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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新姓氏前言及王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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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8 15:01:5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8 15:20 编辑

第四节 王慧龙支的崛起:二百年位列天下五大望族
  
    王慧龙,生于公元390年,卒于公元440年。在太原王氏遭遇灭顶家难之后,他以王愉之孙的名义逃至北魏,从而把太原王氏的火种嫁接到北魏的高门士族之列。到他的孙子王琼时期,孝文帝“分定姓族”,太原王氏与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一起入选“四姓”;不久,陇西李氏也加入进来,共同形成天下五大望族。自北魏至唐高宗的二百年间,太原王氏的不坠声誉为这个姓族的发展提供了沃土。而之所以直到今天一直有“天下王氏出太原”之说,这跟具有二千年发展史的太原王氏的吸纳力不无关系。
  
1、王慧龙的真假身世
    经史家考证,王慧龙大约是在公元417年前后逃到北魏的,得见北魏明元帝拓跋嗣。他流涕痛陈,自述自己是王愉之孙、王缉之子,在404年的那次惨烈家难中,他的曾做过散骑侍郎的父亲王缉与祖父一起被杀,他本人在沙门僧彬的救助下,得以逃脱,几经辗转,来到北魏。他请求明元帝能让他带兵“效力南讨”,以雪前耻。
    明元帝很同情他的遭遇,但并未授予他实权。倒是当时位至宰相的崔浩十分看重他的太原王氏出身,在崔浩的主持下,崔浩弟崔恬把女儿嫁给了王慧龙,从而使得这个仅有“羁旅南人”身份的太原王氏之后,得以将根脉嫁接到北魏的上流士族社会。
    不巧的是,在王慧龙之后,一个叫鲁轨的南朝人也来到了北魏,他指出王慧龙不是太原王氏的子孙,而是王家的家奴,是僧彬与王家奴婢的私生子,僧彬之所以肯舍命相救,原因就在这。这一下,整个北魏上层都炸开了锅,王慧龙也无以辩白。好在崔浩出来打圆场,他的理由是,王慧龙的鼻子很大,这正是太原王氏家族中闻名于世的“齄鼻”。他在多种场合宣讲,“齄鼻”正是“贵种”的象征。崔浩这样说,除了基于“齄鼻”的本身事实外,他还要维护王家、尤其是崔家的颜面。毕竟崔家之女已经嫁入王家。
    那么王慧龙究竟是货真价实,还是假冒伪劣呢?今天,已经很难从史料实证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了,我们只能作些正反两方面的猜想。说他是假冒,原因有两点:一是有鲁轨的揭发,二是他本人北奔时未带任何可资证明的信物,唯一依靠的就是那个“齄鼻”。
    我们再来看《魏书》的记载。《魏书》中提到,王愉崇佛,僧人跟他来往密切,僧彬算是他家的座上客。王家被满门抄斩时,王慧龙才14岁。他在僧彬的帮助下逃出魔掌后,即西上江陵,投奔叔父王忱在荆州担任刺史时的部下习辟疆。经过习辟疆的联络,几支力量聚拢起来,共推王慧龙为盟主,准备袭击江陵。事泄后,僧彬等人又护卫王慧龙北投襄阳刺史鲁宗之。这个鲁宗之就是鲁轨的父亲,应该就是在这时,王慧龙与鲁轨打了个照面。在鲁宗之的资助下,王慧龙到了后秦,公元417年,刘裕举兵灭掉后秦,王慧龙随后才进入北魏。
    从以上过程来看,说王慧龙系假冒,至少有以下几个疑点:
    第一,凭着僧彬与王愉的关系,这个和尚出力帮助王家留下一脉,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一种义举,而并非需要王慧龙是其私生子。
    第二,如果说王慧龙是私生子,那么鲁轨怎么会知道真相呢?鲁轨知道,那么其父鲁宗之也应该知道,习辟疆等人同样也该知道,这些人都知道,那为什么还会出现先拥立王慧龙为盟主,后资助他出逃的情况呢?
    第三,如果只不过是王家的一个家奴,王慧龙在早期就很难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五世盛德”的家族气质和底气,他装得了一时,装不了一世。他曾写过《国典》十八篇,专门论述帝王制度,这足见他的文才。在北魏任职,虽屡经沉浮,但他布衣素食,不参加任何吉庆之事,还撰《伍子胥文》,以提醒自己不忘“鞭尸吴市,戮坟江阴”之志。他死后,要求葬于南北对峙的前沿地带,也多少反映了这种至死不渝的复仇心态。
    当然,仅凭这些,还是不足以判断他的王家身份的。其实,对于历史来说,他的身世究竟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他让太原王氏重新崛起于北朝。
  
2、三代单传下的重振家声
    太原晋阳王氏本起于晋阳,自王承追随司马睿渡江,至王慧龙只身北归,前后已经一百多年了。当时北魏的首都在代北(今大同),王慧龙的主要活动范围应该就是在他的祖兴之地。然而,此时他的境遇只不过是个“羁旅南人”,士族身份无可确证,于北魏又无尺寸之功,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直到明元帝末期,他才被征用为洛阳镇将,统领三千士兵。可是不到十多天,明元帝就死了,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太武帝认为,南人是不可以委任带兵打仗之职的,王慧龙的镇将被取消。不仅如此,南方刘宋政权建立后,刘裕之子刘义隆还曾派刺客来刺杀他。连立身存世都遇到了危机,王慧龙哪里还谈得上去实现挖刘家坟墓、鞭刘裕尸首的愿望呢?
    直到若干年后,在王慧龙的一再申请之下,太武帝才任命他为南蛮校尉、安南大将军左长史的职务,开始掌握兵权。公元430年,王慧龙与自称是太原祁县王氏王允之后的刘宋将领王玄谟在中原展开大战,结果取得大捷。战后,被封为长社侯,龙骧将军、荣阳太守。在荥阳太守任上,他不仅继续取得武功,成为刘宋北犯的劲敌,在农战备修方面也颇有治绩。这样,虽然历经坎坷,在北朝,他总算获得了足以为当世人称道的功业。
    要巩固自家的地位,联姻世家大族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王慧龙本人与崔氏女结婚,迈出了重振家门的第一步。他生了一儿一女,儿子王宝兴娶卢遐之女,女儿嫁李宝之子李承。这样,仅以二代三人之族,王家既已与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建立了紧密的姻亲关系。王宝兴也只生了一个儿子,叫王琼。王家三世单传,直到王琼生下四个儿子,分别叫王尊业、王广业、王延业、王季和,王家的人丁才开始兴旺起来。以如此单鲜之势,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至少在王琼的手里,太原王氏已经获得与崔、卢、郑、李等平起平坐的的士族地位。
    在三代单传的过程中,王氏的家风也在悄悄发生转化。东晋士族盛行玄学,太原王氏也不例外,几代王家子弟都放任旷达,风流恣肆。而北方士族重儒学,尚礼法,王慧龙到了北魏,他既没有先祖们的那种闲适心情,更主要的还是要融入新环境的生活圈子中去。史载他“布衣蔬食,不参吉事”,从内心看,是为了不忘家仇,而外人则认为这是“古之遗孝”。王慧龙去世后,王宝兴对母亲极尽孝道。后来,崔浩因得罪太武帝被处死,卢家也受到牵连,王宝兴卖掉家产,来赎卢遐的妻子、也就是他岳母的命,被人称为义举。王琼虽然没有留下值得被人称道的品行,但当时有人评价他“东海之风,于兹坠矣”,意思是,先祖的那种风貌,到他这里已经完全消失了。到太武帝的儿子孝明帝之时,王琼的儿子王建业、王延业亲自为天子讲《孝经》,成为一件引以为荣的事情。一种崭新的以忠孝传家、礼义济世的门风在这支太原王氏中慢慢形成。
    而真正让太原王氏在法理上成为头等士族的,始于孝文帝时的“分定姓族”,太原王氏被正式列为“四姓”之一。
  
3、被编入“四姓”的过程及四姓的“
高贵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致力于汉化改革的一代英主,他分定姓族,从法理上确定头等士族的地位,是巩固以拓拔皇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利益的重要举措。
    根据史料推测,孝文帝分定姓族大概是在公元495年,这时,鲜卑贵族的多音节姓氏大都改为了汉姓。他首先确立鲜卑贵族中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等八姓为一等士族,然后,对汉人姓氏也进行等级划分,分成甲乙丙丁四等,居于甲等的为最高门,总共有四个姓氏入选,谓之“四姓”。这“四姓”分别是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孝文帝还分别纳这家之女为妃子,从法理和婚姻上确立“四姓”至尊的士族地位。作为王家,王琼荣幸地将他的女儿送入皇宫。
    孝文帝确定“四姓”的标准是什么呢?主要有两条:第一,有显赫的魏晋“世资”,即祖上在曹魏和西晋时期有着高贵的门第,且世代贵显;第二,在当朝拥有足够的官爵和权势。从这两个条件来看,卢、崔、郑三家是铁定具备的,唯有太原王氏显得有点不确定。在魏晋时期,太原王氏的显赫毋庸置疑,但王琼祖上的太原王氏身份,即使在隔了六七十年之后,还在被人质疑,且王琼的官职最高也就只做到并州刺史,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处在沉滞状态。
    那么,太原王氏为什么又最终入选了呢?这里,来自陇西李氏的李冲为太原王氏帮了大忙。李冲是李宝的儿子,与王慧龙之女的丈夫李承是亲兄弟。李冲家族出自西凉国主李暠之后。在孝文帝时期,由于活动能力极强,李冲备受宠信,官至尚书仆射,他的兄弟们也都在朝廷内外担任要职。李冲还特别注重与世家大族拉好关系,使得李家与崔、卢、郑、王等家都有联姻。尤其与王家,自王慧龙后,他们有着累世婚姻。出于共同提携的目的,李冲在孝文帝面前极力推崇王家,史料中甚至使用了“吹嘘”两个字来形容。就在李冲的“吹嘘”作用下,以王琼为代表的太原王氏进入了“四姓”之列,不过,从排序上来看,它不得不忝居豹尾。
    有趣的是,李冲为太原王氏的入选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不能让自己的陇西李氏入选。要论权势,李家在当朝的影响,即使卢、崔两家都不能比,只可惜他们没有魏晋“世资”,先天的不足导致他们在这场竞争中出局。但李冲的活动能力实在太强了,他最终说服孝武帝纳自己的女儿为妃,使陇西李氏获得了与“四姓”并列的特殊礼遇和地位。从此,卢、崔、郑、王、李成为天下五大望族。
   “四姓”的确立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在北朝,他们获得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尊崇,能够很轻易地掌握来自中枢的权力。他们不与低等姓氏通婚,只在“四姓”内部和皇族之间通婚,形成一个坚固的利益联合体,这个联合体被史家称为“山东士族”。所谓事有两面,山东士族到了唐代,实际上在政治领域已经不具备任何的优势了,但他们还依然抱残守缺,自视甚高。
    山东士族内部也有区别,像太原王氏,尽管它拥有世资、门风和声望,但由于它有一个由北而南、再由南而北的曲折经历,与世代居住在晋阳的太原王氏又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在北朝的一百多年里,它始终未能建立起足以依靠的社会根基和宗族势力,其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也很是有限。而与之相反,陇西李氏的作用却越来越大,到后来,李姓与王姓在“四姓”中的排序掉了个个儿,变成“四姓”是指“卢、崔、郑、李”,王姓在旁边陪座的格局。《唐国史补》中有一句话:“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之为汲镂王家,誉银质而金饰也。”由此可以看出,太原王氏虽然还依然美得像“银”像“金”一样,“四姓”争着与它拉关系,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四姓”的装饰品。
  
4、二百年和二千年
    自北魏时期到唐朝唐高宗时期,太原王氏以天下望族的身份平稳地发展了两百年,虽然望族身份的获得是由王慧龙这一支来完成的,但享用却是整个的太原王氏人。
    南北朝时期,除了王慧龙一支,陆续还有其他六支声称是太原王氏的后裔,并在历史上留下足迹。这六支,分别为南朝三支、北朝三支,他们大多说自己是太原祁县王氏王允的子孙,使得祁县王氏在消失了近两个世纪后又重新冒了出来。
    在南朝的三支分别是:
    王玄谟支,王玄谟就是曾经与王慧龙大战中原的刘宋车骑将军,经考证,他虽然不是王允的直系后裔,但有可能是王允的近宗,算是真正的祁县王氏。
    王懿支,王懿也为刘宋将领,曾任镇北大将军,他也自言是王允之后,究系如何,无以考证。
    王神念支,王神念是梁朝的右卫将军,《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古今姓氏书辨证》都认为他是太原王氏开基祖王霸之后。而今人姚薇元却在他的《北朝胡姓考》中指认王神念是假冒太原名望,实际上是乌桓族出身,理由是王神念的父亲冏曾在北魏任乌丸校尉,称乌丸王氏,直到王神念投奔梁朝以后,才改称太原王氏。
    在北朝的三支分别是:
    王思政支,王思政是西魏大将军,赐爵太原郡公,也许这个爵位让他在声言自己是王允之后时颇有几分底气,事实上他来自高句丽。
    王轨支,王轨是北周时期的徐州总管,这是又一个王允的冒牌子孙,他的先祖出自乌桓族。
    王庆支,这个王庆,从北周入隋,是隋朝的上柱国之一,封平昌郡公,究竟是不是祁县王氏,已经无法证明。
    虽然这些支派中,免不了会有冒牌之嫌,但他们与王慧龙支一起,壮大了太原王氏的声威。
    由于“四姓”耻于与其他姓氏通婚,到了唐代,唐太宗曾经想通过编修《氏族志》,来促使他们能够与新兴的皇族和贵族通婚,结果愿望没有达成。到了唐高宗手里,唐高宗就不吃这一套了,他下令禁止在山东士族之间互为婚姻。这一条命令着实厉害,它让山东士族彻底认清了自己的实际地位,从而使他们的联合体走向瓦解。
    从此以后,士族阶层退出历史舞台,士族意识也慢慢从士族子孙们的脑海里消失。作为“四姓”之一,王姓开始回归到普通姓氏的行列里,王姓人必须和其他人一样,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才能获得高位和厚禄。历史地来看,正是这一次的回归,让王姓人走向了一条持续发展的道路。
    自从公元前后太原人王霸开基,一直到今天,太原王氏走过了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两千年来,太原王氏人已经遍布全国,乃至全球各个地方。两千年里,流传出来一句话,叫做“天下王氏出太原”。据说这句话是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时,为了笼络王姓人才喊出来的,但也有可能是在历史的长河里慢慢形成的。
    理解起来,这句话有两层含义:
    第一,说明绝大多数王姓人都尊太子晋为立姓始祖。传统意义上,认为太子晋死后葬在太原,因此他的子孙是从太原开始繁衍的。现在,这种说法遭到不少人的质疑,太子晋生前的活动地点在洛阳,他死后不可能远葬太原。尽管如此,大多数王姓人并不否认自己是太子晋的后裔,从这个角度看,“天下王氏出太原”这句话的实质含义并没有发生改变。
    第二,太原王氏两百年间位列天下五大望族的地位,形成了一种极强的吸纳力。应该承认,这种法理化的贵族地位是很能够感召人的,这是很多冒牌太原王氏支系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样,这也造成了很多其他王姓郡望的人愿意归属到太原王氏中来。当越来越多的王姓人自称是太原王氏时,自然而然地,“天下王氏出太原”这句话就流行开来了。
    当今,有一些王姓人在否定这一句话,否定自有他们否定的道理,但只要不从字面上去理解这句话,其实它还是有存在的价值的。这就像李姓中流传着“天下李氏出陇西”一样,其实,李姓哪里仅仅是出自于陇西呢?只不过是因为李唐王室把他们的祖先上溯到陇西,才使得陇西李氏的地位骤然上升,但正是“天下李氏出陇西”这句话,折射出了李姓人的一段无上荣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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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8 15:20:5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8 15:35 编辑

第五节 王勃、王之涣、王昌龄、王维:大唐时代的诗坛盛宴
   
    王勃、王之涣、王昌龄、王维(另列专门篇章)都是我国诗歌史上的耀眼诗人,他们大多生活在初唐到盛唐时期。令人称奇的是,他们都出自同一个郡望太原王氏,在大唐盛世的背景下,他们各领风骚,组结成一场令人目不暇接的诗坛盛宴。没有哪一个家族,即使是谢灵运所在的陈郡谢氏、即使是李白所在的陇西李氏,也没能呈现出这样的连环胜景。
  
1、当贵族的外衣脱下
    是谁才华卓绝,可叹天不假年?是王勃。这位“初唐四杰”的领军人物只活了27岁,然而,他写下的诗作,却足以超迈千古。“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即使是山间老妪,读到了这句诗,也会“一吟双泪流”;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读到了这句诗,也会触及到他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王勃的《腾王阁序》,那更是散文中的《兰亭集序》,自古至今,有哪一篇散文,能够与这一篇试比高?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所创造的高远意境,又有那一句诗能够比它更雄奇?
    是谁一生只留下六首诗、而真正让他的诗名与宇宙同存的,却只是其中的两首?是王之涣。这个不见于史传、因而显得扑朔迷离的诗人,最著名的那两首诗都与黄河有关,一首写道:“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另一首写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前一首被章太炎誉为“绝句之最”,后一首被称为悲壮“唐音”的典型代表。
    是谁堪称大唐帝国特殊时代下产生的边塞诗人中的翘楚?是谁又被称为“七绝圣手”、“诗家夫子”?是王昌龄。这个因性格耿直而多次被贬到边地的诗人写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位乐观昂扬的诗人又写道:“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位高洁如兰的诗人还写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是谁以大唐状元的身份跨入诗坛?是谁既精通音律,又“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又是谁对爱情忠贞不渝,号称“诗佛”?是王维。年少时的他,是“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壮年时的他,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去阳关无故人”;老年时的他,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当面对大自然,他用诗笔作画:“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当思念亲人,他用心灵远眺:“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当感喟爱情,他轻言胜惊雷:“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王勃、王之涣、王昌龄、王维都是出自太原王氏,从时间上来看,在太原王氏享尽两百年天下望族的繁华、逐渐融入寻常百姓家的时候,他们依次在诗坛上涌现出来。他们的出现,似乎在宣告,太原王氏贵族的外衣可以脱下,但贵族的精神不可以丢弃。正是在这种贵族精神的支配下,一股股的诗情,从他们的心间流泻而出。王勃生活在唐高宗时代,王之涣、王昌龄主要生活在开元盛世,王维则既经历了开元盛世,又感受了天宝国乱。后三人还都曾有过照面,王之涣、王昌龄更是要好的朋友。
  
2、王勃:落霞伴孤鹜
    王勃,字子安,生于公元650年,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市)人,属太原祁县王氏。他的祖父是隋末的一个大儒,叫王通。王通生二子,长子叫王福郊,次子叫王福峙,王福峙就是王勃的父亲。王福峙曾出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县令、六合县令、齐州长史等职,这其中,任交趾县令,还是因王勃的一段公案所致。
    据《旧唐书》记载,王勃“六岁能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九岁那年,他读到了儒士颜师古注解的《汉书》,认为书中有许多错误,就作了一篇《汉书指瑕》来纠正它。如果我们相信世界上有神童存在的话,那么王勃是切切实实的一个神童。
    唐高宗麟德初年,官员刘祥道奉旨巡行关内,考察吏治民风。王勃给刘祥道写了一封信,毛遂自荐,信中展示了他雄姿英发的少年才情。刘祥道读了后,很是赏识,就上表朝廷,推荐王勃这个少年英才。看来当时选拔人才的社会机制还是相当健康合理的,至少在举才方面,难得有腐败现象的产生。高宗皇帝召见了王勃。金殿对策,王勃引经据典,侃侃而谈,高宗龙颜大悦。当时他还不满二十岁,就被授予朝散郎的官职,正可谓少年得志。
    但王勃的聪明也只限于诗词文章方面,在政治方面的嗅觉却很差,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弱智。他被唐高宗的皇子、沛王李贤所赏识,沛王将王勃请到自己的府中,担任专职的文字工作,说白了,就是御用文人。
    王子们最爱好的游戏是斗鸡、斗蟋蟀一类的玩意儿,大概王勃一时动了童心,竟然替沛王写了一篇声讨英王李哲鸡的檄文。王勃这篇文章不过是写着好玩的搞笑文字罢了,唐高宗见了却大怒:这不是在揭我李唐皇室的疮疤吗?当年父辈李世民兄弟自相残杀的情景相去不远,我李治的两个哥哥也是为了争夺皇位而互相攻击,现在你小小的王勃又要来挑唆我的儿子们了!
    唐高宗本来是要处死王勃的,经过大臣们的劝阻,怜惜到他的才情,才决定把他赶出长安城。郁闷的王勃像一支孤鹜远行,到了虢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当一个参军。不久,又出了件王勃擅杀自己窝藏的一个罪犯的事件,当然也有人说此事是别人陷害,但不管怎么说,由于恃才傲物,他在当地官场上是得罪了很多人的。因为这起事件,王勃被下到狱中,还差点又一次被判死罪,好在后来遇赦才保全了性命,但被革职为民,终身不得再做官。就是在这一次,他的父亲也受到牵连,被贬到交趾(今属越南)去做县令。 经过了这样一次次深刻教训,按说王勃该知道些人情事故了吧,可是不,他这种不会看眼色行事的脾气依然未改。公元675年,他打算去交趾看望父亲,路过滕王阁。当时,洪州都督阎伯屿正在滕王阁举办一场宴会,宴会上要现场赋文。王勃经人介绍,到现场做了个陪席。人家阎都督早就安排好了,让他的女婿事先准备好了文章,到时候显能露脸。但当赋文之事假意让到王勃面前时,他还真老实不客气地见竿就上,提笔写了起来。弄得阎都督一脸不高兴,拂袖退席。
    当然,回过头来看,王勃如果不是这样一个人,王勃也就不是王勃了。正是在这次宴会上,他拨人脸面写出来的文章就是《腾王阁序》。当时,阎伯屿虽然离开了现场,但他中间不停地让人去看王勃写些什么。听说王勃开首写道“南昌故都,洪都新府”,始觉老生常谈。又闻“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沉吟不语。等听到“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都督欣然叹服道:“此真天才,当垂不朽!”对于这个过程,《唐才子传》是这样描述的:“勃欣然对客操觚,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
    为此,阎都督与王勃建立了忘年之交。王勃的不谙时世让他的一生吃尽了苦头。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也正是因为这种不遮不掩的个性,才给我们留下了一位流芳千古的独步诗人!
    离开滕王阁之后,王勃一路往南行进,他的目的地是交趾。可惜,在公元676年的春天,当他乘船渡海时,遇到了风浪,结果落水而死,年仅26岁。都说天妒红颜,原来还有天妒英才!
    据说,王勃的尸首后来被冲到岸边,异乡的人在知道他的身世后,十分敬重地安葬了他。直到今天,在越南北部的义安省宜禄县,还坐落着王勃的墓地和祠庙。王勃的名字,刻在了异国他乡,从刻上的那一天起,仿佛就在验证、并且将一直验证他的那句名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一千多年过去了,相信经常来陪伴这只孤鹜的,一定会有那款款的落霞。
  
3、王之涣: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
    王之涣,字季陵,生于公元688年,卒于公元742年,祖籍晋阳(今山西太原)。他的五世祖王隆之为后魏绛州刺史,因此而移家绛州(今山新绛县县)。曾祖王信,是隋朝的卿大夫、著作郎,进入唐朝后,还做过安邑县令。祖父王表,任唐朝散大夫、文安县令。父亲王昱,当过鸿胪主簿、浚仪县令。从曾祖到父亲,王之涣的祖上虽然都做过官,但均为小官。王之涣的出身,只不过是普通仕宦之家,
    到了王之涣手里,由于他个性疏旷,不谙仕途,就连祖上一般能做得上的县令都没有做过,大概最高只做过县令手下的秘书之类,直到老年才做了几年县尉,但不久就去世了。对于这样一个级别很低的人,《旧唐书》是不会为他作传的,导致今人很难能为他的一生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人生轨迹来。
    好在《唐才子传》对这位生活在盛唐时代的才子有所交待,虽然只有那么几句,但已弥足珍贵。这几句话是这样的:“(王之涣)少有侠气,所从游皆五陵少年,击剑悲歌,从禽纵酒。中折节工文,十年名誉日振,耻困场屋,遂交谒名公。”这说明他早年崇尚游侠习气,成天在身上挂着把宝剑,到处闲逛,还喜欢提笼架鸟,喝酒斗性。
    大概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年,他突然厌倦了这种生活,这时候,才拿起荒疏了很久的笔,认真做起诗来。很可惜,他流传下来的诗,仅仅只有六首,而真正为后人称道的,只是其中的两首,即《凉州词》和《登鹳雀楼》。以如此的低产,正常情况,这个人也许早就被如海唐诗的浪涛淹没了,谁还记得一个王之涣?但偏偏王之涣这个名字,即使把他放到唐代的顶尖诗人之列中去,也显得毫不逊色,他完全配得上一流诗人的称号,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故事就足以反映王之涣的诗在当时民间的影响力。这是一个流传千古的美谈,王之涣常与王昌龄、高适等名诗人交游,所作之诗“传乎乐章,布在人口”。开元年间的一天,天寒微雪,王之涣与王昌龄、高适三人共来旗亭小饮。正好有十多个梨园伶官和四位著名歌妓也来此会宴,他们三人便在旁边一面烤火一面观看。
    王昌龄提议说,我们都有诗名在外,但究竟谁胜过谁,也不太好说,今天我们且看她们所唱的诗,唱谁的诗多,谁便为胜者。三人都表示同意。第一个歌妓唱的是“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在壁上为自己画了一道。第二个唱的是“开箧泪沾臆”,高适也为自己画了一道。随后是唱“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王昌龄又添得一道。
    王之涣说:这几位为普通歌妓,唱的都是下里巴人,应该看那位长得最美的歌妓唱的是谁的诗,若唱的不是我的诗,则终身不敢与你们二位争高下了。待那名妓开唱,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果然为王之涣的诗,三人不觉开心笑起来。伶人们见他们大笑,便问何故。知是王之涣等,非常高兴,即拜请他们人席。旗亭画壁,遂成典故。元人还编成杂剧上演。由此可见当时王之涣诗名之盛。
    上面歌妓唱的《凉州词》是一首律诗,而《登鹳雀楼》则是一首五绝,被认为是盛唐诗风的代表,是妇孺成诵的名作。1992年,香港地区将它选为十大最受欢迎的唐诗之一,日本汉语课本精选五首唐诗,将其列在首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把高山、大海、落日、黄河、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一幅宏伟壮丽的画卷。虽然只有二十字,却绘下了北国河山的磅礴气势和壮丽景象,其中透逸出来的哲理,尤其涤荡人的心灵。
    王之涣死后葬在洛阳,在他的墓志铭中有十个字:“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这应该是对他一生最恰当的概括。
          
4、王昌龄:七绝圣手
    如果说王之涣在五绝诗里,写出了扛鼎之作的话,那么作为边塞诗人的王昌龄则是一个七绝圣手。王昌龄,宇少伯,生于公元 698年,卒于公元756年,比王之涣小10岁。关于他的籍贯有多钟说法,《旧唐书》本传说他是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人,还有说他是江宁人,但《唐才子传》则认为他是太原人。现在一般也认为他为太原人。
    相对于王勃做不了官、王之涣的有官不做,王昌龄做官的时间就要长一些了,他是通过科举考试、考上进士后进入仕途的,但最大也就做到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副县长级别。大概王昌龄生性也不是会当官的人,他做官时,被贬了好多次,最远被贬到岭南。
    那一次贬官,是因为写了一篇《梨花赋》的诗讽刺了权贵。《唐才子传》上说“奈何晚途不矜小节,谤议腾沸,两窜遐荒”,看来王昌龄也是个不拘于世俗,特立特行的人,所以当时也是多招毁谤。王昌龄那首《芙蓉楼送辛渐》中有句“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也是他在被贬后,向亲友表达自己高洁清亮节操的诗句。
    无论遭际怎样坎坷,诗人的真性情是不会变的。王昌龄和孟浩然是好友,在被贬岭南一年后回调,路过襄阳时,他特意去看望孟浩然。当时孟浩然正在生背疮,已经有些见好。两人相见,高兴之下就饮酒论文,不想孟浩然这病不能饮酒,竟因此疮发而死。不过想来孟浩然死得也算痛快,有王昌龄以诗心为他送行,他还不满足么?
    王昌龄跟李白也是好友,有一次,他被贬为龙标尉(今贵州锦屏隆里古城),这个龙标是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李白为此写了一首诗相赠:“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这足见王昌龄与太白诗仙之间的深厚情谊。
    流离的生活和广泛的交游,对王昌龄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是他得以成为边塞诗人的一个重要原因。王昌龄擅长七言绝句,这位七绝圣手在《出塞》中写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追思远古英雄,意境开阔,感情深沉,有纵横古今的气魄,确实为古代诗歌中的珍品,被誉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而在他的《从军行》中,一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体现出盛唐时那种雄浑有力的脉动,千载之间不知鼓舞了多少将士豪杰。
    王昌龄不但善于描写金戈铁马的塞外风光,这个硬汉写起女子们的心态和生活情趣来,也是细腻鲜活。《采莲曲》写道:“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读罢此诗,仿佛看到一个人面如花的清纯少女,在莲池的那边闪现,而满池摇曳的莲花,又让你不能看清少女的面容,只能听到从清清的荷塘那边传过来缥缈的歌声。
    还在王昌龄的时代,就有人称王昌龄为“诗家夫子”,“夫子”,是指老先生、老师,这一定程度上等于说,他是当时诗坛上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当时诗歌的流行色彩或走向产生影响。
    但所谓“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冰心一片”的王昌龄当然也为很多俗人所忌。公元756年,时值安史之乱,王昌龄准备回家乡。不幸的是,走到亳州的时候,竟为刺史闾丘晓所杀害。这个闾丘晓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而嫉恨王昌龄,可怜一代诗杰就这样死于非命。但后来闾丘晓犯了死罪,有个叫张镐的人负责处决他,闾丘晓哀求,说他有八十老娘要养之类的话。张镐说:“那被冤杀的王昌龄的老娘谁来奉养呢?”闾丘晓惭愧沮丧,无话可说。所谓一报还一报,张镐算是给王昌龄申了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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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9 09:11:5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9 09:41 编辑

第五章 开闽王氏和三槐王氏:琅琊王氏支脉的发展路径
  
    开闽王氏和三槐王氏都是发轫于五代十国时期,开闽王氏在五代之始,三槐王氏在五代之末。
  开闽王氏是琅琊王氏的分支,其始祖是随唐末起义军由光州固始入闽、而后被封为“闽王”的王审知。王审知对王氏南迁具有非凡意义,他以此被称为“开闽第一”。
  在他之后, 他的子孙们纷纷称王称帝,建立闽国,成为历史上王姓人对“皇位”发起的最后一次挑战,其结果,是招致王氏内部自相残杀和外部势力大肆清洗的双重惨剧。闽国以存世二十年的历史,再次昭示“王而不王”的姓氏定律。
  就在开闽王氏被杀得消失殆尽的时候,王延政支却获得了一个默默发展的机会,使开闽王氏在逆境中顽强崛起,以致发展到今天,其子孙遍布闽台及东南亚地区,成为今天王姓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槐王氏的壮大就更富传奇,其始祖王祜在庭院里栽下三颗槐树,并预言其后代必将有位登三公者。果然,到他的儿子王旦时,王旦就成了北宋的一代贤相,并开创了浩荡的三槐家风,三槐王氏的人口得以超强繁衍。
  三槐王氏子孙绵延不绝,这支王氏虽然不乏各个领域的佼佼者,但并没有出现什么震古烁今的名人。可是,到了今天,它却成了王姓中最大的一个分支,其人口已达三千万,子孙遍布海内外。
  王姓之所以成为中华第一大姓,跟开闽王氏和三槐王氏的超强繁衍分不开,这两大王姓分支的发展路径,是“不王而王”的崭新境界。

  第一节 王审知:“开闽第一”流美誉

  
  王审知(公元862年-925年),字信通,又字详卿,光州固始(今河南省固始县分水亭乡王堂村)人,琅琊王氏后裔。在唐末的农民起义中,他与其兄王潮、王审邽(gui)随一支起义军南下入闽,后来成为八闽地区的实际统治者,被中原的后梁政权册封为“闽王”。“开闽王”的称谓即来源于此。
  在他的子孙建立五代十国中的“闽国”后,他又被尊为闽国的开国之君,赢得“开闽第一”的美誉。他的后代慢慢发展,形成一支遍及海内外的王姓分支——“开闽王氏”,王审知被当然地尊为开闽王氏的开基始祖。
  
  1、河南固始王堂村——开闽王氏的根
  河南省固始县位于河南的最东南部,全县都处在淮河以南,东境与安徽六安毗邻。按照古代“中原”的概念,固始其实已不属于中原,但在很多南方人的心中,固始就是他们的中原祖地。
  自唐初以来,固始隶属光州管辖,鉴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它成了中原人渡淮之后向东南前往庐州、安庆、徽州直至浙、闽的必经之地,也成了历代中原民众南迁的集散地。
  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中原民众大规模南迁入闽的事件。第一次是在西晋末年,根据《闽书》的记载,随着晋室的南渡,陆续有八个姓氏的中原士人迁到了今天的福建地区,这八个姓氏分别是林、黄、陈、郑、詹、丘、何、胡等。这次迁徙是比较分散的,其中林姓有“聚族于光州”的记载,应该跟固始有一定联系。
  第二次是在唐初唐高宗年间,固始人陈政入闽平叛,他的哥哥陈敏、陈敷率58姓军校增援,后来,这些人都落籍漳州,成为福建早期居民的组成部分。
  第三次是在唐末到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次的移民潮是以王审知为代表的固始人随起义军辗转入闽。这次入闽,有“十八姓从王”的说法。对后来福建姓氏、人口的构成乃至闽方言的形成影响巨大。
  现在,每年有数以万计闽台地区的人来到中原寻根问祖,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会把目光投向固始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凝聚成感人的“固始情结”。固始不是南迁姓氏的本根所在地,但它却是最容易追溯得到的近根所在地,固始以此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人口迁徙集散地之一。
  而在这一批人中的王姓人,他们拜谒祖地,大多会来到固始县一个叫王家寨的地方。王家寨位于固始县城东北方向十多里地,属分水亭乡辖地,包括王堂村、王集村、王楼村三个行政村。王审知的故居就在王堂村。
  据固始地方志记载:“王家寨地称鹭鸶地,四周有水围,寨前清水月牙塘。”这是一个河网密布、处处辟有池塘的水乡。王堂村的池塘尤其多,池塘里是一番“半养莲藕半养鱼”的景象。
  王审知的故居遗址就处在一片水网的环绕之中。据载,故居的建筑群自唐末以后,一直到清代,都保持着一定的规模,但现在,已成一片废墟。
  这处遗址,占地6000平方米,遗址内,可以看得到的,是自唐至清时期的青砖、石板和瓦砾,还有一口没有井沿的古井,叫王家老井,但水质已跟池塘里的水没有区别。
  当地人说,很多寻根而来的王家后裔,都是跪在这片废墟前,把对先祖的一腔虔诚和感恩,注入脚下的这片土地。
  王审知,字信通,又字详卿,生于公元862年。谱载,他的祖上来自琅琊王氏,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4年),太子晋的第39代孙王琳之子王晔到固始担任县令,在任期间,王晔深得民心,老百姓爱其仁德,不忍让其离去,于是,王晔便率其家定居于固始,形成固始王氏。
  自王晔至王审知,一共传承了五代:
  王晔→王友→王玉→王恁→王审知
  由此可以推知,王审知是太子晋的44世孙。
  自王晔之后,固始王氏大多衰微不振,无特别功名,到王审知的父亲王恁这一代,王恁仍是一介农夫。
  但这个家族的子弟却很会理财,是当地的累世富豪。等到传到王恁的儿子辈手中,借着唐末乱世,固始王氏更是来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恁生有三个儿子,长子王潮,次子王审邽,三子王审知。他们在唐末的起义风潮中,一起加入起义队伍,固始王氏的南国散叶即由此发轫。
  
  2、“开闽王”的由来
  准确地说,在闽地,王审知的大哥王潮是打天下者,而王审知则是坐天下者。
  王潮在《新唐书》中留有传记,他早年以才闻名乡里,曾任固始县佐史。在当地,他们兄弟三人很有影响,号称“王家三龙”。
  公元875年,黄巢起义爆发,光州有一个屠夫出身的人,叫王绪,他乘势起兵,攻占寿州、光州。在进入固始县城后,为吸纳有生力量,王绪召王潮入伙,并任命他为军正。王审邽、王审知随大哥一同入伍,“王家三龙”的影响力随之扩散到这支起义队伍中。
  在王绪的率领下,这支以光州人为主的队伍一路南下,转战于今天的江西、广东一带。
  对于“王家三龙”来说,公元885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这一年,队伍进入闽南,攻下漳州,不久,在南安发生了一次权力斗争,斗争的结果,王潮取代王绪,成为起义军的首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王绪是一个嫉贤妒能的人,史书形容,只要队伍里有哪一个士卒看起来比他显得稍微勇敢一点,或者比他长得稍微高大一点,他就要找借口杀掉,弄得人人自危。
  到达漳州之后,王绪下令,所有老弱病残都不得随军,违者斩。其实,这支一路收编起来的队伍本身就是一支拖老带小的移民队伍,当时,王潮兄弟是一边侍奉着自己的母亲一边行军的。王绪见状,要杀掉他们的母亲。王氏兄弟抗争说:“潮等事母如事将军,既杀其母,安用其子,请先母死!”后来,经过众多将士的求情,王绪才作罢。
  虽然事情过去,但王潮想到,如此下去,终不免会有危险。队伍到达南安后,他与几个核心将士一番计议,决定先下手为强,捉住王绪,王绪被迫自杀。在众人的推举下,再加上已有的威望和影响,王潮登上了领袖的地位。
  王潮主事后,他一改王绪时期“所至剽掠”的作风,使队伍变得军纪严明。
  但这毕竟是一支形同流寇的队伍,王潮那时也还提不出什么明确的“革命目标”。也许是离家太久了,他们准备打回光州老家,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来访,改变了这支队伍所有人的命运轨迹。
  来访者叫张延鲁,是泉州地区的大户,此人对王潮说,泉州的百姓正在遭受泉州刺史廖彦若的贪暴所带来的苦难,恳请王潮能发兵救泉州百姓于水火。
  王潮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次立足闽地的好机会。在张延鲁等地方势力的支持下,经过一年的围困,王潮的军队攻破泉州,杀死了廖彦若。
  那时,唐王朝对于王潮的军事行动已是鞭长莫及,不仅如此,两年后,唐王朝还顺水推舟,正式任命王潮为泉州刺史。从此,王家兄弟在闽地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应该就是从这时起,王潮决定要扎根福建了,这从他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动作看得出来。史书评价,他对内“悉心治郡,招怀离散,均赋缮兵,兴贤养士,保境安民,颇著嘉声”。而对外,他投靠福州观察使陈岩,主动接受陈岩的领导。
  我们可以看到,在以上过程中,王审知几乎没有任何作为,那时的他才二十多岁,他只是在旁边看着大哥在那里雷厉风行地做事。现在,该轮着王审知出场了,不过,这次出场,他还只是个配角。
  王潮与陈岩的蜜月持续了三年,三年后,陈岩死去。史书说,陈岩死前,决定把观察使的位置让给王潮。但在王潮准备赴任时,福州城里发生政变,陈岩的妻弟、兵马使范晖掌控了局势。
  福州对闽地各州拥有统辖权,拿下福州意味着什么,王潮不可能不知道。折返回来后,王潮决定对福州发兵,他任命堂弟王彦复为都督,任命王审知为督监。从这个任命看,王潮还暂时不想把他的亲弟弟放到更重要的位置。
  据说,王审知长得状貌雄伟,隆鼻方口,常乘一匹白马,军中号为“白马三郎”。此番出征,责任重大,但福州毕竟不同泉州,王彦复、王审知攻了半年,不能拿下,双方进入拉锯战。
  范晖派人向温州请兵,温州方面决定出兵驰援。王审知担心内外夹攻,赶忙给大哥写信,希望退兵。王潮复信,不能退!
  “白马三郎”慌了,情急之下,再度写信说:如果不退,那你自己亲自来督战吧。这一次,王潮的回信更加斩钉截铁:“兵尽添兵,将尽添将,兵将俱尽,吾当自来。”那意思是,除非你“白马三郎”战死了,我就来了。
  这好在是兄弟之间的对话,否则,前线指挥官的脑袋早就被砍掉了。王潮深知,福州兵败,墙倒众人推,泉州也会保不住,所以必须死战。
  大哥的决绝让王审知只能破釜沉舟,他与王彦复全力督战,终于赶在援兵到来之前拿下了福州,范晖在乱军中被杀。
  福州拿下后,王氏兄弟的声威达到了顶点,汀州、建州望风而降,王潮控制了闽地五州。唐朝赶紧任命王潮为福州观察使。不久,又升福州为威武军,王潮也随之升任第一任节度使,还加封检校尚书左仆射的荣衔。
  这个时候,王潮每升任一级,王审知都跟着被提拔为相应的副职,一个打造接班人的计划初露端倪。
  王潮在任的时间不长,仅仅主政三年之后,就于公元897年去世,死后被追赠为司空。
  一如事先安排的那样,王潮死时,他没有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儿子们,也没有交给二弟王审邽,而是交给了三弟王审知。
  在这一点上,王潮是大度的,他认识到,王家要想在福建长盛不衰,就必须让贤德而又久经考验的三弟来撑起门户。
  王审知就任前,也曾礼让一番二哥,王审邽自知赶不上老弟,坚决推迟,去泉州当了刺史。王审知继位威武军节度使后,又被唐王朝加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太保,封琅玡王。虽然不在朝廷,但这已经是升到宰相的高位了。
  公元907年,朱温建立梁朝,唐王朝灭亡,五代十国开始。两年后,改名为朱全忠的朱温升王审知为中书令,并册封为闽王。“开闽王”的称谓就是这样得来的,它成为封爵与姓氏的结合体,从此与王审知的名字连在一起。
          
  3、二十八年的治闽业绩
  从公元885年入闽,到公元925年去世,王审知在闽地恰好生活了四十年;而如果从公元897年上任算起,王审知在闽地主政长达二十八年。
  那时的福建,还是一个没有开发的地方,地狭民少,经济落后,实力不足。但是,二十八年里,经过王审知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城市建设等诸多方面强有力的治理,东南海隅出现了一派升平景象,与中原各地的战乱频仍、残破不堪形成了强烈对比,
  王审知在政治上奉行的策略是韬光养晦,保境息民。他宣称:“宁为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面对各地割据势力纷纷建国称帝,他不为所动,始终尊奉中原王朝为正朔。
  那时,闽地东面是吴越国,北面是吴国,西面是南汉,王审知知道,自己一旦在孱弱的闽地称帝,必然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他要与中央王朝搞好关系,当好“节度使”的角色,以牵制各支虎视眈眈的势力。他还主动与吴越、南汉联姻,注重睦邻友好。这些策略为闽地赢得了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
  其实,王审知说的和做的并不一样,在内部,他实行的一切制度与帝国无异。他自置官属,设立丞相,派遣各州刺史,还自订一套法令,不受中央控制。这套做法叫无帝国之名,而行帝国之实,也算是他的高明之处。
  搞好内政外交之后,他就开始来致力于经济建设了。他首先是狠抓农业,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鼓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又兴修水利,疏浚和扩展福州西湖、福清祭苗墩海堤、长乐海堤、连江东湖等;他尤其鼓励农民种茶,进而带动制茶等手工业的发展,每年输出茶叶五六万斤。今天,福建成为产茶大省,这跟福建先民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养成了种茶习惯不无关系。
  王审知在商业贸易上更是卯足了劲。除了充分利用好泉州港外,他还在福州外域开辟了一个新港——甘棠港,使福州也成为一个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据《新五代史》记载:“一夕,风雨雷电震击,开以为港。闽人以为审知德政所致。”是王审知的德政感动了上苍,上苍才通过雷电为其开辟了这个优良港口。这个典故反映了闽人对王审知发展海外贸易的推崇。
  在当时,甘棠港至少发挥了两大作用:一是,招徕海外商贾,扩大与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的海上贸易;二是,沟通了与中原五代王朝的海上联系,既便于给中原王朝进贡,也为闽地商品寻找到了一个广阔的北方市场。
  王审知是一个行伍出身的人,但是他并不迷信武力,相反,他深刻意识到文化教育的作用,他特别爱惜文人士子,专门设立一个招贤院的机构来接待这些人。他大力吸纳来自北方的名流学者,并委以各种官职。《全唐诗》就有记载“时中原人士杨承休、郑璘、韩偓、归传懿、杨赞图、郑戬等皆避乱入闽。”这些文化精英的汇聚,至少使得闽地的文学较之五代十国时期的其他地区更为兴盛。
  王审知还在福州建立高等学府,谓之“四门”,聘请知名人士担任“四门”博士,以教育闽地青年中的出类拔萃者。当时州有州学,县有县学,乡里村间设有私塾,“幼已佩于师训,长者置于国库”。可以说,王审知的措施为这块东南蛮荒之地开启了真正的文明,从此,闽地也开始变得人才辈出。
  王审知还两度扩大福州城池。使福州的城区面积比旧城扩大了七倍多。他笃信佛教,兴建或修复的佛寺达200多座。在这位闽王的开放政策下,在二十八年的励精图治下,闽地出现了“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的景象。
  毫无疑问,王审知并不是由中原入闽的第一人。据载,早在战国时代,越王勾践的七世孙无诸就已在闽建国。此后,在两晋之间、唐初也陆续有大批的移民到来。即使是王审知本人,他也是在起义队伍的带领下才入闽的,当初,他的声望远在其兄王潮之下。
  但有一点,那就是,就开发闽地的贡献和影响来说,此前所有的人都无法和王审知相比。所以,王审知被后人称为“开闽王”,这“开闽王”还有一层含义,叫“开闽第一”。
  
  4、今天的闽台地区

  公元925年,王审知去世。此时,中原五代已进入后唐时代。王审知去世后,被谥为忠懿。
  他的儿子即位后,不再遵循韬光养晦的政策,正式建号称帝,建立闽国,追谥王审知为昭武孝皇帝,庙号太祖。这样,一个一生未曾做过皇帝的人,在死后却被追奉为五代十国中闽国的开国君主。
  王审知墓位于今天福州市北郊莲花峰麓,是一座保存完整的石构坟墓,带有五代时期的江南风格。这座古墓气势雄伟,墓室构造分前后两间,前一间供奉闽王像,后一间是王审知夫妇的两口悬空吊挂的红棺。王审知墓是福建历史上保存在地表上的最古老的座墓。
  对王审知的纪念和祭祀,应该从他去世之后就开始了。取得天下的宋太祖赵匡胤十分敬仰王审知的德政,他在公元974年下诏修建忠懿王祠,并御笔亲题“八闽人祖”四字庙额。
  此后,闽人纪念王审知的建筑大批涌现,诸如闽王祠、王公宫、王公楼、忠惠庙、护国尊王庙等,民众视之如神,每逢祭日,人山人海,络绎不绝。
  在今天的闽台地区,王氏宗族每逢婚丧嫁娶、节日喜庆,仍然不忘在其宗祠或私宅府第悬挂“开闽第一”的红绫,以示标榜。
  王审知后嗣繁衍发达,形成著名的开闽王氏。今天,开闽王氏的子孙遍布闽台、江浙和东南亚地区,他们共同尊奉王审知为开闽王氏的开基始祖。
  不仅仅是王姓,其他与王审知一同入闽的姓氏也在福建生根开花,共同构成今天福建民众的主体,而且,究其根源,这些姓氏大多来自固始。
  据不完全统计,福建人来自固始的,占全省人口总数的70%左右;而台湾人中来自福建的,占台湾人口总数也有70%左右,由此推算,台湾应约有半数人的祖根在河南固始。
  据《台湾通志·氏族篇》中记载,台湾大约有60个姓氏来自光州固始。这样的事实说明,固始对于闽台地区的姓氏寻根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还有一个事实是,王氏三兄弟入闽带动的那次移民潮。带来了10世纪的中州话,中州话与当地原有的方言融合,逐渐形成了闽南方言,闽南方言流传至今,在闽台地区被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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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9 09:44:4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19 10:05 编辑

第二节 闽国子孙:在刀光剑影中最后一次重温帝王之梦
  
  王审知死后,他的子孙在闽地建立了割据一隅的闽国。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他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孙子陆续称王称帝,其名字分别是王延翰、王延钧、王延羲、王延政和王继鹏。这是继此前历史上王莽、王世充、王建之后,王姓人的又一次重温帝王之梦。
  王姓人“称王”,不是昙花一现,就是结局惨烈,开闽子孙第二、三代向世俗皇位的挑战。也没能逃脱这个宿命,他们以发生在兄弟、父子、叔侄之间相残的连环惨剧,再一次诠释了“王而不王”的姓氏定律。
  
  1、王姓人“称王”的历史回顾
  王姓人大多是商、周王室的后裔,整体上,他们是在先祖失去王位之后,才改以姓王的。看见“王位”,他们也许会产生一种失落感,有时也可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回归欲望。
  自从秦始皇建立皇权制度以后,一直浮现在历史界面上的王姓人,转而不可避免地也会对“皇位”产生某种幻想,进而加入到角逐皇位的行列当中。
  第一个站出来的是王莽,他于公元8年篡位称帝,将刘姓的汉王朝一刀斩为两段。
  但历史似乎对这个王姓人有些苛责,后世那么多的他姓篡位者被纷纷承认为正统,独独这个王莽被当作一个“伪皇帝”看待,他所建立的新朝,也被当作一个“伪朝”。王莽将汉朝斩为两段,他本人则被碎尸万段。
  王莽之后,王姓人中崛起了两个高峰般的郡望,这就是太原王氏和琅琊王氏。太原王氏曾经两百年位列天下五大望族,琅琊王氏更是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豪族。尽管在历史的自然演进中,它们先后走向沉落,但当其处于鼎盛时,其中的王氏子弟从来就不曾觊觎皇位。正是因为这一点,它们才成了所有名门望族中的“王者”。
  但远离皇位,这个意念不可能被每一个王姓人扑捉到。第二个出来“称王”的王姓人,是隋末唐初之际的王世充。
  李渊于公元618年在长安称帝建唐,王世充则于次年在洛阳称帝建郑。这个割据政权仅仅存在了三年,即被李世民的铁蹄踏碎。王世充投降后,在流放蜀地的路上被杀。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个王世充本是西域人,姓支,因幼年丧父、母亲改嫁到一王姓人家才以王为姓的。
  接下来到了唐末五代。就在朱温建立后梁的公元907年,一个叫王建的人在蜀地建国,史称前蜀。这是王姓人的第三次称帝。
  王建是今河南舞阳一带人,目不识丁,他的前蜀小政权仅存世十八年,在公元925年他儿子王衍手里被后唐所灭,
  令人吃惊的是,当年建国于洛阳的王世充在解往蜀地的途中被杀,而这一次,建国于蜀地的王建之子王衍则在解往洛阳的途中被杀。
  就在北方王衍被杀的时候,南方的王审知死去,他的儿孙们开始了王姓人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重温帝王之梦。
  王审知生了十二个儿子,我们不妨先把这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列举出来:
  长子王延翰;
  次子王延禀;
  三子王延钧;
  四子王延丰;
  五子王延美;
  六子王延保;
  七子王延武;
  八子王延望;
  九子王延羲;
  十子王延喜;
  十一子王延政;
  十二子王延资。
  这十二子,其中的第二子王延禀是养子;其中的长子王延翰、三子王延钧、九子王延羲、十一子王延政先后称王或称帝。
  王审知还有一个孙子王继鹏也曾称帝,王继鹏是王延钧的儿子。
  王审知四子一孙称王、称帝的顺序是:王延翰、王延钧、王继鹏、王延羲、王延政。
  这四子一孙的帝王生涯,被挤压在从公元926年到公元946年的短短二十年之内,二十年里,闽国的天空充满了刀光剑影,开闽子孙们演绎着一幕幕兄弟、父子、叔侄之间自相残杀的连环惨剧,其惨烈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王姓人的“称王”经历。
  他们是在用血光诠释“王而不王”这个似隐似现的姓氏定律。
  
  2、王延翰:他翻开司马迁的《史记》,建立闽国
  严格地说,王审知时期,东南一隅只有闽地,没有闽国。王延翰继任其父的节度使之职,进而称王之后,才有闽国一说。
  王延翰称王,发生在公元926年十月。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后唐庄宗李存勖被杀,中原处于多事之秋。
  王延翰感到这是个时机,一天,他郑重其事地搬出司马迁的《史记》,翻到《东越列传》那一页,指着上面的一段话,让手下的文武官吏传看。
  他说:“闽地自古就是一个王国,《史记》里写得很清楚,越王勾践的子孙无诸就是闽越王。既然如此,我今天不称王,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听到王延翰这么一说,手下人赶快劝进。就这样,闽国和闽国国王诞生了。
  史书形容,王延翰身材高大英俊,长得白皙如玉,是一个标准的美男子;作为长子,他早年得到王审知的悉心培养,一直被放在副手的位置上锻炼。
  可是,别看他外表光鲜,在称王时,还懂得煞有介事地引经据典,其实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王审知死后,还在居丧期间,王延翰就传令遍选天下秀女供其淫乐。等到这些秀女们来到身边,他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原来,他本有一个妻子崔氏,崔氏丑陋而淫荡,王延翰根本满足不了她。连崔氏都满足不了,他又如何能满足其他的女人呢?
  崔氏心狠手辣,她把那些秀女们关到其他的屋子里,用大械、木棍、铁锥来折磨她们,一年中,竟然弄死了84人,而不见王延翰吭一声气。
  王延翰在政治上就更是个侏儒,他不是依靠、而是排挤自己的兄弟们,招致二弟王延禀、三弟王延钧与其交恶。
  如前所述,王延禀是王审知的养子,当时任建州刺史;王延钧则任泉州刺史。建州、泉州分别居于闽江的上、下游,在王延翰称王后,王延禀、王延钧一合计,决定发动叛乱,他们南北夹击,向福州压来。十二月,王延禀先到一步,捉住王延翰,将其杀掉,可悲这个闽王当政才一年,当王才两个月,就死在自己的兄弟手里。
  等到王延钧到来,一盘好果子端到了他的面前。
  
  3、王延钧:一个花样翻新的淫乐皇帝
  这盘好果子就是闽国之主。
  王延禀自知之明,他是养子,只能拥立王延钧登位。王延钧登位后,改名王鏻。
  王延禀在撤回建州之前,对王鏻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善继先志,毋烦老兄复来!”他以教训的口吻,要王鏻老实一点,不要麻烦他老兄到时再来走一趟。
  过了六年,公元932年,王延禀率领儿子王继雄袭击福州。王鏻派手下以诈降的方式,杀死王继雄,擒拿王延禀。
  王鏻走到王延禀的面前,说:“予不能继先志,果烦老兄复来!”意思是:我不能继承先父遗志,果然让老兄再来了一趟!
  羞愧不已的王延禀无言以答,被立即推出去斩首。
  杀掉王延禀时,王鏻还是个闽国国王,第二年,他正式称帝。
  王鏻是一个迷信鬼神的人,称帝前,他依据一个叫陈守元的道士的话,建了一个宝皇宫,居住其中。
  陈守元说:“宝皇要你暂避一段时期王位,然后就可以做六十年天子。”
  王鏻依从其说,从王位上退了下来,让长子王继鹏主持几天政务。很快,他又复位,问陈守元:“六十年后我将到哪里去?”
  陈守元回答:“六十年后,你会成为大罗仙人。”
  一番装神弄鬼之后,王鏻登上皇位,将福州改为长乐府,成为开闽王氏中的第一个皇帝。就是从这时起,他追谥王审知为昭武孝皇帝,庙号太祖。
  在中国的帝王史上,王鏻淫乐的花样翻新,恐怕是数一数二的。他早年看上了父亲的小妾陈金凤,等到父亲一死,就把陈金凤夺过来;当了皇帝后,又毫不避讳地将陈金凤立为皇后。
  这个陈金凤,是当年福州观察使陈岩的私生女。说是私生女,其实不是陈岩生的,而是陈岩的妻子与陈岩的一个男宠生的。
  王鏻与陈金凤淫乐,要在寝宫里点上数百支蜡烛,一张宽达数丈的床置于其中,一床偌大的九龙帐从空中落下,床的四周还围上水晶屏风。王鏻与陈金凤在床上表演,宫女们就隔着屏风观看。然后,他又叫成群的宫女一起为他裸体伴寝,他则在玉体横陈中狂吮浪采。
  王鏻的纵欲过度终于把他的身体搞垮,得了风疾,从此半身不遂。
  俗话说,有其母,必有其女。此前,王鏻养了一个叫归守明的男宠,王鏻既已趴下,陈金凤就像当年她的母亲一样,与这个男宠勾搭上了。当然,这是王鏻所不知道的。
  王鏻不知道,他的一个姬妾李春燕却知道。李春燕比陈金凤长得更有姿色,但并不为王鏻所宠。
  同样的道理,有其父,也必有其子。一直冷眼旁观的王继鹏乘机占有了李春燕。
  李春燕盘算,闽国的天下迟早是王继鹏的,为什么不名正言顺地变成王继鹏的人呢?她想到了陈金凤,就以陈金凤与归守明勾搭为要挟,要陈金凤说服王鏻将她赐给王继鹏。陈金凤果然上套,王鏻怏怏不乐地将自己的姬妾送给儿子。
  王继鹏的行为激起了其弟王继韬的愤怒,王继韬扬言要杀掉王继鹏。惊惧中的王继鹏找到皇城使李仿,要李仿出主意。
  李仿是个见风使舵的家伙,他预感到李春燕将来大有可图,便以同宗的名义与李春燕结成兄妹。这样,王继鹏。李春燕、李仿形成一个铁三角。
  此番王继鹏来找,李仿认为,抢班夺权的时机来了。公元935年,他与王继鹏率领皇城卫士杀入皇宫,处决了王继韬、陈金凤、归守明。
  王鏻在惊慌失措中爬到九龙帐里躲起来,被一个卫士挥剑刺中。由于入剑不深,王鏻痛苦不堪,经过宫人的帮助,才得以气绝。这个妄图当六十年天子的疯瘫病人,只当了不到三年皇帝,就死在儿子的政变中。
  
  4、王继鹏:大刀砍向本家宗室
  王继鹏当皇帝后,追谥王鏻为惠皇帝,庙号太宗。开闽子弟一旦身份发生改变,总是习惯于改掉自己的名字,王继鹏改名为王昶。
  王昶对待铁三角中两个人物的态度判然有别,他立李春燕为皇后,却杀掉了随时有可能成为定时炸弹的李仿。
  那时,中原王朝再度易主,后晋取代后唐。王昶对后晋的态度十分恶劣,他断绝了对后晋的所有朝贡,以敌国视之。
  王昶对鬼神、巫术的敬重远超其父,他拜曾预言王鏻可以当六十年皇帝的陈守元为天师,还宠信一个叫林兴的妖人。
  陈守元叫王昶建了一座三层楼高的三清台,台上供奉宝皇、元始天尊、太上老君三尊塑像。三尊塑像花了好几千斤黄金铸成。
  三清台里,每天得焚烧好几斤龙脑、薰陆等香料,道士们在台下起歌作乐,昼夜不息,说是这样可以求得太还仙丹。
  一天,宝皇宫中见到了彩虹,林兴说:这是宗室将要叛乱的征兆。
  在王昶看来,宗室要叛乱,那就先杀掉宗室。在毫无由头的情况下,他下令将七叔王延武和八叔王延望及其家人全部杀掉。
  杀掉了两个叔叔,王昶还是觉得不安全,就招募了一大批武士作为禁卫军以保护自己。对于这支禁卫军,他给出的待遇远远超过其他军队。
  决定王昶命运的,是他手下两个正在酝酿起事的将士,这两个将士,一个叫连重遇,一个叫朱文进。连、朱二人在军队里大肆宣讲待遇不公的问题,以激起兵士对王昶的不满。
  公元939年,祸端终于因一起妖言爆发。一个术士说,宝皇宫中有灾难降临,王昶慌忙从宝皇宫搬到南宫。果然,一搬出,宝皇宫就起火了。
  王昶怀疑是连重遇指使干的。连重遇听到,索性真的放起了火,不过,他放火烧的是南宫。王昶带领妻妾、子弟仓惶出逃,露宿于荒郊野外。
  连重遇赶跑了王昶,他迎立王审知的第九子王延羲入主皇宫。
  能当皇帝,王延羲当然求之不得,他派儿子王继业率兵追击王昶。王昶势单力孤,自知死期已到,他干脆放下武器,引颈就戮。王继业手起刀落,将这个堂兄的脑袋砍下。王昶的妻妾、儿子,全部被斩杀无遗。
  
  5、王延羲:醉杀臣子,又在醉酒中被臣子所杀
  王延羲给他的侄儿皇帝的谥号是康宗。登上皇帝位后,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羲。
  总结起来,王羲有三大特点:贪财、嗜杀、嗜酒。
  他下令铸造大铅钱,以一当十,用这种办法来搜刮民脂民膏。
  他要嫁女,所有的朝臣都得送礼,有不送者,处以鞭笞。
  采集民间美女,这本是皇帝才能干的事,一个属下也偷偷地干起来。王羲知道后,正要采取措施,这个属下送给他一千万钱。王羲问“皇后的土贡何在?”属下机敏,又送上一千万,作为孝敬皇后所用。有了钱,王羲不再追究这个属下的责任。
  王羲的嗜杀,也堪称“有才”。有谏官上疏,指出王羲五十多处过错。王羲大怒,下令鞭打这个谏官,“鞭之过百而不死”;又叫人把他吊到树上,很长时间才气绝。
  一个管财务的官员为方便老百姓,腾出部分资金借贷给民间。这个官员死去之后,王羲才发现他的行为,怒不可遏的王羲将他从棺材里拉出来,剁成数段,丢到水里。
  王羲当皇帝,其他一些兄弟不服,当时担任建州刺史的王延政就多次起兵要攻打他。王羲也多次要消灭王延政。由此,王羲对本家宗室特别厌恶,他一时奈何不了王延政,就找借口大肆杀戮其他宗室成员。
  王羲嗜酒如命,喝酒时,还要臣子们陪着喝。他叫人将银叶打造成酒杯,分发给臣子。
  这银叶酒杯,因为太软,倒满酒后,就不能放下,只能一口喝干。很多臣子因为不胜酒力而被王羲所杀。
  有一次,群臣又来陪侍王羲喝酒,所有的人都喝倒了,只有翰林学士周维岳还在陪喝。
  王羲问道:“维岳身体很小,怎么这么能喝啊?”
  左右侍者回答:“他喝酒有别的肠子,身子不一定要很大。”
  王羲听了,让人将周维岳揪到殿下,要剖腹看看他那根别的肠子是什么样子。
  旁边有人劝道:“杀了维岳,以后就没人再陪陛下喝酒了。”王羲这才放了他。
  公元943年,耻于与王羲合作的王延政在建州另行建国,国号殷。这样,在闽地就同时出现了两个政权。
  当初扶王羲上台的是连重遇,五年后,送王羲西归的也是连重遇。连重遇之所以要杀王羲,主要是担心暴虐无常的王羲哪一天会把自己杀掉。
  公元944年的一天,王羲出游,喝得醉醺醺地回来。在连重遇的安排下,早就埋伏在半路上的杀手们将王羲从马上拉下来,几刀下去,一命呜呼。
  死后,王羲被谥号景宗。
  
  6、王延政:骑马来,骑马去
  连重遇连续“革”了两个王氏皇帝的命,接下来,他又要扶一个人成为闽国之主了。不过,这一次,他扶的不是王氏,也不是他自己,而是一直与他“并肩作战”的朱文进。
  在扶朱文进上台的时候,连重遇向群臣发表了一通演说。
  他说:“当年太祖武皇帝王审知亲冒矢石,才开创了闽国的新局,等到他的子孙上台,个个淫虐无道。现在,是天厌王氏,老百姓呼唤有贤德的人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让闽国的土地得到安宁!”
  连重遇的演说是为他接下来的大屠杀造势的,他掌控了军权,下令剿灭所有的王氏。
  一时间,福州城内,只要是看见姓王的,无论男女老幼,统统格杀勿论。王审知的后人被杀得枝叶凋零,犹如惊弓之鸟。
  连重遇派出异姓人分别到泉州、漳州、汀州去担任刺史。不料,这些地方的老百姓对王氏还是有一份感情,不仅不接受这些派下来的刺史,还将这些刺史捉起来杀掉,纷纷拥立王氏子弟为一州之首。
  他们共同倒向建州的王延政,王延政轻而易举地就控制了除福州之外的四个州。
  连重遇见势不妙,赶紧掉过头来巴结王延政,他杀掉朱文进,将朱文进的头颅传到建州示好。只是,这一次,他还没有等到建州那边传来消息,自己的人头已被部下取走。
  王延政似乎感觉到一种众望所归的迹象。公元945年正月,他撤掉殷国国号,恢复闽国国号,试图回到福州再振王氏雄风。
  然而,此时的闽国已是满目疮痍,如同一栋纸糊的房子了。在闽国的北方,取代吴国而起的南唐正呈现一股上升势头,它是压在闽国头上的一把利剑。
  看到闽国如此残破不堪,南唐中主李璟派兵来攻,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取了王延政的老巢建州,其他州郡望风而降。
  王延政维持的闽国仅仅才八个月,他是在公元945年的八月带着自己的子孙出城投降的。他的投降,意味着闽国的彻底灭亡。
  李璟将王延政及其全家迁到金陵(今南京),封其为鄱阳王。开闽王氏算是留下了一个支脉。
  从公元886年王潮兄弟入闽,到公元945年王延政灭国,刚好一个甲子。王氏入闽的那年是马年,而灭国之后迎来的又是马年,因此,在闽台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关于王氏的谶语,叫 “骑马来,骑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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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20 10:17:0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20 10:29 编辑

第三节 王延政支的默默壮大:在枝叶凋零中顽强生息
  
  从现有史料来看,后世庞大的开闽王氏子孙,大多都可追溯到王延政这一支脉上。作为闽国末帝,王延政被迁到金陵之后,他的子孙也有人陆续内迁。今天,开闽王氏子孙已经传到三十多代,总人口大约在500万人以上,主要分布于福建、台湾、浙江、江苏等地;在海外,则遍及东南亚各国。自进入宋代以后,开闽王氏一直默默无闻,直到某一天回头,才发现它已成一个庞大的王氏族裔。
  
  1、“王、游、沈、叶是一家”的由来
  开闽王氏建国称帝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同宗之间自相残杀的过程,根据统计,王审知的十二个儿子,其中有八个儿子死于自家人之手;至于孙子辈,那就更加不计其数。
  而连重遇在福州展开的大屠杀,更是对开闽王氏的巨大摧残,王姓人的霸气,就在这次大屠杀中被彻底摧毁。设若不是闽地老百姓出于对王审知的感念和追怀,恐怕他的所有子孙都难以逃脱这次劫难了,偶有侥幸活下来的,在后世也会难以为继。
  南唐乘机南侵的锐利打击,是在开闽王氏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国破家亡之后的王氏家族成员枝叶凋零,所剩无几。剩下的王氏子弟,犹如惊弓之鸟,纷纷改名换姓,以避劫难。其中,有的王氏子孙改姓游氏,有的改姓沈氏,有的改姓叶氏。游,意为漂泊流浪;沈,与王审知的“审”谐音;叶,也是飘零之意。
  此外,还有由沈氏改姓尤氏的。据清人钱大昕著《十驾斋养新录》引《梁溪漫录》记载:“沈、尤同族。王审知据闽,闽人避其讳,以‘沈’去‘水’为‘尤’。两姓实一姓也。”
  今天,在闽台一带,有很多游氏、沈氏、叶氏和尤氏的后代,但追溯祖宗,他们都知道,自己其实是王审知的后人。因此,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一直流行着“王、游、沈、叶是一家”的说法,他们彼此之间还有不通婚姻的习俗。在台湾省嘉义县,有“王尤游沈四姓宗亲会”,四姓联宗视为一姓。
  
  2、王延政后裔的发展态势
  当年,王审知的第十一子殷帝王延政亡国投降南唐后,被李璟强迫徙族于金陵(今南京市),降封为鄱阳王,他的这一支家族因此幸免于难。今天看起来,只有王延政一支的后裔传承脉络比较清晰。
  王延政生有三子:长子王继勋,殷国时任泉州刺史;次子王继元,其后派居福州市仓山区下渡藤山;三子王继重,或作王继成,亡国前任殷国漳州刺史。
  在王延政的三个儿子中,以长子王继勋一支最为兴旺,其后裔分居宁海车溪、浙江嘉湖、黄岩等地。
  谱载王继勋也生有三子:王能、王勤、王俭。其中,长子王能,生二子:老大王守信,后裔分居宁海车溪;老二王守一,其后派居浙江嘉湖,世多显达。
  王继勋次子王勤生一子王远庵,其后派居浙江黄岩、宁海,世多显贵。
  王继勋幼子王俭后裔,则继续留居金陵。三子王继重生有四子:王紹、王綱、王紀、王繹。其后裔支派分居福建各地,后又向外扩展。
  王延政的后裔到公元1826年的清朝道光年间合族撰修《忠懿王氏族谱》时,已传到第二十五代。到今天,开闽王氏子孙已经传到三十多代,总人口大约在500万人以上。
  王审知的后裔,不仅遍布闽、台、江、浙、粤省等东南沿海地区,而且自明清以后,更纷纷向海外扩展,因而今天在港台以及泰国、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华人王姓家族中,都有开闽王氏的后裔。
  
  3、今天开闽王氏人的活动
  在王姓的几大支系中,开闽王氏后裔在内部之间展开的宗亲联谊、拜谒祖陵等活动,是相对比较频繁的,这跟他们大多居住在闽台两岸以及东南亚一带、长期以来形成了互通往来的习惯有关,当然,更跟他们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强烈的敬宗睦祖的愿望有关。
  2008年1月8日,应金门王氏宗亲会邀请,福州王审知研究会组成“闽王王审知金身赴金门巡安暨宗亲文化交流访问团”,护驾闽王金身由厦门直抵金门,展开三天的巡安活动。
  这是闽王金身首度跨海巡安,为一千多年来的创举。金门县长和金门王氏族人形成一支浩荡的队伍,到船舶停靠的码头接驾。号称台湾政坛“不倒翁”、同为开闽王氏子孙的王金平适逢盛会,他亲自为祖先抬轿,并慎终追远,祭祖献花。
  2007年9月22日,台湾桃园王姓宗亲会一行42人在王金荣理事长率领下,回福州祖地的闽王陵、闽王祠、闽王庙谒祖恳亲,与祖地和温州的宗亲共祭闽王。在闽王庙祭拜大礼后,他们举行了“海峡两岸 共祭闽王”座谈会,并互赠礼物。祖地宗亲送上了“饮水思源”、“源远流长”等字幅,台湾桃园宗亲也回赠礼物以表情意。
  2007年2月初,海峡两岸合办的首个文化研究机构——福州市晋安闽台王审知研究会成立,大陆方面的王大盛任会长,台湾著名企业家王建堃出任第一常务副会长,台湾桃园县王氏宗亲会北区分会会长王金荣出任永远名誉会长,台湾成功大学教授王大琛出任名誉会长。研究会的宗旨是,弘扬祖德,亲睦宗谊,加强闽台两地民间文化交流。研究会将团结闽台两地和海内外几百万子孙,共同宣传王审知“德政惠民”的历史功绩,祈求两岸民众太平安康。
  类似于这样的活动,不仅在海峡两岸,在东南亚与福建、甚至在全球王姓人与福建之间,几乎每年都会定期、不定期地举行。
  在海外,类似的活动要开展得更早。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侨居新加坡的开闽王氏后裔,就倡议编辑了《王氏开宗百世录》一书,作为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王姓族人的联谊通书。
  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为“王氏开宗衍派流芳”,记述自黄帝肇始,太原开宗,到开闽衍派的先贤列传,藉以垂范后世;中编“先贤献置山、建祠、设会”,由王氏先贤献置姓山,建立闽王祠,组成总会,为宗族谋福利,共敦宗谊;下编“近思先贤,联络族谊”,刊载新加坡、马来西亚先贤追思,宗亲会执监委及各界宗贤传略,使之相互认识,促进宗谊。
  此书出版后,在东南亚一带引起极大反响,分属不同地望的王姓侨胞纷纷与新加坡开闽王氏总会联系,共叙同姓联宗情谊。还有人抄送了余姚王氏辑存的《宗代老谱》,以及王祜之三槐王氏,信陵君之京兆王氏、王莽之元城王氏等珍贵谱传。
  尤其是菲律宾太原王氏研究会,他们建议与海内外王姓人联系,重编一本天下王姓通书,希望通过文字上的交流,进而发展为各宗支之间的联谊,为成立世界王氏宗亲总会铺平道路。
  新加坡开闽王氏总会接到菲律宾太原王氏宗亲总会建议后即与台湾、香港、金门、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王氏宗亲会接触,研讨菲律宾建议,获得一致响应。之后,由侨居新加坡的开闽王氏三十一世孙、著名教育家王秀南主纂,新编了一本名叫《王氏立姓开族百世谱暨海内外王氏宗亲会联谊录》的书,成为海外王姓人在加强联谊的基础上结出的一枚硕果。
  这是一本王姓通书,它的出版发行,是海外各地王姓人加强联谊的结果。在海外华人世界,宗亲会是普遍存在的同姓宗亲间自发组织的联谊团体,其宗旨在于加强宗亲间的合作团结,共谋福利。世界王氏宗亲会是现代工业社会中最有人情味的华人组织之一。
  宗亲组织存在的必要,正如一位宗亲会负责人所说,从前在故乡时,同姓的人多聚族而居,遇事有亲族共同参与。一旦离乡背井,远走他乡,在背负生活重担的艰辛历程中,自然怀念作为慰藉和鼓舞的亲情。虽然身在异域,离乡背井,旧时共聚一族的亲情温馨,也随岁月的流失逐渐远离,但来自中国各地不同宗支、派系的同宗,基于血浓于水,又是同在异乡为异客的共同感受,发生了同宗族谊的亲切感。于是,宗亲会团体纷纷创立,藉以互相照顾、互相支持、合作团结、共谋宗亲间的福利。
  世界王氏宗亲会的影响早已不再局限于海外王姓人本身,它已成为全球性的华人宗亲组织。如新加坡王氏宗亲总会,下辖若干个王姓宗亲分会,遍布新加坡全境,又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香港、金门等地的王氏宗亲总会或分会保持着联系,已经具有鲜明的世界性。
  再如菲律宾王氏宗亲会,举行会庆时,得到了国家总统的亲笔赠诗祝贺,其在菲律宾全境的影响可以想见。
  又如台湾嘉义县王姓宗亲会,除为本地同姓宗亲谋福利外,还与相传同源的游、沈、叶等姓结成联会,加强交流,同样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自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海外宗亲组织与内地的联系日益紧密,像福建的泉州、漳州、晋江、南靖等十多个县市,往往成为海外王姓人寻根问祖的桥头堡。沿此线路,他们会一路走到福州、固始、太原,一层层走进历史的深处,走近先祖的根脉。
  同宗之谊,血浓于水,炎黄子孙以亲情和血缘作为联系的纽带,这是最具中华民族特色的交流方式了。包括开闽王氏在内的世界王姓人的宗亲联谊活动,必将为全球华人的大和谐争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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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20 10:30:2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20 10:47 编辑

 第四节 王祜:他在庭院里种下三颗槐树
  
  王祜(公元924年~987年),又作王祐,字景叔,活跃于五代末期至北宋初期,大名府莘县(今山东省莘县)人,进士出身,历任监察御史、户部员外郎、兵部侍郎等职。
  他曾在开封自家的庭院里种下三棵槐树,预示其后代子孙必有位登三公者,由此创立“三槐堂”,三槐王氏即由此堂号而来。后人认为,王祜的儿子王旦后来果然位登三公,三槐王氏的子孙更是兴盛不衰,这不仅是基于王祜的自信,也跟他在生前积下的“阴德”有关。从这个角度说,王祜是三槐王氏真正意义上的开基始祖,
  
  1、三槐王氏的根在哪里?
  三槐王氏的后人一般尊王祜的祖父王言为三槐王氏的开基始祖。王言是唐末到五代初时期的人,根据《王氏宗谱·三槐王氏》的介绍,可以推算他出生在公元869年,曾经担任过滑州黎阳县(今河南浚县)县令,后来落籍魏州莘县,从而开创三槐王氏前身定居莘县之始。
  王言生子王彻,王彻生子王祜,这祖孙三代的传承关系是确凿可信的。魏州在五代后期升格为大名府,因此,在提到王祜的籍贯时,就不再说他是魏州莘县人,而说他是大名府莘县人。
  各类三槐王氏的家谱对于王言之上的世系推演,存在多种版本,不同版本集中到一个问题上,那就是三槐王氏来源于哪里,即它究竟是由琅琊王氏发展而来的呢,还是由太原王氏发展而来?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认为三槐王氏出自琅琊王氏的代表,是清朝时期修成的《三槐王氏宗谱》。这本宗谱所收录的《修谱辨异》及《世系源流》都提到“三槐王氏,系出琅琊”,它所推演的王言之上世系传承的几个关键人物是这样的:
  王导→王褒→王抟→王言
  该谱认为,王言是王导的后裔、王抟的儿子,中间经过王褒这个重要传承点。
  在讲述琅琊王氏时我们已经知道,王褒是王导的九世孙,在南朝梁末,他被掳掠到北方,在北方度过了他的余生。王褒的后代子孙居住在咸阳,形成咸阳王氏。
  到了唐代,这一支王氏出了三个宰相,其中,王抟是唐末唐昭宗时期的宰相,他被认为是琅琊王氏后人中显于唐代的最后一个宰相。王抟由于受人诬陷,被罢相远谪崖州(今海南三亚),在走到蓝田驿(今陕西蓝田县东南)时,被追诏赐死。
  王抟之子王言当时正好在黎阳县任职,为远祸避难,他于是搬迁到莘县居住。由此可以推知,三槐王氏是由琅琊王氏经由咸阳王氏发展而来。
  但这种推演最为可疑的地方是,王抟与王言之间究竟是否为父子关系?《新唐书》中列有王抟的传记,其中没有提到王抟的子嗣;《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则提到了王抟的子嗣,说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叫王倜,次子叫王倓,三子叫王伦,这里并不见王言的名字。
  认为三槐王氏是琅琊王氏分支的,还有另一种说法,即认为三槐王氏是王羲之的后裔。这种说法见于四川巴县南龙乡的《王氏族谱》,其中提到“至羲之公,徒居会稽山阴县,十数传至祐公……”,这里的“祐公”即王祜。但这种语焉不详的勾连,更加让人难以信服。
  今天,有相当多的三槐王氏后裔认为他们来源于太原王氏,最典型的莫过于《三沙王氏金谱》的记载。三沙王氏是三槐王氏的重要分支,它是最早随宋室南迁的一支王氏,后来在昆山沙头、苏州荻扁乡、无锡白龙山形成三个居住地,被分别称为东沙支、中沙支、西沙支,合称为三沙王氏。
  在三沙王氏的这部族谱中,记载了从太原祁县王氏王通到三槐王氏王祜之间的详细传承路径:
  王通→王福郊→王元暕→王景肃→王政→王仲舒→王哲→王言→王彻→王祜
  可以看出,王祜是王通的十世孙。
  琅琊王氏中也有一个人叫王通,那个王通曾为陈霸先建立陈朝充当过传玺人的角色,在《琅琊王氏》一章中曾有提到。但此王通非彼王通,此王通是隋朝时期的一个大儒,生于公元580年,卒于公元617年,是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万荣县通化乡)人,属于太原祁县王氏。
  这个王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思想家,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他的言论后来被他的弟子整理成一本书,叫《文中子说》,“文中子”成为弟子们私下里送给老师的一个谥号。从此,“文中子”就与王通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把文中子王通与初唐大诗人王勃连起来,就更容易让人记住了。在《太原王氏》一章中已经讲到,王通是王勃的祖父,他生有两个儿子,次子叫王福峙,就是王勃的父亲;而在三沙王氏的族谱中,长子王福郊则成为三槐王氏的远祖。
  但这个谱系同样没有来自正史的支持,其症结仍然还是在王言的上一代。这里提到王言的父亲叫王哲,从史书记载来看,王哲与他之上的王仲舒确实是有父子传承关系,但历史上的王哲出生在公元803年,而王言出生在公元869年,王哲比王言大了63岁。王哲以63岁的年纪生下王言,这种情况不是说不能存在,但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多少还是让人产生怀疑。
  而且,从另一个角度看,王通与王祜生活的时代相差将近三个半世纪,中国古人向来有早婚的习惯,即使按每一百年平均传承四代计算,三个半世纪也得传上十四代左右,而不只是上面所体现的十代。当然,这只是一种按常理的推测。
  关于王言的父亲,还有一个记载,来自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王氏世谱》,这本谱牒提到王言的父亲叫王乾。王乾大概是个普通平民百姓,因此文献上只提到他的名字,而未述及他的官职。王乾之子王言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从而使这个家族由底层社会逐渐向上流社会攀升。
  关于三槐王氏的归属,也许永远都不会有一个结论。本文并不想关注这种争议,而是要关注三槐王氏在科举时代是如何做到累世不衰的。如果说在贵族时代,太原王氏和琅琊王氏占尽了风光的话,那么在科举时代,三槐王氏的长久兴盛也是十分罕见的。
  
  2、三棵槐树是这样种下的
  王言通过科举考试当了一个县令,他的儿子王彻则更胜一筹,在公元925年后唐的科举考试中,考中了状元。
  与王彻同年、考中榜眼的叫桑维翰。桑维翰后来成了五代时期比较有名的宰相,而王彻最大的官却只做到左拾遗,相当于七、八品的官衔。看来,用今天的话来说,分数考得高,回到现实生活中,官不一定就做得大。
  王彻的仕途不顺,但他经营的社会关系却为儿子王祜的出道铺好了路。
  王祜,又作王祐,字景叔,生于公元924年,即王彻高中状元的前一年。史书形容他“少笃志词学,性倜傥而俊”,这是一个文采、风流兼具的人。大概因为与王彻有着同年关系,宰相桑维翰对少年王祜予以特别器重和提携,大肆称赞他的文章,使得王祜“由是闻名京师”。闻名京师时,王祜还不到二十岁。
  王祜是哪一年考中进士的已不可考,但他是进士出身,这一点没有疑义。在桑维翰的关照下,他由小官做起,做到县令。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后,他开始升任监察御史,并不断在地方和中央频繁调动,主要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户部员外郎、知贡举等职务。“知贡举”是“特命主掌贡举考试”的意思,这在当时,是要有相当资历的官员才可担任的重要职务。
  王祜在他的庭院里种下三棵槐树的确切年份,目前已不可考,但一些当代书籍认为这一举动发生在五代末年,这是不正确的。
  在苏轼所作的《三槐堂铭》中有一段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这说明王祜种槐是事出有因的,那就是他的“直道不容于时”。而他的“直道”,主要就是指他在宋太祖赵匡胤面前以百口之家保大名府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无罪的事,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969年。
  同样意思的记载还见于《宋史·王祜传》以及宋元时期很多人的著述,由此可以判定,王祜种槐应该是在公元969年之后。
  当时,王祜已经在都城东京(今开封)建有自己的府第,他在府第庭院里种下三棵槐树,以表达对后世子孙位登三公的强烈期望。他还把他的正厅命名为“三槐堂”。自此,“三槐堂”作为堂号,成为众多后世王氏居家大门的标识,而“三槐”更是成为一支王氏郡望的名称。一般郡望都是贯以地望的名称,像“三槐王氏”这样以堂号代替地望的做法,是不多见的。
  中国最早从周代开始,就设立了“三公九卿”的官位。据《周礼》记载,宫廷的外朝,要在正面种上三棵槐树,以表示是三公朝见君王时所站的位置;左右两边,要分别种上九棵荆棘,以表示是卿大夫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贵族所站的位置。
  这套繁琐的礼制当然不可能被后来的历朝历代所沿用,慢慢地就变得名存实亡了。但人们却由此用“三槐”来代指“三公”,用“九棘”来代指“九卿”。王祜种下三棵槐树,其寓意就是从这里而来。
  王祜对于三槐王氏的创立具有决定性影响,尽管三槐王氏后裔习惯于将首先定居于莘县的王言当作他们的开基始祖,但从本质上讲,王祜才是三槐王氏真正意义上的开基始祖。
  从种下槐树时的誓言中,我们能看出王祜的超强自信,那么他的这种自信究竟来源于哪里呢?
  
  3、种下的更有绵绵“阴德”
  很多后人认为,王祜一生与人为善,积下了阴德,所以,他种槐时,才会显得那么自信。所谓“善有善报”,这应该算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了。
  王祜做的最大的一件善事,就是上面提到过的以百口之家保符彦卿性命的事。公元969年,王祜以户部员外郎、知制诰兼特命使者的身份,被宋太祖派往大名府,以接替在那里镇守了十多年的符彦卿的职务。
  大名府是王祜的故乡,符彦卿当时担任的是驻守在那里的天雄军节度使。委派王祜前往任职,是基于有人告发符彦卿在当地劣迹斑斑。所以,临行前,宋太祖特意召见王祜,要他调查此事;并嘱咐,事情调查清楚之后,将“与卿王溥官职”。
  王溥是谁呢?王溥是太原祁县王氏的后裔,曾担任过北宋初年的宰相。宋太祖这句话的意思再明确不过,只要把调查符彦卿的事情办好了,王祜就可以当宰相。
  王祜领命下去,一番调查之后,发现除了符彦卿的手下有个别人仗势横行之外,他本人并没有什么违法行为。他回到朝廷,向宋太祖如实报告。
  宋太祖问:“你能保证符彦卿没事吗?”
  王祜答:“我与符彦卿都是百口之家,我愿意以我的百口之家保符彦卿无罪。”
  他还说:“五代之君,多以猜忌杀无辜,故享国不长。愿陛下以为戒。”
  宋太祖听了,很不高兴,但也找不出其他的借口,就只有不了了之。
  宋太祖为什么会不高兴呢?这里需要介绍一下符彦卿的来历。符彦卿出身武将世家,长期手握重兵。这个人还是历史上有名的国丈之一,他有三个女儿成了皇后,其中两个嫁给周世宗,并先后被周世宗封为皇后;还有一个是六女儿,嫁给了宋太祖的弟弟赵匡义,赵匡义成为宋太宗之后,这个六女儿也被立为皇后。
  宋太祖要查办符彦卿,其实是有背后的政治目的的。他登基之初,杯酒释兵权,将拥兵自重的地方诸侯的兵权收到自己手里。像符彦卿之流,是仍然留有兵权的少数前朝遗老之一,宋太祖不能不有所忌惮。
  此外,还有更重要的是,符彦卿是赵匡义的岳丈。当时,赵匡义的势力正在膨胀,宋太祖此举,是想借打击符彦卿达到打击赵匡义的意图,以让这个弟弟打消继承皇位的念头。
  皇上有如此深意,而王祜却领会不到;当然,他也有可能领会到了,却宁可冒着得罪皇帝的危险、而要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
  王祜的宰相是做不成了,不仅如此,宋太祖还把他贬到潭州(今湖南长沙)任职。大概就是在这次远徙之前,王祜种槐以明志。
  除了保符彦卿,王祜还有其他善行,譬如,他不党附卢多逊陷害赵普。
  赵普就是那个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而闻名的宰相,包括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计策都是他出的。而卢多逊则是一个善于巴结逢迎的人,一心想讨好宋太祖当上宰相。
  卢多逊当时还只是个翰林学士,他试图唆使王祜在宋太祖面前说赵普的坏话,王祜不予理睬。由于长期在想一些歪主意,多年以后,卢多逊因参与谋反而被发配崖州。
  王祜处处与人为善的行为体现在很多方面。进入北宋以后,他先后三次“知贡举”,主持极为重大的科举考试。《宋史》载,王祜利用选录进士的机会,“多拔擢寒俊,毕士安、柴成务皆其所取也。”
  柴成务曾考取状元,毕士安后来与寇准同朝为相。除此之外,因王祜奖掖而成为宋初名臣的还有王嗣宗、杨徽之、柳开、李建中、李渎等。这些晚生们都无一例外地十分敬重王祜的德行。
  王祜栽培、爱惜人才,更多的是出自本性,却在无形中为他的儿子王旦的出道编织了一张非常宽大而有用的关系网。以上所提到的那些名臣,后来大多都与王旦同朝共事,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些人曾为王旦的升迁出过力,但至少,他们应该成为王旦仕途通达的润滑剂。
  公元976年,宋太祖死,宋太宗即位。因为王祜有曾保护他岳丈的义举,宋太宗对他十分赏识,先后拜王祜为左司员外郎、中书舍人、知开封府等职。
  宋太宗称赞王祜“文章清节兼著”。说到王祜的文章,流传后世的不多,但“清节”二字,他是担当得起的。公元987年,宋太宗拜王祜为兵部侍郎,此命刚下达一个多月,王祜就去世了。
  一个家族,往往要经过数代的积累,才能迎来井喷的那一天。王祜之后,三槐王氏历经数代的兴盛不坠开始了。

    三槐堂铭(并序)    「宋」 苏轼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
  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录之。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1079年,王祜的曾孙王巩拜访苏轼时,请这位忘年交为自家的宗祠题了“三槐堂”三字,并作《三槐堂铭》。
  此文后被收入《古文观止》等文集,轰动一时。三槐王氏的名声由此愈加被众人熟知。

    三槐堂牌匾在三槐堂被拆后,当地王姓人千方百计将三槐堂牌匾保存了下来。牌匾长2.25米,高0.80米,厚0.04米,黑底金字,笔力遒劲,三槐堂三字以木头雕好粘上,外面一层金黄色。

   (有学者说,王旦的功业,显示出一种水滴石穿的韧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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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20 10:57:4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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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槐堂古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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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槐堂原址及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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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20 11:10:2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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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槐堂诗文

1、三槐堂楹联
    三槐世泽,两晋家声。
    两晋家声远,三槐世泽长。
    慎终不忘三槐志,追远长存忠孝心。
    忠厚传家远,勤俭继世长。
2、题咏
    三槐堂   王琛
    借问槐堂几度春,青荫犹胜篆犹深。
    群公元气流天地,一种清风振古今。
    先后香名昭宋史,光明事业等商霖。
    观风何幸瞻遗址,慰却生平斗仰心。
   (王琛  广西宜山人,明正德七年任莘县知县)
3、王旦 墓碑坊联
   田勿置,宅勿奢,百官楷模,德颂百世。
   伎毋养,婢毋用,万民拥戴,功贵千秋。
   王旦卒于宋天禧元年(1017年),后迁葬山东莘县城东北群贤堡。据原三槐堂县总执事,王祖俭先生回忆:墓地修有石人,石兽,望柱,碑刻。    上联为茔路牌坊镶嵌联。
4、三槐家风
   忠:爱国敬业。
   怒:宽宏处世。
   仁:爱民为民。
   厚:厚德载物。

司马光《王氏宗谱序》
    呜呼,魏公(旦)殳子斌之备,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谦,此功名富贵本乎天相也,予生也晚,而不识晋魏公父子,与懿敏公之子巩同契宦游,因嘱予序其谱。光喜而敬书。

岳飞为《王氏宗谱》作跋并题词
    北宋亡后,三槐堂八世孙,三沙王氏始祖王皋护驾宋高宗,孟太后南渡,曾两次拥立宋高宗(赵构)的皇位。宋高宗感其恩,封王皋为殿帅府太尉。王皋举家南下时,将所有祖传谱牌资料,随身带运。赢得满朝文武百官的叹服。王皋还派儿子,拿着家谱到临安岳飞家中,请岳飞为《王氏宗谱》作跋,并题词:
    皇宋受命,贤臣辈出。而相业显赫得君最厚者,无若魏国王文正公而其子懿敏公素及孙太常公巩。皆以文章气节显名於时。若余所交殿帅王君子高,固文正公曾孙也。君以名家子释铅颖从戎马,当靖康末造斥金虏,拒叛臣,崎岖万状輦从南行。虽疆场宿将无不闻名叹服。岳飞为《王氏宗谱》作跋并题词而君之仲子省郎吾护,捧君手书,谒予於临安私第。目出宗谱,索予为跋。余既喜故人之有子,更深喜故人之子贤且才也,乃受命而读之。谨谢省郎为我寄语,尊人曰:是可为王氏世宝矣。爰题四字於卷首而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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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20 11:18:2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20 11:25 编辑

山东辛县三槐堂祖籍地的宗亲考证的《三槐堂》世系
    根据山东莘县杨巨源,杜言青在《槐荫千秋●三槐王氏一线传承情况概述》一文中所述,三槐王氏始于北宋初期,源于太原王氏和琅琊王氏(中华王氏文化研究中心相关研究者认为,三槐王氏也可能是太原王氏支系)。王氏自周灵王太子晋受姓,传承52代至王言。自王言以后,史称“三槐王”。又太子晋上溯到姬姓周始祖后稷,共历36代。今根据目前史书、地方志字谱清材料所载,梳理三槐王氏一线传承情况,供宗亲参考。当然。由于史载不同,尚有疑存待考处。
    一、太子晋以前时期,1——40世,代表人物:黄帝、玄   、虫乔极、帝喾、后稷、不窟、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喻、公非、商圉 、公叔祖、古公亶父、季历、姬昌、姬发、姬诵、姬钊、姬瑕、姬满、姬伊扈、姬艰、姬林、姬    、姬胡、姬静、姬宫涅、姬宜臼、姬孤、姬林、姬佗、姬胡齐、姬阆、姬郑、姬壬臣、姬喻、姬夷、姬泄心。
    二、太子晋至王言时期 1——51世,代表人物:王子晋(有称姬晋者,因其为王姓系姓始祖),王宗敬,王仕蠲、王知瑜、王恙、王昱、王颖、王荣、王错、王跡、王息、王恢、王亢、王颐、王翦、王贲、王离、王元、王忠、王浑、王曜、王渊、王吉、王骏、王崇、王遵、王仁、王融、王览、王裁、王导、王珣、王昙首、王僧绰、王俭、王骞、王规、王褒、王鼒 、王弘直、王方庆、王难得、王宠、王仲舒、王练(迁莘始祖)王玙、王及、王    、王乾。
    三、三槐王时期,1——10世,代表人物:王言、王彻、王祜、王旦、王素、王巩、王皋、王伦、王述、王楠。



    文字空白的是无法考证的人名,从上文中可以看出王祜是王导的后代,是否说明就是琅琊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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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20 11:37:3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20 11:42 编辑

山东幸县人说三槐堂

    手植三槐立家风
    史书记载,周代宫廷外植有三株槐树,百官朝见天子时,三公皆面槐而立。因此,周朝至宋朝“三槐”代指三公。不过,随着王祜手植三槐故事的流传,宋朝以后,三槐几乎成了王姓的代称。
  北宋初期,赵匡胤想以谋反罪名除掉大将符彦卿。于是,让祖籍莘县的大臣王祜前去调查。王祜核实后得知,符彦卿并无谋反之意,只是其家中的几个家奴仗势欺人。 王祜对符家家奴严惩后回朝禀报皇帝:愿以百口之家保符彦卿无罪。赵匡胤除掉符彦卿的设想泡了汤,遂迁怒于王祜。因王祜秉性耿直,本应做宰相的他,仕途异常坎坷。直至太宗赵光义即位后,64岁的他才出任兵部侍郎,但任职一个多月就病死了。
  壮志难酬,王祜心有不甘,他生前发现次子王旦聪敏过人,前程可喜,便亲手在自家院中植槐树三株,十分自信地预言:“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宋代太尉、司徒(丞相)、司空(御史大夫)三要职合称“三公”,是众臣之首。
  30年后,王旦果真做了宰相。王旦“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清廉节俭、至死不渝”的处世之道开创了三槐堂亘古流传的官风、家风。王祜的其他两个儿子也异常聪颖,先后踏入仕途。
  对于三槐王氏家风的起源,三槐堂36世孙王洪林如数家珍。
  说起王旦,莘县群贤堡村82岁的王学温感到无比自豪。他说,王旦病故后,子孙将其遗体暂厝于其外祖家——开封新里乡大边村,遵王旦遗嘱,葬仪从简,甚至墓碑也未立。直至38年后的1055年,其子王素上书宋仁宗赵祯,要为其父立碑,赵祯慨然应允,并亲书“全德元老之碑”六字;又下诏命大学士欧阳修为王旦撰写碑文。于是,王素受钦命为其父立碑。陵墓竣工后,王素在开封城东门外的王氏宗祠院内亦植槐树三株,并将宗祠命名为“三槐堂”,三槐王氏的称谓至此渐闻于世。
  “1073年,王素病逝,辽兵屡犯宋都,京城一带战事不断,加之黄河不断泛滥,祖坟面临厄运,王素之子王巩在葬父的同时,也将祖父王旦的遗骨迁至故里莘县群贤堡村重新安葬,石碑、翁仲、石兽、墓表的设置皆与开封之墓相同。”王洪林说。
  几乎同时,王巩在群贤堡村建起宗祠三槐堂,供奉列祖列宗牌位。1079年,王巩拜访苏轼时,请这位忘年交为自家的宗祠题了“三槐堂”三字,并作《三槐堂铭》。此文后被收入《古文观止》等文集,轰动一时,三槐王氏的名声由此愈加被众人熟知。
  三槐王氏自王旦之后,可谓人才济济,名人辈出。王旭、王素、王质、王巩、王靖、王古、王震、王伦、王楠在《宋史》中均有传记。正因三槐王氏族中多贤人,故处于莘县的三槐王氏发祥地王庄被改为“群贤堡”。

    忠厚清廉传承千年
  研究“三槐堂”达18年之久、年逾六旬的莘县原政协副主席杨巨源谈起“三槐堂”极具权威。他说,正是三槐王“忠信仁厚”的家风和“清廉、严谨”的官风,形成了千百年来“三槐文化”的精髓。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封建王朝,皇帝更换宰相是常有的事。而王旦能辅佐宋真宗达18年之久,并且常被宋真宗称为“致太平者”,着实有他一套独特的官风。王旦以后,王家群贤辈出,仅在宋史中记载的就达11人之多,这说明王旦严谨的家风深深地影响着后世子孙。
  “作为大宋宰相的王旦,在相位时从不推荐亲属担当朝中要职,即便皇帝加封其亲属重要官职,他也千方百计阻拦。这些在史书中均有据可查。”杨巨源说。
  王旦一生清廉,身居相位从不大摆宴席庆寿。他常说,子孙应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家立业,老辈人多置田宅没有好处,弄不好会使他们养成好吃懒做的习惯,甚至惹出争斗来。因此,王旦一生居住简陋。王旦终生只娶赵氏一妻,从未纳妾。这在封建社会纳妾狎妓成风的官场中是绝无仅有的。
  王旦在留给家人的遗嘱中告诫子弟:王家素有清名,今后要保持这种廉洁勤俭的门风,任何时候都不能奢侈腐化。死后不厚葬,棺木中不装金银珠宝。即便宋真宗赏赐白金5000两,王旦坚持不受并派人送回宫中,真宗强令抬回王旦府。谁知刚到王府门口,王旦咽了最后一口气。

   “碑·墓·匾”为三槐作证
  “目前,‘三槐王’祖先留给莘县三件宝:三槐堂石碑、一代名相王旦之墓和三槐堂匾。这三宝加上正史的明确记载以及各地王氏后裔的一致认同,莘县莘城镇群贤堡村是三槐故里确定无疑!”王洪林说。
  现在,存放在莘县文管所内的三槐堂石碑,字迹已模糊不清,但隐约能辨出石碑记录了莘县城内三槐堂的建设年月、规模、风格等诸多信息。
  在莘县城区东北角的群贤堡村东北方向,一个足有2米高的土丘格外显眼,前面的红砖小屋内立着一块墓碑。黑色的墓碑正面清晰地显示“宋相王文正公旦 子明墓”10个阴文字。群贤堡村村委会主任王安泰说,这里就是北宋一代名相王旦的墓地。北面不远处还有其父王祜及王旦哥哥王懿之墓。王安泰说,正是这座墓地,让五湖四海的三槐王氏后裔魂牵梦绕,不断来此祭拜祖先。
  说起以往的王旦墓,群贤堡年届82岁的王学温久久不能平静。老人颤巍巍地拿出珍藏多年的手抄本三槐王氏后裔宗谱以及在聊城的分布记录说,“三槐后裔近在莘县诸多村庄、东昌府堂邑、侯营等地,远在上海、浙江、四川等省市,仅在泰国的就有数万人,三槐祖陵该修修了!”在王学温的记忆中,王旦墓前曾有两米高的神遂碑数通及石人、石兽、望柱等,现在都空空如也。
  莘县王化村三槐王氏后裔王立申家中的那块仅存的三槐堂牌匾,是旧时莘县城内三槐堂的惟一见证。年届六旬的王立申说,这是其父王虎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三槐堂牌匾黑底金字,笔力遒劲,据传是欧阳修所写,但无落款。
  据王立申回忆,莘县城内的三槐堂坐南朝北,东邻火神庙,西至鼓楼口,南接考棚,北靠茶叶坑。院内有三棵槐树,西边两棵,东面一棵,还有神道碑数通。堂内有神台、神桌,供奉着王祜、王旦等10余人的木牌位,是王氏的宗祠。记者在莘县城内三槐堂旧址看到,这里早已没有三槐堂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红色的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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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22 08:23:2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22 09:02 编辑

第五节 王旦及其后嗣:科举制下的数代辉煌
  
    王旦(公元957年-1017年),字子明,王祜次子,是王祜种槐预言的应验者。在北宋真宗时期,他辅政十八年,其中担任宰相长达十一年。他忠心事君,廉洁朴素,胸襟开阔,知人善任,不以私心谋私利,特别善于处理内政外交上的复杂事件,被誉为“一代贤相”。他死后,被追赠为魏国公,谥号“文正”,后世的欧阳修、苏轼还特别撰文称赞。
  他为家族留下《文正遗训》,要求三槐子弟忠孝自律,读书上进,在婚姻问题上要择贤不择富。无论在宋朝的政治史上,还是在家族的发展史上,王旦都堪称三槐王氏的一座高峰。在由他倡导的家风熏染下,王氏子弟不仅赢得了数代的良好官声,这个家族更是呈现出一派人丁兴旺、枝繁叶茂的发展态势。
  
  1、一个为皇帝所倚重的宰相
  王祜有三子,长子王懿,次子王旦,三子王旭。王祜种下的阴德,要由他的儿子们来收获善果了。
  王懿生于公元954年,比王旦大三岁;中进士是977年,也比王旦早三年。他做官做到兵部侍郎,跟父亲的最高官职是一样的,可惜去世太早,卒于1002年。这时,王旦还没有登上相位。
  王旭的生卒年记载不是特别具体,他是因为父亲关系而荫补入仕的,早年在缑氏(今河南省偃师县)等地任知县。当地百姓作歌称赞他“永宁三镬,缑氏一镰”,意思是,在那一带,周围知县大都贪腐不堪,只有王旭清廉自守。他后来做到殿中丞,但那时王旦已经为相,为避嫌,做弟弟的他只好辞职回到家里做管家。
  曾经宋真宗想重用王旭,对王旦说:“前代弟兄同居要地者多矣,朝廷任才,岂以卿故屈之也?”硬是要授王旭一个京府推官。王旦坚决不肯,最后改判国子监,出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市)。王旭去世时年六十八,被朝廷追赠户部尚书。
  与一兄一弟相比,王旦的光芒几乎掩盖了一切。王祜在种下槐树的时候说:“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这句话就应验在老二王旦身上。如果说是王祜为三槐王氏奠定了基业,那么王旦则这把这份基业建成一座大厦。
  王旦,字子明,生于公元957年。980年二十三岁时,他考取进士。这一榜,被人成为“龙虎榜”,里面出了四个宰相,他们是李沆、寇准、向敏中和王旦。此外,还出了一大批名臣。
  王旦进士及第后,被安排到地方做官,先后在岳州平江县(今湖南平江县)和潭州任职。期间,在平江任上,他结识了一个关键人物赵昌言。赵昌言当时任两湖转运使,仅仅是一次见面,这个在朝中颇有影响的人就看出了王旦的前程远大,决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王旦。
  这样,在当年父亲和现任岳父编织的关系网的帮助下,王旦的仕途走得十分顺畅。他在今天的湘中、湘北地区呆了大约十年时间,即被调到中央任职,从此再未出知地方。到公元997年宋太宗病逝时,他已官至兵部郎中。
  宋太宗死后,宋真宗赵恒(公元978-1022年在位)即位。这时,王旦的同年已大多占住朝中要位,李沆更是担任了宰相。
  那些说话有份量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夸赞王旦:钱若水说他“真宰相器也”;张咏说“深沉有德,镇服天下,无如王公”;而李沆则把他“推重为远大之器”。此外,像毕士安、向敏中、李至等,无不向朝廷推荐王旦。
  至于宋真宗,史料记载,有一次,王旦在朝堂上奏完事下殿,宋真宗一边目送他,一边情不自禁地说:“与朕平天下,此人也!”
  王旦很快由中书舍人提为翰林学士、审官院知事,公元1000年,他权知贡举,拜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正式成为宰辅大臣。四年后,加封为尚书左丞。1006年,升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此登上宰相的宝座,一直到1017年去世前才卸任。他辅政十八年,当宰相十一年,任职时间之长,在北宋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王旦比宋真宗年长十一岁,皇帝对这个宰相十分倚重。《宋史·王旦传》中记载,宋真宗对王旦的信任达到了“言无不听”的地步,凡是大臣有所奏请,他必问:“王旦以为如何?”
  王旦去世时六十一岁,临终前病得很重。宋真宗一天要派人去问候三四次,他还亲自手捧汤药送到王旦的病榻前。他给王旦送去五千两白银,王旦不收,他还反复派送。
  王旦死后,宋真宗废朝三日,亲临吊丧,十分哀恸,赠王旦太师、尚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他还追封王旦的曾祖父王言为许国公、加太师;祖父王彻为鲁国公、加尚书令;父亲王祜为晋国公,加中书令。
  宋仁宗赵祯即位后,下诏让王旦灵位配享真宗庙庭,并亲自书写了“全德元老之碑”的碑额。之后,欧阳修奉旨为王旦墓碑撰写了碑文;再后,苏轼为王氏宗祠撰写了《三槐堂铭》。王旦赢得了“一代贤相”的美誉。
  然而,翻开王旦辅政的历史,尤其是翻开他十一年为相的历史,我们很难发现他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更谈不上耸动一时的大功劳,相反,我们却看到了他如何陪侍宋真宗上演“泰山封禅”的闹剧。
  在皇帝面前,他没有直言劝谏的举动,在外交上,他没有慷慨激昂的表现,而在内政上,他也从来没有做出惩治腐败、毅然决然的姿态。他似乎是一个稳重、温和而无所作为的人,这样的人怎么配得上“一代贤相”的称号呢?
          
  2、宰相肚里能撑船
  虽然自汉代以后,儒家就获得了独尊的地位,但是往往在一个王朝的初创时期,统治者习惯于采用黄老政治,推行“与民休息,静以致治,无为无不为”的思想。这在汉初、唐初都有所体现,
  同样,宋朝也是这样。宋太祖、宋太宗,加上宋真宗,这三个宋初皇帝惯用的手法都是杂儒家与黄老而用之。宋太祖用赵普为相,赵普总是在他的办公场所放置两个大瓦壶,凡中外表疏,他不想实行的,就投入壶中,壶满了就全部烧掉;宋太宗拜吕端为相,制词中有“体黄老而行化,用致乎无为”的句子。
  宋真宗自己也说:“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所以他拜相是早有心理期许的。恰好王旦是一个守成之人,他们就走到了一起,而且一配合就是十多年。
  《宋宰辅编年录》里说到王旦,有这样的话:“谓宋兴三世,祖宗之法俱在,故其为相,务行故事,慎所改作。”“务行故事,慎所改作”成了王旦一生的信条。
  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能够说明王旦的保守。一个叫贾边的人参加科举考试,题目是《“当仁不让于师”赋》,贾边把其中的“师”解释为“众”。主考官认为他有才华,提议让他参加殿试。可是,王旦却说,贾边对经书妄加解释,与历代注疏不同,这是标新立异,如果容忍,会使后来的士子跟着放荡,不守规矩。就这样,王旦一句话,贾边丧失了进入仕途的机会。
  正因为这样,你要罗列王旦的政绩,就会感到无从着手,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推行过什么了不得的措施。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看他为人做事有怎样的风格和方式方法,就会有一大堆的事例涌现出来,让你看到一个稳健、成熟、温和、睿智而又忠诚、廉洁的宰相来。
  首先,他忠心事主,临事不乱。北宋面临的外患是相当严峻的,在宋初首当其冲的就是辽国的不断进犯。公元1004年,辽军大举南下。当时,朝廷中分成两派,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南逃,而担任宰相的寇准力主宋真宗御驾亲征。宋真宗采纳了寇准的意见,亲临澶州(今河南濮阳)。有皇帝压阵,宋军士气大振,大败辽军。事后,宋辽双方签订了著名的“澶渊之盟”,约为兄弟,宋朝“哥哥”每年向辽国“弟弟”输送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在两派相争时,王旦既不同意王钦若的南逃,也不像寇准那样激进。这种性格,说得不好听,是骑墙派,说得好听点,却又是沉稳的表现。作为朝廷重臣,他跟随皇帝到了澶州。就在两军交战正酣时,传来消息,宋真宗留守东京的弟弟雍王病重,皇帝决定派王旦回朝接替雍王的职责。
  王旦临行前,把寇准喊到宋真宗面前,然后问宋真宗:“十日之间没有捷报时,当如何?”
  皇帝沉默了很久,说:“立皇太子。”
  王旦把寇准喊到皇帝面前来说这番话,是颇具政治家的头脑的,这一方面可以激励寇准坚决拒敌,另一方面在出现最坏结果时,又不至于手忙脚乱。
  回京后,王旦严禁走漏他在朝廷的消息,以防止宋真宗的其他兄弟有非分之想,从而起到稳定政局的目的。王旦在京,就连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以致当皇帝与大臣们归来时,他的家人惊奇地发现,王旦不是走在凯旋的队伍里,而是站在迎接的队伍里。
  通过这一事件,宋真宗领会到了王旦的忠心耿耿,两年后,当寇准在王钦若的排挤下罢相,王旦马上被提为接任者。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一对君臣休戚与共,后世史家用“得君之深”来形容王旦的宦海碧波。
  其次,他在处理内政外交上,既体现出深谋远虑,又显得举重若轻。这样的事例很多,集中反映在他任宰相期间。
  譬如,有个叫刘承规的宦官很得宋真宗宠幸,临死前要求封个节度使,不然死不瞑目。真宗有些心软,与王旦商量。
  王旦说:“以后如果有其他的人要求当枢密使,那又怎么办呢?”终于没有开这个恶例。
  又譬如,有个叫张耆的将军,奉诏选兵,由于他措施过于严厉,招致士兵哗变。朝廷知道后,处罚不是,姑息也不是。王旦出来处理,他知道跟武人讲道理没有用,就把张耆调到枢密院当副使。这样,既没有伤到武人的忠君之心,又巧妙地解了他的兵权,平息了众怒。
  有一年,宫中发生火灾,损失不少财物。王旦请求免职,而宋真宗则下罪己诏承担责任。后来查明是一个侍婢为了盗卖金器放的火,牵扯出一百多个失职者。宋真宗大怒,要处死这些人。
  王旦出来说话了,他说:“侍婢处死,罪犯已受到惩罚。对此事,皇上承担了责任,我们这些大臣也都上书请罪,如再归咎别人,岂不失信于民?”
  这么一说,一百多人的性命得以幸免,朝廷也赢得了一个宽仁待民的形象。
  又一次,一个占卜的人上书议论宫中的事情,被处死刑。抄家时,搜出一些书信,居然是朝中官员向这个占卜者询问吉凶的书信。一气之下,宋真宗要把这些人交给监察御史问罪。
  王旦说:“占卜吉凶,这是人之常情,不应问罪。”
  皇帝不答应。王旦便把自己曾用过的占卜书交给他,说:“我年轻时也做过占卜的事,请连同我一起查办。”
  真宗只得松口,赦免了受牵连的官员。事后,王旦将那些书信一把火烧掉,以绝活口。
  至于在外交方面,略举一例即可说明问题。西夏国国主赵德明借口遭受灾荒,要求宋朝给几百万石粮食。大臣纷纷议论:这个国家刚刚发誓与大宋和好,转眼就提出无理要求,应严词驳斥。王旦却认为,直接驳回,势必增加矛盾,使对方有理可辩,不如以攻为守,让对方输理。他让主管官员在京城中准备了百万石粮食,然后通知对方自己来取。赵德明接到通知,去取吧怕有不测,不去吧又落了个妄生事端的名声,左右为难。他感叹说;“大宋朝中有能人!”就这样,一起外交事端消散于无形。
  第三,他胸襟开阔,知人善任,绝不以私心谋私利,是实际版的“宰相肚里能撑船”。
  说到王旦的胸襟,拿他跟寇准作一番比较就可见出高下。寇准与王旦是同年,但他气量不大。他常在宋真宗面前说王旦的短处。
  真宗对王旦说:“你常说他好,他却专说你坏。”
  王旦不在意地回答:“这是当然的啦,我做宰相时间长了,失误肯定很多,寇准对您没有隐瞒,可见他的忠直。这正是我看重他的原因。”
  有一次,王旦执掌的中书省向寇准所在的枢密院送个折子。因为不符合诏书的格式,寇准向皇帝打了小报告,宋真宗责备了王旦,还处罚了相关人员。
  时隔不到一个月,枢密院向中书省也送了一个折子,同样不合格式。手下人高兴地拿给王旦看,要王旦乘机报复一下。但是王旦却把折子退回枢密院,让他们修改了再往上送。这事让寇准相当惭愧,碰上王旦时连连说:“同年啊,你怎么有这么大的肚量?”
  王旦年老生病时,宋真宗曾特意把他叫到宫中,问他:“爱卿有恙,万一有个不测,我该把天下事托付给谁呢?”
  王旦要真宗自己抉择。再三反问,他才说:“以臣愚见,莫如寇准。”
  真宗说:“寇准性格太刚烈偏激,你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的人选。”
  王旦回答:“其他的人我就不知道了。”说完辞退。
  宋真宗把话听进去了,王旦去世后不到一年,他就用寇准为相。
  王旦常说:“用人不以名誉,必求其实。”当宋真宗感叹唐朝贤才辈出、当今人才不多时,王旦就会说,择贤不必求全责备,不以小过掩大德。
  王旦荐才,对于那些露出才华的人,他不会忙于推荐,而是暗中观察,有眉目后再叫来谈话;确是优秀者,他就把名字记下来。到了需要的时候,他秘密地写上三四个人的名字呈给皇帝,由皇帝决定是否录用。
  在这个过程中,王旦从来都不会与被推荐者接触,很多人当了官之后,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王旦推荐上来的。王旦死后,史官撰修《真宗实录》,检阅内廷保存的奏章底稿,发现朝中的官员有很大一部份都是由王旦推荐提拔的。
  《宋史·王旦传》中有一句话,把王旦概括得十分精准:“旦为相,宾客满堂,无敢以私请。”没有一个人敢为了私事求王旦。
  王旦荐人,也从不出以私心,更不会以私心谋私利。有一个叫张师德的人,是状元出身,做到了谏议大夫。可能是没有摸准王旦的脾气,他先后两次私访王旦,要王旦再提拔提拔他。岂料王旦根本不予接见。
  张师德以为是有人在王旦面前说了他的坏话,又去求与王旦同朝为相的向敏中帮他解释。
  向敏中找到王旦,王旦说:“一个人品行好,重用只在早晚之间,安心等着就是了。如果到处奔走求情,让那些无门路可走的人怎么办呢?”
  王旦堵死了跑官要官的路,但张师德最后还是被王旦给推荐上去了,不过,这不是基于他的求情,而是基于他的真才实干。
  王旦用人,往往一句话就能把人点拨到位。薛奎被任命为江淮发运使,向王旦辞行。王旦说:“东南民力竭矣!”言下之意,要他爱惜那里的民力。张士逊去江西(今南京一带)任转运使,临行向王旦请教,王旦说:“朝廷榷利至矣!”意思是朝廷的专项收入已经到顶了,要他体察民情。这两个人下去后,都不忘王旦的教诲,在地方上深得人心。
  王旦如此奖掖后进,他的家人却要受点委屈了。像他的弟弟王旭、儿子王雍、女婿韩亿和苏耆的官路,都曾受到影响,要么是为了避嫌,要么是为了先人后己。
  最后,他廉洁俭朴,不为子孙谋取简单意义上的物质财富。
  除了俸禄和皇帝的赏赐,王旦绝不收受任何人的财物。还在当中书舍人时,因为家贫,他曾向别人借过高利贷,用自己骑的一匹马作抵押。据史书记载,他家中的被服用具务求朴素,不尚华丽。家里人想用绸子把常坐的毡垫包起来,他都坚决不肯。
  王旦一直不摆大宴席为自己庆寿,直到五十八岁生日那天,真宗特意赐酒、硬要他大宴宾客,他才不得已勉强铺张了一回。
  为官者绝大部分都会为子孙买田置业,王旦却不为子孙买田地,他说:“子孙当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义尔。”
  宋真宗认为他所居住的三槐堂太简陋了,要他修修。他表示,这是父辈留下来的旧宅,用不着修。
  王旦位高名显,家境殷实,却终生只娶赵氏一妻。他留下遗言:“我家盛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门风,不得事于泰侈,勿为厚葬以金宝置柩中。”
  临终前,宋真宗送来五千两白银,被王旦坚决拒收,当皇帝强令派人再次送来时,他已咽下最后一口气。
  1958年和十年文革期间,莘县当地曾发掘王旦墓,证实墓中只有砖瓦、没有任何金银陪葬物。
  有当代学者说,看似王旦无所作为,其实他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他对真宗朝的影响,是在一种潜移默化中进行,显示出如水滴石穿一样的韧劲,这比建立惊天动地的大功业更难,更需要一种持之以恒的精神。
  如此,他当然无愧“一代贤相”的称号。
          
  3、皇帝贿赂宰相
  但是,谁能想到,像王旦这么一个清廉的人,平生也曾接过一次贿赂,而且是皇帝的贿赂。这是历史上极其罕有的一次皇帝向大臣行贿事件!
  事情的起因跟“澶渊之盟”有关。“澶渊之盟”换来了和平,宋真宗对此本有些沾沾自喜。不料,一向喜欢使点绊脚石的王钦若却抓住向辽国纳贡这件事不放,他对宋真宗说:“这根本就是春秋时期的城下之盟嘛,诸侯尚且以此为耻,陛下却认为这是大功劳,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受到蛊惑的宋真宗一下子蔫了,他忙问:“那怎么办呢?”
  王钦若揣度皇帝已经厌烦了兵事,就故意说:“陛下如果派兵去收复幽燕之地,就可以洗刷耻辱。”
  真宗说:“那里的人们刚刚免除兵革之祸,我怎么能这样做?可再想其他主意。”
  王钦若说:“那就只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海内,扬威夷狄。”
  宋真宗想了很久,认为这是个办法。
  泰山封禅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活动,任何其他活动都比不上封禅的规格高。封禅得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天书降世,二是要得到全体大臣的支持。天书当然是降不下来的,那就只有造假。王钦若公然诱导皇帝造假。
  要大臣支持,最大的障碍是宰相王旦。宋真宗知道,封禅是劳命伤财的事,王旦怎会轻易答应。他向王钦若问计,王钦若要他以圣意的名义来压服王旦。宋真宗没有这样做,他采取旁敲侧击的方式试探王旦,王旦一副似可似不可的态度。
  到后来,宋真宗终于下定了决心,他要用一种非常方式来搞定王旦。
  一天,他把王旦叫到宫中来饮酒,气氛弄得十分热烈。席间,他拿出一樽酒来,郑重地赐给王旦,并说:“这个酒是极佳上品,你回去与妻子儿女共享。”
  王旦心想,皇帝赐酒,总有特别缘由。他回到家里,打开一看,果然如此,里面全是一粒粒的珍珠!这就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皇帝贿赂宰相的事件,从此,对于天书、封禅的事,王旦不再有任何异议。
  不仅不再有异议,作为宰相,他还要承担起整个活动的总导演。不久,所谓“大中祥符”的三篇天书降落下来了,内容集中在二十一个字上:“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其百,九九定。”其中的关键在于“付于恒”,这是天意将大宋江山交给他赵恒的!
  王旦率领群臣连同老百姓一万多人向皇帝请求封禅。公元1008年,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向泰山进发了,据统计,这次蝗虫行动共持续了四十七天,耗银八百多万贯。王旦负责撰写《封祀坛颂》,其真迹碑刻至今仍存。
  之后,封禅完了还有西祀汾阴、访华山、游洛阳等附加行动,据说又耗费了四百万贯银子,天下百姓苦不堪言。
  对于真宗封禅,后世史家大都认为这是一场闹剧,对王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多有诟病。苏辙就认为,王旦是“言听谏从,安于势位”。
  虽然有人说,在整个过程中,王旦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他甚至曾表明态度,自己从未见过天书,但是,他连作为人臣的劝谏之责都未尽到,还有什么其他的理由可讲呢?他的保守思想,他的谨小慎微的性格,在有时是好事,但在有时却是坏事。
          
  4、三槐家风代代传
  王旦去世于公元1017年,开始葬在开封府下的祥符县,即今开封县新里乡大边村。应王旦之子王素之邀,欧阳修为王旦写了《太尉王文正公神道碑铭》。
  到了公元1073年,王素去世,鉴于当时辽兵屡屡南侵,黄河泛滥不断,他的儿子王巩决定把父亲葬回莘县老家。与此同时,他还把祖父王旦的墓也迁回了老家。
  至今,在山东莘县的莘城镇群贤堡,还留有王旦墓,与王言、王彻、王祜的墓地一起形成一个墓群。
  说到群贤堡这个地名,它有一个来历。在宋代的历史上,除了王祜、王旦,接下来三槐王氏中还有王旭、王素、王质、王巩、王靖、王古、王震、王伦、王楠等人在《宋史》中也列有传记。这就是说,在《宋史》的列传中,三槐王氏占有十一个席位,可谓群贤毕至。久而久之,在莘县县城东北二里地的那个三槐王氏发祥地,就形成了一个名字“群贤堡”。
  到了清代中叶,因为村中出现了一座庙中有庙的套庙,当地人都称其为“套庙王”。由此,群贤堡的名字被慢慢淡忘。而到了近些年,人们寻根问祖的愿望浓起来,当地王姓人和散布在各处的三槐王氏后裔纷纷要求改回原名。2004年,莘县人民政府顺应民意,特意发文,将“套庙王”庄恢复为“群贤堡”。
  为什么三槐王氏在宋史上会出现这么多有份量的人物呢?这需要来考察一下这个家族的家风。
  王旦生前曾留下一篇《文正遗训》,这篇遗训对后世子孙的告诫相当具体,除了惯常的要做到敬宗收族之外,还重点突出了三个方面:
  子孙要多读书,“子孙有读书守分者,胙肉多分与之”。这个“胙肉”是祭祀时供神的肉,把这种肉分给读书上进的子孙吃,是最高奖赏了。
  二、做官要廉洁正直。通过合法渠道挣得收入的子孙,买供品祭祀祖宗,祖宗就吃,而用非法手段取得收入的子孙,他的供品祖宗是不会吃的。
  三、子孙联姻的原则是择贤不择富。“婚姻不求门阀”,这是王旦一再说过的话,他在遗训里还特别举了一个始择富、终陷贫的例子来强调择贤的重要性。

  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王氏子弟十分重视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取功名,从而进入仕途。虽然在宋史上,他们大都声名不显,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业绩,但是,在为官的兢兢业业上,在个人人格上,他们还是留下了一笔财富。
  他们联姻的对象,突出的有范质家族、范仲淹家族、苏轼家族等,这些家族的声誉,即使到今天也依然为人称道。可见三槐子弟是彻底贯彻了王旦的遗训的。
  一个令人称奇的现象是,在不断与贤门联姻的过程中,王家的人口以超强的加速度不断繁衍。这里可以就男丁罗列一组数据:以王祜为第一代,是一人;到第二代是王旦兄弟三人;第三代为九人;第四代发展到二十八人;第五代可考的是六十八人;第六代就已经是好几百人的大家族了。
  这里挑三个例子来说明三槐家风的代代相传,一个是王旦之子王素,一个是王旦之侄、王旭之子王质,还有一个是王旦的第六代侄孙王伦。
  王素(公元1007年-1073年)是王旦的幼子,为官四十多年,最后以工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的职务致仕,被认为是历史上有记录的第一个带职致仕的高官。他曾在宋仁宗庆历年间与欧阳修、余靖、蔡襄一起担任谏官,被合称为“庆历四谏”。应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与欧阳修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才有后者为其父写神道碑铭的举动。史载王素担任谏官往往言辞激烈,不看皇帝脸色,颇有影响,这一点是远超乃父的。
  他在地方任职,关心民间疾苦,这一点也秉承了祖上家风。突出的例子有两个:
  一个,在任淮南转运使时,当时有一个盛行的潜规则,那就是,在征收正常赋税之外,还加征所谓“羡余”,说是用来敬献给皇帝的。王肃却不吃这一套,他把这笔非法税款全部免掉,由此为老百姓减轻负担达数十万银两。
  再个,他在任知成都府和太原府时,遇上灾荒,未经申报,就开仓赈灾,还劝大户人家拿出粮食来用于救济。由此救活的民众达十余万人。
  王质(1011-1045)是王旭的长子,一生较为实在的官职不过是通判、知州之类,但他的为人处世,以及个人节操,在他的当世就为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等许多名臣所赞誉。
  他在地方任职时,常常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化民众。
  譬如,一个人家太穷,儿媳养不起婆婆,被告到官府,王质拿自己家人的衣服送给这个婆婆穿,还通过特批,拨一些公粮给这个家庭以供养老人。
  一个平头百姓娶亲,约好了婚期,却拿不出钱来操办,王质问清要花费多少之后,自己掏钱给他操办。
  一个小偷偷人衣服被抓,小偷叩头说是迫于饥寒才这样做的。王质就命令由公家买衣服给他穿。
  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和范仲淹之间的交往。范仲淹曾因朝廷一些不妥的用人政策提出异议,结果被贬到地方,凡替他说情的人一概被视为朋党。
  范仲淹踏上贬所,没人赶去送行,一路历经十多个州,也没有一个人敢出来相迎。独独只有王质不理会局势的险恶,毅然到城门口为他送行。
  有同僚责备王质:怎么能自陷朋党?王质说:范公为天下贤者,我是望尘莫及,如果能成为他的党人,这是你高看我了!
  这一事件后来在士大夫中间广为传颂。后来,王质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了范仲淹的儿子。王质去世,范仲淹为他写墓志铭。
  虽为侄儿,王质却信守王旦所留下的家法,并用王旦当年借债、以坐骑偿还的实例来教导子弟。他不喜敛财,所得俸禄,多分给亲族,家里只留下几千卷书籍和几张古琴。
  他最后病逝在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任上,家里穷得连把灵柩送回开封祖茔地的路费都没有,后来是亲朋的帮助,才得以安葬。
  王伦(1084年-1144年)是王旭的后代,从辈分上看,他是王旦的第六代侄孙,生活在两宋之交。
  史载他早年是一个无赖,与市井恶少干过不少坏事,按《文正遗训》的规定,他是可以放到祠堂里来进行鞭笞的。但是,在靖康之耻发生后,他却勇敢地承担起了与金国议和的使命,为维护南宋的利益做出了杰出贡献,这又使他成为三槐家风的发扬者。
  王伦先后四次出使金国。第一次是在1127年,即靖康之耻发生和南宋建立的当年。结果被金国扣留在云中(今山西大同),直到五年后才被放回。此次出使没有效果,但王伦收集到不少金国的情报。宋高宗以苏武出使、不辱气节来类比王伦。
  第二次是在1137年,宋徽宗与其皇后去世的消息传来,王伦去交涉还归徽宗梓宫。结果金国不仅答应还归梓宫,还许诺交还河南等地。
  1138年,王伦第三次出使,进一步确认前一次议和的内容。
  隔年,他第四次出使,到旧都东京与金国交割地界,河南等地得以归还。但不幸的是,不久,金国政策有变,王伦被扣押。1140年,金国大将金兀术撕毁盟约,两国重开战端。河南被再度攻取。
  1144年,王伦在被软禁五年之后,金人突然要任命他做金国的地方转运使。王伦坚决不肯,结果被缢杀。
  临刑前,他整冠南向再拜,恸哭说:“先祖文正公以直道辅相,天下皆知。金人要我出任伪职,我怎可受此侮辱,只能引颈就死了!”
  然而,这样一位不屈的外交家,却曾经被一些人认为是汉奸。这样说的理由有两条:一、在岳飞等人戮力抗金的时候,他却在屈膝求和;二、他与秦桧的一些观点相同,秦桧对他也很关照。
  事实上,这是对王伦的极大不公。王伦的议和,是建立在“战”的基础上的,作为使节,他始终坚持原则,坚持民族气节,并最终以死报国,这与秦桧主张的“和”不可同日而语。再说,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是靠几个文人说几句大话就能改变事实的,包括抗战派的李钢、乃至岳飞在内,都不反对坚持原则下的议和。
  应该说,王伦是条好汉,他无愧三槐王氏的清白名声!

    莘县三槐堂旧址 莘县三槐堂是王巩将王旦墓迁回老家的同时修建的,后历经明、清历任多代知县的修缮。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三槐堂被拆,有幸留下一张旧照,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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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22 10:43:5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22 10:53 编辑

第六节 枝繁叶茂遍海内:对三槐王氏成为最大支系的猜想
  
   有资料统计,到今天,三槐王氏的宗亲人口达到了三千万人以上,在所有的王姓大系中,这是人口最多的一个支系。
  一个从北宋初年、由一个人在庭院里种下三棵槐树才开始发达起来的宗族,何以会发展得如此壮大呢?至今,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细致地研究。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揭示王姓为什么会成为中华第一大姓将是一个重大贡献。
  本文当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只能试图从几个侧面作一些猜想,猜想的目的,在于引起更多谱牒学界的行家里手们来参与破解这一十分富有价值的历史命题。
  
  1、三槐王氏的历史迁播
  其实,三槐王氏的迁播,跟历史上的很多大族的迁播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史料反映,在北宋时期,只有少量的三槐王氏子弟因为做官而落籍某地,没有形成迁徙的规模。
  随之而来的是两宋之交,在宋室南渡的时候,一大批王氏子孙迁到了南方,以定居江苏、浙江、福建等地为最多。
  到今天,三槐王氏宗族的后代,已遍及全国各地,从中原地区辐射到南京、苏州、昆山、绍兴、余姚、太仓、漳州、泉州、南靖、晋江以及广东的揭阳等地,大西南、两湖也有分散支派。
  三槐王氏的海外迁播发生在明清时期,这跟明清时期南方沿海省份大量民众“下南洋”的历史紧密相连,尤其是清中叶以后此风更甚。在这个过程中,三槐王氏足迹遍及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有的还经此远徙欧美。
  就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三槐王氏发展成了王姓中最大的一个支系,到今天,宗族人口达到三千万以上,将近占到整个王姓人口的三分之一。如此的繁衍速度, 恐怕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宗族中都找不到第二例。
  这一现象从另一个层面也可以得到应证。在《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王氏家谱目录中,冠以“三槐堂”堂号的家谱目录,占到有堂号的王氏家谱总数的40%左右。
  要全面展示三槐王氏壮大的过程,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事情,这需要广泛调查和深入研究,其工程之浩繁是可以想见的。这里只能以三槐王氏的一个重要分支——三沙王氏的概况来稍作说明。
  在《王祜》一节中已经讲到过三沙王氏的一些基本情况,这支王氏是三槐王氏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支。三沙王氏就是在两宋之交宋室南渡时形成的,其南迁始祖的名字叫王皋。
  王皋是王旦的直系曾孙,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是:
  王旦→王素→王巩→王皋
  三沙王氏的宗谱记载,王皋,字子高,世袭殿帅府太尉。靖康之变后,他的任务是率领全家护驾孟太后,随宋高宗南渡长江。
  这个孟太后是宋哲宗赵煦的皇后,宋哲宗的异母弟宋徽宗即位后,孟太后曾一度被废,居住在民间,这使得她躲过了被掳北方的命运。宋高宗南渡时,把孟太后也一起带到了南方。
  完成这一护驾任务后,王皋定居到苏州荻扁乡。他生三个儿子:长子王易,袭殿帅府太尉之职,迁昆山沙头一带居住,称东沙支;次子王泽,仍居住在荻扁乡,称中沙支;三子王盈,分居无锡白龙山一带,称西沙支。三沙王氏就是这样来的。
  几百年来,三沙王氏当中居官者虽然不少,但并不见出一个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或在某个领域里特别拔尖的人物,倒是在人口的繁衍上呈现出一股强劲势头。至今已传承三十多代的三沙王氏,子孙遍布长江中下游两岸,其中,苏南、浙北是最密集的地区。
  三沙王氏外迁的也不少。有人做过统计,把《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和《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中冠有“三沙”名称的家谱目录列举出来,发现三沙王氏的分支达到了400多支以上。虽然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 ,但相信其规模应该是相当庞大的。
  同样的特点从三槐王氏的其他分支,譬如江苏昆山王氏、太仓王氏等身上也能反映出来,这里就不细举例子了。
  再来看看分散在国外的三槐王氏分支。
  据“太原王氏研究会”所作的实地调查:在泰国有一支王氏叫河内王氏,这一支王氏在泰国经过三百年左右的发展,目前已达到一万二千多人,是落地海外的最大的一支王氏,而追根溯源,它是三槐王氏的分支。
  河内王氏迁徙的过程是这样的:三槐王氏的一支定居江苏太仓后,形成太仓王氏;在元朝的至正年间(1341——1368年),太仓王氏中的一支开始入闽,先是居住在龙溪珩坑村,形成“珩坑王氏”;明代中叶,这支王氏迁至南靖县靖城乡,依然沿袭龙溪珩坑村的村名,称为南靖珩坑,“珩坑王氏”的称谓也未改变;到明末崇祯年间,珩坑王氏再度迁移,迁到广东的揭阳,定居揭西县河内乡,被称为“河内王氏”;河内王氏发展到清朝中后期,出了一个叫王弘毅的人,他通过海路到了泰国,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到今天已繁衍到第九代,这样,在近千年的时间里,这支王氏分别从其上一级的母体中经历了六次分离,最后在泰国形成一个巨大的宗族群落,其“河内王氏”的称谓依然不改。
          
  2、对三槐王氏和整个王姓的历史猜想
  三槐王氏的后世子孙为何会显得如此枝繁叶茂?可以作以下三个方面的猜想:
  第一 ,这是一个重视科举考试而又深得科举考试之惠的宗族。
  科举考试改变人的命运,在唐宋时期已经显现出来,而到明清时就更为突出。三槐王氏从立族之始,就形成了重视读书科考的风气。“三槐堂”的耀眼声名和代代相传的家业,为三槐子弟接受教育提供了较好的先天条件。
  有人总结,历史上留名后世的王姓人据各大姓氏之首,鉴于中国是一个“官本位”思想极浓的国度,这些留名的王姓人,大都是居于一官半职的人。
  在这些人中,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三槐王氏子弟虽然进入仕途的人数比较多,但他们大都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历史功绩或影响,多混迹在中下层官员之列。这种状况的坏处是,他们很难被人关注;好处是,使他们避免了豪门大族的大起大落。同时,一官半职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地位,又足以促使一个家庭、或一个小家族在地方上获得优于其他人的生存和繁衍空间。
  第二,这是一个内部凝聚力很强的宗族。
  历代王姓人都重视修谱,至今,王姓人留下来的谱牒是各大姓氏中最多的,而三槐王氏留下来的谱牒又占到所有王氏谱牒总数的40%左右,这说明三槐王氏是最重视敬宗收族工作的。
  敬宗收族并不是简单地做一做形式就可以了,它需要来自宗族内部的强大的凝聚力和认同感的支持才能做得更出色。这种凝聚力体现在宗族内部,就是宗族子弟之间相互帮助,相互提携,共同促进宗族的繁荣和壮大。
  第三,“三槐堂”这块牌子的吸纳力使得更多的王姓人愿意聚集到三槐王氏的门下。
  说三千万的三槐王氏后人全部都是王祜的直系后裔,这种可能性不是特别大,这就不能不联想到“三槐堂”这块牌子。
  从开封曹门外的三槐堂,到莘县的三槐堂,到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数不清的三槐堂,再到由三槐堂衍生出来的“槐荫堂”、“植槐堂”等等,“三槐堂”的名声传播之广,它被王姓人的认同之深,怕是没有其他的堂号可以相比了。王姓人的基数在历朝历代就比较多,基于对“三槐堂”的倾慕,其他郡望的一些王姓人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汇入到三槐王氏中来,应该是可以想见得到的情况。
  以上猜想或许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可能会为我们打开探究三槐王氏的壮大之谜提供一些思路。揭示三槐王氏的壮大,从很大程度上就等于揭示了整个王姓的壮大。
  王姓为什么能成为中华各大姓氏中的第一大姓呢?现在可以用一句话来作个梳理了:王姓拥有最多的源头,这是她的先天优势;在魏晋南北朝的贵族时代和唐宋的科举时代,她又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是最好的蓄势阶段;在随后的明清时期,直至建国以后,社会提供给人口发展的环境相对宽松,王姓大势发力,终成第一大姓。
  把对王姓的历史猜想跟对三槐王氏的猜想放在一起,应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远古时代,王姓拥有着最为高贵的血统,虽然在失去王位时,她曾有过淡淡的哀愁,但在中古时期,她迅速找准了位置,成为最骄傲的贵族。而到了科举制时代,她又懂得转身,马上调整好角色,成为科举制的受益者。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你能看出王姓较为明晰的宗族轮廓,这似乎是她生息繁衍的保护膜。
  到了近古,她早期的那种煊赫声势不见了,她变得很安静,她的子孙也大都显得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尤其是在近现代史上,王姓人几乎很难出几个浮现于历史界面的一流人物。她就是那样平凡,但就在这种平凡下面,暗藏着一股潜流,一股王姓人口激增的潜流。或许,在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里,王姓就是中华第一大姓了。
  2007年4月,公安部根据最新人口统计向外发布,王姓在百家姓中排名第一,人数达到9288.1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25%。这更像是以法定的形式肯定了她的位置。
  在寻常巷陌中发展成为中华第一大姓,这应该是王姓“不王而王”的崭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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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23 08:44:0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23 09:48 编辑

第六章 王姓大家部分历史名人解读
     王姓名人太多,如果逐个解读年写一年也写不完,这里把王姓比较出名的,影响力大的解读几个以飨读者。
  王羲之、王维、王安石、王实甫、王阳明、王夫之、王国维……
  设若没有这些人的名字,中国的文化史将为之失色不少。这些人的实践所及,涉及到书法、哲学、史学、文学和政治等不同领域,他们分别是这些领域里当之无愧的大家。
  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一如孔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王维不与李、杜争锋,但他那极具宗教深度的、无限触及人的内心世界的写作状态,堪称世间一绝;而王实甫,他的声名虽比不上关汉卿,但他的《西厢记》,绝对是戏曲史上的巅峰之作。
  王安石,他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具有重大影响的改革家之一,虽功败垂成,但他对政治理想的苦心孤诣,他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气魄,在后世中国每每面临维新图强、民族振兴的艰难时刻,总能产生振聋发聩的功效。
  王阳明是心学大师,他以阳明学派来对抗僵化的理学学派;王夫之是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把老子的辩证法推到了历史的最高峰;而王国维,这位国学大师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所谓“不王而王”,这几个分布在历史的不同时间点上的王姓人,揭示了这句话的最本质含义。

   (如果说东晋时代是书法史上的青藏高原,那么王羲之则是青藏高原上的珠穆朗玛)

  第一节 王羲之:右军一笔天下倾
  
  王羲之(公元303年-361年),字逸少,晋朝琅琊临沂人。他曾为官右军将军,故人称“王右军”。他的青史留名,并非因其官爵,而是因其书法。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书法大师,人称“书圣”。他的家族琅琊王氏,堪称第一等的豪门大族。从伯王导、王敦都是手掌社稷,权顷一时的风云人物,而到头来风尘荡涤,浮华尽散,却是这位族中子弟,用手中轻飘飘的鼠须笔,为琅琊王氏在中华文明史上写下最光辉的一页。
  
  1、袒腹东床一少年
  王羲之所处的两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综合着混乱、动荡与华丽色彩的时代。在王羲之出生的公元303年,“八王之乱”正处愈演愈烈之势,晋惠帝被迫逃出洛阳。此后中原沦为匈奴、羯、氐、鲜卑、羌这五胡民族引弓逐鹿的疆场。
  公元316年,王羲之14岁,匈奴人刘曜攻陷长安,晋愍帝投降,西晋灭亡。此后东晋偏安江左,虽然也时有图谋北伐、恢复中原的壮举,但更多的时候,却在无休止的内斗、专权、政变中反复折腾。
  与混乱的时局相对照,两晋却是一个文化繁荣、个性张扬的时代,数世“清流名士”各呈风流,在青史留下了众多逸传。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瑰宝之一——书法发展到了一个顶峰。
  秦汉时期的文字载体主要是竹简,由于竹简物理特征的限制,直到东汉时期,隶书仍为书写应用的主要字体。隶书的字型扁而长,写起来不甚流便,从视觉上看,字与字各自独立。
  “字”是书法的基本单元,汉末至魏晋,书法的“势”渐行发展,即书法要讲求变化,避免单一,讲求灵动,避免呆板,还应从整体的“字群”着眼,而非只立足单个的字。于是,隶书之外,楷书、行书、草书三支渐有兴盛。
  在王羲之以前,最能彰显个性的草书,其桂冠由东汉的张芝所戴。张芝的草书字字独立,大小相等,笔势不连贯,是依然具有隶书笔意的“章草”。
  在楷书、行书方面,最富盛名的大家,则是曹魏的宰相钟繇。钟繇擅隶书、楷书、行书三门字体,其楷书、行书皆有隶书的风格,神形古朴,纵画短而横画长,字体呈横张态势。
  到了两晋,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玄学清谈之风渐盛。旷达超俗的文人士大夫,在关注个性的同时,借助书法艺术表现自己不涉世务的清高。书法理论的研讨,书法用具,尤其是纸张的推广运用,让新兴的书法艺术浪潮如虎添翼。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书法进入发展的极盛时期。
  社会动荡不已,王羲之的家族琅琊王氏却藉此步入鼎盛。这里有必要作一个补叙。当初王览生了六个儿子,自长及幼分别叫王裁、王正、王会、王基、王琛、王彦。长子王裁,生子王导;三子王会,生子王敦;而二子王正,生子王旷。这王旷,就是王羲之的父亲。鼎鼎大名的王导、王敦,皆为王羲之的从伯父。王正曾为尚书郎;王旷曾为淮南太守,是首议晋室南渡的功臣。
  琅琊王氏一门渡江后,以王导、王敦为代表,他们辅佐晋元帝司马睿,对东晋的建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们位高权重,占据东晋几乎所有的重要职位,天下敬畏,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除了在政坛叱诧风云,琅琊王氏在文才方面也是代有翘楚,尤多工于书法,王导、王廙、王籍之等都是书法名家。这样的家族氛围当然会对幼年的王羲之产生影响。
  王羲之从七岁开始学习书法,启蒙老师是自己的姨母,人称“卫夫人”的女书法家卫铄。卫铄的曾祖父卫觊和老师钟繇,都是魏晋时的书法大师。她本人最擅隶书和楷书,其书法被誉为“楷书之法则”。
  在教学交流中,卫夫人发现王羲之不仅对书法兴趣甚高,而且有超越常人的慧根,谓之“将有大能”,并预言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将会超过自己。这位有才名且眼光独到的姨母,为王羲之日后的成就打下了基础。
  除了自身资质和名师教导,王羲之对书法的酷好和勤奋,显然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他一直认为,草书大师张芝学习写字的时候,在水池边练习,结果整个池子的水都被染黑了,如果其他的人也能有这般的专注,造诣未必就不如张芝。
  十六岁后,王羲之师从叔父王廙。王廙即后世书法界常说的“王平南”,他是当时江东乃至天下书坛的领军人物。王廙高朗豪率,对王羲之甚是赏识,悉心指导这位侄子。
  得到这位叔父的传授,王羲之的技艺日益精进。王廙曾提出了书、画创作要“行己之道”,即不是因袭前人,而要闯出有自己特色的路子。王羲之恰是如此,他纵情挥扬自己过人的才华,雕琢书法艺术的奇异绚丽,终成大器;在为人处世上,他也坚持自我的风格,从而走出了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
  史载,王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在精英荟萃的王氏家族中,并不引人注目。但也有少数善于识人的对他青睐有加。十三岁那年,王羲之去拜访名士周顗(yǐ )。这位周顗,字伯仁,为人特立独行,张狂率性,口无遮拦,甚至敢于在朝堂抨击皇帝;连王羲之的伯父,手握重兵的大将军王敦都有些怕他。
  周伯仁一见王羲之,却惊叹于此小子身怀异能,大为敬重。当时筵席上的大菜是烤牛心,周顗不等其他宾客品尝,先割下一块来给王羲之吃。这一刀割来,四座皆惊,而被周伯仁这么一敬,王羲之渐趋知名。
  随着年龄的增长,王羲之的才华日益凸显。在隶书方面,他已经超过了启蒙老师卫夫人。当时有评论说他的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王敦、王导二位伯父尤其器重他。王敦的主簿阮裕才德双修,举世名重。王敦以阮裕激励王羲之:“你是我们王家的好男儿,不会比阮主簿差呢!”便是这位阮裕自己,也将王羲之和王敦的继子王应、王导的儿子王悦并称为“王氏三少”。
  在融融的家庭气氛之外,一场变乱骤起。公元322年,王敦起兵南昌,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进攻建业,朝野战栗。王氏另一位领袖王导,则每日率子弟匍匐在朝堂前待罪。据说,当时担任尚书左仆射的周顗上朝,经过王导身边,王导请他代向皇帝谢罪解释,周顗仰头不答而过。不久王敦攻入建业,诛杀政敌,挟持晋元帝,朝政尽在掌握。
  二十岁的王羲之,看着这位伯父扬旌顺流,威风八面,心中涌起的未必是家族的自豪感。那位较早赏识王羲之的周顗,因为遭到王导误解,而被王敦所杀。王导后来才发现,原来周顗不仅在皇帝面前替他说了好话,还亲上奏疏称赞他的忠诚。于是,自知有愧的王导,说出了那句在历史上有名的话:“吾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对王羲之而言,朝廷争斗的是非姑且不论,周先生的横祸,却让他为之含悲。这种因为政治斗争而误伤好人的血淋淋现实,给年轻的王羲之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随后的历史中,我们会发现,他总是在尽可能地回避着斗争,往往能与党争的各方都保持相对纯洁的私交。
  就在这一年,被王敦吓得胆战心惊的晋元帝司马睿驾崩,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晋明帝。同一年,王羲之的叔父和师傅、当时书画天下第一的王廙病逝。明星的陨落,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只是当时的书法界,或许还不曾想到,开启这一时代的,是年轻的王羲之。
  王羲之继续着自己率性坦诚的生活。公元323年,尚书令郗鉴派门生向王家求亲,希望能找一个王氏子弟作为女婿。王导便让郗鉴的门生到厢房看望王氏子弟们,以备挑选。
  那门生看了一遍后,回去告知郗鉴道:“王氏子弟们都很不错,不过我去的时候,他们多少有些拘谨。只有一个小子袒胸露腹,自顾自躺在东边的床榻上吃东西呢。”
  郗鉴少时孤贫,从底层奋斗上来,他眼光独到,机谋深远。听了门生的汇报,立刻拍掌道:“就选那个袒腹东床的小子当女婿。”于是将女儿郗璇嫁给了王羲之。
  郗鉴究竟如何根据这一表现就认定了王羲之的出色,后人自然可以牵扯出很多理由,甚或有说是单纯的炒作。唯一无须质疑的是,此时的王羲之,早已不复幼时的“人未之奇”,而成为朝野目光交赞的青年才俊。郗鉴本人也是一位书法名家,据记载其“草书卓绝,古而且劲”;郗鉴的儿子郗愔、郗昙等都工书法;郗璇既是一位贤淑怀德的女子,对书法亦有所长。如此看来,以书法为媒,是一条最合符逻辑的理由。而与书法名门郗氏结亲,是王羲之人生道路上的又一幸事。
  公元234年,王敦再次起兵反抗朝廷,落得个兵败身死。对琅琊王氏而言,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好在,虽然失去了最有霸气的一位族人,朝中还有忠节宽厚的王导主持,“王与马,共天下”的势头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而作为王敦、王导下一辈的王羲之,开始进入他人生中的腾达时期。
          
  2、门阀政争的局外人
  王敦死后的第二年,即公元325年,年轻的晋明帝驾崩,五岁的太子司马衍继位,此即晋成帝。皇太后庾氏临朝,太后的哥哥庾亮与王导共同担任辅佐大臣。
  庾氏也是江东望族,更是书法大家。尤其庾亮的弟弟庾翼,是晋朝继王廙后在书法界的扛旗人。当时庾翼,以及王羲之的内兄郗愔,其书法造诣都胜过王羲之。
  王氏有晋室南渡的奠基之功,庾氏是新进外戚豪门。两族同辅朝政,最初往来密切,然而短暂的蜜月之后,这群书法家便逐渐陷入政争,而且一步紧似一步。
  王导的史评是宽厚仁和,不过在这种决定家族利益的战场上,也毫不手软。庾氏诸子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两家从中央争到地方,针锋相对,步步紧逼。
  庾氏有太后临朝的优势,王导为了抗衡,便大力借重子侄辈的王允之等青年俊杰。王羲之作为这一辈中的佼佼者却有些另类,不管家族间如何斗争,他照样同庾氏诸子交流切磋。
  王羲之的初次仕宦也在这段时间,最初担任的是秘书郎(负责掌管图书经籍的官),后来又曾担任临川太守。到32岁那年,时任征西将军的庾亮请王羲之担任自己的参军,后来又晋升为长史。这前后十多年,王羲之为官如何,史书记载不多。想来表现尚可,但显眼的政绩也是难觅。
  至于在庾、王两家斗得犬牙交错的关键时期,庾亮如何邀请王羲之到他的幕下,而王羲之如何又欣然前往,王导又听之任之,众说纷纭。有说这是政治上的交易,有说这是短暂止斗的表示,也有说这是王导特意安插的钉子。但或许更简单,只是王羲之不在意这些门户之争,他和庾亮不过彼此抱有欣赏罢了。在王羲之为官的半生中,这种态度贯穿始终。
  王导与庾亮的斗争曾一度白热化。庾亮甚至试图起兵罢黜王导的执政权,幸亏郗鉴的坚决反对才作罢。这里已经不是单纯的私人恩怨了,而是蕴藏了第一望族王氏与现任皇帝的舅家庾氏的门阀之争。对王羲之而言,参与斗争的个人都是他尊敬的长者,而斗争又是这般残酷和复杂,想来他心中是非常郁闷的。
  而公元339年对王羲之来说,是更加郁闷的一年。这年七月,王导去世。王导对王羲之非常看重,曾把自己从故乡琅琊带到江东的钟繇草书真迹《尚书宣示表》送给他。失去这位一直关照自己的从伯,王羲之心理当然不好受。
  祸不单行,八月里,岳父郗鉴也去世了。又过了一年,庾亮也因病而薨。临终前,庾亮向朝廷上表,称赞王羲之“清贵有鉴裁”,希望朝廷予以重用。王羲之因此得以被授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这一年,他38岁。
  将届不惑的王羲之,此后面临的是新的局面。从初次仕宦至此,前后十多年中,他多少总是处在长辈们的关照之下。如今,族伯、岳父和老上级相继故去,他需要靠自己的力量闯荡官场了。
  对于一个向来有志仕宦、光宗耀祖的人而言,离开前辈的庇护,自然少了些援助,但同时也可以摆脱前辈的拘束,放开手脚施展自己的能耐,说不定事业能达到新高。遗憾的是,王羲之并非此类。他才干是不缺的,也能够尽职尽责地完成任务,但他的兴趣不在为官上。艺术的广袤世界,已经吸引了他的全部心力。
  琅琊王氏中,王戎、王衍、王敦、王导这一代,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而退场。光耀门楣的担子,落到下一代身上。王羲之则是这一代的翘楚,一旦被拉入家族利益的圈子,一个人面对的情况将要复杂凶险得多。而王羲之是不喜欢权力斗争的,他也不习惯权力斗争。
  他开始回避仕途,只当了一年的宁远将军、江州刺史,便卸任给同族兄弟王允之,自个专心致志进行书法研究。
  接下来的几年,他过着悠然的田园生活。朋友会稽王司马昱在朝辅政,多次召他担任侍中、吏部尚书等官职,他都统统不受。
  344年,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出生。王羲之共有七个儿子,其中史书留传下姓名的有五人: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王献之是王羲之四十二岁时的老来得子,也是诸子中最有出息的一位,日后与他爹被书法界并称为“二王”。
  同是这几年,王羲之远离的东晋朝廷则没啥好事。公元342年,晋成帝卒,其弟弟司马岳继位,是为康帝。只过了两年,年仅23岁的康帝又死了,两岁的司马聃继位,是为穆帝。
  皇帝三年死了两个,朝堂上庾、王两族的争斗也是不亦乐乎。尤其在342年,庾亮的弟弟庾怿试图毒害王允之,事败之后服毒自杀,将悲剧推到高潮。一群美仑美奂的书法高手,在政坛采用这等狠辣阴鄙的手段相斗,实在让人感慨不已。从这一点看,远离是非的王羲之是有先见之明的。
  撇开世间浮尘,专注于内心修炼,王羲之的书法在他四十岁左右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三十岁之前的王羲之,其书法虽有才名,个人特点尚不突出。他不甘人后,致力于书理的探索和书体的创新,追求区别于人而高出于人的品格。
  王羲之在楷书、行书、草书三种书体上各有创新。楷书上,他虽法钟繇,却“俱变古形”,一改钟繇楷书中翻挑飞扬的隶书笔势,代之以回锋收笔、规整匀称的“楷势”。这种楷书,纵向笔画向下伸引挺直,点画对称呼应,有纵展之势;用笔则多以方笔入纸,而收笔处轻提回带;在运笔速度上是缓前急后;在笔画形态上求其匀整遒紧,势如列阵。经这样改造,楷书字体笔画之间的配置关系基本确立,结体变横张为纵展,规整劲健,雍容尔雅,仪态大方。王羲之为楷书开创了端庄而生动的“今体”阶段(今体楷书的最后定型是在唐朝)。
  王羲之的行书也是法于钟繇而超越钟繇,其笔画体态都生动欹侧,在结构上“遒媚紧敛,势巧形密”,蕴含着行而突止之态、蓄而待发之势。在字与字之间,起承转合,似断若连,如‘烟霏露结’。这种新体行书,较之于钟繇行书显得华美潇扬,时人竞相效仿,从而结束了钟繇行书统领书坛的时代。
  草书方面,王羲之在张芝“章草”的基础上进行扬弃,增损古法、裁成自体,融合了流畅遒逸的“今草”风格。其笔势的连属多在一字之内,同时又在作品整体上呈现出神采的贯通,别出新貌。他的今草,在用笔和结构的变化上,都达到了极致。用笔方折为主,斩钉截铁,干净简捷,从容不迫。“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技法与才情,理性与感性,自然地融为一体。
  王羲之突破陈规,凸显独有的风范,声望也逐步攀升,到后来,名家子弟纷纷效法。庾翼的书法,过去一贯是胜于王羲之的。见到这种情状,开始很不以为然,发牢骚说:“最近这帮小子怎么轻贱家鸡,而喜爱野鸭啊。居然全都去学逸少的书法。等我抽空去和他比试一番。”后来,看了王羲之用章草写给他哥哥庾亮的信,他才深为叹服,
  他后来写信给王羲之说:“过去我有张伯英(草圣张芝)的章草书十纸,过江的时候却丢失了,常常痛惜再也看不到这样绝妙的书法。如今看见您给家兄写的书信,焕然若神明,真是如当年的伯英草书一样出色!”
  这可不是简单的态度转变,庾翼在王廙死后的十余年间,是称雄中国书法界的第一流人物。他对王羲之的叹服,可谓标志着书法界又一次改朝换代。王羲之超越了庾翼,成为新一代的领军人物。
  
  3、在义气与意气之间
  婴儿皇帝晋穆帝登基前后一两年,王允之、庾翼、庾冰等先后去世,之前闹得沸反盈天的庾、王两族朝堂相争也告一段落。敌对的双方大批量撒手人寰,与两方皆有交往,置身争斗之外的王羲之,却依然在钻研他的书法。异军突起的庾氏一门渐归平常,曾经炽手可热的琅琊王氏亦不复当年的辉煌。
  公元347年,晋朝的对外形势一片大好。荆州刺史桓温西征四川,攻克成都,灭掉了成汉国。但桓温本人却非谦谦君子,很快便有了觊觎朝堂之心。出于牵制桓温的目的,会稽王司马昱提拔当时颇有清名的殷浩入朝与之抗衡。为了增强实力,更征王羲之为护军将军,以辅佐殷浩。
  王羲之何等聪明,又怎看不出其中的玄机?棘手的是,这件事的三个主角,司马昱、殷浩和桓温,恰又都是他的好朋友。第一次是王敦、王导和周顗,第二次是王导、郗鉴和庾亮。他实在不愿意再看到类似的悲剧发生,更不愿以四十多岁的年龄卷入其中,他婉谢了任职邀请。
  然而殷浩不肯放弃,给他写了封很是动情的书信。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勉强去担任殷浩的护军将军,后来又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这时,殷浩、桓温两党的斗争已经愈演愈烈。王羲之一方面出于与他们二人的友情,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国家利益,常以书信劝和。可惜未被听从。
  公元352年,殷浩乘北方羯族建立的后赵发生内乱,试图通过北伐的胜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遏制桓温的势头。王羲之料其必败,再三劝阻,而殷浩一意孤行,率领拼凑的部队勉强出兵,结果被羌族将领姚襄打得大败。
  他还想再战,王羲之写了一封书信,信中劝殷浩不要追悔往事,而要放眼将来,应当以宽和为政,不去强争武功。又指出,按目前局势,殷浩应该引咎自责,退守长江,减轻赋税徭役,让百姓休养生息。
  最后王羲之还写道:“我知道自己的谏言或许不被你采用,或者会惹你生气。但推心置腹的话,一定要言无不尽。如今百姓饱受徭役赋税压榨,简直如同秦朝时候的暴政。恐怕陈胜、吴广这样的忧患,也离得不远了!”
  王羲之是一位文人,魏晋时候的文人,多有清谈的毛病。而他这一篇《遗殷浩书》,字字迸发的都是响当当的忠贞之言。王羲之又给殷浩的后台司马昱写信劝阻北伐,言辞据理,痛心疾首,悲悯之心溢于行间。这便是有名的《与会稽王笺》。
  遗憾的是,司马昱和殷浩都没有接受劝告。次年,殷浩再次北伐,又被打得丢盔弃甲。两番北伐兵败,司马昱、殷浩在政治斗争上节节败退,手握重兵的桓温得势。与此同时遭到摧残的,还有东晋王朝的国计民生。
  面对这一切,王羲之徒呼奈何。他并非只图个人逸兴,不问苍生死活的清谈家,而他的几位朋友,却不能理解他的一片苦心。司马昱、殷浩以北伐作为对抗桓温的工具,桓温则用按兵不动,不予增援的方式来破坏北伐。在王羲之看来,江山社稷或者黎民疾苦,都被他们当作了可以牺牲的棋子。他厌恶这一切,却又无力改变。
  于是他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在出现饥荒的时候,开仓赈济贫民。王羲之常常上书为民请命。由于他的名望,往往得到朝廷批准,从而使百姓得以减轻压迫,喘息一时。
  史载他给尚书仆射谢尚的信中,详细叙述百姓的苦难,又就漕运的弊政、百姓逃亡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皆是落到实处的措施。王羲之本人的乐趣在于书法,可一旦处于地方官的位置上,他是愿意尽心竭力地为百姓谋求一方平安的。
  公元354年,殷浩因为两次北伐失败而遭到罢免,桓温独揽朝廷大权。两个朋友的争斗以这种方式收尾,对王羲之而言,虽是意料之中,大约也难免感到辛酸罢。
  然而此时,另一桩让他异常不快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使得王羲之卷入由他自己主导的平生唯一一次官场斗争,并迫使他从此永远退出官场。
  这场斗争在王羲之与太原王氏的王述之间展开。论前世渊源,太原王氏远在琅琊王氏之上,但在晋室东渡之后的数十年间,则是琅琊王氏把握大权,尽显风流。
  对于王述,在《太原王氏》一章已有述及。他为人沉静,并无多少张扬外显的才华,在士林与仕途的发展,都较王羲之为晚,更有痴、躁的名声。或因此故,王羲之多少有些瞧不起他,甚至因为时人把王述与自己并称而不快。
  他有意无意总想打击一下王述,还对朋友说:“王述这人,也就能当个尚书,到老大约能混上个仆射罢?”
  王述曾任会稽内史,后来因为母亲去世而离职守丧。王羲之去接替他职务时,只凭吊了一次。有好几次,王述听到号角的声音,以为是王羲之来访,准备去接待。谁知王羲之根本不顾而过。如此再三,胸怀本来就不宽广的王述,对王羲之的怨恨自然越积越深。
  到了354年,殷浩被罢免,王述接任为扬州刺史,反成了会稽内史王羲之的上司。见一个自己素来轻视的人居然成为自己的上司,王羲之失意之情可以想见。
  他率性的一面流露出来了,他要亲自发动一次官场斗争。而他斗争的方式,居然是上书朝廷,要求将会稽郡从扬州分离出来,以便使自己不归王述管。
  这样荒诞的建议当然被朝廷驳回,王羲之因此遭到了时人的嘲笑。他为此愤懑叹息,甚至迁怒于自己的几个儿子,抱怨道:“我不比王述差,可惜你们几个不如王述的儿子王坦之,所以连累我的地位在他之下!”
  王述一朝当权,以牙还牙,自然也不会对王羲之客气。在对扬州下属各郡的工作进行评估时,会稽郡的检查分外严格,让办事的官员都难于应对。
  王羲之原本便对当官没有太大兴趣,又因为殷浩、桓温之争而常怀感慨,如今一个自己瞧不起的人仗着职务之便上门屡屡寻衅,哪里还能忍受?公元355年,53岁的他称病辞官,并到父母的墓前立誓,从今以后,永不做官,安心归隐田园;如有违背,那便是不尊父母,枉为人子,将为天地所不纳,名教所不容。
  自古以来,看透官场兴衰,弃了乌纱的文人,数不胜数,但这般在父母坟前立下重誓的却不多见。王羲之当初的仕宦便非出自本意,而更多源自家族、亲朋的或邀或迫。如今受了窝囊气,正好仗着这势头,立下一个绝誓,彻底断了这方面的聒噪,岂不痛快!
  
  4、千古兰亭一挥间
  在晋穆帝时代,王羲之的官是做得伤心,其他方面却十分开心。他素好游山玩水,对道家的服食养性也颇有兴趣。会稽山水风光秀美,王羲之自然乐游不倦。其他的一干名士,如孙绰、李充等,还有尚未仕宦的谢安等,也都在此居住游玩。大家呼朋引伴,登山踏水,留下多少美谈。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兰亭会”和《兰亭序》了。
  公元353年,也就是殷浩二次北伐失败、让王羲之分外痛心的那一年,王羲之与孙绰、谢安、妻弟郗昙、儿子王献之等41人,于三月三日上巳节,在会稽山阴的兰亭踏青聚会,饮宴赋诗。大家各显才能,欢斟畅赋,十分尽兴。宴后,大家一致推举王羲之为当日宴上所写的诗集作序。王羲之欣然而从,提笔一挥而就。
  序文中,王羲之记述了当日宴饮盛会,更抒发自己对人生的感慨。这就是著名的《兰亭序》,亦称《兰亭集序》、《临河序》。
  诗集和序文一出,文坛轰动。当时有人将《兰亭序》与五十多年前晋代第一富豪石崇写的《金谷诗序》相提并论。王羲之听了,很是高兴。而后人评价,多以为王羲之的《兰亭序》,其曲水流觞的风雅情致,实在石崇的《金谷诗序》之上。至于《兰亭序》的书法水准,更是垂乎青史之间。
  《兰亭序》用行书写成,誉称“天下第一行书”。全文三百余字,看单个字体,各是上上之品。而通篇中,王羲之对于文中出现的大量重字,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千变万化,或换用异体字,或改变笔顺,或草化,或楷化,起笔收笔,曲直轻重,倾斜、游丝,长短、开合,向背俯仰,俱各不同,充分展现了书法家挥洒豪情的逸才。其中二十个“之”字,各有不同的体态及美感。
  此帖下笔有如神助,有“遒媚劲健,绝代所无”之誉,在当时即被视为珍品。随着时间推移,《兰亭序》中书法艺术的绚丽早已掩盖了序文文采上的风韵,至于当初那些兰亭诗集,更是成为序文书法的附属品。这或是诗人和文人的遗憾,却更显出了书法家的卓越。
  据传在唐初,《兰亭序》真本流传到永兴寺一位叫“辩才”的和尚手中,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求得,竟派监察御史萧翼乔装改扮后混入寺庙,将《兰亭序》骗到手。萧翼因此得到封赏,而辩才和尚则不久抑郁而死。李世民得到后,爱不释手,死时《兰亭序》真本陪葬入昭陵。从此世间流传的,都是后人临摹和篆刻的复制品。
  为官会稽期间,王羲之还留下许多逸趣传闻。据说他最喜欢鹅,听说本地有位孤寡老太太养了一只善于鸣叫的鹅,便亲自前去老太太住处观赏。谁知老太太听说王羲之来做客,便宰了鹅烹调成菜,款待王羲之。王羲之得知盘中的美味便是那心仪已久的鹅,禁不住叹息再三。
  又说山南有位道士善于养鹅,王羲之去看了,非常喜爱,希望能买一只。道士回答:“大人若是肯为我写一本《道德经》,我就把这一群鹅全送给大人。”那时,央求王羲之写字很不容易,更何况数千字的《道德经》?王羲之却一口答应,写了《道德经》,然后高高兴兴用笼子把鹅全装了回去。
  又说他一次去一位门生家,顺手在木头桌子上挥笔狂书,却被那门生的父亲误刮了去,引得门生懊悔不已。
  四十岁以后的王羲之,已成为当时天下书法的领袖。然而他没有固步自封。在遍游名胜古迹、看到了很多先人的书法之后,他大开眼界,从书法理念到实践,又发生了突变。而在经历一番沧桑之后,他更看淡了朝野纷争,认为兴衰不过过眼烟云,唯有书法能吞吐宇宙,收发情怀,从而领悟到新一层的理念:在书法中融入自然之道,挥洒进退,形念合一,而创作出惊世骇俗的神品。这即是所谓的“迨其末年,乃造其极”。
  辞官之后数年,王羲之游历山水,垂钓溪畔。又同道士许迈炼丹修身,优哉游哉,甚是快活。在他给谢万的书信中,提到“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一派融融天伦。朝廷因为他曾经发下的重誓,也不再来强征他做官。这样的生活,才是他最喜欢的,也是最适合他的。
  
  5、悠悠华夏一书圣
  公元361年,王羲之去世,享年59岁。朝廷追赠他为金紫光禄大夫,他的儿子们遵照他先前遗愿,坚决不受。
  一代名家王羲之,轻轻松松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他的仕宦之途充满了敷衍和无奈。但在自己心爱的书法艺术上,却慨然有驱百万雄兵,卷千里平野的豪逸。他抛弃了朝廷追赠的官爵,而“书圣”的头衔将伴随他千秋万载。
  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风流倜傥、其书风比其父更加妍媚。后人多将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四人并称,而在东晋末年和南朝宋齐两代百余年间,王献之的书风以其纵引飘逸笼罩书坛,一度凌驾其父之上。南朝宋虞《论书表》说“子敬穷其妍妙”,因此比羲之“固其宜也”。
  到南朝梁时,这种趋新的风气又突然转变。梁武帝萧衍命袁昂作《古今书评》,评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为地位最高的“四贤”,同时又认为王献之不如王羲之,王羲之不如张芝、钟繇。显然这位皇帝是有好古崇古之癖。梁武帝曾令搜集王羲之的单字,以推行新制的《千字文》,作识字习字的启蒙课本,从而普及了王羲之的书法。
  庾肩吾的《书品》以三等九品评论自汉至齐梁的一百二十八人,将张芝、钟繇、王羲之三人列为‘上之上’,将王献之等五人列为‘上之中’,并说:“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
  梁武帝则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对王羲之书法作出了著名的评语:“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单就“四贤”的地位比较而言,王羲之重新超越自己的儿子王献之,似乎又落到钟繇、张芝二位前辈之下。
  但实际上,这一时期王羲之凭借质与妍的得体均衡,已隐然有渐趋鳌头之势了。陈、隋之际,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将收集王羲之字的《千字文》临写八百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进一步弘扬了王羲之的书法艺术。
  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心慕手追。《晋书》专为王羲之立传,唐太宗亲作赞词。赞词中,历数各家书法之短,独颂王羲之:“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 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这就直接将王羲之提升到了其余三贤都难望其项背的地位。
  李世民敕令购求书法妙迹,只要是王羲之遗墨,悉数藏入内府。遵照唐太宗“书定一尊”的旨意,鉴赏家李嗣真对前代书家进行了总结。把从秦代到唐初的81人分为十等。张芝的章草、钟繇的正书(楷书)、王羲之的正、行、草三体及飞白、王献之的草、行书、半草半行书,被称为 ‘旷代绝作’。其中尤为推崇王羲之的书法,说“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敞,簪裾肃穆”,可谓“书之圣也”;他的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可谓“草之圣也”。这样,王羲之在历史上首获‘书圣’之誉。
  从这时起,他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宝座。唐玄宗开元年间的鉴赏家张怀瓘在《书议》中说:“惟逸少笔迹遒润,独擅一家之美,天质自然,丰神盖代。”在《书断》中说,王羲之“尤善书,草、隶(楷)、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从晚唐到宋,中国进入了真正的文人社会,文人阶层的使命感、忧患意识和学养也都超过前朝,书法因此被赋予“雅玩”的性质。而王羲之一方面忧国忧民,为政颇有实绩,另一方面更在艺术上取得绝佳的成就,正是后世文人的典范。
  由于帝王权贵的私藏、陪葬,加上战乱的破坏。到宋朝时,王羲之的真迹传世的已经近乎绝见,流传的是各种各样的临本、摹本。这样反而让他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王羲之不再是晋朝那个为官不甚得意的豪门子弟,而成了后世文人心目中的书法之神。他的人格精神和艺术才华,为历代传颂追思。
  直到今日,山东临沂虽然拥有蒙恬、匡衡、诸葛亮、王导、刘勰、颜之推、颜师古、颜真卿等等众多名人,但她却以王羲之作为自己的城市名片,或可见其一斑。
  后世的这一切,王羲之自是无所知晓了。他生活在晋代,并没有追求书圣的桂冠,而只是享受着他心爱的书法艺术。比起那个时代很多为权势斗争殚精竭虑的人来,他是幸运的。因为他不仅见证着历史的演变,更在生活中刻下了自己饱满的足迹。他没能为琅琊王氏在东晋的朝廷上保住显赫的地位,但却为中华文明的园地种下了一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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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26 09:45:4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26 10:10 编辑

第二节 王维:穿过诗、画、乐、佛的风
  
  王维(公元699年-761年),字摩诘,原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后迁至蒲州(今山西永济市)。唐朝著名诗人,诗画皆工,尤擅以画入诗,以诗入画。苏轼称赞:“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他自幼奉佛,晚年长斋,一生过着亦官亦隐亦居士的生活,因其通佛性,尚南宗,所以人称“诗佛”。
  
  1、出身贵族,多才多艺
  按照《旧唐书》的说法,王维籍贯太原祁县,后移家蒲州。唐天宝年间,蒲州一带改名为河东郡,因此,后人又称王维为河东人。他是太原王氏后裔,具有着闪亮的贵族出身。
  王维出生时,已经是武则天在位后期。经过唐太宗、尤其是唐高宗的打压,此时门阀士族的地位已经风光不再,但通过几百年积累起来的门阀意识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除,所谓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赵郡李氏、陇西李氏以及太原王氏这“五姓七家”的贵族标签,在上流社会中还依然享有尊崇。
  根据王维在《请施庄为寺表》中的记载,王维的家世颇为可观,不仅他的父系一脉属于“五姓七家”,他的母系也是“五姓七家”之一,其母属博陵崔氏。
  他的先祖们都曾是朝廷的栋梁。在王维家那不小的祠堂内,依次供奉着先祖的灵牌:王琼(隋镇东将军)、王尊业、王儒贤(唐赵州司马)、王知节(扬州司马)、王胄(协律郎)。王维的父亲王处廉当时是汾州司马。
  出身贵族,并不只是拥有这些可以在人前炫耀的家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小就能接受系统而全面的教育,能在世世代代的特殊环境下熏陶出典雅的气质。凭借这样的教育和气质,即使在讲究相对公平竞争的科举时代,贵族的子孙们往往也能抢占先机。
  王维的祖父王胄在世时任朝廷的协律郎,掌管调正各种音乐律吕,并且一手琵琶弹得神出鬼没,被时人称为“国手第一”。他的父亲王处廉也是诗、书、画皆工,这位父亲很注意对王维的培养,不仅自己亲自教授其诗文,还延请了很多当时有名的画家、乐手对王维进行全方位的教育。
  《新唐书》说王维“九岁知属辞”,这就是说,他九岁就能写出非常像样的文章。王维十五岁时路过嬴政墓,写了一首《过始皇墓》,中有“星辰七曜隔,河汉九泉开”句,已经颇具气象。
  流传至今脍炙人口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也只是他十七岁旅居长安时的即兴之作: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全诗不事雕琢,浑然天成,却有一股力量感人至深。在异乡为异客,旅异地为异人,思乡之情,溢于言表。又逢佳节,人人团圆,家家结彩,烹羊宰牛,喜庆连连,这思念自当更深一层。诗意反复跳跃,含蓄深沉,既朴素自然,又曲折有致。“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句,更是成为千百年来游子心头日夜萦绕的名句。
  诗歌之外,王维还工草隶,长绘画,娴丝竹,不管在当世,还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他都是不可多得的全才。前人评价唐朝诗人时说,李白是天才,杜甫是地才,王维是人才。在很多人眼里,王维的全才,一定程度上正是凭借他那良好的家庭教育后天习得的。
  
  2、精通音律,观画识乐
  大概在十五岁前后,才华横溢的王维开始从故乡出发,游历京师。但在最初的日子,王维是寂寞的,他一心想结交的歧王怎么也联系不上,最后是弟弟王缙提醒他用银子买通王府的门人,他的名刺才得以顺利送达。
  歧王叫李隆范,为避玄宗讳而省去隆字,单名为范。他是睿宗李旦第四子,也是当朝皇帝唐玄宗的四弟。
  歧王尚贤、好风雅之名由来已久。当得知来人是有名的太原王氏后裔时,他吩咐左右赐座。王维献上早已准备好的几首小诗,其中有《过始皇墓》、《洛阳女儿行》、《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题友人云母障子》等,歧王看后赞不绝口。席间听说王维是前协律郎王胄的后人,便邀王维一起品丝论竹。
  一曲过后。歧王问:此是何曲?
  王维答:《凉州曲》,这支西域新进贡的曲子,格调苍凉,贵府的乐工演奏尚可。
  “尚可”二字,让歧王吃了一惊。王维可能不知,在歧王那里,这首曲子一向是他炫耀的资本。
  被王维这么一说,歧王有点不高兴,赌气地问:“王公子有何高见?”
  王维有条不紊地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笙管在哪里丢了半个音,笛箫在哪里慢了半拍,琵琶的指法还不错,但未精到,揉捻挑拨尚欠功夫,等等。
  歧王和王府的乐工们听得目瞪口呆。紧接着王维又自告奋勇奏了一曲,有如天籁,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众人如痴如醉,奏完之后很久才突然想起鼓掌。
  从那以后,王维成了歧王的座上常客,也算在京城初步站稳了脚跟。站稳脚跟后,王维打算正儿八经地考个功名。
  根据唐人薛用弱在《集异记》中的记载,公元719年,王维准备应试,最开始他想走公主的门路,于是委托岐王引荐。
  这位公主是指玉真公主,玄宗的同母妹。她从小见惯了祖母武则天、姑姑太平公主的尔虞我诈,觉得活得太累,于是在终南山建了个别馆以做求佛之用。她的这种做法深得三哥玄宗的赏识,所以在很多事情上对她格外关照,她的话在三哥面前也格外管用。
  有这个想法的不止王维一个,早在王维之前,有个叫张九皋的人就已经打通了公主的关节,公主也答应帮忙,授意负责考试的官员点此人为解元。情急之下,岐王想了一记妙着。
  一天,公主宴请岐王,岐王便带着王维前去赴宴,行前让王维锦绣华服地妆扮了一番。王维风姿俊美,仪表非俗,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高雅的贵族气息,非常惹人注目。
  公主一见便问:“这是何人?”
  岐王说:“是个懂音乐的。”随即让王维给公主演奏一曲。
  只见王维左右拂弦,指如流水,曲成,公主大惊,问:“这是什么曲子?怎么听都没听过!”
  王维起身答:“此曲名叫《郁轮袍》。是小生自度的曲子。”
  公主听了很高兴。岐王乘机说:“此人不单通晓音律,诗文亦工。”
  公主惊叹再三,问是否有写就之诗。王维从怀里取出数卷早已准备好的诗奉上。
  公主阅毕,缓缓说道:“这些诗歌我先前也曾读过,一直以为是古人的作品,想不到作者居然是你这样一位翩翩少年!”于是让王维更衣入席,列为上宾。
  王维饱读诗书,言谈诙谐,再加上从小熏陶出来的贵族气质,在座之人无不骇然。
  岐王见时机成熟,遂对众人说:“此人文采风流,如果今年京兆府能以此人为头筹,实乃国家之福。”
  公主说:“那干吗不教他去应举呢?”
  岐王说:“听说今年的解元您已经许给张九皋了。”
  公主闻言哈哈一笑,说:“那是别人求情,这张九皋我见都没见过!”
  随即回头对王维说:“你要想取解元的话,我当全力保荐你。”
  就这样,王维轻而易举地夺取了京兆府的解元。
  古代科举考试分几个级别,州府一级称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举人第一名就是解元。王维得此头衔,无疑为他日后的殿试打下牢靠的基础。
  但据史学家考证,这个故事有可能是出于杜撰,因为早在王维之前,那个跟王维存在竞争的张九皋就已经明经及第,他犯不着再赶这么一趟浑水。尽管如此,从这个唐人记载的故事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人们对王维才华、特别是音乐才华的认可。虽然中解元一事尚有存疑,但后来考取进士而且高中状元,却是正史记载的事实。
  《旧唐书》说“维开元九年(721)进士擢第”。进士及第后,王维随即被授予“太乐丞”。这是一个掌管音乐的闲官,对于王维来讲,多少也算是专业对口。
  对于音律,王维有很多过人之处,他不仅能听出别人哪里跑调,哪里走音了,而且自己还能写曲、填词、演奏,甚至于随便拿一幅奏乐图,他就能说出画中的乐工奏的是何音何调,奏至何处。
  就有那么一次,有位同僚新得一幅《奏乐图》,但画上没有款识,不知画的是什么意思,于是拿到朝堂上请王维帮忙鉴别。王维摊开画来一看,这是一幅六尺长卷,绢本设色,人物形态逼真,栩栩如生。画面上是一个管弦乐队,还有指挥,像是在演奏什么曲子。
  端详了一会,王维告诉同僚,这幅画不是什么古董,画上的乐队演奏的《霓裳羽衣曲》也是新近流行的曲子,而且就画中的情形看,乐队正演奏到第三叠的第一拍。
  见王维说得如有板有眼,同僚表示怀疑。王维说可以一试。于是二人找来乐队让他们给表演《霓裳羽衣曲》,当演到第三叠第一拍的时候,王维大喝一声“停”,整个乐队戛然而止。同僚对照画中情景,竟然一模一样,大为叹服!
  
  3、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王维不仅精通音律,诗画亦工。他学诗的启蒙恩师是其父王处廉,他的画据说传自当时一位姓吴的先生,至于真实姓名已经茫无可考。
  王维早慧,学诗、作画一点就通,但在他的一生中,如果说写诗是一部歌剧的话,那么绘画只能算着一个插曲,但就是这个插曲,成就也是巨大的。
  当代有学人这样评价盛唐的三大诗人李、杜、王的:如果说李白的诗有任侠使气的布衣风采,杜甫的诗有忠君忧民的官绅底蕴,那么王维的诗才真正是寄情山水、体味人性的诗人本色。
  由于王维兼众多角色于一身,所以人们常常能在他的作品中看出艺术相通的影子。苏轼的话可谓一语中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公元737年,王维曾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凉州,他作于这一时期的《使至塞上》和另一首年代不可考的《送邢桂州》,最能体现他的画家本色。
  《红楼梦》里有一回写到香菱学诗,她的老师林黛玉独独在唐诗数千家中选中王诗,让她第一步先读一百首王诗。读过之后,二人开始探讨起读诗心得。
  《红楼梦》中是这样写的: 
  香菱笑道:“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这话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从何处见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象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再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这‘白’‘青’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象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和‘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湾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作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倒象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  
  香菱虽是初学诗,但问题看得真切,她所举的三句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都是王维诗中的名句,而且都具有图像美。它不同于李白那种“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的想象,也不同于李贺“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的用典。他写景恰似一个高明的画家拿着炭头在画布上别出新裁地细细涂抹。“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渡头”、“墟里”,一个景致就是一幅画面,再加上诗人精心选择,动静结合,一幅幅画面如在眼前,呼之欲出!
  特别是香菱提到的前两句,一个“直”,一个“圆”;一个“白”,一个“青”。其中“直”和“圆”是线条,“白”和“青”是颜色。线条和颜色这些都不是诗人的专长,只有在画家的眼里,它们才是鲜活的元素。
  王维的画,从流传至今的资料看,大多作于中年隐居辋川之后。在公元731年前后,他有过一段愉快的巴蜀之旅,这个时候也作画甚多。
  在北宋的《宣和画谱》中收录的王维画作中,光是《栈阁图》和《蜀道图》就有十一幅。但可惜这些画现在都见不到了。据专家考证,目前存世的所谓王维真迹其实都非王维原作。
  王维之前,山水画流行的是金碧设色,以泥金﹑石青和石绿三种颜料作为主色,以青绿画山水,泥金钩染山廓、石纹、坡脚、沙嘴、彩霞以及宫室楼阁,透露出一种富丽堂皇的美,但缺乏清静幽远的意境。王维开创的文人画的水墨风格,正好弥补了这个不足,于典雅之外更添一份幽玄。明朝著名画家董其昌对其推崇备至,认为他是“南宗之祖”,“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
  目前公认的最能体现王维画风的,是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雪溪图》。《雪溪图》,绢本、墨笔画。纵36.6厘米,横30厘米。坡石有渍染似无勾皴,无款。有宋赵佶标题“王维雪溪图”字样。
  该图录于《中国名画宝鉴》,全画采用平远构图,分为近景、中景、远景三段。近景左下方有一座披着素纱的木拱桥,把人们引入一个冰雪天地;中景是一条结冰的大河,横卧在画卷中部,水平如镜;远景,河对岸雪坡、树木、房舍等平卧于黑水之上,掩映于白雪之中。整个画面幽静深远,让人沉浸在一片寂静的山村境界之中。伫立在天地之外,有雪花飞飞洒洒,观画人的眉桡、面颊、肩膀,顿时长出了一层薄薄的雪绒花。行人的脚步越来越近,闭上眼仿佛触手可及。
  除了山水,王维还能画人物。公元732年,王维经三峡出蜀,乘船回到长安。途中他特意去拜访了身在襄阳、同为山水田园诗人的好友孟浩然。
  王维拿出一路的行吟之作请孟浩然指正。孟浩然看过王维的诗后爱不释手,特别对“晴江一女浣,朝日众鸡鸣。水国舟中市,山桥树杪行”几句感触颇深,认为深得景物之妙,如影历历,恰在眼前。
  接着,孟浩然也拿出自己的诗请王维参阅。当看到 “日暮马行疾,城荒人住稀”一句时,有着画家气质的王维沉吟良久,随即向孟浩然讨来笔墨,顷刻之间,一副《孟公行吟图》一挥而就。
  画面上,孟浩然修长的身材,清峭而瘦弱,白袍,乌纱,黑靴,骑马缓行;后面一个书童,背着琴,提着书箱。背景是萧索的荒城,与马上的孟浩然两相映衬,精妙之极。
  这幅画在唐朝就很有名气,临摹的人很多。更重要的是,这种以诗入画的做法,给后来辉耀一时的北宋画院,不管是在招生方面,还是培养人才上,都提供了难得的思路。
  
  4、禅理入诗,妙韵天成
  除了诗画相通,在王维的诗里,禅理也近乎完美地融入了进去。后人在说到王维的时候,常常说他是“诗佛”,指的正是他那些与禅理异曲同工的绝句、律诗。
  王维嗜佛,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其母亲的影响。其母崔氏,整日卷不离手,尤喜《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王维字“摩诘”,就是由母亲取自佛教经典《维摩诘经》。
  王维一生坎坷,人生的几大悲,都给他碰上了:少年丧父,中年丧妻,等到终老之时,又突然生出一个安史之乱,自己莫名其妙地就被安禄山逼迫做了伪官,后来甚至差点因此罹祸。人生的悲欢起落来得太快,王维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事情就突然发生了,王维很不愿意去回忆。
  九岁那年,父亲王处廉病死汾州任上。作为家中的长子,他协助母亲分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为了考取功名,重振门风,十五岁的他就开始了京城的求官之旅。无亲无故,一个半大小子,独自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开始人生的另一番天地,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
  王维有才,但最初他的才华并不被人们认可,他的诗作很美,但一度苦于无门。如前所述,他曾向重贤的歧王投了几次名刺。
  在是否应该行贿的问题上,王维陷入了困惑。为了这事,他特地去请教了事佛的母亲。母亲给出的答案近乎偈语:“般若无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世间之事不可过于执着,一切随缘而动,无可无不可。”
  在母亲的熏陶下,一旦遭遇人生的变故,王维总会自然不自然地向佛教寻求解脱。在刚刚进士及第时,他被授予太乐丞,不久发生的一件 “黄狮子事件”,让处于人生波峰的他一下子跌到了波谷。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因为年轻,刚入仕途,王维在太乐丞上勤勤勉勉,夙兴夜寐,深受上司器重,下属爱戴。当时,朝廷正在大量吸收西域的波斯乐和北方的燕乐,当整理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照例要举行汇报演出。初秋的一天,歧王前来视察,因是王子,又兼旧友,王维盛情款待他。
  酒过三巡,歧王兴致大发,点名要看“黄狮子舞”。黄色自古就是天子一色,这“黄狮子舞”也是专门表演给皇上看的,歧王这个要求给王维出了一道难题,但不得已,还是上演了,歧王终于成功的欣赏了一回“黄狮子舞”。但是当他酒醒的时候,他差点没尿裤子。皇上下令严查,王维也因此受到牵连,贬官济州去看仓库去了。
  这是父亲辞世之后,王维遇到的人生第一次大变故。按说这事跟王维关系不大,对于工作他不可谓不尽心,对于事业也不可谓不努力,但是官场的升迁,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更重要的还有人际关系,官场手腕。明白了这个道理,王维反而更加迷惘,他究竟该如何面对冰冷的现实?
  王维细细品味着母亲的话“世间之事不可过于执着,一切随缘而动,无可无不可”。如果说第一次面对该不该行贿的挣扎,只是王维就具体事情而得到的开悟的话,那么这次,他则试图把佛教的教义渗透到自己的仕途、甚至说整个人生中来。
  事情没有因为外放而有所好转,人生的变故接二连三,公元728年,妻子病逝。对于王维的妻子,我们所知甚少,但是从王维的行迹看,妻子的离世对他的影响颇大,他从此终生鳏居。
  他曾伤心向地母亲寻求解脱,母亲依旧用禅理使其开悟。母亲说:“世情本幻象,何须大执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人事亲情皆由缘字而定。一切尘缘,随生随灭,缘来则聚,缘去则散,来去自由,心体不滞,即是般若。”
  母亲的话并不玄奥,但真正要从人生的点点滴滴领悟开去,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妻亡之后的第二年,内心极度苦闷的王维,正式拜大荐佛寺的道光禅师为师,研习顿教。
  顿教是佛教的一个流派,属于南禅宗。主张众生与佛并无区别,只在悟与不悟。未悟时,佛即众生;一旦开悟,众生即佛。
  经过多年的研习,对于人生,王维终于有了一套自己的看法。公元743年,王维买下了唐初诗人宋之问的辋川别墅,终日与三五好友吟啸其中,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
  这期间他写下了很多深谙禅理的诗篇。如《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
  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
  纷纷开且落。
  寂静的山涧里,辛夷花自开自落,自生自灭,不假外物,不关世事,也无人知晓。这是一个远离尘嚣的世界,恰似一杯清幽淡雅的雨前茶,氤氲缭绕的只是表象,最终还是将归于平淡,空无寂灭。
  明朝的文论家胡应麟说,此诗是“入禅”之作,“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全诗不像王维的前期诗作有着众多的意象,也没有澎湃起伏的心境流露。这里只有深山幽谷中无人知晓的辛夷花,生于斯,寂于斯,即使发过醒目的红萼,即使开过满树的灿烂,但终究还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开是安排,落是宿命。如此意境,生于象外,恰似天成,诗境与禅境合一,恍若隔世。
  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公元755年是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蓄谋已久,势如破竹。次年六月,长安沦陷,玄宗皇帝带着一批大臣仓皇奔蜀。时任给事中的王维扈从不及,被叛军俘获。
  安禄山要他在手下任职,他当然知道这是沾不得的,于是服药称病。但即使这样,狡猾的安禄山也没放过他,把他“请”到洛阳,软禁在普施寺,之后硬是强塞给他一个官职。王维无奈,只能虚以委蛇。
  不久唐王朝的军队克复两京,皇帝对那些曾担任过伪官的人一一清算。要不是兄弟王缙愿意自削官职为他求情,要不是担任伪职期间写过一些怀念旧朝的诗,他很可能就这样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终老之年,又遭一劫,王维的心境可想而知。自那以后,王维更加消极,他甚至都没了以前那种随缘的心境。
  公元758年,这时已经是唐肃宗在位。王维向唐肃宗上了《请施庄为寺表》,表示愿意献出自己心爱的辋川别墅“上报圣恩,下酬慈爱”,言辞恳切。皇上览后,批准了请求。
  这一年冬天,王维告别了居住十六年之久的辋川别墅,带着一份落寞和惆怅离开,回到与辋川完全是两个世界的都城长安。
  这时的王维,心情想必是别样的复杂,现在的他再没有人生的得失,没有起落,没有悲喜,没有沉浮,他唯一需要面对的,只是人生最终极的问题——生死。喧哗的外景与王维的内心恰好形成强烈的反差。
  生死无疑是人生所有问题中最难开悟的,从王维晚年的诗作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努力。在《秋夜独坐》里,诗人写道:
  独坐悲双鬓,空发欲二更。
  雨中山果落,灯下草中呜。
  白发终准变,黄金不可成。
  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
  用“无生”来求“有生”,是王维最后的解脱。但“无生”的境界,王维终究还是没有学成,公元761年,他死在尚书右丞任上,享年61岁。世称王右丞,即源于此。因其事佛,后人又给他一顶“诗佛”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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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26 10:12:2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天老 于 2016-12-26 10:49 编辑

第三节 王安石:一个改革家的新梦与执拗
  
  王安石(公元1021年-1086年),字介甫,小字獾郎,晚号半山,死后谥文,受封为荆国公,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东乡县黎圩镇上池村)人,世称临川先生、王荆公或王文公。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和文学家。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时也是临川王氏家族最重要的代表。
  千年之下,毁也悠悠,誉也悠悠,时有名之为盖世奇才,也有骂他是祸国奸臣;他能得到皇帝“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的托付,却遭到了几乎满朝清流的攻击;他下野后,得到政敌的尊重拜会,死后他的旗号却被奸党所张扬以把持朝政;他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但也有人将其贬为宋朝灭亡的罪魁,其过在秦桧、贾似道之上。
  功耶?过耶?斯人作古,留给后世的争议,却总是那样充满矛盾。
          
  1、轻狂正谓少年志,宦海劈波如履平
  王安石故里在抚州临川,具体所在为现江西抚州东乡县黎圩镇上池村。
  据临川上池王氏族谱记载,临川王氏为太原王氏分派,始迁祖叫王简,是太子晋的第五十一世孙,他大概在五代十国时期从太原地带迁到抚州盐埠岭。王简之孙王明在北宋初年再迁到上池。王明的长子王用之曾任卫尉寺丞,次子王观之任尚书主客郎中,赠太常少卿,这可算是临川王氏仕宦的开端。王明因这两个儿子的功绩而赠尚书员外郎。
  王用之即是王安石的祖父。娶妻谢氏,封永安县君,生有五子,其中以长子王益和第五子王孟最为出色。王益即王安石的父亲,他于1015年(宋真宗祥符八年)进士及第,历任建安主薄、临江军判,知新淦、新繁县,知韶州,终官尚书都官员外郎,死后赠工部郎中;后来因王安石的功绩而追封楚国公,赠太师中书令。
  由上池王氏族谱所列世系推算,王安石是太子晋的第五十六世孙。(阳新族谱记载他为五十五世祖)
  王安石少时,其家族门庭虽不显赫,家风却已书香萦绕,文墨成馨。王安石兄弟七人,皆有能文持学之名。王安石的母亲吴氏非常贤慈,王安石的两位哥哥安仁和安道是王益前妻徐氏的儿子,吴氏不但对他们如自己亲生儿子一般悉心照料,而且对徐氏的家人也如同对自己家人一般。母贤如此,儿岂不肖,王安石能成为宋史上风流一时的名臣,当与这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关。
  王安石自幼喜好读书,一目十行,下笔千章。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宋一朝重文的社会氛围,加上自身过人一等的天赋,使他很快才名传扬。时人评价他做文章时 “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同时,这又让他养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行事果决,不拘他人陈规,敢于锐意进取,以及满溢的自信和一往无前。
  王安石并未皓首穷经,也不曾专事雕文琢字。攻读之余,他常游历四方,大大开阔了眼界,对北宋中期的社会现实,以及各阶层的生活状况也得到一定了解。王安石祖、父两代为官,做的又多是接触实务的官员,想来自幼得到的身教言传中,“民间疾苦”四字,也常与圣贤文章一起在他的胸中留下痕迹。或许,变法思想的苗头,就是那时开始萌芽的。
  宋朝一世,“重文轻武”的制度文章做得最是充足,科举盛行,辞赋取士,而官僚机构又叠床架屋,人浮于事。稍有文化的人,谋个酒肉官职,甚是容易;若偏还有些文才显摆于人前,更可或邀游士林,或向上峰邀宠,这实在是文人苟安享福的快活世界。
  以王安石的才名干练,只要稍加逢迎世风,富贵易如反掌。然而他恃才自度,并不满足于追求这些。他的眼光落在了江山社稷的根基上。他追求的是用自己的才略去建功立业,为整个帝国根治痼疾。为了这个近乎狂妄的追求,他将藐视和排除一切阻碍。
  在《忆昨诗示诸外弟》里,不满20岁的王安石,已经展现了超乎常人的气魄:“……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坐欲持此博轩冕, 肯言孔孟犹寒饥。……”无论诗文格调如何,敢拿孔孟出来开涮,亦非常人度量了。
  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22岁的王安石中进士第四名。据说,原本他的卷子是被评为第一,只因有词句犯忌,故而挪到第四。
  放榜之后,时任枢密使的同乡前辈晏殊,专门邀请王安石私宴。宴毕,晏殊对王安石道:“他年你的名位,当如我一样。”又送他八个字:“能容于物,物亦容矣。”
  应该说,晏殊对王安石已有一些了解,爱惜他的才气,却也担心他过于倔强而吃亏,故而送了这八个字作为劝诫。
  面对长自己几乎30岁的前辈,王安石略为敷衍,回到住处却感慨道:“晏公身为大臣,却教人如此逢迎,怎么能这样自我卑污呢。”根本不把晏殊的话放在心上。王安石的恃才自清,乃至目无他人,也可见一斑。直到数十年后,他罢相闲居,对弟弟说起此事,才感慨万分:“不解晏公为何在当年就知道今日的事情!”
  王安石以进士身份踏入仕途,最初的职位是淮南判官。本职之余,他依然勤而好学,加上年轻人精力旺盛,他经常通宵达旦的读书。王安石平素就不修边幅,往往夜读之后,稍稍休息一下,便匆匆入官厅办公,连洗漱都来不及。
  当时前辈名臣韩琦知扬州,误以为王安石是夜间行乐放旷,有一次,语重心长地规劝他:“你还年轻,应该多读书,玩乐有节制。”
  这自是一番好意,王安石当面不出一言置辩,退下来后自叹道:“韩公不是能知我的人啊。”
  后来韩琦知道王安石的贤能,想收为门下,王安石坚决不从。而韩琦虽重王安石的文才,却认为他性情太过迂阔,不能变通,因此也不重任其职,两人关系难免磕磕碰碰。据说一次争论政事,王安石毫不客气地指责韩琦:“要是这样做,那就是俗吏所为了!”韩琦并不动气:“你不知道么?我韩某人就是一个俗吏啊。”
  王安石在淮南的任职,到1046年(宋真宗庆历六年)任满,此任看来不是很愉快。就在这段时期,宋朝的第一次变法“庆历新政”全面失败,以范仲淹、富弼为首的变法派,纷纷遭到贬职。对于王安石,不知这算不算一个冥冥之中的征兆。
  按照当时规定,任满之后进献文章,便可求取京城里的职务,待遇丰厚而工作清闲。王安石却不愿如此,他宁肯选择到外地去作地方官。大抵仕宦之途,有为做官的,有为做事的。做官的只要官大俸优、权重位尊就行,而做事的却希望得到实干的机会。王安石当属后者。
  就在这之后,王安石调知鄞县(今宁波)。中国古代,县可算政府行政机构的基层。宋朝为避免割据,强化中央,采取的是分权制度。在这种体制下,要墨守成规很容易,要发表清议也不难,而要实实在在做出些事情,则比其他朝代更需要有果决的行动。王安石的第一次掌权实干,做得还算畅快。
  初到任上,他便带着随从深入各乡,发放府库的救济米粮,以免污吏从中上下其手。同时实地勘查,询问民情。针对鄞县的水旱灾害,他在次年便组织劳力,起堤堰,决陂塘,兴修了多处水利工程。
  他发现,农民靠天吃饭,丰歉难保,遇上灾年和青黄不接的时候,常常被迫借高利贷度日,由此招来盘剥。他采取措施,在饥荒时,将县库的存粮借贷给那些农民,而到了秋收时候,由农民加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偿还。这样对农民而言,免除了利息高达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二百的高利贷剥削之苦,县库里的粮食也得以每年易旧更新。
  此外,他还向朝廷申请放宽了盐政,准许鄞县百姓吃私盐;又整顿学校,加强联保。在任三年,鄞县风貌为之一变,民生安乐。卸任之日,民众依依相送。至今在宁波,还有王安石的祠庙,供百代瞻仰。
  王安石在鄞县第一次将自己的理政思想付诸实践,获得巨大成功。这种成功得益于他本身的才智,也得益于他深入基层,掌握实地情况,以及能雷厉风行地把自己的政务原则贯彻到底,使得鄞县痼疾一扫而空,百姓欢心鼓舞。正是在这里的成功,让他的自信进一步提高。二十年余后,在他实行的新法里,大家不难看到“鄞县模式”的影子。
  就在这段时间,他的好友曾巩将王安石的文章带给前辈高人欧阳修。欧阳修是“庆历新政”的重要参与者,他对王安石的文章大加褒扬,赋诗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这里,唐宋八大家里面,六位宋朝人已经露面了三位,剩下的三位是苏家父子三人。遗憾的是,到后来,除了曾巩和他自己,其他几位都将以王安石政敌一派的身份出现。
  王安石在浩浩宦海之中击水遨游,论自身才略,应付各色风浪,自是绰绰有余。他曾多次请辞中央的高官厚禄,明确要求到地方作实务的小官。而每到一地,必在那里风风火火,干出一番实绩。
  1063年,他被任命为同修起居注。这是个清要之职,又有很大的晋升机会,但他多次推辞,不肯受命。当朝廷强行派人把委任状送到他家时,他竟躲进厕所之中。官吏把任命书扔到他家里就走,他又追上去退还,直到朝廷八九次下令,这才勉强接受。有人说他虚伪,有人敬他执着,也有人叹他偏执,而他执拗的性情,致死毫无改变。
  33岁那年,王安石和司马光同在群牧司任通判,群牧司的长官便是大名鼎鼎的包拯。时值牡丹花开,包拯置酒相会,群僚吟诗会饮。看到两位才子司马光和王安石滴酒不沾,包拯询问,二人都回答从不饮酒。
  包拯笑道:“大家都在尽兴,二位一杯不饮,难免扫兴。”
  于是再劝。司马光拗不过,勉强喝了几杯,而王安石则是坚持终席不饮。事后司马光自述,由此,他明白了王安石的自持不屈。只是,司马光当时还想不到,若干年以后,他将与这个不屈的人进行势不两立的官场斗争。
  长期从政中,王安石自己的政学体系逐渐成熟完善。他认为国家贫弱的关键在于兼并,而治理国家的要务则在于经济。他主张恢复古制以治理国家财政,解决社会矛盾。
  当然,这里的所谓古制,并非真正复古,只是他想象中的古法,或者说,是为自己的主张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
  1058年(嘉佑三年),王安石向仁宗皇帝上万言书,明确提出,天下贫弱的原因,在不能依法理财。而效法先王之政,则是“法其意也”,应当“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所谓财不足的祸患,根结都是理财无道,所以希望皇帝摈除“苟且因循之弊”,实行变法,以“合于当世之变”。
  遗憾的是,宋仁宗和大臣并未重视他的主张。宋仁宗年龄上大王安石十来岁,心态方面可能要沉暮几十岁。当初“庆历新政”时,以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提出精简机构以节余费用,触动了整个文人阶层的利益,已经在朝野掀起轩然大波。如今宋仁宗又忙于立嗣子,自然顾不上理睬这位观念新锐而偏执的臣下了。
  1063年(嘉佑八年),宋仁宗驾崩,其宗子赵宗保继位,是为宋英宗。英宗体弱多病,在位四年即崩。此时,王安石仕宦已有20余年。20余年中,他曾担任过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职,进行踏实的积累和等待。等待一个机会的到来,以将半生所学,都化作雷霆一击,为这万里神州开辟一个新的局面。
          
  2、君臣相佐难得事,欲借长钩挽九天
  1067年(治平四年),宋英宗驾崩,其子赵顼继位,这就是宋神宗。此时宋朝立国已百余年。
  相比其他朝代,宋朝民间经济发达,然而为了防止地方割据和消除民间反抗,宋朝从开国之初,便实行军政分权节制和养兵以防变等政策,维持着世界上数量最庞大、成分最杂乱而战斗力相当低下的一支军队,是为“冗兵”。同时各级官员权力分散,职务重叠,官员的俸禄又是历朝最高,是为“冗员”。冗兵、冗员使得军政机构效率低下,更致命的,他们的存在,无异于是对国家财政无止境的索取。据史家统计,当时用于维持军队、官僚的费用,已经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九成。雪上加霜的是,宋朝各种礼节、仪式,常常极尽繁华奢靡,开销巨大,形成“冗费”。
  此“三冗”是依附于大宋命脉上的毒瘤,随着国家承平日久而愈演愈烈,造成国家“积贫”“积弱”,中央财政出现严重的赤字。另一方面,宋朝的民间经济政策较为自由,不禁土地买卖,这一政策刺激了民间经济的发展,却也使得贫富差距加大,一些下层民众深受其苦。
  宋神宗登基时尚不到20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面对积贫积弱的局面,很想有一番作为。早在登基前,他的亲信韩绛,便多次在他面前称赞王安石的贤能。刚一即位,他即命王安石知江宁府;数月之后,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1068年四月,一次富有历史意义的召见来临了。在朝堂上,宋神宗问王安石一个问题:为何宋朝百年无大事?
  王安石以一篇《国朝百年无事札》作为回答。文章中,他赞扬了一番诸位先帝的贤明之后,话锋一转,指出本朝皇帝内则与太监、妃嫔相处,外则为官吏所隔;科举制度以诗赋记诵来考核天下人才,官吏体制又使贤才不能得其位;民间疾苦不为所知,农民被徭役所累,缺少官府救济,也没人兴修水利;军队素质低劣,训练缺乏;政府理财更是一塌糊涂。之所以暂时百年无事,是因为天下没有大的旱涝灾害,异族也还不够猖獗。说白了就是:本朝隐患其实大得很,百年无事那是运气好,运气一旦差,那就来事了!
  这样的回答真是相当不顾听众的感受,但宋神宗却被打动了。应该说,神宗这个年龄,既已经脱离了没有主见的幼稚,同时还不到恪守旧规的老成,正有一番锐意进取的劲头。一般作为20岁的年轻人,难免出现刚愎自用、急躁易怒等毛病,可贵的是,面对王安石的倔强,神宗表现出了宽广的胸怀,反倒欣赏他的直率性格。对王安石而言,能够遇上这样一位君主,也是他人生路上的幸事了。
  自此,君臣二人开始谋划变法大计。神宗对王安石倚重有加,而王安石直言不讳的作风也越发突出。
  一次,神宗问王安石,学习唐太宗的治国之术如何?
  王安石回答:“陛下应当学习古代的尧、舜,那唐太宗算什么呢?”
  又说:“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易而不难,只不过今世那些无见识的学者以为高不可及罢了。”
  神宗便道:“你是在责难我啊。只怕我眼光短浅,难以符合你的心意,所以请你全心来帮助我,一起行这尧舜之道。”
  又一次,神宗单独留王安石座谈,说:“唐太宗有魏征,刘备有诸葛亮,这两位也算不世的奇才了。”
  王安石却说:“陛下你若能作尧,舜,自然有皋、夔、稷、禹这类贤人来辅佐。那魏征、诸葛亮都是被真正的有道者所不齿的,说他做什么呢?以天下之大,人民之多,肯定会有大量人才。之所以没人出来辅佐,是因为陛下还不够英明诚恳,所以虽然有皋、夔、稷、禹这些贤人,也将为小人蒙蔽啊。”
  把唐太宗、魏征、诸葛亮等都贬为等而下者,王安石对自己的信心,简直到了让人目瞪口呆的地步。而神宗对他这番抒发,非但不觉得失礼,反而表示,愿意尽可能按照他的期望去塑造自己。
  弱冠之年的皇帝谦恭虚怀,48岁的大臣张扬狂傲,而且后者还毫无遮拦,前者却甘之如饴。这一对君臣搭配,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在人与人之间的意气上水乳交融。这里有亦师亦友的相得,更有同一奋斗目标和同一价值观的相知。
  1069年(熙宁二年),神宗设立实权极大的三司条例司,让王安石与陈升之同领此官,赋予王安石更大的权力。随后,王安石又得参知政事;次年,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次年,为宰相。
  对于攻击王安石的大臣,神宗设法迁调甚至贬斥。得到皇帝的全力支持,王安石意气风发,所有蓄积的激情井喷而出,针对现实中积贫积弱的症结所在,数年之间,一整套的新法措施次第登场。
  王安石屡次提出,要以依法理财为执政核心,并说国用不足,便是不善理财的缘故,若只节流而不开源,终究无益。因此新法之中,“理财”占了过半的内容,譬如:
  青苗法规定,每年青黄不接的正月和五月,官府借贷给农民钱粮,在收割后,由农民加一定利息归还。这样农民就可免受私人高利贷盘剥,官府则获得利息收入。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废除百姓原来轮流充当差役的制度,改由官府出钱雇人应役,而百姓分摊费用,以使农民安心务农。
  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由县令丈量土地,登记肥瘠程度,以此制定税数,以防止豪强隐漏田税,保证政府的田赋收入。
  农田水利法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其费用由受益百姓摊派集资。如果百姓财力不足,可向官府借贷“青苗钱”,加息后纳还。对修水利有成绩的官吏和个人,给予升官和物质奖励,以此鼓励发展农业。
  市易法则在开封设“市易务”,由官府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以平抑物价,稳定市场,限制大商人的垄断。
  均输法针对东南地区向宫廷进贡实物的任务,要求根据生产和需求,在路程较近和成本较低的生产地采购,节省货款和转运费。如此等等。
  第二类是强兵之法:
  “保甲法”加强治安,训练民众作为地方预备军。
  “保马法”规定百姓帮助官府养马,可抵部分赋税。
  “将兵法”精简军队,委派专职军官训练统率;又设“军器监”督造、维修兵器。
  第三类是取士之法,更改过去以诗词歌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考生结合实际形势与经典进行策论,以考察真才实学。此外还有整顿太学,设立分级培养制度,以及改革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任用等方面的内容。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相对于过去战国时李悝、吴起、商鞅变法,以及此前的“庆历新政”,有个重要的特点:前面的诸次变法,重在政治、军事体制的改革。虽然也涉及田赋租税等经济因素,但多以国家政令调整的模式完成;而王安石在新法中,明显将官府作为经济运营单位,而非单纯的管理和调控机构。
  青苗法是官府放贷,似乎出现国家银行的影子;募役法是将服役的义务用纳税的方式统一量化征收;其余几条经济法也无不赋予官府新的经济职能,甚至有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味道。这些措施,是王安石对北宋积弱积贫现实开下的药方,也是他治国理念的体现。
  从现在的角度看,王安石的主要改革措施是合理的,但相对于那个时代,它太现代化了。王安石把它毫无保留地推行开来,这对传统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王安石原本就在士林特立独行,如今身居高位,更是成为风口浪尖第一人。他毫无畏惧,因为在他心中,为解救朝廷国家的危局,舍此之外,别无他法,他对自己的主张和能力有充分的自信。在皇帝的支持下,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排除那些无谋之辈的悖论,用新法架构起社稷栋梁,洗涤出大宋新的乾坤。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面对种种质疑和攻击,这便是王安石给予的回答。这“三不足”之说,就是王安石一往无前的真实写照。
  新法中的很多项,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国家财政收入大大增加,田地的开垦和水利工程建设发展很快,军队战斗力和装备也有很大提升。其中如差役法,连很多反对变法的“旧党”,都承认这条新法很不错。新法在科举教育方面的改革效果也相当明显。通过策论科举取士,改变了文人纯以吟弄风花雪月为能的局面,甚至可以说增强了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实政素养。若是撇开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仅就新法本身的内容而论,可以称之为是对现代社会政府经济职能的探索和诠释。
          
  3、雄烈壮心终未果,半生覆水竟难收
  王安石是一位才人,唯其有才,故而自视甚高,目无余子,也不懂得和人妥协。如果他单纯是一位文人雅士,说不定反被赞为有魏晋之风。但作为身居大位、手握重权的政治家,太过固执,则难免遭人非议。
  早在变法开始之前,文人团体中便有对王安石乖张偏执的个性抱否定态度的,如苏洵就曾在朝中反对重用王安石。苏洵在英宗时去世,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继承了父亲对王安石的看法。
  自古以来的变法,总是牵涉到利益分配,因此变法者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变法又涉及到人的观念变革,因此变法者还要面对守旧派的阻力。更甚的是,王安石要行的法格外独到,格外新颖,这就不能不遭到格外多的阻力。
  王安石个人拥有当世第一流的才略,也得到了皇帝的全力支持,这份支持的程度,在中国历朝历代是少见的。遗憾的是,因为有这内外两大强援,他将自信转化为不顾一切的猛进,对所有的反对意见,他一概视为迂腐无谋之论,或视为私利而发的危言。他毫不犹豫地动用权力来压制,或用文辞来打击它们,却不曾求同存异。甚至于只因为某一方面的意见相左,便将此人视为政敌,而毫不顾及人情。
  御史中丞吕诲上奏王安石的十个过失,神宗将吕诲调职,王安石荐吕公著替代。韩琦、司马光因此事进谏。王安石大怒,对神宗道:“这些大臣官员朋比营私,是在与陛下争权。”
  司马光与王安石素来交好,因不赞成新法,曾经三次写信反复劝告王安石,在信中,司马光指出:你的才略无可否认,但自从当权以来,朝野一致都对你不满,这是因为你“用心太过,自信太厚”了:古代的圣贤治国,不过让百官各司其职,对百姓放宽赋税,使得互不相侵而已:而你行新法,用国家政权去和百姓争相牟利,又让其中一些奸猾之人钻了新法的空子,使得百姓受苦,鸡犬不宁。
  他同时指出王安石侵夺其他大臣的职权、变法生事、用国家机关牟利、拒绝他人谏言等几个错误,造成怨声载道。
  王安石回答道:我奉皇上之命变法,怎能说是侵夺职权?我用“先王之政”来兴利除弊,怎能说是生事?我为天下理财,怎能说是牟利?我回绝那些歪理邪说,怎能叫拒绝谏言?至于怨声载道,我早就知道会这样了。
  从来回的书信可见,司马光站在儒家传统文化的立场上,认为政府不应该从事商业活动,变法会带来动荡。虽然有守旧的倾向,但结合当时的具体环境,尤其是皇权时代缺乏法治和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来看,司马光的意见自有其道理。至于提出推行新法中的具体问题,和王安石拒绝他人谏言的缺点,也是中肯的。
  然而这却令王安石对司马光产生了反感。有意思的是,由王安石所推荐的吕公著,后来也因为反对新法而被调任。其他如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包括前代改革家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等等,都因此相继离开朝廷。甚至老前辈欧阳修、文彦博,以及庆历新政的老臣富弼等,也先后因为对新政的不同意见而遭到了排斥。
  王安石不以私交影响政治立场原本不错,但这种简单粗暴地扩大打击面、而不是尽可能争取支持者和同盟军的做法,除了让自己在朝中越发孤立,让新法在政府层面的基础越发薄弱之外,还能有什么功效呢?
  苏东坡兄弟、文彦博、司马光、富弼、韩琦……一个个都站在了反对新法的立场上。这些人中,有王安石过去的同僚、上司、好友,有曾赏识提拔过他的人,也有当年庆历新政的改革派元老。他们在当时的朝野评议中,也各自以才德兼具而著称。如今,或是出于对新政具体政策的否定,或是治国观念的分歧,或是对王安石为官之道的不认可,结成了所谓的“旧党”,在各种场合反对新政。
  王安石并不惧怕这种集团压力。秉持自己的理念,他敢于面对一切挑战。然而官场也好,改革也罢,终究需要有调和包容的肚量。一味的刚直,很难有好的效果,更何况王安石本身行事,也不可能毫无过失。
  朝中名臣宿员大都被推到了对立面,他只好起用一批新人来担当变法重任。这批新人却未必都能像他一样,把富国强兵作为最高目标而为之奋斗。他们是带着各种动机参与的,新政只不过是他们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
  可叹的是,对政敌的眼光严苛无情的王安石,面对这些“新党”,却无法再进行睿智的鉴别。“新政”是王安石政治生命的核心,为了对抗旧党,他被迫建立、或者说被迫允许了“新党”的结成。一旦“新党”成立,新政反而沦为新党的政治工具。新党中那些投机分子的存在,则使得王安石旧时的僚友对所谓新政更加反感,也与王安石越发疏远了。
  一般来说,规划再好的改革,都需要来自三个层面的互动:在上位者的推动,执行者的尽职尽责,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政策。在鄞县的时候,需要处理的只是一个县的问题,王安石自己就是最高长官,他同时也是政令的执行者和监督者,他本人能够深入第一线了解实际情况,纠正弊政。所以鄞县的改革是成功的。
  然而治一县与治天下是不一样的。如今王安石虽然身居高位,也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却必须面临朝廷其他高官以及整个既得利益群体的牵制。他再也无法亲自带着衙役下到各乡去发放救济粮,找百姓了解水土、收成和民风的具体情况,他必须通过数以百计的属员,操纵数以万计的官吏,将新政推行到全国每一个县、乡。
  此时的社会结构,也不再如先秦时简单。各种利益和团体错综复杂地交织在大宋广袤的土地上。这时王安石才发现,整个局势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他与真实情况之间,隔着若干层级的官僚。他用皇帝给予的权力强制推行了一套新法,但他并没有为帝国准备好与新法所配套的管理、监察、执行和社会舆论体系。这就为部分掌权者提供了混水摸鱼的机会,反而加重了底层百姓的负担。于是,弊政产生了,经济改革的外衣下,腐败找到了温床。
  例如青苗法,目的是让农民脱离高利贷的剥削,然而地方官府将青苗钱的出贷和利息收入作为政绩,因此强行摊派,许多不需要借贷的农民、甚至市民也被迫借贷,反而增加了利息负担。此外,民间高利贷的借偿之间具有弹性,官府却是刚性制度,加上青苗借贷的十家连保,造成了无赖之徒借钱容易,到期赖帐,而普通民众一旦违期,官吏就抓人追债的局面。一般良民多不堪其苦。
  改革总是有利有弊,而新政带来的弊端,相比旧症存在的痼疾,总是更容易让人所觉察和反感,况且还有在新政中受损的既得利益群体在煽风点火呢。此外,以国家名义进行市场活动,很容易便被套上“与民争利”的帽子。在王安石那个年代,这样的改革实在是过于大胆而超前了。
  新法实行的数年间,大量关于新法的反面事例层出不穷。如开封百姓为了躲避保甲法,甚至有自己截指断腕的。有百姓曾拦路哭诉助役钱的负担太重。
  面对皇帝的疑惑,王安石也曾郁郁伤神。在地方做官,出现差错,可以换个地方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做下去。如今以天下为本的这一场改革,却是根本没有翻悔的余地。他只能一面承受着旧党铺天盖地的指责,一面在“新党”的簇拥下继续坚持新政,同时向皇帝进行孜孜的辩解。这些辩解,很多时候已经带上了强词夺理的味道。
  在朝野的评论中,王安石的固执也成为大家嘲讽指责的对象,民间就流传着给王安石取的“拗相公”的绰号。
  1074年,全国范围发生大面积旱灾,百姓流离。神宗皇帝得知,非常痛心。一干旧党乘机指责王安石新法的不善之处。皇帝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慈圣太后),母亲皇太后高氏(宣仁太后),都在神宗面前哭诉,说王安石祸乱天下。
  神宗陷入困惑了。他依然尊敬和欣赏王安石,然而对听到的这许多负面消息,也得有个交代呀!这一年四月,王安石被罢相,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新法也一度由神宗下令暂停实行。
  王安石首度罢相之后,由他在新党中的左膀右臂吕惠卿和韩绛继续主持朝政。吕、韩两人不久恢复并恪守王安石定下的法度,人们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
  新法继续实行了,新党吕惠卿却是野心勃勃。他不甘心只作王安石的附庸,企图长久把持朝政。他一方面提拔亲信,另一方面设法打击、陷害新党内的其他成员,包括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并企图构陷王安石。新党因而自乱。
  韩绛察觉后,秘密向神宗作了报告。神宗和新党都认为,新法还是必须靠王安石主持。1075年二月,时隔不到一年,王安石恢复了相位。
  有人认为,这近一年的波折,表明王安石与神宗间再也不具备以往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了,其实不然。神宗与王安石的契合,核心在于行新政以强国。前度罢相和暂停新政,与其说是表明神宗不再信任王安石,不如说是他们俩在内外交困下,不得不向外界作出一个引咎谢罪的姿态。
  从王安石离任后,神宗安排吕、韩二人主持朝政来看,神宗至少在此时还是支持王安石的。这一时期真正的灾难在于,吕惠卿的举动,暴露了新党内部的利益纷争,这不但让旧党找到了攻击的理由,也最终导致新党走向分裂。
  另一方面,王安石的首次罢相,或许是神宗和新党的策略之一,让王安石退居幕后,以免得新政的领军人物成为攻击的焦点。而吕惠卿的内讧,彻底破坏了这个策略,王安石不得不火速回到前台支撑,并从此承受着来自旧党和新党内部的双重压力。
  王安石虽恢复了相位,但起初那一番创大业而安天下的念头却走向颓势。此时,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暴露出来。面临各方面的压力,王安石固执的性情也越发偏激,他懂得变祖宗之法,却很难改变自己长期把持的观念。这亦是度人容易自度难。
  宋史记载,神宗一次对王安石说:“听说老百姓对新法很是抱怨。”
  王安石回答说:“一年四季的严寒,酷热与暴雨,老百姓也要抱怨。这种抱怨根本不必去理睬。”
  神宗说:“要是连严寒、酷热和暴雨这样的抱怨都没有,那岂不更好?”
  王安石因此就“不悦,退而属疾卧”。
  随着年龄增长,宋神宗越来越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不再如以前事事听从王安石的建议,而总试图走出自己的路子来。君臣之间的分歧由此拉开。
  随后另一个对王安石重大打击的事件发生了。王安石的儿子王雱,行事比王安石更加尖锐。自父亲二次拜相之后,他一直与吕惠卿进行不断的斗争。一次不慎,被吕惠卿抓到了把柄,吕惠卿借此攻击王安石。王雱连累父亲,又气又愧,疽发身亡。
  50多岁的老人痛失爱子,怎能不伤心切腹?王安石终于萌生退意,屡次向神宗请求辞去相位。神宗也有些丧失信心了,于是,在1076年,再度罢了王安石的相位。
  之后,王安石移居金陵(南京),虽然其后还曾挂过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禧观使,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等声名显赫的职衔,但曾经的那一番主宰乾坤的豪情壮志,依然烟消云散。
          
  4、当日朝堂任我行,他年功过由君说
  历史上对王安石的评价,头衔有“文学家”、“诗人”、“思想家”、“政治家”等。其中单将王荆公的诗文加以评述,也是可以洋洋万言的。不过本文不准备赘述他的文学成就,相对来说,他一生奉献的,更多是他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为。
  变法是他呕心沥血的事业,他为人的执拗和孤傲,也都是在变法中体现,一旦剔除他在政治上的修为,他对历史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就消去了大半,虽然他的诗文著作,与其为人一样,颇多言不附众、见解独到之处。
  作为政治家,王安石叱咤风云,对一切异己毫不留情地予以扫荡。退职之后的他,少了些咄咄逼人的气势。“旧党”的苏东坡,曾上万言书反对变法,此时却前往拜会这位居闲的“新党”领袖,与他相处十余日,两人谈佛说文,甚是融洽。王安石对苏东坡的文才也颇为赞许。两人颇有些“相逢一笑抿恩仇”的味道。
  王安石罢相之后,神宗走上前台,亲自主持变法。或许是独自面对阵容强大的反对党,过早地耗尽了他的生命力,1085年,年仅38岁的神宗凄然离世。即位的是宋哲宗,哲宗皇帝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执掌国政,她罢黜新党,起用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执政。
  司马光对新政尽皆废除。甚至连被大部分人认为是新法中较好的“差役法”也被废除,苏东坡再三劝告保留,还是不能幸免。
  王安石时在病榻上,听到其他新法被废时,都默不作声,当听到“差役法”也被废时,他吃惊而无奈地说:“这是我和先帝筹划了两年才实行的,应该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归于沉默。
  曾经权顷一国的“拗相公”,也只能用这句话,来表达他对自己成果遭人践踏的辛酸了。公元1086年四月初六,六十六岁的王安石病逝,被朝廷追赠太傅,谥文。
  尽废新法后不久,旧党内部又为争权夺利而分裂为若干派系。宋哲宗成年亲政后,摈除旧党,恢复其父亲神宗和王安石的新法。但此时之新法,较之王安石的理想,已是大大走样。
  而此后新旧两党反复交锋,新旧法之争纯粹沦为党争。到末了,蔡京为首的一帮奸臣,打着王安石新法的旗号,诱引皇帝,刻剥百姓,弄得天下沸反,亦带累王安石在青史的形象受到株连。只是,这一切,王荆公都早已不得而知了。
  王安石的才华无疑是出色的,却因为后世对新法的褒贬不一,而被一些人称为祸国殃民。他的性情过于固执,不懂得与人妥协,然而在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当时,若没有这种固执乃至偏激,一开始就想着和人妥协的话,或许一步也迈不出去。
  王安石的私人品德几乎无懈可击。同时代的黄庭坚曾谓王安石:“予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
  明人郑晓评价:“荆公修身洁行,过于韩范富欧。夫韩范富欧诸公岂可过哉?然以修身洁行言之,而一介不取,一介不与,公实有大过人者。”
  曾有一则记录,说某人献给王安石一方“呵之得水”的宝砚。王安石笑道:“纵然每日呵出两担水,能值几何?”将砚台还给了他。
  宋人笔记还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拒不纳贿,不贪爵禄,饮食淡泊,不纳妾,乘驴出游等。即使是尽废其新法的司马光,在王安石死后,对其德行亦不曾恶评。
  一代名相归于尘土。他这一生,有过少年轻狂的激昂,有过志得意满的欣喜,更有着扭转乾坤的豪情。虽然充满了遗憾,却更充满让人敬仰和称羡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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