华的舆车上,神态庄重威严;在舆车的后面,王导、王敦以及其他南渡名流都骑着高头大马,气宇轩昂,无限忠诚地跟随。仪仗所到之处,观者如潮,看见王导、王敦这些赫赫有名的中原衣冠竟然都如此倾心拥戴司马睿,江南的世家大族不觉肃然起敬,纷纷拜倒于道旁。
    威信树立起来了,王导又建议司马睿虚己待人,礼贤下士,请江南士人出来做官。江南士人受宠若惊,日益归心。王导本人也有意与他们搞好私交,一度要与当地名流结成儿女亲家。他还学说吴语,以此来赢得平易近人的好印象。
    而对北方士人,王导知道,这是一支更可依凭的有生力量。在他的运作下,曾经几天之内,就选拨了106人进入官场,被称为“百六
(yuàn)”。著名的包括刁协、庾亮、桓彝、周顗等。这几个人在后文中还将提及,特别是刁协和庾亮,他们将影响琅琊王氏政治地位的升沉。
    北人初来乍到,消极低沉,也在情理之中,但长此以往,必然影响士气,王导需要激励他们重拾信心。一次,他与名士们来到长江边上的亭子间饮酒观景,席间,周顗眺望江北,大发感慨:“风景依旧,江山家国已复非往昔!”其他人听了,相对而泣。王导见状,正色说道:“诸位当戮力王室,克复神州,哪能作楚囚对泣呢!”一番话说得这些人大感羞愧,从此不敢再渲染悲观情绪。
    桓彝刚到江南时,看到江南的力量如此单薄,十分失望,但当他与王导作了一番长谈后,立即变得精神振奋,他把王导比作管仲,说自从见了江左管夷吾,他的忧虑就全打消了。
    在王导的艰难努力下,江南的政局慢慢变得景气起来,公元316年,匈奴人攻入长安城,杀死了司马邺,西晋彻底覆亡。第二年三月,消息传到建康,司马睿正式称帝,这就是晋元帝,东晋从此开始。
  
3、王与马,共天下
    自从士族诞生以来,士族人物就活跃于曹魏和西晋的政治舞台,但相对于皇权,它们还只是一个装饰品,或者顶多只是权力中枢的参与者,而不会发生其权力与皇权平起平坐的情况,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
    而到了东晋,这种情况出现了,作为头等士族,琅琊王氏占据了朝廷内外几乎所有重要的职务,时人谓之“王与马,共天下”。这种“共天下”的局面是在特殊情况下出现的特殊政治形态,历史上称它为门阀政治,琅琊王氏是东晋门阀政治当之无愧的开创者。
    晋元帝(公元317年-322年在位)登基后,作为首功之臣,王导被当然地任命为丞相;晋元帝之后,晋明帝(公元323年-325年在位)、晋成帝(公元326年-342年在位)相继即位,在大部分时间里,王导也是位居丞相之职,可谓三朝宰辅。
    晋元帝一向称王导为“仲父”,登基大典上,他曾叫王导与他一同登上御床,王导坚决推辞,元帝则一再延请,史书用“引之弥苦”来形容。直到王导说:“微末之臣怎能与太阳同辉?”这才作罢。
    晋成帝给王导下手诏,都是使用“惶恐言”、“顿首”、“敬白”等等这样的恭敬语;王导上朝,晋成帝要从御座上站起来向他致意;晋成帝在位期间,先后两次到王导的宅邸,不但向王导礼拜,还向王导的妻子作礼拜。一个臣子享受如此的殊荣,在中国的帝制时代是难得一见的。
    相对于王导,王敦的拥立之功并不逊色。早在晋元帝登基之前,王敦就平定了几起叛乱,为东晋的建立赢得了一个安定的局面。之后,他以元帅的身份,进位大将军,任江州刺史,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封汉安侯,掌握长江中下游所有军队。到东晋建立,他成为事实上的东晋军队的最高统帅。
    王氏的其他子弟也是扶摇直上,像荆州、扬州等这样的重镇,大都掌控在王氏子弟手里。王导与王敦,一文一武,一内一外,一柔一刚,这种权力构架,成为琅琊王氏巅峰时代的典型模式。
    当然,作为中兴之臣,王导的政绩绝不仅仅停留于这些表面上的荣耀,他为东晋制定了两项基本国策,一为“清静”,二为“宽惠”。
    所谓清静,就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这是在推行黄老思想,推行无为而治;所谓宽惠,就是“务存大纲,不拘细目”,做到大事清醒,小事宁可糊涂、宽容一点。这两条国策的制定,既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也是王导自身思想发展的必然落脚点。
    在西晋时期,名士们热衷于谈玄,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做官不理政务才是高雅,而忙于政务才是俗人。到了东晋,一些南渡士人历经一番短暂的阵痛之后,谈玄积习又开始冒了上来,任诞放达之风迅速蔓延。
    但在痛定思痛之后,另外一些士人却开始变得清醒,他们认为,西晋覆亡的根子就在于“清谈误国”,玄学的始作俑者何晏、王弼的罪孽,甚至比桀纣还要更深一层。无数事实证明,只有儒学才能治国平天下,因此,他们呼吁恢复儒学传统。
    王导本身也是一个崇尚清谈的名士,面对社会实际,面对两种思潮的交锋,他的观念慢慢发生转化,认识到儒学更具实用性。在他的提议下,一度废止的太学重新兴办起来。但他并不想摈弃玄学,而是想方设法将玄学引导到有益于现实政治上来。
    譬如,王导好谈“养生论”,在那些放诞之士看来,养生莫过于纵情享乐。而王导却认为,养生就应该过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他本人家里没有多余的粮食,箱子里也没有多余的衣服,在他的带动下,一股俭朴之风流行开来。
    嵇康说:“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在那个外有强敌、内有南北士人矛盾的多事之秋,王导正是从嵇康的话中导引出他的执政理念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王导的思想同时杂糅进了儒学和玄学,他在这二者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在把它们运用于治国的同时,也使他的家族由谈玄之风盛行转变为玄儒双修。
    在两种思想的作用下,王导做事拿得起,放得下。执政期间,东晋内部曾先后发生过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后来,又发生了庾亮与王导之间的夺权矛盾,王导都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和难得糊涂的心态度过了难关。
    这种态度体现在个人作风上,则让王导显得严谨而潇洒。与他齐名的谢安曾评价,王导犹如春风、犹如冬阳。在公开场合,他总能应付自如,照顾到每个人的心情。
    一次,王导在官府接待百余名客人,他谈笑风生,左右逢源,大家都觉得自己受到了重视,面露喜悦之色,只有一个临海来的客人和几个僧人感觉有点冷落。王导意识到后,他走到临海客人面前说:“足下来到京师,临海人才一空了!”一句话让客人顿生暖流。
    他又对那几个僧人高举双手,连说:“兰奢,兰奢!”意思是,你们几位高僧在这里打坐入定,我怎么好打扰呢!几位僧人大笑起来,客厅里充满了和谐的气氛。这个古代政治家的风度,即使放在今天,也是让人赞叹的。
    那时,琅琊王氏的子弟大都住在建康城里的乌衣巷。住在乌衣巷里的还有陈郡谢氏,这些南渡家族被统统称为侨姓士族,以别于原有的江南士族。
    尽管王家、谢家都同样风流,但王家是毫无疑问的侨姓首族。侨姓士族的称谓,意味着他们只把江南当作暂时的栖身之地,他们想望着某一天还能回到北方。然而,恢复中原又谈何容易,一代一代,他乡成了故乡,乌衣巷也就成了烜赫家族的代名词。
          
4、王敦之乱
    司马氏是皇家,却居于弱势;王氏是臣子,却居于强势。尽管江左偏安政权的得来,司马氏要感谢王氏,但从骨子里,司马氏是不甘于与人“共天下”的局面的,所以,他们要反击。
    这种反击,从晋元帝司马睿时就开始了,一直到东晋灭亡都在进行。反击的结果,司马氏始终没有摆脱门阀政治的控制,只是“共天下”的主角在不断易位,从“王与马”到“庾与马”,再到“桓与马”、“谢与马”,最后又回归到“王与马”。不过,这最后一个“王与马”中的“王”是指太原王氏了。
    王敦之乱,就是由晋元帝的反击导引出来的。晋元帝在一面信重王导、王敦的同时,一面悄悄地建立自己的亲信队伍,并不断委以重任,这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是刁协和刘隗(wěi),他们被分别任命为尚书令和侍中。
    刁协和刘隗秉承皇帝的旨意,有意压制王家势力。他们为政苛碎,与王导推行的“不拘细目”恰好形成对照,遭到大多数官员的反对。
    司马睿尤其忌惮王敦的兵权,一有机会,就安插亲信到各方镇担任刺史,以逐步架空王敦。桀骜不驯的王敦哪里忍受得了这种蚕食手段,由此君臣交恶。
    公元321年,司马睿任命刘隗为镇北将军,任命另一名心腹戴渊为镇西将军,名义上是为了防范石勒,实际上是为了防范王敦。双方的矛盾明朗化。
    公元322年,王敦以“清君侧”的旗号从武昌起兵,要求晋元帝诛杀刁协和刘隗。大军很快攻进建康城,无计可施的晋元帝只得命令两位宠臣逃跑。刘隗跑得快,后来投奔石勒,在北方做到太子太傅的高位;刁协年老走不动,走到江陵时被人所杀。
    平心而论,这一次叛乱,王敦并无威胁司马睿皇位的企图,在达到目的后,他即退兵,继续享有他的煌煌兵权。
    但是,事不凑巧,叛乱过后不久,司马睿在忧愤中死去,他的儿子司马绍即位为晋明帝。有史家分析,此时的王敦,有废明帝、另立新君以控制朝政的想法了。他将王氏兄弟充任到朝廷内外所有的重要职位上,还擅自任命他的哥哥王含为骠骑大将军,养子王应为武卫将军,而这样的官衔原本只能由朝廷任命。
    就在这个时候,王敦病倒了,晋明帝得知,认为消灭王敦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决定发兵进讨王敦。
    富有意味的是,公元324年,晋明帝任命王导为总指挥,让两位兄弟在战场上对垒。被逼上绝路的王敦,只得以王含为元帅,再次挥师东进,杀向京师。
    此刻,王导的心情是复杂的,这种手足相残,说不定会导致整个家族的覆亡,他手头的那把命运宝刀还能往下传得出去吗?思虑再三,他以兄弟的名义代表朝廷给王含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王导晓以大义,劝王含归服朝廷,以求宽大;但在字里行间,他又透露了朝廷的兵力和部署,暗示王含早为之计。
    但王含比起他的两个弟弟来,实在是个无能之辈,王导的暗示对他起不了作用,朝廷军队很快击溃了他的进攻。重病中的王敦获知,急火攻心,大叫一声,激愤而死。不久,王敦的手下全部被剿灭,这个对皇位多少存有幻想的人遭到了被戳尸的下场。
    王含携王应在乱军中逃脱,乘船投奔荆州,乞求在那里担任刺史的本家兄弟王舒保护。不料,王舒翻脸不认人,效法古人的大义灭亲之举,将二人双双投入滚滚长江。
          
5、走下巅峰
    王敦、王含这两个支脉灭绝了,其他的王家子弟却因为大义灭亲而得到了提拔。王导更是进位为太保,依然行使丞相之职,整个琅琊王氏的兴旺气象并没有受到影响。但这次事件毕竟给了这个家族以很大的警醒,从此,在心灵深处,他们时时暗示自己,只能好好地经营分内的事情,决不能对皇位心存非分之想。
    在王敦之后,东晋朝廷又经历了一场苏峻之乱。这个苏峻,因为平定王敦之乱立有功劳,被安排去镇守江北军事重镇。不料,此人居功自傲,很快也走向叛乱之路。这次叛乱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对建康造成的破坏力前所未有,以致有人提出要往更远的南方迁都。
    这个时候,是王导出来力排众议,坚持不可迁都。因为他知道,建康位于长江南岸,京师设在这里,胡骑就不敢轻易南下,半壁江山就可以维持;而且,南北人民收复中原的念头一直都没有泯灭,建康作为桥头堡,正可维系这一虽不可能实现、却万万不可懈怠的念头。
    那时,政府陷入国库空虚、财力不足的境地,士大夫们已穿不起华丽光鲜的衣服,却又不肯拉下面子。王导站出来,再次发动勤俭节约的号召,他把仓库里堆积起来的成万匹用粗丝织成的綀布搬出来,请人设计成新鲜式样的单衣,然后发动朝廷官员购买试穿。结果,这种单衣穿起来雅致而朴实,一时竟成为流行服装,被到处抢购。
    在王导担任宰辅期间,东晋政权是不太稳定的,但正因为有王导在,东晋才得以走出沼泽地。经过王导的励精图治,东晋开始进入长达70年的比较平稳的发展时期。只是不巧,在这个时期到来之际,维持了20年的琅琊王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巅峰时代却要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庾与马,共天下”的时代。
    庾亮也是北方士族,在晋成帝时,他借着国舅身份登上政治舞台,几次想发动废除王导的政变,都没有得逞。
    王导当然不愿意以被废除的方式告别权力中心,但他又不愿意明显挑起冲突,就装出一副毫无所知、泰然自若的样子。当有人告诉王导,说庾亮将起兵讨伐他时,他回答:我与庾公共辅朝廷,休戚与共,这是没根儿的谣言;即便庾公真有此心,我扔掉乌纱帽,回乌衣巷就是。
    在有的人看来,王导的做法太过软弱。其实,这正是他“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策略的运用。王导说:“现在人家都说我糊涂,后人怀念的,恐怕正是这种糊涂。”没错,正是他的“糊涂”,才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兵戎相见;正是他的无为而治,才迎来了东晋王朝的相对和平。虽然,在这种和平到来的时候,琅琊王氏已经退居到次要位置。
    公元339年,王导在乌衣巷平静谢世,享年64岁。死后,他享受到了备极人臣的哀荣,庾氏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登上权力宝座。
    在王导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琅琊王氏都远离权力中心,即便如此,他们依然保持着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强大影响力。
    王导手头的那把宝刀,暂时要雪藏一段时间,等到这把宝刀再次出鞘,王氏子弟的面貌就将焕然一新,在南中国改朝换代的风雨里、他们纷纷扮演着各自不同的、但总是那么炙手可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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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6 09:10:0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6 09:38 编辑

第五节 南朝琅琊王氏在改朝换代的风雨中衰老
  
    王导之后,琅琊王氏的子孙们开始变得璨若星辰,在东晋、南朝频繁的朝代兴替中,在六朝金粉的秦淮河边,他们基于不同的历史使命和个人际遇,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梳理起来,大致可以分成四个系列:
    一是以王珣、王弘、王俭为代表的“宝刀”系列,他们在南朝的不同时期尽可能地接近了权力中心,是琅琊王氏家族史上关键的命运“传刀人”;
    一是以王谧、王俭、王亮、王志、王通、王玚为代表的“传玺”系列,他们在南朝频繁的改朝换代中扮演了为新皇“加冕”的罗马教皇式的角色;
    一是以王肃、王褒为代表的“北奔”系列,他们因各种原因被迫脱离南朝,从而把琅琊王氏的火种重新播撒到久违的北中国;
    一是以王羲之、王献之、王僧虔等为代表的“书家”系列,在纷繁政治的另一面,他们或逍遥自在,或苦心孤诣,组结成一条惊艳绝伦的艺术长廊。对于“书家”系列的讲述,我们将放在《王羲之》一文中进行。
  
1、命运“传刀人”的再执权柄
    和祖父王览一样,王导也有六个儿子;王览的六个儿子都不显达,同样,王导的六个儿子也不显达。
    在东晋政权相继迎来庾氏、桓氏、谢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那段时日里,琅琊王氏的子弟虽然不愁无官可做,但大都游离在权力中心之外。这个家族进入一个中衰期。
    尽管经历了一个中衰期,但以王导为分水岭,此后的王氏子弟见于史载的人数却越来越多,呈现出一种瓜瓞绵绵之势。这其中,尤以王导的后世子孙最为昌盛。
    琅琊王氏再次接近权力中枢,是以东晋后期的王珣为标志的。在王导手执的那把宝刀雪藏一段时期之后,作为第四棒,王珣接过这把宝刀。而王珣正好是王导的孙子。
    此后,充任第五棒的是居于晋、宋易代之际的王弘;充任第六棒的是居于宋、齐易代之际的王俭。这二人,王弘是王珣的儿子,王导的曾孙,王俭则是王导的五世孙。
    王珣生于公元350年,字元琳,他的父亲王洽是王导的第三子,曾任吴郡太守。王珣主要活跃于晋孝武帝司马曜(公元373年-396年在位)后期和晋安帝司马德宗(公元397年-418年在位)前期。这一时期,正好是太原王氏居于门阀政治的顶端。
    王珣与太原王氏的王国宝都是谢安的女婿,当年,谢安当宰相时,对这两个女婿都没有好感,在仕途上压抑他们的发展。谢安死后,这两个人才盼到出头之日,王国宝被提拔为尚书左仆射,王珣被提拔为尚书右仆射。不过,这一左一右,却分别依附于相党和帝党。
    比较起来,王国宝把他的前途全部押在相党势力上;而王珣虽然名义上是帝党成员,实际上却在冷眼观察局势,随时游离于两派之间。王珣的这种做派,显示他从王祥、王衍、王导那里得到了真传。
    帝党的最重要成员是另一个太原王氏人物王恭,王恭当时担任江州刺史,手握重兵。公元396年,司马曜被他的张贵人用被子捂死,白痴皇帝司马德宗上任。相党集团认为解除王恭兵权的时机到了,而王恭也决定以讨伐王国宝为名义,发动一场针对相党的军事行动。
    他找到王珣,希望得到王珣的支持。王珣一番掂量,觉得在形势还不明朗的情况下,自己不能陷得太深,就劝王恭暂且隐忍,气得王恭拂袖而去,只得单独行动。对于王珣的暧昧态度,《资治通鉴》中的注释评论是:“依违权奸之间以保禄位。”
    话说回来,王珣不得不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考虑。公元397年,王恭起兵之后,王国宝随时都在监督他的行动,并已经做好计划,要杀掉他。
    但王国宝是个色厉内荏的人,他把王珣引诱过来之后,不但不敢下手,反而还向王珣问计。王珣就乘机劝王国宝辞官,只要把官辞了,王恭就没有进攻的理由了。
    王国宝果然上疏要求解职,解职还不到半天,就意识到这是上了王珣的当,但已悔之晚矣。为了达到让王恭退兵的目的,司马道子杀掉了反复无常的王国宝。在这一阶段中,王珣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难关。
    帝党和相党的较量还在继续。第二年,王恭联合桓玄等势力再次发难,相党利用刘牢之的反戈一击取得了胜利,逮捕并处决了王恭。
    这一次,王珣虽然没有任何战功可言,但他站在司马道子一边,参与了对昔日同党的讨伐,赢得了司马道子的好感。这一好感的最大成果是,使得王珣当时年仅20岁的儿子王弘浮出了水面,司马道子任命王弘为骠骑参军。
    王珣病卒于公元401年,死后被追赠为司徒。从王珣的经历看,他并没有抓到炙手可热的权柄,一个司徒之职还是在身后被追认的。但他善于审时度势,左右逢源,不仅保全了自身,更为儿子的出道做好了铺垫。因此,他在琅琊王氏发展史上的“传刀人”地位当不可否认。
    王弘,字休元,生于公元379年。他的现身,意味着琅琊王氏又一个权势高峰的到来,这个权势高峰的形成是以大量王氏子弟陆续集结到刘裕的麾下为标志的。
    相党打败王恭后,桓玄打败相党,刘裕又出来消灭桓玄,成为东晋末年的最后一个英雄。
    刘裕出身寒微,对于世家大族,他既有看不上眼的一面,又有必须依靠的一面,他彻底毁灭了太原王氏在江左的根基,又大肆笼络琅琊王氏的各色人等。作为出道较早的王弘,就是这样成为刘裕的僚属的。
    我们有必要罗列一份这个时期陆续依附于刘裕的琅琊王氏子弟的名单,除了王弘,还有王昙首、王华、王球、王惠、王琨、王准之、王敬弘、王韶之、王裕之等等。自从跟随刘裕之后,这些王氏子弟就积极为刘裕的改朝换代做准备。
    公元416年,东晋建立进入第一百个年头,刘裕北伐,打到了旧都洛阳。之后,在刘裕的授意下,王球负责撰写《九锡文》,王弘负责回建康向朝廷讨要封九锡,王韶之负责毒死白痴皇帝晋安帝。
    公元420年,刘裕正式称帝,刘宋政权建立,刘裕就是宋武帝。登基之际,宋武帝无限伤感地对王弘说:“我本布衣,想不到会有今天!”王弘巧妙回答:“这是天命,求之不得,推之不去。”
    那时,王弘只是被任命为江州刺史,他的进入权力中心,要经过一场宫廷政变之后才能实现。在这场宫廷政变中,我们能看出王家人一贯的策略。
    宋武帝做了三年皇帝就死了,长子刘义符即位,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个人辅政。刘义符是个游戏无度的家伙,在位两年后,徐羡之等人决定废掉他。他们召王弘入朝,一番计议后,就把刘义符给废杀了。不久,又杀掉刘裕的次子刘义真,迎立三子刘义隆为皇帝。
    刘义隆当时在荆州做刺史,王弘的亲弟弟王昙首和族弟王华为其左右手。看见自己的两个哥哥被杀,即使面对着皇位的召唤,刘义隆也不敢进京。经过王昙首、王华的鼓励,他才壮着胆子到建康即位,变身宋文帝。
    这个宝座无疑是徐羡之等人拱手奉上的,但宋文帝并不心存感激,相反,他无法容忍这种随意干涉皇家事务的行为。一旦皇帝位子坐稳,他就大开杀戒,先后除掉了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
    按说,王弘也是事件的参与者,该当论罪,但毕竟他不是主谋,经过王昙首的活动,再加上他积极参与对徐羡之等人的声讨,得以涉险过关。过关后,凭着资历,王弘还被刘义隆提拔为丞相,后来进位太保;王昙首、王华也被调到朝廷任职。象征着权势的“宝刀效应”灵光闪现。
    当然,此时士族的地位已不能跟门阀政治时代相比,琅琊王氏的权势被置于绝对的皇权之下。不仅如此,在权力过旺时,他们还要懂得“损益保家”的道理。
    王弘任宰相期间,他就曾有意识地向宋文帝提出,把自己的执政权让给宋文帝的弟弟刘义康。在刘义康与他共辅朝政之后,为了显得自己的地位在刘义康之下,他又将身边一半数量的卫士拨给刘义康。而王昙首则配合他的哥哥,一再要求外调地方任职。
    在皇权制度越来越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的时代背景下,王弘的执政思想越来越向儒家靠近。他特别强调礼法,为此,专门编订了一本《书仪》。
《书仪》至今已失传,大致内容是对人的言行举止、礼节仪式乃至文书信函的一种规范,要求一切依礼而行,不能越轨。史载,王弘本人就是遵礼的典范,他“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这是需要功夫的。
    王弘的礼法思想被人总结为“王太保家法”。“王太保家法”把王导玄儒双修的治世理念又向儒家的礼治思想拉近了一大步,经过一个轮回,王氏子弟慢慢向他们的老祖宗王吉的纯儒境界靠拢。这一特点,在接下来的王俭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公元432年,王弘病故,就像王祥、王导分别成为西晋、东晋的第一名臣一样,王弘也获得了刘宋第一名臣的评价。三十多年后,宋孝武帝刘骏经过他的墓旁,念及他生前的功业,还下令派人按时对他进行祭祀。
    刘宋政权在宋文帝的统治下平静地度过了将近三十年。宋文帝之后,刘家皇帝一个比一个荒淫无道,刘家小朝廷迅速走向萎靡,改朝换代的风雨又将来临。在风雨中,逐渐控制最高权力的是萧道成,而为萧道成忙前忙后的则是王家子弟王俭。
    王俭,字仲宝,生于公元452年,他是王昙首的孙子,王弘的侄孙。王昙首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叫王僧绰,次子叫王僧虔,王俭就是王僧绰的儿子。王僧绰娶的是刘宋公主,王俭后来娶的也是刘宋公主,父子俩可谓两代皇家驸马。
    然而,王俭却有着一个十分不幸的童年。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王僧绰在宋文帝末年当上了吏部尚书,宋文帝临死前,对太子刘劭的恶行很不满意,打算废掉他,王僧绰参与了废立之事;眼看到手的皇位要跑了,刘劭抢先闯入皇宫,杀死宋文帝,自行登位;回过头来,他反攻倒算,杀了王僧绰。王僧绰死时,王俭才两岁,是叔父王僧虔将这个孤苦的侄儿养大。
    不幸的童年会激发一个人的上进心和意志力。王俭从小就手不释卷,在王家“卿门有卿,相门有相”的传统积淀下,他树立了强烈的宰相之志。
王俭对舅家兼妻家的刘宋皇室的感情是复杂的,但当萧道成崛起之后,他就毫不犹豫地投到了萧道成的麾下。当年王祥为王氏家族制定了五条遗训,在五条遗训之外,他还暗示了一个“条外之条”,这就是“忠”的艺术。王俭把他的“忠”发挥成“顺势而忠”。
    现在,我们来看看王俭是怎样效忠于萧道成的。刘宋末年的王俭其实才二十多岁,而萧道成的每一次突破几乎都跟他有关。
    萧道成任太傅,是他的提议;萧道成升相国、封齐公、受九锡,也是他的提议;萧道成要走最后一着棋,期待有人捅破那层窗户纸,是他走到萧道成的面前,低低地说:“以公今天的功劳,难道可以久居人下?”萧道成要登基了,是他负责起草禅位的各种文件;登基之日,又是他从刘宋末帝身上解下玉玺,然后转交给萧道成。
    公元479年南齐小王朝建立,王俭担任尚书右仆射兼吏部尚书。可以说,南齐的前十年是王俭的十年,他辅佐萧道成、萧赜两代君主,在王弘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力倡行儒家礼学的复苏,被誉为一代“儒宗”。
    王俭关于礼制方面的著述十分丰富,有《丧服古今集记》、《丧服图》、《礼论要钞》等七、八部专著问世,当时,朝廷方面只要涉及到礼制问题,必向他咨询。
    为依礼行事,王俭敢于去规范皇帝。有一天,萧道成率领文武群臣在园林中宴饮,为体现君臣同乐,他命令臣子们各露一手绝技。一时,有的跳舞,有的弹琵琶,有的唱起民间小调。
    王俭见了,颇觉这种娱乐形式太不合礼制,他本也很精通音乐,但轮到他表演时,他就大背司马相如的《封禅书》,企图以这样一种婉转的方式劝谏萧道成不能沉溺于嬉戏,而应更加重视奉天治国。
    王俭还倡导恢复国子学,以培养更多精通儒学的治世能人,使得国子学和太学共同成为帝制时代的最高学府。他曾亲任国子祭酒,即国子学的校长,发展最盛时,朝廷把全部国书都搬到他家,使他的家变成国家图书馆。他本人不用上朝,朝廷有事,就派人登门请教。
    公元489年,王俭病逝。在他之后,他的儿子、孙子又连任国子祭酒,可谓“三代国师”。这是琅琊王氏发展史上的另一种风光。
    王俭是琅琊王氏命运宝刀的第六棒传人,他创造了琅琊王氏在南朝的最后一个高峰。在他之后,我们会看到,宝刀不再像从前那样光亮,它似乎在这个王氏子弟的手中拿着,又似乎在那个王氏子弟的手中拿着,当我们试图想看清时,宝刀已经消散于无形了。
    这一切是王俭未曾料到的,就像他的倡导儒学,当他的思想越来越与他的老祖宗王吉的思想走向重合,当儒学驱赶玄学、越来越回归到统治地位,琅琊王氏的辉煌史也就走到尽头了。
    我们知道,儒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事例是经常发生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时代,中国是不存在本质意义上的贵族阶层的。而琅琊王氏恰好是特殊时代产生的贵族,当特殊时代结束,贵族阶层也就必然地走向消亡。
          
2、给新皇“加冕”的“罗马教皇”
    东晋、南朝频繁的朝代更替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在冠冕堂皇的外衣下,这种更替效仿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以一种貌似和平的方式来进行。举行禅位大典时,往往由一到两位特命大臣负责从逊位皇帝那里接过象征国家权力的玉玺,然后把玉玺转交给新朝皇帝。
    鉴于传玺使命的庄重性,新朝皇帝总要想方设法物色到最恰当的人选来担当传玺人角色,作为第一豪族,琅琊王氏的子弟很自然的就成为首选。在桓楚政权以及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建立时,除了宋是由谢氏子弟充当传玺人外,其他都是由王氏子弟来充当的。先后充当传玺人的王氏子弟有王谧、王俭、王志、王亮、王通、王玚。
    王谧是王导第五子王劭的儿子,他是王家子弟中第一个站出来充当传玺角色的人,传玺的对象是桓楚政权的建立者桓玄。
    桓玄的父亲桓温早年与王劭的关系很好,因此,桓玄与王谧也很早就建立了密切关系。桓玄打败司马道子后,自任丞相,控制了东晋政局,他任命王谧为中书令。
    公元403年,桓玄逼迫晋安帝退位,自称皇帝,建国号“楚”。在举行登基典礼时,王谧主持了仪式,并亲手将白痴皇帝手里的玉玺拿过来转交给桓玄。
    很可惜,桓玄的皇帝梦只做了三个月就被刘裕击碎,三个月后,刘裕族灭了桓玄,东晋恢复,晋安帝继续做皇帝。
    此时,扮演过不光彩角色的王谧应该是很狼狈的,但有意思的是,刘裕不但不怪罪他,反而还重用他,任命他为扬州刺史。
    原来,早年的刘裕曾经十分落魄,有一次,因欠人赌资还不起,被人绑在树上鞭打。恰好王谧路过,他见刘裕仪表堂堂,气骨非凡,断定此人必有大出息,就代刘裕还了债,还修书一封,介绍刘裕投奔刘牢之。
    现在,刘裕不仅出头了,而且还风光无限,他当然不会忘记王谧的活命之恩,更不会去计较王谧为桓玄传玺的事了。但王谧心里却很害怕,扬州刺史没当多久,就悄悄地跑了。
    即使如此,刘裕依然不怪他,在知道王谧的下落后,还派人暗中保护他。
    刘裕保护王谧,是有他的想法的。十多年后,他取代东晋,建立了刘宋政权,他十分希望王谧来为他充当传玺人,只是可惜,这时的王谧已经去世很久了。他只能退而求其次,请谢家子弟谢澹来承担这一使命。
    刘宋王朝存世五十九年后,被萧道成的南齐所取代。我们已经知道,萧道成的登基仪式是王俭主持的,他和一个叫楮渊的人一起,完成了从刘宋末帝刘准那里解下玉玺的任务,并把它转交给萧道成。
    有趣的是,王俭和楮渊,他们的母亲是刘宋公主,他们的妻子也是刘宋公主,他们将舅家兼妻家的江山转交给萧家时,显得何其坦然!这也反映了在那个时代的一个现实,那就是,皇帝可以轮流做,世家大族的地位是不能受其影响的。
    南齐是一个更短命的王朝,只维持了二十四年,即于公元502年被萧衍建立的梁朝所取代。
    萧衍是从雍州刺史任上率兵攻破建康城、进而攫取皇位的。这一次,出来跑龙套的是王志和王亮。
    王志是王导的五世孙,王亮是王导的六世孙。相比于王俭,王志和王亮并不热心于做传玺人,只是萧衍叫到头上了,他们也就顺水推舟。事后,王志被擢升为中书令,王亮被擢升为尚书令。
    王志认为,自己能做到中书令,已经是很高的官位了,要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在这个任上,他长期托病谢客,恬淡寡欲,明哲保身。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后代也自甘寂寞,无意进取。
    而王亮则显得更加消极,一年大年初一,皇帝朝会群臣,身为尚书令的他竟然托病不去。后来,皇帝了解到,这一天,王亮在家里大宴宾客。这种行为,本来是要问斩的,念及他的身份,只将他贬为庶人。
    王志、王亮的态度,预示着琅琊王氏家族正在走向黄昏。
    黄昏的夕阳还是要随着南朝的最后两个小朝廷照射一阵子的。梁朝坚持了五十六年,到公元557年被陈霸先的陈朝所取代。陈霸先上演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出禅位大戏,他依然需要王家子弟来为他捧场。
    王家子弟中出来充当传玺人的,是王通、王玚,他们俩,前者是王导的七世孙,后者是王导的八世孙。事后,王通被任命为太子太傅,王玚则升到吏部尚书。
    日本学者宫市定在研究琅琊王氏的家族史时,把王氏子弟屡次充当“传玺人”的现象,描绘成“起到了为新皇加冕的、罗马教皇那样的作用”。这种类比是很形象的。但当王通、王玚完成最后一次“传玺”任务之后,琅琊王氏的精彩大戏也就进入尾声了。
          
3、凛冽北风下的飘零情怀
    在魏晋、南朝的历史上,琅琊王氏的发展一直是很平稳的,这为其他任何一个世家大族所不及。但是,在这种平稳下面,也曾多少发生过一些波折、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王敦之乱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进入南朝以后,在绝对君权的控制下,王氏子弟被杀、被贬、被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但与太原王氏在东晋末年被连根拔除的情况不同,发生在琅琊王氏身上的这些遭遇,一般都是个案,是偶然的现象,不会影响到整个家族命运发展的既定方向。
    不过,南齐末年的王肃北奔事件和梁、陈交替之际的王褒被掳事件,却有些例外。在离开北方将近两百年之后,通过这两起多少带有被迫性质的事件,琅琊王氏把它的火种再次嫁接到久违的北中国,为这一家族的子孙在隋唐时期重新浮出历史界面埋下种子。
    王肃北奔与太原王氏的王慧龙北奔颇有些相似之处,只是前者比后者要晚七、八十年。
    王肃是王导的六世孙。南齐萧赜时期,他的父亲王奂本来很得萧赜赏识,差点被提拔为尚书令。在提拔受阻后,王奂转任镇北将军、雍州刺史,权重一时。
    就在这时,一出悲剧发生了。公元493年,王奂擅自杀死了一名部属,罪名是这个部属勾结当地土著、煽动造反。
    这件事情让萧赜很恼火,他宣旨收捕王奂,为防拒捕,在宣旨大臣的后面,还派上军队跟随。王奂果然紧闭城门,拒不应命。不巧,他的另一个部下城内倒戈,杀死了王奂。王奂有五个儿子先后被诛,第三子王肃得以逃脱。
    当时的王肃年近三十,南齐已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他只有向北仓惶出逃。他是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上路的,直到深秋才踏进北魏的地盘。在寒风凛冽的十一月,他见到了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赶到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境内)来迎接的北魏当任皇帝孝文帝。
    孝文帝正在酝酿一场汉化大改革,听说王肃是王导的后人,十分欣喜。两人见面后,孝文帝一方面对王肃的遭遇深表同情,另一方面也对这位饱学之士有着期待,那就是,希望王肃能帮助他推进改革。
    作为王肃,郁积在心头的,首先是杀父之仇,因此,在北魏期间,他一再鼓动孝文帝发兵南侵,其中,光是他亲自带兵参与的征伐就有三次。因为军功,他先后担任过豫州刺史、扬州刺史,后来还进位公爵。
    在南齐,王肃有过担任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秘书丞等文职的经历,这些经历非常有利于他协助孝文帝进行改革。在改革方面,王肃的功绩是突出的,他帮助北魏制定了新的典章制度,改革官制,建立官员监察考核制度等。
    其中,官制改革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王肃参照晋朝、南朝的官制,将官衔分为九品,每品各有正、从二职。这种官制,由北魏而至隋唐,一直到明清时期都未有改变。史书评价,北魏的“朝仪国典,都从肃出。”这种评价反映了从汉家正统王朝而来的王肃,在北魏改革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王肃在改革中的重要性,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得到印证。孝文帝一再称王肃是他的诸葛亮,作为一个没有根基的南人,王肃的提拔速度超过其他任何一个有资历的汉族官员。孝文帝临终前,特别下诏任命王肃为尚书令;死后,又遗诏王肃与鲜卑皇室出身的咸阳王元禧同为宰辅,辅佐魏宣武帝元洛。人们依稀看到,命运宝刀的光亮随着王肃闪耀到了北朝。
    可惜,王肃在北魏的政坛上只活跃了七年就去世了。他在南朝本有家室,娶的是陈郡谢氏的女儿。北奔后,大概感到回国无望,就另娶了北魏陈留长公主为妻。不料,谢氏意志坚强,硬是拖儿带女找到了洛阳,见丈夫已然他属,只好遁入空门。
    王肃与前、后妻生的两个儿子后来都进入了北魏官场。跟谢氏前后脚,王肃另一个侥幸活下来的弟弟王秉也携几个子侄来到了北魏,并陆续进入上层社会。这样,琅琊王氏在北方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家族。
    在王肃北奔多年之后,北魏分裂为东、西二魏,南朝则进入梁朝末年。这时,发生了王家子弟王褒被掳至西魏的事件。
    从公元548年到552年,一场侯景之乱,将梁朝小朝廷翻了个底朝天。侯景之乱后,萧衍的第七子萧绎在江陵即位,建立一个苟安政权。王褒在这个政权里担任尚书左仆射。
    小政权才维持两年,公元554年,西魏对江陵发动进攻,大军兵临城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萧绎只得举城投降。
    史载,这次投降,是王褒的建议,他还亲自前往谈判,并签下投降书。投降后,萧绎被杀,王褒等王公大臣及十多万将士、百姓作为战利品被掳掠到北方。当时正值严冬,在潇潇的北风中,王褒来到了西魏的首都长安。
    王褒是王俭的曾孙、王导的八世孙,在王氏子弟中,他算是一个很有艺术修养和文学才华的人。他的文弱导致他的卑怯,而他的才华则使他受到了鲜卑统治者们的敬重。
    当时,与王褒同留在北方的,还有另一位大诗人庾信。庾信是在王褒被掳之前,以使臣的身份出使西魏时而被扣留的。出于相同的际遇,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共叹沦落为北国词臣的悲怆命运。庾信在《哀江南赋》中沉痛呼喊:“魂兮归来,哀江南!”王褒则在《咏雁诗》中长叹:“岂若云中雁,秋时塞外归!”
    王褒、庾信在长安呆了两三年的样子,南、北方又在改朝换代了,南方变成了陈朝,北方变成了北周。
    陈朝与北周,曾经几度交战,也曾几度议和。议和的时候,往往会互换俘虏。陈朝希望能够把王褒、庾信这两位文坛奇才给换回来,而北周哪怕把所有的南人都放回,就是舍不得放走王、庾二人。
    如此到了公元572年,王褒已经年逾花甲。这一年,南北再度交战,陈军俘虏了北周的统帅元定,北周遣使求和,陈朝再度提出以元定换王、庾。一番掂量,北周最终没有答应。在北周皇帝看来,十个元定也抵不上王、庾二人的分量。
    从此,哀郁中的王褒对南归再也不抱幻想。
    尽管在归国的议题上不可商量,但在其他方面,王褒是十分受重视的。世代宰辅之家的出身,使他比别人更谙熟朝章国典,每每北周朝廷有重要文件,都是请他出来起草。王褒后来升为司徒、太子少保等职,成为三公。
    公元576年,王褒去世,北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庾信写了一首《伤王司徒褒》诗,诗中写道:“自君钟鼎族,江左三百年。宝刀仍世载,雕戈本旧传……”这首诗对王褒祖上的荣光做了一个全面的回顾,还尤其提到了那把宝刀,似乎宝刀的光亮也曾一度在王褒的手中闪现过。
    王褒的半世悲戚又是在给琅琊王氏的衰落作注脚。王褒之后,他的儿孙们长大了,渐渐形成又一个新的家族。但这个家族适应的已经是北方关中地区的环境了,他们的名字也由琅琊王氏演化为“咸阳王氏”。
    到了后来,这支王氏先后在初唐、中唐和晚唐出过三个宰相,其中,出于晚唐的宰相叫王抟。在琅琊王氏的余音中,王抟被认为是这个宰相辈出家族的最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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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6 09:40:3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6 09:55 编辑

第六节 一个豪族的兴衰:命也?运也?
  
    琅琊王氏士族地位的失去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是随着陈朝的灭亡而退去历史的视野的。而“淮水绝”的应验、命运宝刀的隐去,给这种历史必然加上了一抹悲戚的色彩。
    尽管如此,它依然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豪族,它在门阀顶端地位的蝉联之久,它进入权力高端的人员之多,是其他任何一个家族所不能比拟的。究其根源,在于四个字:与时推迁。但当这个家族退回到寻常巷陌,它也就恢复了本来的历史常态。
  
1、“淮水绝,王氏灭”
    如前所述,琅琊王氏子弟王通、王玚俩人为陈霸先完成传玺的任务后,都得到了升职,王通最高做到太子太傅,王玚官领吏部尚书。除了这两个人,在陈朝前期任职的王氏子弟,有据可查的还有一些人,尽管这些人的名字和职位对读者的眼球形不成任何的刺激,但还是勉强把他们记在后面:
    王劢,王通弟,曾为地方刺史、太守;
    王质,王通另一弟弟,官至都官尚书;
    王固,王通小弟,做到中书令;
    王冲,王玚父亲,尚书左仆射;
    王瑜,王玚弟,曾出使北齐;
    王克,尚书右仆射。
    王祥(与“卧冰求鲤”的王祥重名),黄门侍郎;
    王清,东阳太守。
    以上总共是十个人,其规模已不能跟前朝相比。
    而到了陈朝末期,有记载的任职的琅琊王氏子弟就更少了,且从官职来看,他们大都远离权力中心,对陈朝政权的影响力变得无足轻重。他们是:
    王廓,都官尚书;
    王宽,侍中;
    王胄,太子舍人;
    王猛,镇南大将军。
    总共才四人,比前期又少了一半。这种任职人数的锐减和官阶的不断下沉,真实地反映了琅琊王氏持续没落的轨迹。
    作为南朝的最后一站,陈朝本就是一个没落的小朝廷了,疆域内陷,户口锐减,国力极度虚弱,从公元557年立国,到公元589年灭亡,短短三十二年的历史,它的皇帝就换了五个。
    陈朝末帝就是那个有名的陈后主陈叔宝,他于公元582年登极。这个家伙的特点是,风流、好色、荒淫。
    他修建了三个阁楼,分别叫临春阁、结绮阁、望仙阁,他本人住临春阁,最宠爱的妃子张丽华住结绮阁,其他嫔妃住望仙阁。阁楼之间互有通道相连。一批佞臣与这些妖艳的美女们天天陪伴陈叔宝饮酒赋诗,听歌观舞。
    中国那段时期产生出来的诗歌,恐怕是最为华艳淫佚的了,什么《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等,是其中的代表。
    妇人堆中长大的陈叔宝是个淫词高手,他在《玉树后庭花》中写道:“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是啊,尽管“玉树流光照后庭”,但“花开花落不长久”,所以他要疯狂享受这最后的时光,他根本不去关心在当时中国的北方发生了什么。
在他当皇帝的前一年,一个叫杨坚的人取代北周,建立了隋朝。杨坚雄才大略,他要统一全国。
    公元588年,眼瞅着陈叔宝玩得差不多了,杨坚一声令下,一支五十多万人马的大军,分八路浩浩荡荡向陈朝杀来,一路势如破竹。
    第二年正月,隋军渡过长江,攻入建康,文武百官抱头鼠窜。此时,只有五六个人还守在后主身边,其中,就包括一个琅琊王氏子弟、担任侍中的王宽。
    隋军入宫,陈后主带着他的张丽华躲到一口枯井里。在士兵们的恫吓下,他乖乖地从井里爬出来,成了俘虏。
    陈朝灭亡了。一百多年后,唐朝的诗人赶场般的来描写这段历史。
    许浑写道: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合戍楼空;
    汪遵写道:留得后庭亡国曲,至今犹与酒家吹;
    刘禹锡写道: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目睹这一切的王宽会不会在想,与陈朝一起走到尽头的,还有他的琅琊王氏?据说,当几十万隋军的战舰拥入秦淮河时,秦淮河里的水一度真的滞塞不通。这条河断流了,当年郭璞“淮水绝,王氏灭”的预言应验了!
   《南史》的《王裕之传论》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及于陈亡之年,淮流实竭,(王氏)襄时人物扫地尽矣。斯乃兴亡之兆已有前定。
    琅琊王氏的末代子孙王宽见证了这悲戚的一幕!
    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不只是王宽,还有另一个末代子孙王猛,只不过他是以另一种形式见证的,而且还是其中的参与者。
    王姓人多,重名的也就多,同一个家族里面都出现,不要说不同家族之间了。前秦有一个宰相兼军事奇才叫王猛,他曾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属于北海王氏。琅琊王氏的王猛,他的声名当然比不上北海王氏的王猛,但这个王猛也是一个军事人物,他从小喜读兵书,凭着真刀实枪走向发迹。
从王祥起,或者说,从更远的王吉起,琅琊王氏中的人物大都靠“文韬”获取高位。中途有个王敦,算是“武略”,结果因为武装叛乱而成为一个异数。末代的王猛成为武人,这是又一个异数出现了。我们会看到,这似乎是冥冥中的一个安排。
    在陈朝,王猛凭借武功一路晋级,到隋军大举南侵时,他已成为镇南大将军,都督二十四州诸军事。他率兵前往京师勤王,不料还未走到,前方传来消息,建康已经陷落,陈后主沦为阶下囚。
    王猛慷慨流涕,素服举哀,他擎刀发誓,要为复兴陈朝而进军!陈朝存在,他的琅琊王氏才存在,复兴陈朝,就是保住他的家族的昔日荣华。他手里的那把刀依稀闪耀着光芒——那不就是他的家族的命运宝刀吗?现在难道传到他的手上了?
    就在王猛密集筹划的时候,又一个消息传来,陈后主在隋朝受到优遇,比当年的刘阿斗还快乐!
    怎么会这样呢?王猛在想,但事实就是这样。他知道,自己已经是孤掌难鸣,势难再战了。他迅速调整心态,决定投诚缴械,派人到隋朝的都城大兴(即长安)去联系。
    隋文帝当然高兴,不费一兵一枪,王猛统辖的地盘就并入隋朝的版图,谁不愿意呢?
    这是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缴械,也就是从这时起,那把忽隐忽现的宝刀,从此永远消失在历史的浩瀚中。
    在隋唐的历史上,你再也见不到有某一个名门叫琅琊王氏;在隋唐的官场上,你几乎要用望远镜般的探寻精神,才能发现几个琅琊王氏后裔的单薄身影。
  
2、数字“中国第一豪族”
    琅琊王氏作为士族的历史结束了,这是历史的必然。富有意味的是,正是那个结束琅琊王氏炫目历史的隋文帝,开启了中国的科举时代,从此,贵族的世袭特权被科举取仕的现实慢慢剥蚀。
    尽管如此,琅琊王氏作为中国士族时代第一豪族的地位却是得到公认的。还在这个家族兴盛不坠之时,就有人看出了这一特点。南朝梁代的历史学家沈约曾感慨地说:“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
    一个当代史学家也写道:“在中国历史上,有的家族的族谱续写得可能比王氏还长,但却没有王氏的权位那么高;有的家族的权势可能一时比王氏还要大,但却没有王氏蝉联得那么久。”
    数字最能说明问题。从王祥、王览兄弟算起,到王宽、王猛这些末世子孙,琅琊王氏在高位上绵延了11代;即使从西晋立国算起,到陈朝覆亡,他们蝉联的时间也达到315年之长。这中间,没有任何的隔断。相比于与之齐名的陈郡谢氏,后者在东晋时才开始兴起,而南朝还没有结束,它就提前衰落了。
    有人计算,自汉至唐,琅琊王氏登上宰相之位的,有92人、104人次。这种计算,未免有点夸大之嫌,一个,它前伸后延了琅琊王氏居于贵族地位的时间;二个,它的标准过于宽松,把一些从没进入过权力中枢的人也算进去了。
    我们不妨采信台湾学者毛汉光先生的精细统计。毛汉光依据正史,在《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一文中,统计出了两晋南朝共有五品以上的官吏1771人。就各大士族拥有的五品以上官吏人数,他对排名最靠前的四大士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颍川庾氏进行了一番比较:
    琅琊王氏:161人 其中一品 15人
    陈郡谢氏:70人 其中一品 4人
    陈郡袁氏:35人 其中一品 2人
    颍川庾氏:33人 其中一品 2人
    从中可以看出,两晋南朝居五品以上的官员中,每十一人就有一人是王氏子弟;而王氏中居于一品的人数,几乎是后三个士族人数总和的两倍。
    同样,从各家与皇室的联姻情况来看:
    为皇后者 为驸马者
    琅琊王氏:8人 13人
    陈郡谢氏:1人 3人
    陈郡袁氏:1人 1人
    颍川庾氏:2人 0人
    无论是做皇后的,还是做驸马的,两项指标全是王氏遥遥领先。谁都知道,权势与联姻的关系有多么重要。
    琅琊王氏与中国的士族时代相始终,它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士族史的精华版。
  
3、这个豪族的魂在哪里?
    为什么琅琊王氏能成为中国第一豪族?这里面有玄机吗?
    有人说,这跟王氏的子孙太过庞大有关;也有人说,这跟那时推行的九品中正制有关;还有人说,这跟他们在改朝换代时总能抢得先机有关。
    但要说到根本,在于他们吃透了四个字:与时推迁。他们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们的生存法则。
   “与时推迁”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在“儒学-玄学-儒学”的历史轮回中,他们牢牢地把住了时代的脉搏。琅琊王氏本就以儒学起家,王祥的至孝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尺;而当玄学兴起时,王戎、王衍引导着家族由儒入玄,王衍更是占据了清谈领袖的地位;东晋需要讲究点实际,王导就推行玄儒双修;而到了南朝,儒学回归的态势渐趋明显,王弘、王俭就主动出手,给一把助力,王俭更是披上“一代儒宗”的外衣。当然,儒学的回归,最终导致了门阀时代的结束,这又另当别论了。
    第二,在强调“信、德、孝、悌、让”五条家法的同时,他们更懂得“忠”的艺术。在那个改朝换代十分频繁的年代,愚忠是没有出路的,必须要“顺势而忠”。明白这一点,就好理解,王祥可以在曹髦的尸体面前哭得死去活来,又能成为西晋的座上宾;王衍在大厦将倾时,会腾出手来设计“狡兔三窟”;王导一面与王敦对垒,一面写信过去,透露朝廷虚实;在南朝,一拨又一拨的王氏子弟欣然担当起为新朝皇帝传递玺绂的角色。
    第三,在权势盛满时懂得“抑损保家”。最突出的例子是刘宋时,王弘身为宰相,当他意识到权势过重可能带来家族的不测时,他主动让出部分权力给刘义康;同时,他的弟弟王昙首也主动提出外调地方任职,以对权力的分布进行稀释。
    第四,懂得“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的道理。王氏本系豪门,为什么还要那样拼命地去追求高位呢?不做任何事,只要慢慢地等待,一切荣华富贵就会到来。这是一种止足之道,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这种思想在南朝中后期的王氏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王僧虔这样教导他的儿子王志,王志又以同样的方式教导后来的子弟。
    除了以上四点,琅琊王氏还有一个整体上的特点,那就是:从不觊觎皇位。王氏的地位那么高,他们曾经那么无限地接近皇权,但他们从来没有产生过取而代之的想法,即使当年的王敦之乱,那也不是冲着皇位而去的。
    这一点,在王氏家族内部并没有特别的告诫,但有可能是他们埋在心底里最重要的一个戒律。这一点的重要性,甚至对于整个王姓人来说,都是意味深长的。
    好了,我们深入后花园的时间够了,我们已经触及到了这个豪族的魂。
  
4、回归寻常巷陌
    在琅琊王氏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两百多年之后,诗人刘禹锡来到南京。他看到了那里的朱雀桥和乌衣巷,昔日的繁华是怎样,只能靠想见,眼前的样子却是野草丛生,斜阳残照。诗人忍不住提笔写下一首怀古诗《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不仅王谢堂前的燕子飞到了寻常百姓家,在刘禹锡的时代,琅琊王氏的众多后世子孙们也应该早就退回到寻常巷陌,成为平民百姓中的一员了。不知在回归的那一刻,琅琊王氏的子弟是否会有一种失落感?就像他们的先祖,在刚刚失去王位之时的那种失落感一样?
    失落总是有的,但后来他们应该明白了,人不可能永远都在高位,不管他在那里能呆多久,最后总是要回到老百姓中间来的。他生前不得回,身后也得回;本人不得回,子孙也得回。这就像水一样,你把它升得再高,总要回到低处来,并且向最低处流去,一直流到海洋。
    海洋是什么?海洋最宽广,是孕育生命的地方。老百姓是什么?老百姓是人类的大多数,是孕育人类文明和人类奇迹的地方。琅琊王氏能够以那么平稳的方式回到它的常态,这应该是它的幸运。在老百姓中间,他们默默地繁衍生息,没有任何奇迹可以发生,或者任何奇迹都有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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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6 15:09:0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6 16:46 编辑

琅琊王氏及阳新王氏脉络梳理

         今年十月二日,我等一行阳新王氏宗亲去江西德安祝贺宗祠落成,宗祠对中华锹溪王氏是这样介绍的:
   “锹溪王氏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口众多,泱泱之大族,是全球琅琊王氏的一支重要发脉支流。始祖僷之公出生于山东胶南,在唐代曾任职金陵,后官拜洪州刺史。为避战乱,于唐高宗永徽年间择地锹溪隐居,生子瓘文,学识超众,文武双全。深受女皇武则天器重,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赐封金紫光禄大夫,官拜凌烟阁学士兼工部尚书。越五代生氏数君,分迁数十郡邑,各地王氏最盛。锹溪王氏后裔名人辈出,宋代军事家王韶、王厚、五岁朝天子的神童王寀,著名文学家王彦举、王彦融、王阮、王质、王遂,明代理学家王守仁,原国民党空军司令王升,开国上将王平,国防部长秦基伟(湖北红安秦王氏)等均属于锹溪后裔,因而有江南王氏出锹溪之说。”
    “
锹溪王氏有1400多年历史,经过始祖僷之公其后代的发展经营,到北宋嘉祐年间,锹溪出现了“户则百余,人则近千,楼宇连贯,雨不湿足,良田千亩”之景观。
    从这里我发现一个问题:琅琊王氏一代祖是太子晋(卒于公元前549年)十八世祖王翦(秦始皇时代,即公元前214年去世,高寿90)王翦生贲、王贲、王贲生王离、王离生王元、王元
王忠、王忠生王浑、王浑生王曜、王曜生王袭、王袭生王吉,为琅琊王氏始组,这样算起来王吉应该是26世祖,可族谱记载他为25世祖。本文第三章第一节说到王吉以上、王元以下世系传承关系中的人物,没有一个见于载有《王吉传》的《汉书》,不仅如此,就是在颇多附会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也没有这么详尽的记载,而且《新唐书》与琅琊王氏的自撰世系表还有互为矛盾的地方。譬如,前者说王吉是王元的四世孙,而后者显示的却是六世孙。到底是四世孙还是六世孙?如果是四世孙就对上了。这是疑问一。
    锹溪王氏的一代祖僷之公为王氏44代祖,墓碑记其为“晋”,锹溪王氏宗祠介绍说他活动在唐代高宗永徽年间。查永徽年代是(650年正月—655年十二月)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一个年号。唐朝使用这个年号共六年。“永徽之治”指的是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的一段盛世。那么问题来了,从公元前214年到永徽公元655年中间有860多年。18世到44世中间隔26代,按20——25年一代,全部按25年算,应该只有620年左右,那这中间空出的近240年是怎么回事?这是疑问二。
    僷之公生活在唐永徽年间(公元655年),其子瓘文公(45世)在武则天时为官。其五世孙君字辈(50世),君字辈的四世孙令会公(54世)于公元961年迁阳新峡山,这样算从僷之公到令会公是十代,这十代却是300余年。怎么每代要这么多年?这是疑问之三。                       

    王凤池生活在清代(1824——1898),族谱记载他是令会公的后代,从令会公迁阳新(应该是中年)到王凤池出生中间有863年,王凤池为79代祖,相隔25代,还是按25年一代,只有625年,那多余的200多年到哪里去了?这是疑问四。   

    综上所述,族谱的记载也不是很可信的,尽信谱不如无谱。如果前人有不负责的,搞错了世系或胡乱拼奏,后代以讹传讹,那是很可怕的。
    再有凡族谱记载的祖先官职,大都是存疑的,百分之七八十是不可靠的,也就是说在正史是查不到的,这可能与后代记载祖先的功德都是夸大其词有关,这个我们在写祖宗的传记时应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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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6 15:53:39 | 显示全部楼层
现在发几张楸溪王氏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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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原主席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先生题的门匾

IMG_113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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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6 15:59:03 | 显示全部楼层
琅琊王氏之楸溪王氏始祖僷之公坟墓
P1130042.JPG

新修的君济公坟墓

P113005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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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7 14:52:5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7 15:04 编辑

第四章 太原王氏:从兴衰走向繁荣
  
    在中华百家姓中,王姓拥有最多的郡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姓家族的超强繁荣。
    太原王氏最早登上门阀士族的地位,她开基于两汉之间,东汉末年的王允以他在国家、社稷上的力挽狂澜而把这一家族推为天下名门。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门阀政治走向兴盛,太原王氏既是这一政治的受益者,也是这一政治的受害者。他们曾封侯拜相,纸醉金迷,也曾屡遭灭门家难,四散逃窜。
    历尽兴衰沉浮之后,在北魏,太原王氏最终还是凭借祖上荫功和贵族身份,得以位列天下一流望族,兴盛不坠达两百年之久。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天下王氏出太原”的美誉流行开来。流风余韵,厚积薄发,到了唐朝,太原王氏这块沃土中终于孕育出了王勃、王之涣、王昌龄、王维等一批顶尖诗人,形成大唐诗歌史上一个目不暇接的诗坛盛宴。
    在重视门第出身的时代,一个家族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顺应历史潮流则兴,逆历史潮流而动则亡,这应该是“王而不王,不王而王”的又一层含义。

第一节 星河灿烂话郡望:王姓郡望之多,无出其右
  
    在所有的姓氏中,王姓拥有的郡望是最多的,其中,元城王氏是王姓郡望中最早崛起的郡望,太原王氏是最早登上门阀士族地位的郡望,琅琊王氏是门阀政治时代的第一豪族,而三槐王氏和开闽王氏则是王姓郡望中最为繁荣昌盛的,他们的后代子孙遍布海内外。此外,还有东海、京兆、山阳、北海等王氏郡望在历史上曾一度有名。
  
1、王氏郡望总览
  
    所谓郡望,是指郡中的望族,也即郡中显贵世族为标明家族身份而用的称号。“郡”是中国古代自春秋至隋唐时的地方行政区划名,古代各姓氏因世居某郡而为当地所仰望,遂有“郡望”之称。所以姓氏郡望,不仅是该姓氏早期祖宗发祥之地的标记,也是其世族人口、经济状况、政治地位与文化影响等综合实力强盛与否的反映,这其中,最具考核价值的应该是政治地位,家族中人在朝中为官的品级、数量及持续的时间长短,往往决定一个姓氏郡望的名气和影响力。有所谓簪缨世家,即是指世代为官的显赫郡望。
    王姓有二十一郡望之说,另有三十八郡望之说,郡望之多,无出其右,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一个姓氏的荣昌。二十一郡望之说最早来自于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的《姓氏急就篇》,在这部书中,王应麟将王氏概括为二十一郡望。此后,谱牒界便相沿成习,一提起王氏,就说有二十一望。
    综合众多谱牒学书的记载,这二十一望分别来自姬姓之王、子姓之王、妫姓之王和虏姓之王。具体分布情况是:出自姬姓太子晋之后的三个:太原、琅琊、东海;出自姬姓毕公高之后的两个:高平、京兆;出自子姓比干之后的十个:天水、东平、新蔡、新野、山阳、中山、章武、东莱、河东、广汉;出自妫姓胡公满之后的两个:北海、陈留;出自虏姓之王的一个:河南;此外,还有金城、长沙、堂邑三个郡望,谱牒上未予注明来自哪一个先祖。这二十一望古今的地理分布大致如下:
    太原:包括太原晋阳和太原祁县。晋阳即今山西太原市南郊区一带,祁县即今山西祁县,在太原市南。
    琅琊:琅琊郡临沂都乡南仁里,亦即今山东费县东。
    东海:东海郡郯县,即今山东郯城县。
    高平:高平郡汉魏时属山阳郡,即今山东巨野县南。
    京兆:分为京兆郡霸城、新丰、蓝田、杜陵四支。四支地望分别相当于今陕西西安市东北、临潼县东北、蓝田县峣柳城、西安市长安区东北杜陵。
    天水:天水郡上邽县,即今甘肃天水市。
    东平:东平郡新桃县,即今山东东平县一带。
    新蔡:东新蔡郡,今河南新蔡县。
    新野:新野郡,今河南新野县。
    山阳:山阳郡,今山东滕州市西。
    中山:中山郡,今河北定县。
    章武:章武郡,今河北行唐县。
    东莱:东莱郡曲城,今山东掖县东北。
    河东:河东郡猗氏县,今山西临猗县南。
    广汉:广汉郡郪县,今四川中江县东南。
    北海:北海郡剧县,即今山东昌乐县西。
    陈留:陈留郡浚仪,即今河南开封市。
    河南:河南郡,今河南洛阳市。
    金城:金城郡直城县,今陕西汉阴县。
    长沙:长沙郡,今湖南长沙市。
    堂邑:堂邑郡,今江苏南京市六合区北。
    统计二十一望,其中大部分都分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比较少,这说明,在王姓的早期发展史上,其人口大都集中在中国的北方。二十一望中,最为贵显的郡望,除了要辟专章讲述的太原王氏、琅琊王氏外,还有东海王氏、京兆王氏、山阳王氏和北海王氏。
    其实,在两宋时期,王姓望族和分支越来越多,远远超出二十一望之外。在南宋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中,就记载了两宋时期的王姓郡望达到了三十八望之多。多出的十七望,分别包括姬姓毕公高之后的河间王氏、子姓比干之后的汲郡王氏和乌丸王氏、冯翊王氏、安东王氏、营州王氏等虏姓之王,以及华阴王氏、河内王氏、广陵王氏、聊城王氏、长安王氏、高陵王氏、蓝田王氏、上党王氏、邺郡王氏、广平王氏、乐陵王氏等。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三十八郡望中,仍然还有不少有名的郡望未能包括进去,譬如王莽所在的元城王氏,以及在五代、宋初兴起的开闽王氏、三槐王氏等等。究其原因,就元城王氏来说,虽然它是最早兴起的王姓郡望,曾一度因王莽称帝而推到天下第一望族的地位,但它也随着王莽的覆灭而迅速走向衰落,这个过早退出历史舞台的郡望,可能被人为地排除在修订之列了。
    开闽王氏和三槐王氏则是另一种情况,一个,因为它们是后起之秀;再个,它们分别是从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分离出来的支系;还有,它们的郡望命名,并不是以郡名、而是以堂号来命名的。这样就造成它们也未能入选。所谓堂号,是指厅堂的名称,旧时多指某一家或某一房的名号。像开闽、三槐这样的名号,最初都是堂号,到后来,随着其影响越来越大,发生了郡望、堂号的混用,它们也就具备了表示某地一个姓氏家族来源的功能。在王姓中,除了开闽、三槐,还有凤阁、槐荫等著名堂号。
  
2、东海、京兆、山阳、北海等著名郡望
  
    据考证,东海王氏是从琅琊王氏中分离出来的,它起于东汉会稽太守王朗。在《三国演义》中,王朗被描绘成一个并不太光彩的角色。在会稽任上,由于孙策的攻伐,他北奔入魏,投降了曹操。后来,在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时候,年已七十六岁的王朗自告奋勇,说要说服诸葛亮来降。在两军对垒的阵前,王朗还没说上两句话,诸葛亮即以汉室正宗的名义反唇相讥,骂王朗是“皓首匹夫,苍髯老贼”,结果,王朗急火攻心,倒撞马下而死。
    但是,在《三国志》中描绘的王朗就不是这样了。王朗本是东海郡郯县人,通晓经典,尤其深得王充《论衡》一书的助益。他始为郎中,历任会稽太守、谏议大夫、魏郡太守、御史大夫等职,最后死在司徒任上。
    王朗的儿子王肃,是曹魏时期的一代经学大家。生有八个儿子;他的女儿后来嫁给司马昭,西晋建立后,被尊为文明太后。从这时起,东海王氏演变为一个政治大族,王肃的儿子个个封侯拜将。
    最为后世人所知的是王恺。这个王恺官至后将军,封山都县公,他倚仗自己是皇亲国戚,穷奢极欲,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他与石崇斗富了。王恺用麦芽糖涮锅,石崇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在四十里的路面用绸缎作帷幕,石崇把五十里道路围成锦绣长廊;王恺用花椒面泥房子,石崇用赤石脂作涂料:最后,王恺请求外甥皇帝晋武帝司马炎帮忙,司马炎将一株价值连城的珊瑚树交给他。石崇看了,用铁如意将它砸成几段,然后,从自家里搬出几十株高大的珊瑚树,任凭王恺挑选赔偿,结果王恺只有乖乖认输。
    从史载的角度来看,随着王恺的认输,东海王氏的势头也走向式微,到南北朝之后,这个郡望便衰落无闻。
    京兆王氏的郡望所在地在京兆霸陵。在《新唐书》中,说到王姓在唐代,最著名的有三支:“定著三房:一曰琅琊王氏,二曰太原王氏,三曰京兆王氏。”这实际上是在为王氏郡望排座次,京兆王氏排在第三。
    为什么这个郡望会在唐代获得紧随琅琊、太原之后的位置呢?原来,在唐代,尤其是中唐之后,京兆王氏的子弟屡屡进士及第,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到唐宣宗大中年间(公元713年-859年)的百余年里,就有十八人登进士第,历封疆大吏者达三十多人。而在唐玄宗时期,京兆王氏又曾连出三位中书舍人。中书省在武则天时又称凤阁,因此,中书舍人又一度得名凤阁舍人,它掌管起草诏令、侍从、宣旨、劳问、接纳上奏文表等职责,还兼管中书省其他事务,权势颇盛。以此,京兆王氏被称为“凤阁王家”,赢得一个颇为后人称道的雅名。
    如前所述,京兆王氏是毕公高之后,它兴起于汉朝汉宣帝时济南太守王贤。谱牒记载,王贤是“战国四公子”魏无忌的玄孙,是姬姓之王得姓始祖之一的魏卑子的孙子。王贤之后,这个家族一代代传承,自汉至唐,几乎代代都有文臣武将诞生,还时有显宦位登宰相,虽然都不是特别出名,但也显示出一个家族的平稳发展。当然,任何一个家族在历史的长河里都免不了因时而变,京兆王氏就是随着唐王朝的灭亡而走向沉寂的。
    山阳王氏出自子姓比干之后,是继元城王氏之后较早兴起的王姓望族,开基祖是东汉顺帝时的太尉王龚。不仅王龚以太尉位登三公,他的儿子王畅后来也以司空之职位登三公。王畅的孙子就是汉末到曹魏时期的文学巨匠、号称“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公元177年-217年)。“建安七子”的其他六人是鲁国孔融、北海徐干、广陵陈琳、陈留阮瑀、汝南应玚、东平刘桢,王粲被称为"七子之冠冕",他的《七哀诗》和《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
    可惜王粲英年早逝,他的两个儿子后来也被杀,同族人为他过继一个子侄为后,叫王业。王业生了两个儿子,次子叫王弼。王弼(公元236年-249年)是曹魏时期著名的玄学家,与老子认为宇宙的本源是“道”的观点不同,这位只活了二十四岁的思想者认为,“无”才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他以“援老入儒”的方式,将新的玄学代替当时逐渐失势的汉儒经学,从而为随之而来的玄学之风开启了大门。只是可惜,玄学之风兴起了,山阳王氏却随着王弼的离去而日益衰败,以致南北朝之后便踪影难觅。
    北海王氏与元城王氏一样,都是出自妫姓之王,开基祖是东汉献帝时期的王修。王修得到“建安七子”之一孔融的推崇,在曹魏时官至太守。但王修的后人在频繁的改朝换代中屡遭厄运,真正让北海王氏大显于世的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王猛。
    王猛(公元325年-375年)出自北海剧县,不是王修的直系后裔。他一生的功业主要是在前秦辅佐苻坚统一中国北方。有一句诗叫做“关中良相惟王猛,天下苍生望谢安”,它赞美的就是当时前秦的宰相王猛和东晋的宰相谢安。王猛是一个军事奇才,同时又是一个颇富建树的政治家,苻坚把他比作诸葛亮,而他也确实干出了诸葛亮一样的功业。在军事上,他用十年时间统一了北方,而在执政兴国上,他整顿吏治、兴办教育、发展农业、促进民族大融合,使前秦成为当时最富生气的国家。虽然在为少数民族政权服务,但王猛很具全局眼光,在临死前,他嘱咐苻坚:晋室虽然偏处江南,但为华夏正统,上下安和,不可图灭。可是,苻坚后来还是忘了王猛的遗言,在王猛去世八年后,他大举进攻东晋,结果在著名的淝水之战中,完败在谢安手下。王猛之后,他的子孙一分为二,分别为南、北朝服务。仕于南朝者,虽然也曾出将入相,但多被猜忌诱杀,子孙凋零;仕于北朝者,却是另一番风景,风光显贵达数百年,历经前秦、北魏、北齐、北周、隋朝而不衰。但就像历史上的大多数郡望一样,王猛家族并不能把北海王氏带上一个十分显赫的位置,在历史的演进中,这支王氏逐渐趋于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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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7 15:08:0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7 15:15 编辑

王姓堂号大全

    上节说王氏有21郡望、38郡望之说,我在网上查找居然发现无数的堂号,现把他一并发在这里。
    王姓有太原堂、琅琊堂、东海堂、京兆堂、高平堂、北海堂、陈留堂、河东堂、东莱堂、天水堂、东平堂、新蔡堂、新野堂、山阳堂、中山堂、章武堂、金城堂、广汉堂、长沙堂、堂邑堂、河南堂、冯翊(pínɡ)堂、河间堂、安东堂、营州堂、华阴堂、广陵堂、上党堂、邺郡堂、汲郡堂、原平堂、乐陵堂、庐陵堂、高陵堂、聊城堂、长安堂、兰田堂、广平堂、河内堂、济阳堂、天全堂、雄州堂、汲郡堂、绍兴堂、韶关堂、三槐堂、绍槐堂、听槐堂、植槐堂、培槐堂、承槐堂、继槐堂、嗣槐堂、仰槐堂、庆槐堂、荣槐堂、茂槐堂、晋槐堂、兴槐堂、新槐堂、槐秀堂、槐德堂、槐芳堂、槐荫堂、槐政堂、槐玫堂、槐明堂、槐清堂、槐茂堂、槐隆堂、槐藻堂、槐庆堂、槐荣堂、槐鑫堂、植三堂、三株堂、兆三堂、绍姬堂、绍晋堂、绍承堂、乌丸堂、开闽堂、一土堂、一本堂、一甲堂、一善堂、二本堂、双玉堂、双桂堂、双柏堂、双 穆堂、双瑞堂.双武堂、双玉堂、双全堂、双孝堂、三庆堂、三生堂、三隐堂、三荫堂、三白堂、三龙堂、三省堂、三维堂、三风堂、三草堂、三多堂、三桧堂、三聚堂、三希堂、三贤堂、三训堂、三育堂、三元堂、三忠堂.三珠堂、三瑞堂、三贞堂、四知堂、四箴堂、四雅堂、四会堂、四柏堂、四益堂、五孝堂、五教堂、五丰堂、五虎堂、五果堂、五龙堂、五扬堂、五思堂、五家堂、五桂堂、五聚堂、五侯堂、五重堂、六英堂、六松堂、九坂堂、九墨堂、万盛堂、万德堂、万圣堂、德天堂、天益堂、天眷堂、天龙堂、天官堂、天一阁、天向堂、天叙堂、留余(馀)堂、慎余(馀)堂、余(馀)庆堂、环庆堂、善庆堂、喜庆堂、恒庆堂、集庆堂、衍庆堂、衍白堂、奉先堂、奉思堂、时思堂、永思堂、思永堂、思植堂、思义堂、思祖堂、思贤堂、思荣堂、思绥堂、思明堂、思报堂、思孝堂、纯孝堂、孝思堂、孝感堂、孝先堂、孝行堂、孝克堂、孝言堂、孝享堂、孝敬堂、孝肃堂、孝维堂、孝贤堂、孝谨堂、孝和堂、孝义堂、孝忠堂、孝辕堂、孝飨堂、孝睦堂、敦仁堂、敦义堂、敦睦堂、敦(惇)伦堂、敦厚堂、存厚堂、存本堂、树本堂、同本堂、敦本堂、正本堂、笃本堂、梧本堂、报本堂、植本堂、务本堂、崇本堂、崇报堂、崇贤堂、崇九堂、崇孝堂、崇义堂、崇田堂、崇信堂、攸叙堂、惇叙堂、修叙堂、彝叙堂、叙彞堂、叙振堂、叙伦堂、序伦堂、笃伦堂、笃叙堂、笃亲堂、笃庆堂、笃敬堂、笃祜堂、笃行堂、笃训堂、庭训堂、承训堂、遗训堂、敦友堂、孝友堂、立友堂、存友堂、友余(馀)堂、友祠堂、怀公堂、怀厚堂、怀新堂、怀义堂、怀远堂、怀晋堂、怀羲堂、振振堂、振趾堂、振兴堂、德符堂、德顺堂、德仁堂、德崇堂、德逸堂、德本堂、德民堂、德凤堂、德光堂、德瑰堂、德恒堂、德懋堂、德庆堂、德笙堂、德树堂、德信堂、德昌堂、德兴堂、德忠堂、德天堂、怀德堂、宗德堂、崇德堂、馀德堂、辅德堂、经德堂、成德堂、尚德堂、重德堂、承德堂、积德堂、滋德堂、文德堂、同德堂、观德堂、绪德堂、建德堂、胜德堂、存德堂、正德堂.纯德堂、崇德堂、敬德堂、景德堂、贞德堂、慎德堂、毓德堂、峻德堂、培德堂、勤德堂、寿德堂、惟德堂、顺德堂、先德堂、债德堂、种德堂、迪德堂、交德堂、仰德堂、养德堂、树德堂、福德堂、仁德堂、贵德堂、祖德堂、厚德堂、实德堂、功德堂、善德堂、明德堂、维德堂、医德堂、义德堂、继德堂、世德堂、世书堂、世恩堂、世安堂、世禄堂、世芬堂、世庆堂、世荣堂、世善堂、世英堂、世泽堂、世庄堂、世珍堂、世飨堂、世恒堂、世才堂、世贤堂、逼世堂、谟烈堂、景烈堂、景盛堂、景贤堂、仰贤堂、晋贤堂、肇贤堂、居贤堂、居业堂、乐学堂、乐善堂、兼善堂、刘善堂、慈善堂、枕善堂、择善堂、保善堂、保后(後)堂、昌后(後)堂、后(後)门堂、后(後)乐堂、听笙堂、听彝堂、泽远堂、宁远堂、追远堂、源远堂、远喧堂、远益堂、介福堂、锡福堂、雅福堂、聪福堂、福兴堂、福锦堂、福寿堂、福音堂、福康堂、福成堂、槙成堂、敬业堂、敬义堂、敬飨堂、敬用堂、敬和堂、敬修堂、敬宗堂、敬时堂、敬爱堂、爱敬堂、陈敬堂、念敬堂、承志堂、承继堂、承祭堂、承启堂、承庆堂、承先堂、承颜堂、承恩堂、承祭堂、元吉堂、元喧堂、元秀堂、元会堂、嘉会堂、嘉礼堂、嘉寿堂、畲经堂、醉经堂、翼经堂、写经堂、古经堂、古段堂、茹古堂、学古堂、鉴古堂、鉴雅堂、珠耀堂、珠树堂、著存堂、存心堂、田心堂、诚心堂、诚敬堂、诚善堂、汶源堂、庆源堂、培源堂、本源堂、富源堂、致和堂、履和祠、惠和堂、保和堂、琏和堂、元和堂、仁和堂、太和堂、颐和堂、永和堂、和乐堂、和成堂、和谐阁、和谐堂、和敬堂、和乐堂、和顺堂、彝顺堂、达顺堂、叙顺堂、铁石堂、石宝堂、国宝堂、宝田堂、宝绘堂、宝训堂、宝善堂、积善堂、积盛堂、有序堂、继序堂、继后(後)堂、继槐堂、继世堂、继周堂、继兰堂、继善堂、继述堂、希述堂、善述堂、善富堂.善居堂、善乐堂、善庆堂、孔惠堂、孔怀堂、澄怀堂、家庄堂、家礼堂、礼三堂、礼基堂、谓明堂、明人堂、明星堂、明城堂、明发堂、慎发堂、裔发堂、友爱堂、亲爱堂、亲睦堂、亲亲堂、和亲堂、恭亲堂、斯美堂、济美堂、西美堂、致美堂、田美堂、美安堂、安美堂、安定堂、安乐堂、巢安堂、素风堂、松风堂、威风堂、冠南堂、冠资堂、广聚堂、广元堂、会元堂、煮雲堂、雲开堂、雲汉堂、雲彩堂、金龟堂、金圭堂、金钩祠、金地堂、金钧堂、爱星堂、爱河堂、顺河堂、芳永堂、永陶堂、永承堂、永思堂、永安堂、永积堂、永泰堂、永义堂、正义堂、中义堂、宗义堂、恩义堂、礼义堂、节义堂、训义堂、旌义堂、集义堂、丁义堂、含义堂、仁义堂、仁仕堂、仁安堂、仁育堂、仁孝堂、仁寿堂、仁义堂、仁本堂、仁敬堂、仁安堂、仁本堂、恩仁堂、成仁堂、怀仁堂、高仁堂、同仁堂、本仁堂、兴仁堂、兴公堂、兴旺堂、兴隆堂、兴懿堂、兴宝堂、聚仁堂、聚俊堂、聚礼堂、聚伦堂、聚贤堂、聚义堂、聚耕堂、秀春堂、永春堂、永兴堂、鼎兴堂、鑫兴堂、宾兴堂、尚兴堂、长兴堂、阳兴堂、正兴堂、华兴堂、华严堂、华振堂、再华堂、文华堂、文献堂、文明堂、文峰堂、文瑄堂、文孝堂、文元堂、茶元堂、惟忠堂、忠弼堂、忠孝堂、忠公堂、忠兴堂、忠恕堂、忠厚堂、忠懿堂、忠义堂、忠文堂、忠武堂、严礼堂、智礼堂、修立堂、修齐堂、凤宝堂、凤阳堂、凤林堂、枫林堂、枫桥堂、梓谊堂、梓荫堂、梓艺堂、齐年堂、齐寿堂、龙寿堂、寿兴堂、寿基堂、寿安堂、紫荆堂、紫昇堂、紫薇堂、云(雲)津堂、云(雲)峯堂、林云(雲)堂、凌云(雲)堂、祥云(雲)堂、望云(雲)堂、春云(雲)堂、春森堂、春玉堂、良玉堂、冰玉堂、玉树堂、玉斌堂、玉茗堂、玉清堂、清廉堂、清要堂、清节堂、王街堂、王子堂、王仁堂、王赞堂、王圣堂、王朝堂、王是堂、王坊堂、王亮堂、王祖堂、王鏊堂、燕喜堂、燕誉堂、燕翼堂、大国堂、定国堂、格国堂、贻谷(榖)堂、谷(榖)贻堂、谷(榖)诒堂、愿贻堂、淮泽堂、笠泽堂、龙泽堂、鼎三堂、鼎新堂、立新堂、墩新堂、新胜堂、新屋堂、上屋堂、拗屋堂、珩山堂、狮山堂、乐山堂、弇山堂、芸山堂、东山堂、东冈堂、东门堂、东泉堂、碧泉堂、泉和堂、泉意堂、建得堂、得月堂、得胜堂、登莱堂、登名堂、义荣堂、恩荣堂、褒荣堂、锦荣堂、锦寿堂、锦绣堂、随意堂、顺意堂、坎上堂、坎下堂、可月堂、可久堂、贞节堂、节孝堂、亮碧堂、亮光堂、留光堂、光裕堂、裕元堂、裕龙堂、龙水堂、子龙堂、子用堂、子祥堂、子允堂、子松堂、萱瑞堂、林瑞堂、求鲤堂、求灵堂、灵志堂、酬志堂、志成堂、志庆堂、农庆堂、庆系堂、养性堂、养仙堂、大本堂、大房堂、启文堂、启润堂、秋竹堂、竹园堂、竹荣堂、白桂堂、又桂堂、庵公堂、选公堂、耀祖堂、耀文堂、廷器堂、廷梯堂、寻寨堂、寻乐堂、静轩堂、祥轩堂、绳武堂、士武堂、玄武堂、中心堂、中兴堂、中间堂、中睿堂、季谦堂、谦受堂、谦铭堂、鹤来堂、追来堂、道卿堂、道昌堂、配享堂、将享堂、青箱堂、笔椽堂、向阳堂、映日堂、朝霞堂、芝兰堂、兰香堂、汉果堂、佩传堂、奎焕堂、萃涣堂、萼辉堂、鹅书堂、骥仕堂、镇楚堂、凤凰堂、商音堂、夜雨堂、挹渊堂、钦霖堂、螽斯堂、毓涛堂、复初堂、锡类堂、睦族堂、占魁堂、旺健堂、谨斋堂、允师堂、以约堂、赐易堂、肃雍堂、银杏堂、公文堂、延年堂、康欣堂、联辉堂、观音堂、老君堂、丙一堂、故郡堂、遂高堂、山逸堂、灶侯堂、碧溪堂、胜利堂、慎恩堂、俞北堂、黄西堂、池岩堂、祥芳堂、感应堂、高锦堂、合定堂、汲阁堂、增雅堂、敏修堂、南有堂、洪王堂、事天堂、鹿野堂、尚哲堂、下新堂、宪民堂、栅里堂、纸楼堂、宗祀堂、祖祠堂、遵五堂、星聚堂、占山王堂、同心久堂、四世同堂、东皋草堂、槐英隋堂、庆龚槐堂、金天玉地堂、物华天宝堂、黄堂都运第等堂号。

部分堂号出典如下
    王姓有5支源自姬姓,其后或以“绍姬”为家族堂号。
    王姓有一支出于古代的乌丸族,故以“乌丸”作为家族堂号。
    周灵王太子晋好吹笙,作凤凰鸣,其后王氏因以“听笙”、“凤凰”为家族堂号。
    汉成帝舅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同日封侯,世人称之为“一日五侯”,其家族因以“五侯”为家族堂号。
    东汉末大臣王祥(184-268),以孝称。其母冬日欲生鱼,祥“卧冰求鲤”,其后人因以“求鲤”为家族堂号。
    晋名士王衍(256-311),其兄王戎(竹林七贤主之一)赞其“神姿高彻”,如“琼林玉树”,其后人因以“玉树”为家族堂号。
    东晋书法家王羲之(321-379),听说山阴地方(今浙江绍兴)有一位道士善养鹅,王羲之以所写之《道德经》与其交换所养之鹅,其后人因以“鹅书”、“写经”为家族堂号。
    晋尚书令王彪之(305-377),博闻多识,练悉朝议,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后世即以青箱学指世代相传家学。王彪之后人即以“青箱”为家族堂号。
    相传周代宫庭外种3株槐树,大臣朝见王帝时,太师、太傅、太保三公面向槐树而立,后世即以三槐比喻三公。北宋初兵部侍郎王祐(924-987),曾植槐树3株,说:“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所以志也。”后来,王祜次子王旦(957-1017),为宋真宗相,位居三公之首;王旦的儿子王素(1027-1073)也做到工部尚书的官。他的子孙即以“三槐”为家族堂号。后来又分出绍槐堂、听槐堂、植槐堂、培槐堂、承槐堂、继槐堂、嗣槐堂、仰槐堂、庆槐堂、荣槐堂、茂槐堂、晋槐堂、兴槐堂、新槐堂、槐秀堂、槐德堂、槐芳堂、槐荫堂、槐政堂、槐玫堂、槐明堂、槐清堂、槐茂堂、槐隆堂、槐藻堂、槐庆堂、槐荣堂、槐鑫堂、植三堂、三株堂、兆三堂、思植堂等堂号。
    王旦的侄子王质(1001-1045),官知陕州事,克己好善,简素如寒士,不喜蓄财。他告诫子弟说:“此吾家素风,尔曹当毋亡也。”他的后人因以“素风”为家族堂号。
    隋唐之际有王绩(?-644),号东皋子,一生不得志,曾三仕三隐,其后人以“三隐堂”、“东皋草堂”为家族堂号。王绩的侄孙王勃(650?-676),为唐初文学家,兄弟三人皆才华横溢,其父挚友杜易简称之为“王氏三珠树”,其后人因以“珠树”、“珠耀”为家族堂号。
    江西庐陵王氏开基祖王该,唐末自太原移居庐陵。五代南吴君主杨溥动员他将房产捐出为寺,让他离开旧居,北去百里,遇到“三白”就在那里定居。王该走到安成(今江西安福)连岭地方,遇到一匹白马,一打听这个地方叫大白茅,而大白茅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叫小白毛,王该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他的子孙就以“三白”为家族堂号。王该的子孙有一支后来迁居汶源(今安福县洲湖镇汶源村)地方,以“汶源”为家族堂号。
    五代十国时王审知(862-925),后梁开平三年(909)受封闽王,子孙称开闽王氏,以“开闽”为家族堂号。
    南宋学者王应麟(1223-1296),写过一部叫《小学绀珠》的书,主张“无益之言勿听,无益之事勿为,无益之文勿观,无益之友勿亲。”后人遂以“益言”、“益事”、“益文”、“益友”简称“四益”;他还在书中提出 “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的“君子五教”的观点。他的后人因以“四益”、“五教”为家族堂号。
    安徽潜山崇九堂王氏,江西兴国文德堂王氏,则以先祖之名为家族堂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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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7 15:18:1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7 15:37 编辑

第二节 从王霸到王允:天下名门的诞生
  
    王霸是两汉之际人,自王莽代西汉后,一直到东汉,他都避而不仕,成为一代隐士;他是《后汉书》中记载的第一位太原籍王姓人,被后世王姓尊为太原王氏的开基始祖。太原王氏为天下所知,是从东汉末年的王允(公元137年-192年)开始的。王允计杀董卓,他本人又被董卓的反扑势力诛灭三族。当王允以他的壮烈将太原王氏推为天下名门之时,他不会想到,在此后的几百年间,他的家族走向壮阔的每一个转折点,都会伴随一次次惨烈的家难。
  
1、开基祖王霸的隐逸生活
  
    自从王翦之孙王离率领秦军在秦末的纷争中被项羽打败身没之后,他的两个儿子王元、王威就再也没有返回老家频阳,而是举家迁往山东琅琊皋虞(今山东即墨东北)避乱。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宋代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的记载,身为长子的王元一直定居在琅琊,他的后世发展成为琅琊王氏;而作为次子的王威,后来又迁往太原晋阳,他曾官至汉初扬州刺史,其后世子孙发展成为太原王氏。
    就这个过程,有两个疑点值得提出。一是既然说王元、王威两兄弟分别迁往琅琊、太原两地,从而开创当地王姓人之始,但为什么后来的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都没有分别尊此二人为开基始祖呢?二是就太原王氏来说,传统观点一直强调太子晋被废后,他的后代就到了晋阳一带生活,既然如此,那如何会出现太子晋的十八世孙王翦是频阳人、王威又迁居到晋阳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呢?
    总的来看,这里面有不少矛盾和附会的地方。关于王元、王威兄弟的活动,《汉书》、《后汉书》中都是没有记载的,尽管唐代以后的史书把他们的踪迹描绘得很具体,但两支王氏毕竟不敢轻易地就把他们认定为自己的开基始祖,而只让他们担任世系传承关系中的一个环节。
    这其中,关于王威曾担任扬州刺史的事,也很让人不解。按理,王威只能是汉初人,可是历史上正式出现“刺史”这个官职是始于汉武帝时期,他怎么可能担任扬州刺史呢?既然有这么多的疑点,要确认真正的开基始祖,那就一定不能脱离《汉书》或《后汉书》的记载。
    而至于说太子晋的后代从一开始就生活在了晋阳,已经有人提出,这只不过反映了后世太原王氏人的一种急迫的心情罢了,他们试图以此证明“天下王氏出太原”这句话的确凿无疑。事实上,采用王威定居晋阳后、太原王氏的历史正式开始的说法,都有点经不起推敲。
    太原王氏自认的开基始祖是生活在两汉之间的王霸。在太原王氏的族谱中,自王威至王霸之间的传承关系是这样的:
    王威→王志→王珣→王言→王山寿→王嵚→王彜→王勖→王霸
    从这个传承链条中可以看出,王霸是王威的第九世孙。由此上溯,他还是王离的第十世孙、王翦的第十二世孙、太子晋的第二十九世孙。尽管这种推论不可全信,我们还是姑且记之。
    有关王霸的史料记载很少,在《后汉书·逸民列传》中,有一段关于他的一百多字的生平事迹的叙述。从这段文字看,他的祖上情况如何,只字未提,他本人的生卒年也无法确定,他具体当过什么职位的官,也没有记载。
    但通过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以下信息:王霸,字儒仲,生活在两汉之际,是太原郡广武县人(今山西代县西南),是有史可查的太原郡第一个王姓名人。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他还是一个隐士,他被收入的《逸民列传》,就是《后汉书》中专门记录各类隐士事迹的章节。
    王霸在西汉末年应该做过官,至于做过什么官,记载不详,只说他“少有清节”,说明他年轻的时候就有着清亮的节操。但是很不幸,他碰上了王莽篡汉。从公元8年到公元23年,王莽当了十六年皇帝。对于这个王姓本家的行为,王霸很是不耻,他辞去官职,回到老家隐居去了。
    按说,看不惯王莽,等到刘秀建立东汉,他应该出来好好有一番作为了吧,可是他的表现依然如故。当时朝廷征他去做官,他去了,见到皇帝,他不是说“臣怎样怎样”,而是说“霸怎样怎样”。就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跟皇帝说话呢。他回答:“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意思是,不是在所有的天子面前都能称臣的,不是跟所有的诸侯都可以结交为友的。
    尽管如此,刘秀并没有责难他。很碰巧,当时担任司徒的,是一个跟王霸同名不同姓的人,叫侯霸。这个侯霸自觉才能不如王霸,想将司徒之位让给王霸。这时,一个叫阎阳的人出来说话了,他诋毁王霸,说:这个人有太原人的旧习气!什么是太原人的旧习气呢?大概是含沙射影王霸的孤傲。就这一句话,让王霸位登三公的机缘化为泡影。
    自此之后,王霸称病回家,他守着自己的茅屋蓬户,无论再有怎样接二连三的征召,也不愿出山了。
    非常有趣的是,在《后汉书·列女传》中,王霸的妻子因为赞同丈夫坚守隐逸的志节,而被当作“列女”记了一笔。这个过程源于“王霸惭子”的故事。王霸有一个姓令狐的朋友,这个朋友一直在朝中为官,其子小令狐也在地方任职,做到了太原郡守的副手位置。一天,小令狐奉父亲之命送一封信给王霸。当时王霸的儿子正好在耕田,听说有客人来了,赶紧回家相见。看见小令狐穿得雍容华贵,气度非凡,而自己蓬头垢面,黄齿外露,王霸之子竟自卑得不敢仰视对方。
    这一切,王霸都看在眼里,他知道,是自己的归隐,没了俸禄,才造成晚辈受苦受穷的,心里很觉得对不起儿子。这样一想,就有了动摇志向的念头。王霸的心思被妻子看出来,这位很有见地的女人对丈夫说:“你从来就很讲究气节,不慕荣禄是吧?小令狐的贵重难道能比得过你的气节吗?你怎能忘记一向的志向,而为子女的一时窘迫感到惭愧呢?”妻子的一番话,让王霸顿然醒悟,从此,他终身隐遁的思想再也没有改变。
    从王霸的言行来看,他是一个安贫乐道的人,是一个不愿屈己从人的人,虽然曾一度为儿子的处境感到惭愧,但大致还是倾向于田园生活的。他不是贵族,至少在物质生活上不是贵族,他的时代,士族阶层也还没有产生。那么,由他开基的家族,后来是如何一步一步地登上门阀士族地位的呢?这里,一个关键的承上启下式的人物,就是王允。
  
2、一个没有斗争策略的人
  
    类似于当年的王离一样,王霸也有两个儿子,长子叫王殷,次子叫王咸。至于其中谁是当年“王霸惭子”中的当事人,已不得而知。似乎这两个儿子都不愿坚持父亲隐逸的志向,纷纷出来做官,并由此开创了太原王氏的两个分支:祁县王氏和晋阳王氏。
    王殷做官做到东汉的中山太守,食邑太原祁县,他告老后,就定居到祁县,其后代子孙形成祁县王氏。王咸做过什么官,史无记载,他定居到晋阳,也就是太原郡的郡治所在地,其后代子孙形成晋阳王氏。
    东汉末年的王允属于祁县王氏一支,从王霸到王允之间的传承关系是这样的:
    王霸→王殷→王源→王岱→王卓→王实→王允
    由上可知,王允是王霸的第七世孙。
    王允,字子师,公元137年生,其祖上多为州郡官吏。由此可知,他也算是官宦世家。一般人对王允的印象,来自于《三国演义》中他利用貂蝉,施美人计、连环计,借吕布之手,杀死董卓的故事。其实,历史中的王允并未用到这样叫人拍案叫绝的计谋,貂蝉这个人也纯属虚构。也就是说,貂蝉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中唯一一位并非真实存在的人物。
    而且,从《后汉书》为王允立的传记来看,早年的王允虽然被同乡名士誉为“一日千里,王佐之才”,有着秉持正义,嫉恶如仇的性格,但他在早年干下的几件事,给人的总体印象是:鲁莽、简单,不计后果,不讲究策略。
    先来看他干的第一件事。他十九岁那年,在郡里当了一个小官。当时,晋阳城里有一个叫赵律的小黄门横行霸道,为地方一恶。“小黄门”属于次一等的宦官,大概赵律是派到地方上的宦官,他的兄弟则都在宫廷里当大宦官,有的是背景。王允却不吃这一套,他硬生生地将这个家伙抓起来给杀掉了,事后,他亡命江湖,三年不归。王允是跑掉了,太原郡守却跑不掉,这件事触怒了当朝皇帝,汉桓帝抓不到王允,就拿太守开刀,结果,这个背黑锅的太守屈死在狱中。
    再来看第二件事。也许王允也有点来头,三年后,他又回到太原郡去做官。这一次的太原郡守叫王球,王球在用人上可能有点徇私舞弊,他任用一个在地方上毫无德行的人作为候补官员。王允知道后,竟然与王球当面顶撞起来,全然不顾“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潜规则。王球可不比前任太守,盛怒之下,他将王允关起来,准备杀了他。也算王允命大,并州刺史邓盛出来救了他。此后,他就跟着邓盛干,成为邓盛的别驾从事。这个别驾从事算是个大官了,仅仅位在刺史之下。
    在这以后,王允走了一段时期的好运,官声越来越好,官位也越来越高,直到被调入朝廷任职。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王允被任命为豫州刺史,负责进讨黄巾军。由于指挥有方,他取得大捷,受降数十万义军。碰巧他在义军中搜得一封张让门客的书信。张让是当时控制朝野的大宦官,正是以他为首的所谓“十常侍”把整个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才引发黄巾起义的。王允获得此一书信,认为掌握了张让私通敌军的嫌疑,于是,他做下了“与人斗”的第三件事。他写了一个奏折直呈当任皇帝汉灵帝,揭发张让的行为。张让可不是王允当年对付过的那些无名小辈,他玩汉灵帝还不是小菜一碟,皇帝最后相信了张让,而把王允的密折置之一边。
    到了第二年,张让就对王允下手了,罗织罪名将他捕入狱中。虽然后来碰上大赦,一度被放出,但不出十天,张让又将他再次捉拿下狱。王允的朋友素知王允耿直,他们拿着一剂毒药去见王允,意思是要他懂点策略,能伸能屈,要么向张让认个错,要么就喝下毒药,以免受辱而死。王允哪里听得进这样的劝告,他说:“我既然获罪于君,那就坦然接受大辟处死,怎能喝毒药而死呢!”
    眼看王允的命是不保了,这时,以外戚身份担任大将军的何进等人出面,经过多方活动,终使王允不至于被立即处死。就这样,王允大概在监狱中呆了一年多,最后才借机获释。获释后,为了防止张让的爪牙追捕,他改名换姓,再度流落江湖。
  
3、一次最富策略的锄奸行动
  
    王允的再度现身,是在公元189年汉灵帝死去之后,他以奔丧的名义返回洛阳。何进拉他一同商量诛灭张让之策,并委以官职。不料,张让抢先一步,设计伏杀了何进。好在王允未被识破,他外迁河南任职。
    张让伏杀何进之时,董卓、袁术奉召进讨张让。大军围困洛阳,张让挟持少帝刘辩夜逃至黄河渡口。当时追兵四起,在走投无路之下,这个大恶监投黄河而死。
    少帝是董卓迎回洛阳的,董卓以此把持朝政。谁能想到,走了一个恶监,却来了一个更为嚣张的国贼。这个董卓,他先废掉16岁的少帝刘辩,立9岁的刘协为汉献帝,然后,毒死皇太后,强逼迁都长安,临行前,一把火将整个洛阳城烧成废墟。他自任太尉,后又升为国相,再加“太师”、“尚父”的封号,几乎东汉政权的一切权力都被他牢牢控制。他在长安以西建了一个与长安城墙规模相当的“坞堡”,明目张胆地命名为“万岁坞”,里面储满了足够吃三十年的粮食。他在家中设宴,遍邀群臣,把几百俘虏牵引到宴会中央,对他们施以剪掉舌头、砍断手足、挖掉眼睛等残忍的酷刑,以此来震慑群臣。
    那场宴会,王允也是受邀者之一,处此恐怖高压之下,一向刚直的他在想办法了。艰难世事使他不再像从前那样蛮干,而是不动声色,周密筹划,由此导演出一曲极富策略的锄奸大戏,从而使得后世人一提起“诛董卓”,就会联想到“王允”这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名字来。
    从公元189年到192年的三年间,王允的韬光养晦做得是相当好。他接受董卓的任命,做了司徒,还接受董卓封的“温侯”爵位,一副俯首听命的样子,以致使董卓把他引为亲信,达到无论朝政大小,都托付给他处理的地步。
    而暗中,他却在积蓄力量,寻找突破口,从尝试运用外力,到最后决定从内部来瓦解对手。他寻找到的一个锐利武器就是董卓身边的吕布,试图利用吕布来刺杀董卓。
    吕布是董卓的义子,武功盖世,董卓外出,总是把他带在身边,作为自己的贴身侍卫。叫一个类似于今天贴身保镖一样的角色去杀他的主人,这怎么可能?王允自有办法,他了解到,这对表面上的父子,其实存在着巨大的裂痕:吕布曾有小错,董卓随手拿起一根长矛就向他掷过去,幸亏躲得快,否则就没命了;吕布与董卓的一个侍妾有染,担心被发现,不得不时时提防。大概就是这个侍妾,后来成了貂蝉的原型。
    了解到这些情况,王允密会吕布,晓以国家厉害。吕布虽有心动,但他说:我跟董卓是父子关系,怎好下这个手?王允说:你姓吕,他姓董,跟他有什么骨肉情谊?你现在连保命都来不及,还谈什么父子?他拿长矛掷你的时候,难道考虑了父子关系?
    一番话说得吕布咬牙切齿,热血上涌,发誓非杀董贼不可!公元192年四月,机会来临了,当时,正值天子大病初愈,百官汇集到未央宫,共贺皇帝龙体安康。王允把一切布置停当后,只等董卓自投罗网。当董卓在吕布的陪伴下,乘着马车,威风八面地要通过宫殿大门时,由吕布的亲兵化装而成的侍卫持枪刺向董卓。董卓掉落马下,他大呼:“吕布何在?”吕布把诏书一展,说:“有诏讨贼臣!”董卓还想说点什么,吕布应声将长矛深深刺进董卓的身体。完成了“一矛还一矛”的因果报应。亲兵们赶过来,一阵乱刀,董卓一命归西。
  
4、以刚烈死,以名门达
  
    董卓死了,长安城里的百姓载歌载舞,像过节一样。王允绷紧了三年的神经也一下子松弛下来。
    当一个人俯视天下,突然发现没有了对手的时候,他的心情会怎样?不说当年勾践在打败夫差之后所采取的“狡兔死,走狗烹”的手段,只说张让、董卓这两个人,在自觉处在“老子天下第一”时,他们飞扬跋扈,气焰熏天。而现在的王允,虽然在忠于汉室、忠于社稷方面,与两个佞臣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在自我感觉上,却与他们没有什么区别。他觉得自己功劳太大了,他骄傲自满,目空一切。他是曾经韬光养晦过,但那不是他的常态,青年时候的意气用事,那才是他的真性情,只不过到现在,这种意气用事已经演化为更进一步的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了。
    刺杀董卓,吕布是执行者,王允却看不起他,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吕布建议,将没收来的董卓财产,拿一部分分给大臣,以安抚人心,他拒绝采纳。与大臣们议事,他不再平易近人,而是变得高高在上,大臣们不得不与他拉开距离。
    蔡邕是当朝很有名望的史学家,正在写汉史,当听到董卓被诛的消息时,下意识地叹了一口气。王允怒不可遏,认为这是国贼的同路人,把他交由刑部处死。蔡邕哀求,说能不能降为砍掉他的双足,以让他完成汉史。大臣们也来央求,他说: “从前汉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他写成谤书,流传后世;现在国运衰微。神器不固,不能让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这样做既无益于皇上的圣德,也使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受到他的毁谤。”蔡邕最终冤死在狱中。
    王允最大的失策是他在处理董卓余部上的短视。凉州军是董卓的嫡系,在董卓死后,凉州军的统领李傕、郭汜上表请求宽赦。只要稍具全局眼光,王允就应该顺势安抚他们,这样做,可以为刚刚经历了动荡的东汉王朝赢得一个难得的喘息机会。然而,他不这样想,他认为,谁都可以赦免,唯独李傕、郭汜这样的董卓帮凶不可赦免。俗谚说,狗急了还会跳墙,何况李傕他们还有一支军队呢。结果,凉州军在李傕、郭汜的带领下走向反叛,很快杀入长安。
    在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吕布选择突围,临行前,他邀王允一起离开。这时,王允一贯刚烈的一面体现了出来,他拒绝外逃,要以死报国。他护着汉献帝,在无助中爬到宣平城楼上。当李傕、郭汜杀到城下,向汉献帝索要王允时,王允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主动地从城楼上走下来,走进叛军的魔爪。
    这个忠勇有余、谋略不足的人被处死了,时年56岁。他还被诛灭三族,包括长子王盖、次子王景。他独撑朝政仅仅才两个月,他死后,天下大乱。他可知道,这一乱,就是好几个世纪。谁能说,这跟王允的刚愎自用没有关系呢?
   《后汉书》提到,王允的孙子王黑后来被苟延残喘的汉室封为安乐亭侯,食邑三百户。这个王黑当初是怎么逃出魔掌的,不得而知,他本人的事迹如何,他的后人又如何,也一概无从考证。倒是王允兄长的儿子王晨、王凌,凭着叔父以死换来的高贵门庭大显于后世。
    王晨、王凌兄弟俩是在当初叔父被杀时偷着跑出长安城的。王晨的事迹不太显于后世。王凌后来投靠了曹操,颇有将才,屡次兴兵伐吴,在曹魏之时,官至太尉,可谓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有四个儿子,个个文武双全,小儿子王明山还是当时一个很有名望的书法家。那时,尚名之风已经开始,作为名士的先决条件,一定要有“祖上盛德”。有王允在前面的开山之功,王凌一家完全符合条件,而王凌一家也让太原王氏在曹魏的上流社会星光闪耀。
    可惜,这一次的闪光实在太短。曹魏末年,司马懿有代魏之心,忠于魏室的王凌举兵讨伐。他当然不是司马懿的对手,很快兵败自杀。他的四个儿子,被司马懿全部处死,祁县王氏再遭惨烈的家难。自此,在两晋的舞台上,代表太原王氏登场的,轮到了此前一直山水不显的晋阳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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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8 14:34:4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8 15:00 编辑

第三节 从王昶祖孙到王述祖孙:门阀地位的兴盛和衰落
    
    在曹魏和西晋时期,以晋阳王氏出身的王昶、王浑、王济祖孙三人为代表,太原王氏正式确立为门阀士族。王昶在曹魏时素有文治武功,官至司空;王浑助西晋灭孙吴,统一全国,官至司徒;王济娶晋武帝之女常山公主为妻,奢华无度,超级贵族的生活排场全然显现。而到了东晋,门阀政治进入全盛时期,琅琊王氏是门阀政治的开创者,太原王氏则是门阀政治的终结者。这一时期太原王氏的代表是王述、王坦之、王国宝祖孙三代。但在太原王氏享尽荣华之后,等待他们的却是三次灭顶式的家难。
  
1.王昶、王浑累积盛德的时代  
    晋阳王氏是由王霸的次子王咸开创的,自王咸之后,这支王氏好几代都默默无闻,直到东汉末年的王昶出现,才开始贵显于世。
    王昶,字文舒,生年不详,从《晋书·王昶传》中可知,他与王允的侄儿王凌关系密切,尊王凌为兄长,由此大致可判断他出生在东汉末年。根据《古今姓氏书辩证》的记载,从王霸至王昶之间的传承关系是这样的:
    王霸→王咸→王甲→王甫→王畟→王憬→王泽→王昶
    这说明,王昶是王霸的第八世孙,这个传承关系跟王允是王霸的第七世孙很吻合。王凌、王昶互称兄弟,看来是有谱系根据的,并非因为只是同乡就随意拉个关系。
    其实,王昶的父亲王泽在东汉末年就开始有一定名望了,他曾做过太原郡以北的雁门郡太守,是第一个见于史传的晋阳王氏人。王昶与王凌共同侍奉于曹魏,王凌官至太尉,王昶官至司空,在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中,兄弟俩应该免不了互相提携,从而共同抬高太原王氏的声威。
    但王昶家族与王凌家族却有着不同的命运。如前一节所述,王凌忠心事魏,他不能容忍司马懿的不臣之心,起兵讨伐,结果招致满门抄斩,祁县王氏的影响从此一落千丈,它的再度抬头,要等到几百年以后了。而王昶,虽然从史料中看不出他跟司马氏家族是否走得很近,但他本人是得以善终的,他死于公元256年,这时,距离西晋建立还有整整九年时间。西晋后,他的子孙成为司马氏政权的红人,晋阳王氏,或者说,以晋阳王氏为代表的太原王氏正式进入士族阶层,开始它的第一个黄金岁月。
    形象地说,王昶和他的儿子王浑做官一辈子,四处征战,主要还是在为太原王氏的兴盛开山辟路,积累盛德。王昶早年是曹丕的文学侍从,帮曹丕做一些文字起草工作。曹丕当皇帝后,他被任命为京畿地区的行政长官,后来又到徐州、荆州、豫州等地方担任军职,直至担任征南大将军,晚年再回朝廷担任司空。
    公元250年,他在掌管荆州、豫州等与孙吴接壤的重要地带的军事时,探听到进入老年的吴国皇帝孙权,其内部正在为继承权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他乘机率领五路大军,直取孙吴的江陵,结果大获全胜。王昶的这次征吴行动,虽然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孙吴政权,但却为他的儿子王浑在若干年后完成灭吴大计开了个好头。
    王昶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在治国理政方面所提出的新思想。他曾经写过《治论》一书,主张恢复以儒治国,这跟曹操一贯提倡的“唯才是举”思想颇有不同。他强调,为官者要弃绝浮华,贵族子弟应进入太学读书,他尤其提出,要以考试制度来选官任人。这一新思想很值得玩味,我们知道,魏晋时代,最讲究的就是门第,一个人能不能当官,关键要看名士的品评,名士一旦开口,说你这个人了不得,那你未来就肯定前途无量。事实上,王昶的后代子孙,无不是这种品评风气的受益者。在魏晋之风盛行的早期,王昶的这些主张太超前了,他的主张要等到门阀政治衰落之后,由杨坚建立的隋朝来实施,这就是科举取仕的诞生。有意思的是,王昶的言行一点也不妨碍他仍然是在为他的家族位登名门奠基。
    王昶还是一个特别讲究个人修养的人,他写过一篇《诫子训》,专门教育他的子侄们如何做人。他说:“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他要孩子们去浮华,远声名,切不可毁誉他人,而他人毁誉自己,则深刻反省自己。他曾特意给他哥哥的两个儿子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别取名字,这四个孩子,一个叫王默,字处静;一个叫王沈,字处道;一个叫王浑,字玄冲;一个叫王深,字道冲。这些名字,无不含有注重内在修为的味道。王昶的训子之道,即使在今天,也值得很多人学习;但在那个时代,他的话未必显得挺合适,他的子孙们也未必按他所说的去做。
    王昶总共有四个儿子:王浑、王深、王沦、王湛。这其中,作为长子的王浑,继承了父亲的衣钵。王浑生于公元223年,卒于公元297年,他承袭了父亲京陵侯的爵位,在魏晋的舞台上,是一位骁勇异常的将军。当年他父亲担任过军职的地方,他几乎又全部经历了一遍,他的军职最高被封到征东大将军,与王昶当年的征南大将军同样威风。而从实际的军功来看,他应该远超其父。
    王浑在曹魏时,就已经立下了不少战功。公元265年,司马懿之孙司马炎代魏建晋,王浑应该是很平安地就过渡到了新朝。他辅佐司马炎、司马衷两代君主,最显著的功劳就是助晋灭掉孙吴,统一全国,暂时结束自东汉末年以来将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局面。
    自西晋建立之初,王浑就开始了伐吴的征程,他先后在徐州、豫州、扬州任上与吴军交锋。公元280年,为大举伐吴之年,他派多路人马同时进攻,几番较量,吴军大败,吴国末帝孙皓慌忙递上投降书。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按说,孙皓向王浑递上了投降书,就意味着吴国灭亡了,到时世人论及灭吴的首功,那当然是王浑。但是,在接到投降书之后,王浑未再乘胜攻击,倒是他的一个名叫王浚的部下,不知是出于什么想法,这个人居然不揣测主帅的意图,只顾自己一路狂追,一直追到吴国都城石头城(今南京)下,还在城里举行了孙皓的受降仪式。王浚的行为,让王浑觉得非常不爽,这不明明是在抢我主帅的头功吗?为此,他多次上奏朝廷,列举王浚的种种罪状。那些王公大臣们知道这件事后,都纷纷取笑,令人恼火的是,他们取笑的不是王浚,而是王浑,说这个大帅太小肚鸡肠了。好在晋武帝司马炎是看得清楚的,他下诏大力表彰王浑的不世之功,进封他的京陵侯为京陵郡公,食邑八千户。
    西晋统一全国后,王浑即弃武从文,上调为京官,担任尚书左仆射。之后,他又担任过司徒。晋惠帝司马衷时,有一次,朝廷想让他掌管军队,他说,司徒是文职,文职不能带兵。这个戎马生涯大半辈子的人,居然并不恋栈唾手可得的军权,时人很是赞美他的自谦和识大体。由此可见,一个历史人物被人取笑,或被人赞扬,那都是有一定根由的,作为历史本身,它绝不会误会任何一个人。
    经过王昶、王浑的两代铺垫,下面,该轮到王浑的儿子王济出场了。
  
2.王济的奢靡生活  
    王浑有两个儿子,长子早夭,次子叫王济,字武子,生卒年不详。《晋书》中对王济作了一番这样的描绘,说他“少有逸才,风姿英爽,气盖一时。好弓马,勇力绝人”,这是一个从少年时代起就显露出逼人才气的人,他长得风度翩翩,气质非凡,好骑善射,勇武过人。《晋书》中还提到,他对《易经》、《老子》、《庄子》吃得很透,谈玄论道是把好手,文章也写得妙笔生花。这样一个文武全才的美男子,在当时当然是名重一时。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侧面得到印证。有一次,王浑和他的妻子在家里闲坐聊天,王济正好从面前走过。看到儿子远去的身影,王浑美滋滋地对妻子说:“我们能生出这样一个儿子,这一生该知足啦!”一般这样夸儿子的,多半是母亲,没想到作为父亲的王浑竟然也如此的情不自禁。
    王济年纪轻轻就娶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儿常山公主为妻,不过这个常山公主是个盲女,她能嫁给王济,也真是应了“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这句俗话。司马炎对这位乘龙快婿十分看重,提拔他的速度非常快,20岁任中书郎、不久升骁骑将军、侍中,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当时,朝廷中有叫孔恂、王恂和杨济的三个人,与王济同为侍中,司马炎自豪地说:“我的身边可谓是恂恂济济啊!”双关语的意思是,他的手下人才济济。
    司马炎的亲弟弟司马攸很有才干,司马炎的太子司马衷却是个弱智。为了防止弟弟将来夺了儿子的皇位,司马炎决定把司马攸贬出京城。这件事让很多朝臣感到担忧,劝谏也不顶用。王济也在担忧,他就想出一个主意,让他的盲妻拉上一个公主姐姐,一起到司马炎的面前去哭求,要父皇留下司马攸。司马炎自知是王济的主意,他勃然大怒,说:“外迁弟弟是我的家事,我还没死呢,你王济就打发妇人来哭了!”结果,王济被贬了官,降为国子祭酒,去主管学校教育工作。
    从履历来看,王济既担任过文职,也担任过军职,死后还被追赠为骠骑将军。他本人文武双全,担任不同领域的职务,也在清理之中。但是,从他做过的事情来看,他似乎没上过一天战场;在政府部门任职,除了冒险为司马攸说情之外,便再没有其他可以值得称道的表现了。他被后世人记住的,倒是一桩桩如何摆阔气、讲排场的事迹,他的卓异才干完全淹没在士族子弟的奢靡生活中。
    作为帝都的洛阳,当时的房地产业大概就像今天的北京一样,地皮贵得令人乍舌。但对王济来说,这根本不算回事,他买了一大块土地,用围墙围成一个跑马场,四周的沟壑,他全部用当时的金属货币来装饰,被人们称为“金沟”。
    王恺是司马炎的舅舅,他因与石崇斗富而留名后世。有一次,王济也公然向这个家伙挑战。王恺有一头牛,号称“八百里驳”,一天能跑八百里,他把这头牛的角和蹄子装饰得银光闪亮。王济知道后,就拿出一千万钱来与王恺打赌比箭。他摆迷魂阵,说:我的箭法不行,如果我输了,就给你一千万,你输了,就把这头牛给我。王恺很自信,让王济先射,结果王济一箭直中靶心。他得意洋洋地躺到胡床上,吩咐手下人赶快取牛心过来。不一会,一盘牛心上来了,他只尝了一块,就弃之而去。
    可能王济与他的盲公主老婆关系不甚融洽,两个人一直都没有生下孩子,但对待岳父皇帝,他可不敢怠慢。一次,晋武帝光临小婿家做客,王济设宴款待,周围几百美女陪侍,所有的食物都用当时最昂贵的琉璃器皿装盛。司马炎吃到一道蒸乳猪的菜,觉得味道实在鲜美,就问,这是怎么做的。王济回答,这乳猪是用人奶喂出来的。司马炎听了,吓了一跳,他知道石崇用蜡烛当柴烧,王恺用糖水洗锅子,没想到这个小婿的奢侈程度更上层楼!大概皇帝觉得实在太过分,饭没吃到一半,就离开了。
    王济等人的生活状态绝不是个案,而是当时上流社会的普遍现象,他代表了当时太原王氏在西晋上流社会的整体生活风貌。据考证,西晋一朝,太原王氏担任太守以上官职的人数,多达12人,可谓盛极一时。作为一个家族,太原王氏当然希望这样的好风光一代代传承下去。不过,根据优生学的原则,这样的传承很难由一个单线的支脉来完成,当一个支脉走向沉落,另一个支脉就会升起。这样,到了东晋,我们看到,贵显的太原王氏,就不再是王浑的后代,而是王浑弟弟王湛的后代了。
  
3、王述、王坦之、王国宝的门阀生涯  
    王湛是王昶的第四子、王浑的异母弟,曾官至汝南太守。这个王湛,可能是个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人,年少时不仅外人、就连他的同宗兄弟都误以为他是个痴人。作为侄儿,王济就一度很看不起他的这个叔父,直到有一天,他在叔父的床头看到一本《周易》,又听叔父剖析玄理,才恍然大悟,原来王湛才是真名士!谈玄学,是当时士族阶层的时髦风气,事实上,王家由儒入玄,就是从王湛、王济叔侄俩开始的。
    史书说,王湛鼻子很大,谓之“齄(zhā)鼻”,就是俗话所说的酒糟鼻。可别小看了这个酒糟鼻,在王湛这一支发达后,这个特征成为贵种的象征,而在连遭灭顶家难后,“齄鼻”更是成为太原王氏重新崛起的救命符。由王湛起始,到他的四世孙王国宝一辈,“齄鼻”一支的传承关系是这样的王湛→王承→王述→王坦之→I→王国宝
    王国宝有四兄弟,依次是王恺(此王恺非“斗富”王恺)、王愉、王沈。
    在这里,王湛的儿子王承起了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西晋末年,王承与琅琊王氏的王导一起,跟随司马睿南渡建康(今南京),从而把太原王氏带入东晋。在东晋103年的偏安政权中,王承之下,以王述、王坦之、王国宝祖孙为代表,太原王氏开始了它的第二个黄金岁月。
    王承南渡后,虽然拥立有功,但他还未发达就去世了。东晋是典型的门阀政治时代,门阀势力的代表长期把持宰相的职位,其实权与皇权相当、有时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门阀政治的开创者是琅琊王氏,其代表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导。在他之后,先后登台的是高平郗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最后登场的是太原王氏。就太原王氏来说,王述、王坦之两代主要为登台作铺垫,而王国宝和他的兄弟们则是舞台上的演员。
    王述(公元303年-368年),字怀祖,他像他的祖父王湛一样,是一个含而不露的人,当时很多人也把他看成一个痴人。由于父亲死得早,他很小就成了孤儿,一直侍奉在母亲身边,以致到了而立之年还没有任何名气。但王导很看好他,不断提拔他,使他由县令而迁太守、刺史、散骑常侍等职,最后达到尚书令这样副宰相的位子。
    王述性格鲜明,凡事绝不人云亦云。王导当时的威望够崇高的了,连皇帝都尊他为“仲父”,每当王导发言,聆听的人无不连声赞美。王述是个晚辈,在仕途上又得到王导的提携,但他却不附和王导,还正色地说:“人非尧舜,怎么可能每句话都说得对呢!”好在王导听了并不反感,相反还很欣赏他的与众不同。
    王述还是个当仁不让的人,每当朝廷授他新的官衔,他从不推迟。他的儿子王坦之就说:“谦让一下不好吗?谦让是美德呀。”王述回答:“难道你认为我不能胜任吗?能胜任为什么要虚情假意地去谦让呢?别人说你会强过我,我看你是比不上我。”
    尽管王述行事有过人之处,但他骨子里却充满老贵族的习气。那应该是在他的老年了,桓温与王坦之拉亲家,要王坦之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桓温是靠军事起家的,北伐有功,当时已经是大司马,权倾朝野,还是王坦之的顶头上司。王坦之能与他联姻,本是一桩美事,但当王坦之向父亲禀告时,王述勃然大怒,说:“你发痴呆症了吗?你丢不下桓温的面子,难道就要把女儿嫁进武夫之家?”他居然瞧不起桓温,其实他不想想,他的上三辈,不也是靠军功起家的吗?
    比较起来,王坦之(330年——375年,字文度)确实没有他父亲那样有性格,但他对晋室很忠心,做官做到中书令。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与谢安共同抑制桓温,以保司马氏政权得以延续。桓温当宰相时,曾散布谣言,说皇帝司马奕阳痿,他的几个儿子全是后宫偷人生的,以此为借口,废掉了司马奕,立他的叔叔司马昱为皇帝。司马昱当时五十多岁了,做梦都没想到还能当皇帝,可惜在位不到两年就死了。这时,桓温认为改朝换代的时机到了,皇帝位该轮到桓家了。关键时刻,谢安与王坦之等人精心策划,他们趁桓温不在朝廷之际,立司马昱的长子司马曜为皇帝,这就是孝武帝。桓温不久在郁闷中死去。
    孝武帝前期,谢安取代桓温成为宰相,历史进入“谢与马,共天下”的时代。谢安把女儿嫁给王坦之的第三子王国宝,但是这位宰相岳丈却对这个女婿十分厌恶,想方设法压制王国宝在官场的发展。过了几年,王坦之、谢安相继去世,取代宰相位置的,不再是异姓人,而是孝武帝的弟弟司马道子,这样皇权与相权就全部回归于司马氏。
    直到这个时候,王国宝(?——397年)才抬起头来,太原王氏取代其他门阀,成为晋末舞台上的明星。但相比于前几代门阀,王国宝始终不具备足够的实力,他从未登上宰相的位子以与皇帝分权,而只能依附于司马道子,借助司马道子的相权来扩展太原王氏的影响。与前几代门阀都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局面相比,太原王氏明显要逊色一筹。
    王国宝是凭借他的从妹嫁给司马道子做妃子而与后者拉上紧密关系的,在司马道子手里,他最高做到尚书左仆射的官位,掌握朝廷的人事权和卫队的军权,他的几个亲兄弟和从兄弟也得以官居要职。
    为什么当初谢安连自己的这位女婿都看不上呢?原来,王国宝虽然长得是一副美男子的样子,“齄鼻”的特征也很明显,但他全然没有了祖上的那种才气和锐气,他是一个趋炎附势、溜须拍马而又外强中干的人,所以谢安很厌恶他。但谢安压制得了一时,却压制不了一世,他一死,王国宝的好日子就来了。史书形容他在官场上“纳贿穷奢,不知极纪”,后庭的妻妾歌妓,成百上千,奇珍异玩,塞满家室。
    从历史的角度看,王国宝的做派,不仅是他的个性使然,也是门阀士族走向没落的必然反映。他哪里知道,在享受了十多年的豪奢之后,不测风云来临了。
          
4、王国宝和太原王氏的灭顶家难  
    太原王氏的厄运,是从他们的内部争斗开始的。
    孝武帝司马曜于公元372年至公元396年在位,在他的后期,他的弟弟司马道子做宰相,这意味着异姓人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历史结束了。但是,亲兄弟却不见得是一条心,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之间的权力斗争不断公开化,以致到后来形成两个派别,即帝党和相党。
    相党的代表是司马道子和王国宝以及他的一干兄弟们,如前所述,他们走到一块,维系的纽带是王国宝的从妹,司马道子娶她为妃。帝党的代表是孝武帝和王恭,维系的纽带则是王恭的妹妹,孝武帝娶她做皇后。
    王恭(?-398年),字孝伯,这个人需要特别做个介绍,他也是出自太原王氏,不过不是出自王昶这一支,而是出自王昶哥哥那一支。显然,王恭的祖上比不上王国宝祖上的“五世盛德”,但他们也一直居于士族之列而不坠。史书形容王恭长得“濯濯如春月柳”,是比王国宝长得更美的美男子。年轻时,他曾身被鹤氅(chǎng)裘,涉雪而行,被当时的名士目为“神仙中人”。
    为了削弱司马道子对重要州郡的控制,孝武帝任命王恭担任青州、兖州两州的刺史,坐镇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掌握北府兵的军权。北府兵是谢玄在淝水之战中锻炼出来的一支军队,骁勇善战,长期驻扎在京口,因京口当时又名北府,故有“北府兵”之名。北府兵中最著名的将领叫刘牢之,这个人将决定王恭的命运。
    帝党与相党之间的矛盾因为孝武帝的暴死而发生转折。公元396年,好色的孝武帝与他的张贵人开了句玩笑,说她年龄大了,应该要立新人做贵人了。结果,张贵人当夜串通几个宫女,用被子将孝武帝捂死。孝武帝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德宗即位,是谓晋安帝。晋安帝是中国历史上最白痴的一个皇帝,白痴到连话都不会说,连冷暖都不自知。这样的皇帝当任,司马道子的权势当然是越来越重,王国宝也跟着气焰熏天。没了孝武帝作后台,现在,司马道子要来收拾王恭了,他要削夺王恭的兵权。
    说句实话,王恭对晋室还是有着一片忠心的,他不满司马道子的专权,更痛恨王国宝的贪腐。司马道子要拿他开刀,他避其锋芒,把矛头对准王国宝。在孝武帝死后半年,他以清君侧的名义,在京口起兵,历数王国宝的罪状,进逼建康。
    在大军压镇下,王国宝的懦弱无能表现了出来。他变得六神无主,先是想挟持皇帝以自保,接着又妄图以辞职来达到息兵的目的。辞了职没有一会儿,又马上后悔,想重新捡起兵权。这个时候,司马道子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决定大开杀戒,他赐死王国宝,斩杀王国宝的从兄弟王绪,以此换来王恭的退兵。太原王氏的第一次家难在太原王氏自己人的追逼下发生。
    王恭退兵了,但相党的势力并未削弱,司马道子旋即任命王国宝的二哥王愉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统领江州、豫州兵权,以拱卫建康。公元398年,王恭联合荆州的桓玄等几支力量,再度起兵,这次的矛头对准的是王愉。
    在这次起兵中,王恭与生俱来的贵族心理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显现了。他本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军事才能,在战场上,依靠的是刘牢之,可是,他又看不起刘牢之的行伍出身,不愿从感情上进行笼络。结果,刘牢之半路倒戈,生擒王恭,交给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下令在建康城外处死他,同时处死的还有他的五个儿子和兄弟子侄。据说,这位东晋名士临死时,自理须鬓,诵吟佛经,泰然自若,可谓不辱而死。这是太原王氏的第二次家难。
    王恭死后,地方势力重新洗牌,桓玄脱颖而出。桓玄是桓温的儿子,军事才干酷似乃父。他不仅完成了对司马道子的讨伐,还于公元403年底取代白痴皇帝,建立桓楚政权,圆了当年他的父亲想当皇帝而不得的梦。
    桓玄称帝后,对于相党成员,唯一留用的是王愉,任命王愉为尚书仆射。王愉之所以有此待遇,是因为他是桓温的女婿、桓玄的妹夫。
    但这次留用,并不是好消息,桓楚政权仅仅存在了三个月,即被从北府兵中崛起的军事奇才刘裕所灭,桓氏家族全部被杀尽,晋室重新被抬出。相对于刘牢之,刘裕的出身更加低微,大概又是贵族心理作崇,王愉曾经轻侮过刘裕。刘裕一朝当权,王愉自知没有好果子吃,他不自量力,密谋反叛,还未动手,事已败露。刘裕下手极恨,他诛灭了王愉一族十几口人。由于王恺、王忱早死,至此,王国宝四兄弟连同他们的家族全部覆灭。
    东晋政权在刘裕的卵翼下苟延残喘了十多年,公元420年,他顺理成章地取代司马氏,建立刘宋政权,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自刘裕之后,整个南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再也不见太原晋阳王氏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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