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新姓氏前言及王姓

天老

第四节：王实甫： 跳出“体制外”的剧作家

　　  王实甫，元朝人，生卒年不详，名德信，大都（今北京市）人，著名杂剧作家。
　　王实甫一生创作颇丰，但名目可考的只有14部杂剧，除《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四丞相歌舞丽春堂》留有全本外，还有《苏小卿月夜贩茶船》、《韩彩云丝竹芙蓉亭》各一折。其余仅存名目于《录鬼簿》。
　　王实甫铸就了我国文学史上最璀璨夺目的珍品《西厢记》，后人评价该作堪与《红楼梦》比肩，谓二者是文坛并开的两朵“奇葩”。王实甫以超迈于时代的视角，重新演绎了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故事，唱响了冲破礼教束缚，争取婚恋自由的最强音。后人称王实甫取得了古代文采派的最高成就，明代何俊良说：“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词家之雄。”
　　        
　　1、惊世骇俗的“出逃”
　　虽然王实甫的作品被后世传颂，但关于王实甫的个人资料却只有零星片段，这和元朝时文人社会地位低微，不受统治者重视的社会背景有关。
　　元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弓马取天下的观念大行其道，科举制度几曾废止，知识分子科举入仕的理想破灭。当时有“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意指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竟和娼妓、小偷一般卑贱。
　　元朝的读书人不为统治阶级所重，处于集体怀才不遇的境地，他们悲愤压抑，只好混迹于娼妓优伶的下层社会，借写杂剧来抒发胸中块垒，因此元杂剧盛极一时，涌现了很多杰出的剧作家，如最负盛名的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王实甫等。按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此四人并称“元曲四大家”。但在当时社会，他们地位低下，很少有人为他们著书立传。因此，他们的身世多语焉不详。
　　王实甫的父亲和儿子是元朝颇有地位和品级的官员，所以在官方史书中留有记载。王实甫本人虽然也有过从政的经历，但由于中途“背离”被视为正统的仕途，所以他即使留下了辉煌千古的作品，也失去了被收入正史的机会，而今，我们只能从各种史实片段和野史中，去考证、复原王实甫的人生。
　　《录鬼簿》里提到寥寥几语：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今北京市）人，被列入 “前辈已死名公才人”。《西厢记》创作于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1295年－1307年），后人从这部作品和有关资料推测，王实甫大约生活于元世祖忽必烈到元顺帝贴睦尔时代，与关汉卿生卒年代相去不远。
　　根据《元史》的零星记载，王实甫祖籍在今河北保定的定兴县。其祖上究系哪一支王氏，已难以考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自宋元之后，王姓人已越来越融入社会肌理，其门庭、郡望渐趋淡化。
　　华北平原、燕赵大地、易水之侧，这里人杰地灵，自古多才俊。王氏家族凭借其在元蒙统治集团内部的地位，在当地备受尊重和仰慕。
　　王实甫的父亲王逖勋是成吉思汗麾下的一员虎将，曾跟随成吉思汗西征至西域，娶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噜浑氏为妻。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元朝社会，王实甫应有资格归属社会地位较高的色目人种。但因史料缺乏，我们无法知道他是否选择过色目人的“高贵”身份。
　　王逖勋深受成吉思汗赏识，曾官至通议大夫、礼部尚书等要位，受封太原郡侯；阿噜浑氏受封太原郡夫人。而王实甫的儿子王结，“以宿卫入仕，官至中书左丞、中书参知政事”，地位显赫。
　　诞生于这样家庭的王实甫所接受的教育、见过的世面应该不同凡响。王实甫自己也确实曾是官场中人，他按照父辈的安排和传统的观念，先以县官入仕，因才能不凡，政绩卓越，后提升为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其级别相当于现在的省级官员，可谓前途无量。
　　如此看来，他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前途，比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优越得多，不似别人投身杂剧，是“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式的无奈选择。那么，这样一位“省级官员”，为什么会选择投身于“八娼九儒十丐”的行列呢？
　　王实甫生性不羁，骨子里是文人的清高气质。他为人机智幽默，风流倜傥，博学多才，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擅长吟诗、吹箫、弹琴、舞蹈、下棋、打猎等各种技艺，具有典型的文人气质和心性。真正的文人是有精神洁癖的，这种洁癖使得他们对理想世界无比珍爱和向往，而与现实的丑恶格格不入。
　　中国古代文人向来就有与世俗利禄决绝、归隐艺术的先例：庄子淡泊名利，一生只为“自由”而活；陶渊明几出几隐后，最终“不为五斗米折腰”；唐寅看破名利，“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王实甫与这些前辈后生心有戚戚焉，是一种必然的心态。
　　《北宫词纪》所收署名王实甫的散曲《商调·集贤宾》、《退隐》中分别有如下词句：
　　“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
　　“人事远，老怀幽，志难酬，知机的王粲；梦无凭，见景的庄周。”
　　“退一步乾坤大，饶一着万虑休，怕狼虎恶图谋。遇事休开口，逢人只点头，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
　　这些诗词证明，是官场的倾轧令王实甫无所适从、大约在40岁时，他策划并实施了一次惊世骇俗的“出逃”，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一片大好的仕途前程，掼了乌纱，只身逍遥去了。这种视名利富贵如浮云的行动，是颇需要勇气的。
　　政治讥笑真诚与激情，文学则欢迎赤诚与热血。于是，元代的官场中“失踪”了一名显赫的官员，中国的文坛上“混”进了一位伟大的剧作家。
　　能正视自己的内心，并勇敢追寻内心的向往，不仅需要诗性的冲动，更需要对现世的大彻大悟，也就是生命的大智慧。将这种大智慧用于文学创作上，自是另有一番奇崛风景——王实甫在弃官后不久就完成了千古流芳的《西厢记》。至此，他完成了华丽的转身，并在“叛逆”的路上快乐而执着地“出逃”下去。
　　
　　2、温柔乡里的风流才子
　　王实甫弃官归隐后，头也不回地加入了元杂剧的“地下文人”创作团体——大都玉京书会中。
　　所谓“玉京书会”，是当时杂剧家交流创作心得的最富盛名的创作组织，是许多杂剧作家产生和活动的地方，很有些类似于现在北京艺术家的聚居地宋庄一样。在这里，高手云集，他们代表了当时杂剧创作的最高水准，其中比较可以确定为玉京书会成员的，有关汉卿、白朴、杨显之、赵公辅、岳伯川、赵子祥等，当然，还包括王实甫。众多爱好相同的文人在一起，相互激发了创作灵感。
　　书会里的作家称为“才人”,他们大都是沦落都市,谋生无路，才为勾栏、瓦舍的各种演唱技艺写作唱词、话本或杂剧。“才人”们熟悉下层人民的生活，同情他们的遭遇。这些创作往往要通过勾栏艺人演出，因此作家和演员接触密切，关系也很好。这种状态对杂剧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书会才人的创作活动有两个特点：一是他们与勾栏艺人的合作；二是他们在书会内部有竞赛。王实甫因其良好的文化素养和优秀的艺术才能，在这里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乃至深受追捧，是风月的首领。
　　与其他文人一样，他还经常出入杂剧演出的勾栏瓦舍间，与三教九流聚集一处。元大都时期的西四砖塔胡同一带，有勾栏数十处，是元杂剧演出的主要场所，也是三教九流聚集的地方。王实甫、关汉卿等，整日流连于此，能体味到下层人的生活，反映他们的愿望。
　　王实甫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他的这种“非主流”的理念和生活状态，却不为社会和家人所认同。认真想来，他的选择，即使放在今天，也属于比较“前卫”的，何况是七百多年前的大钳制时代呢。幸而此时王实甫的父母已经过世，无法约束他，要不然，他可能不会有如此自由。
　　没有父母的管束，儿子却成了障碍，王实甫的儿子王结对父亲的作为很有意见。王结是政治地位很显赫的年轻有为之士，面对这样一位“不务正业”的父亲，觉得很是脸上无光，曾劝解父亲为了家族声名和子孙的脸面，不要涉足“歌吹之地”，在家安心养老。但王实甫痴迷于“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乐此不疲，已不可能放弃他的创作与自由了。王结最终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了。
　　贾仲明在《凌波仙》中凭悼王实甫说：“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颩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可见王实甫确实是混迹在风月场上、脂粉堆里，过着无拘无束的落拓文人生活。
　　他晚年所作的套曲[商调．集贤宾]《退隐》中写道，“住一间蔽风霜茅草丘，穿一领卧苔莎粗布裘；捏几首写怀抱的歪诗句，吃几杯放心胸村醪酒。这潇洒傲王侯，且喜的身登中寿，有微资堪赡亲，有亭园堪纵游。保天和自养修，放形骸任自由，把尘缘一笔勾，再休题名利友。”从中可以推测，王实甫晚年依旧痴迷于烟柳繁花地，乐此不疲地进行着他的创作和实践，生活还是很快乐的。
　　“且喜的身登中寿”，据推测，他卒年约在公元1336-1337年间。至少活了60岁以上。
　　
　　3、一部西厢论到今
　　《西厢记》是中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一座高峰，多少作家只能望峰兴叹，多少艺术家为它孜孜不倦。只一部《西厢》，便足令王实甫名传青史。
　　在王实甫之前，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故事已经在民间流传了数百年，最早可见于中唐著名诗人元稹所写的传奇《莺莺传》。元稹作品的结局是，张生另攀新贵，对莺莺始乱终弃。作者为张生的行为找了个正大光明的理由：“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其后又谓：“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把莺莺比作红颜祸水的褒姒、妲己，抛弃莺莺不仅是合情而且是合理的，因为这是“补过”。
　　这一番辩解欲盖弥彰，无意中向人们揭露了皇权时代婚姻的残酷——女人不过是男人的附庸，婚姻不过是用以攫取权势和提高身价的砝码。
　　朝代更替，西厢不老！西厢情事在歌伎的小调里流传，在文人们的词曲里绵延。北宋著名词人秦观、毛滂等也纷纷以此为题材，写过幽怨的词曲。这些作品剔除了《莺莺传》结尾处面目可憎的论调，谴责了负心的张生，凭吊了多情而悲惨的莺莺，却未挖掘到更深层次的意义。
　　金代的戏曲家董解元以诸宫调形式，全新改编了西厢情事，他一改前人悲戚的笔调，塑造了张生与莺莺的坚贞爱情，鞭挞了以崔老夫人所代表的封建门阀观念和传统礼教，并以张生携了莺莺私奔为故事的浪漫结局。另外，此作大大拓展了《莺莺传》的原有情节，加入许多新的人物，为王实甫的《西厢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至于“董西厢”的瑕疵，金圣叹读后笑言：“女子红牙板，大汉铁琵琶。”可见此书在艺术上尚嫌粗糙，人物定型过于拘泥。
　　随着元代经济向前发展，人们生活相对安定，对杂剧创作提出了更高的审美需求。纵情于歌吹之地，浪迹于温柔之乡的王实甫，无形中担当起这一重任，由于长期出入下层社会，他更能体察大众心里取向，从而写出更能打动人心的作品。在吸收“董西厢”精华的基础上，他创造出了元杂剧的巅峰之作——《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从而植下我国戏剧史上最美丽的一树繁花。
　　一叶一春秋，一花一世界，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折射出作者所处时代的情形，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
　　学者研究王实甫，最可靠也是最有利的工具，就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西厢记》。静坐而读《西厢记》，仿佛伸手触到了王实甫这位多情而多才的作家，歌酒人生，浮华在外，而身体里跃动的，却是一颗不拘于世俗羁绊的心。王实甫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将西厢情事改写得更加腾挪跌宕、感人肺腑，让莺莺与张生心心相印，不弃不离，在红娘的帮助下，勇敢地冲破世俗和礼教的羁绊，终成眷属。
　　王实甫有意打破了封建社会婚姻的潜规则“门当户对”，道出了他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和祈愿——愿“天下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这种有悖于封建伦理的主题思想，恰是王实甫本人“出逃”正统的凯歌。
　　在王实甫的笔下，最耀目的人物，其实不是张生，也不是莺莺，而是红娘，没有这个人物的塑造，“王西厢”将黯然失色。
　　红娘是古道热肠的大侠，代表了平民形象，什么三纲五常、四书五经，红娘看也没看过，她操着智慧的大白话，时不时来点荤段子、小噱头，总能轻轻松松地化干戈为玉帛。红娘的言行体现了王实甫身上具有的、而那个时代所罕见的民主精神。
　　长年行走于下层社会，王实甫见识了人间百态，各色人等，他同情抑郁不得志的书生，喜欢朴实热情的劳动人民，他借红娘的嘴，不失时机地嘲弄社会上层人物——崔老夫人、郑恒等。她的胜利是卑贱者的胜利，是平民的胜利，因而红娘更能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
　　明朝著名剧作家汤显祖批注：“红娘委是大座主，张生合该称红娘为老师，自称为小门生。恐今之称老师称门生者，未必如红娘拳拳接引、白白无私也。”红娘只是剧中的配角，可是她的舞台生命力却远远超越了张生和莺莺。
　　最令人称道的，还有王实甫在语言运用方面的高超技巧。整篇《西厢记》多姿多彩、意韵倍至，绝妙好词不断，恰若繁星织锦、明霞璀璨。金圣叹感慨道：“读西厢应与美人同坐，方能品出韵致。”可知此书有很大的审美价值，读来令人心神摇曳，眼前一片氤氲，仿佛看到佳人轻舞衣袖，一路娉婷而来……
　　王实甫极尽能事，写情，情在景中，荡气回肠、回味无穷；写人，人在画中，含蓄典雅、风姿绰约。文采自是袭人，但决不轻浮，韵致在笔外。如长亭送别一段：
　　【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秋色凄美、有撒满云朵的碧空万里，黄花满地，谁人不引起青春易逝的慨叹？雁声嘹唳，正道出莺莺送别张生的无奈。
　　全诗无一个“愁”字，但读来句句是惜别之际的愁心冷绪；全诗无一个“泪”字，但欲说还休的隐忍之泪，都闪耀在凄迷的景色里。此诗邃成经典，成为数百年来儿女相别的典范作品。
　　王实甫又最擅用典，前人诗词佳句，顺手拈来，契合情境，又妙然自在。人物唱词极尽锤炼，又语出天然、纤尘不染。
　　综观王西厢全篇，人物唱词大雅与大俗相结合，给人以“浓妆淡抹总相宜”的感觉，且读来通晓流畅、活泼生动。
　　后人无不喟叹王实甫的大手笔，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评道：“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
　　就连曹雪芹也掩不住满心羡慕，托了宝黛之口，喝了声彩：“但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一面看了，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
　　《西厢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在元杂剧史上尚属首例，一如清新的风，一扫当时文坛悲苦压抑的气氛。另外，读者不难感受到王实甫为女性辩护的热情，莺莺的才貌双全、红娘的机智果敢，男子望尘莫及，在男尊女卑的社会，这种女权观念显然起到了一定的抗争作用。
　　明代戏曲评论家王伯良说：“《西厢》妙处，不当以字句求之。其联络顾盼，斐壹映发，如长河之流，率然之蛇，是一部片段好文字，他曲莫及。”王实甫用心血凝铸的《西厢记》，一经面世，便赚得个“天下第一”的美名，同时也奠定了他在我国戏剧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
　　《西厢记》问世以来，我国戏曲评论界和文学界对王实甫和他的作品掀起了诸多研究热潮。到了明清，此风更甚。最著名的当属金圣叹评本——《第六才子书·读西厢记法》，
　　在金圣叹眼里，王实甫是从古至今屈指可数的大才子。读完西厢，他发出一声叹息：“不是何人做得出来，是他，天地直会自己劈空结撰而出。”
　　就连一向狂傲的清代才子李渔，也为王实甫的生花妙笔所倾倒，他说：“吾于古曲中，取其全本不懈，多瑜鲜瑕者，惟《西厢》能之。”
　　《西厢记》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文艺中的瑰宝。俄国柯尔施主编、瓦西里耶夫著的《中国文学吏纲要》说：“单就剧情的发展来和我们最优秀的歌剧比较，全欧洲恐怕也找不到多少像这样完美的剧本。”
　　《美国大百科全书》在“中国元代戏剧”条目中说:“《西厢记》是描写青年爱情的浪漫戏剧，剧作者王实甫以无与伦比的华丽文笔写成的，全剧表现一种罕见的美。”
　　王实甫笔下流出的红尘往事，传唱不衰，一如衣袖生香的美人，跨越了时空的阻梗，在文学家的神思里熠熠生辉，在艺术家的妙手下巧笑嫣然……

天老

　第五节 王阳明：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公元1472年-1528年），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后世多称其为王阳明，浙江余姚人。他集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于一身，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形成阳明学派，用以对抗程朱学派，是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他是东西方哲学史上最富传奇性的思想家兼行动家，一生文治武功，为官三朝，波涛汹涌，大起大落。明万历年间入孔庙从祀，获得“圣人”地位。其一生著作甚丰，死后，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是《传习录》和《大学问》。
　　
　　1、瑞云楼里的奇小子
　　公元1476年，明宪宗成化年间，浙江余姚的街道上走来一个游方化缘的和尚。和尚长得五短身材，面目慈祥，身穿粗布僧衣，戴一个大斗笠，口中念念有词，称自己包治各种疑难杂症。
　　和尚的话引起了一个过路老人的注意，因为老人一家多年来一直被一桩心病困扰着。这位老人名叫王伦，儿子王华是当朝状元，一直在北京做官，4岁的小孙子王云跟着自己生活。王云今年五岁，天资聪颖，一家人颇为喜爱，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这孩子生下来就是个哑巴。
　　和尚跟着王伦来到家中，看着正瞪着两只大眼睛看他的王云，眼皮微微一动，心中连连称奇，举手摸了摸王云的脑袋，笑道：“好一个孩子啊！只可惜名字道破了天机，可惜啊，可惜！”说完，转身不见了踪影。
　　王伦在旁看得出神，一时摸不着头脑，突然间想起五年前这孩子出生时的情景，恍然大悟！遂立即给孩子改名为王守仁。
　　原来四年前王伦的儿媳妇郑氏有孕在身时，一家人十分高兴，期盼着新生命的诞生。可是苦等了14个月，郑氏依旧没有生产。直到有一天，婆婆夜里做梦，梦见一朵祥云从天上慢慢落下，落进了儿媳的屋中。突然一声啼哭，让王老夫人从梦中惊醒，儿媳妇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因为这个梦，祖父王伦以为孩子是上天送给王家的，就给这孩子取名王云。
　　名字改为王守仁后，孩子马上就会说话了。王家的奇事，后来被街坊邻里广为流传，人们都把王守仁诞生的那个楼叫做“瑞云楼”。
　　当然，这个关于王阳明出身的故事，是后人杜撰出来的。
　　根据余姚王氏族谱记载，王守仁是琅琊王氏后裔，而且是王羲之的直系后代。
　　余姚王氏发端于南宋，开基祖叫王寿。王寿曾任南宋的迪功郎，是王羲之的第二十三世孙，他始迁余姚县城。
　　余姚王氏起初并不显达，到明初，出过一个叫王钢的人，曾为兵部郎中，在平定潮州之乱时，为海寇所杀，但未得明廷褒奖。自此，王钢后裔隐居不仕，埋首诗书，直至明成化年间的王华考取状元，家风才为之一变。而把余姚王氏推为天下名门的，则是王华之子王守仁。由族谱推算，王守仁是王羲之的第三十八世孙。
　　王守仁十一岁前在祖父的教育下成长，读书识字。他过目不忘，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思考，总是在不断的提问中学有所得，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体会快乐。
　　一次，他问私塾里的先生：“请教先生，何为第一事？”
　　先生回答说：“只有努力读书考取功名，才是第一事。”
　　王守仁眨了眨眼睛，若有所思，又对先生说：“考取功名恐怕并不是第一事吧，学习圣贤才是第一事。”
　　11岁后，王守仁随着父亲来到了京师。虽然自己的父亲是状元，可王守仁却不仅仅以读书为乐。他在这新的环境里又找到了新的爱好，那就是骑射和兵法。幼小的心灵里已经下定决心，要练就一身文武双全的本领，希望自己能够像父亲那样为国家出力。
　　15岁时，他遍游居庸三关，览山河形胜，考察边境地理和边关战事，感慨万分，看着长城内外一望无际的草原和疆场，他跃跃欲试了。
　　王守仁聪敏好学，兴趣广泛，对自己专注的事情，有股不穷其理誓不罢休的劲儿，甚至有的时候在常人看来，这个年轻人有些颠三倒四、行为乖张了。
　　16岁那年，王守仁和江西南昌一个官家小姐定了亲。娶媳妇是大好的日子，可到了入洞房的时候，新郎却找不到了。家人苦苦找了一夜，第二天，终于发现他正坐在城外的一个唤作“铁柱宫”的道观里，和道士在谈论养生之术。原来，他白天出门闲逛来到道观，和道士论起道来，一时忘记了自己正在娶亲之事，弄得一家人哭笑不得。
　　
　　2、格物致知学圣贤
　　娶亲之后，王守仁在回家的途中拜访了程朱学派的学者娄谅，娄谅向他介绍了朱熹“格物致知”的学说，使他很受启发。从此之后，他对儒家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遍读朱熹著作，苦修理学，决心要通过“格物穷理”，做一个“圣贤”一样的人物。
　　21岁那年，他觉得朱熹所讲的“一草一木皆有至理”很有意思。为了领悟其中道理，通过格物去求圣贤之心，他走到家中庭院的竹林里，按照格物法要“格竹子”。他死盯着竹子思考，希望能把竹子给“格”明白。就这样不吃不喝，从白天站到晚上，依然没有“格”出什么东西来。
　　可生性倔强的他不死心，第二天照旧来“格”，还是没有收获，但他没有放弃，他坚信一定能从中参透些道理出来。这样连续观察了七天，不但没有结果，反而因过度疲劳，大病了一场。
　　病愈之后，这桩事给王阳明刺激颇深，他认为，一竹之理，尚且难以“格”出，又如何能“格”尽天下之物？
　　朱熹哲学讲究把先验之理外化为“在物之理”，强调“即物穷理”，主张“于事事物物上穷理”，并认为“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
　　朱熹哲学是求心外之理，王阳明却觉得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也就是说，个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以个人的认识来穷尽天下事物之理，又怎么能做到呢？王守仁开始感到朱熹那种把“物理”与“吾心”分割为二的做法并不可信。随着学术活动的进展，他越来越认为朱熹的学说“支离决裂”，不利于拯救社会的道德和王朝的颓败，就对朱熹这种“物理吾心终判为二”的学说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决心开始寻求更能成“圣贤”的道路。这时，他把目光投向了佛教和道教。
　　王守仁自幼和佛道颇有渊源，早年就和和尚、道士们交往，对程朱理学的失望，使他企图从佛教和道教之中找出修身治国的道理来。后来他一度跑进绍兴会稽山的阳明洞，并在那里盖起房子，专心修炼道术，静坐行气功导引之术。
　　几个月后，有时静坐修炼得久了，竟然生出离家弃世的想法来。但想起家中的老祖母和父亲，他马上又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再这样自己真的可能就从此走上“断灭种性”的道路了，还何谈治国安邦呢？
　　看来只有“笃志圣学”才能识破佛、道“二氏之学不可信”，自己离做圣贤还远着呢，还是回家专心读书考取功名吧。于是，他跑出了阳明洞。王守仁也因为这段经历，有了个世人皆知的名号：阳明先生。
　　
　　3、初涉官场逢妖佞
　　王阳明18岁中举人，28岁进士及第，从此和父亲同朝为官，开始了变幻莫测的宦海生涯。
　　此时，北部蒙古族觊觎中原已久，不时骚扰明朝边境，朝廷对此无可奈何。一入朝堂，王阳明就将当年在居庸关的所见所想写成条陈，上书给了弘治皇帝朱佑樘。其“蓄才以备急、舍短以用长、简师以省费、屯田以足食、行法以振威、敷恩以激怒、捐小以全大、严守以惩弊”的边务八条，以加强边关防务、抵御瓦剌侵犯为宗旨，切中要害，很得朝廷的重视，不久便先后被任命为兵部主事、刑部主事。
　　在任上，他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一面为国事心忧天下，一面时刻不忘治学，努力在精神世界中寻找自己的理想家园，并对陆九渊的心学思想愈加关注起来。然而，此时的他却没有察觉一场大祸正悄悄逼近。
　　正所谓“国之将亡，必出妖孽”，洪武皇帝朱元璋当年为了保证朱家的皇权不会旁落，处处提防自己的臣子，到后来逐渐走向了反面，在政府中形成了皇帝使用宦官监控大臣的畸形政治体制。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即位的时候，满朝上下已经被太监擅权搞得乌烟瘴气。当时有八个太监，以大太监刘瑾为首，号称“八虎”，变着法子领着这个正德皇帝玩耍，哄得正德十分开心，正德就把朝中一切事情都交给了刘瑾等人。
　　朱厚照是历史上出了名的“玩笑”皇帝，他不耐烦天天上朝理政，也不愿意去听那些毫无意思的经筵、日讲，最喜欢的就是带着一群太监们玩鹰、犬、狐、兔，又建了所谓的“豹房”，专门作为驯兽的场所。身边围满了优伶、喇嘛和“术士”，还在宫中模仿街市的样子，建了许多店铺，让太监扮作老板、百姓，武宗则扮作富商，在其中取乐。后来又觉得不过瘾，又模仿妓院，让许多宫女扮作粉头，武宗挨家进去听曲、淫乐，他习惯一次与数名妃子同寝，甚至长枕大被，与十多名妃嫔共睡一床，嬉戏胡闹，彻夜不倦。他不仅游山逛水，在宫中酗酒，赏玩珍禽异兽，还异想天开想玩一玩打仗，先后自己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朱寿”、镇国公、太师，荒唐至极。
　　皇帝快活得不亦乐乎，国家朝政大权就这样集中到大太监刘瑾的身上。刘瑾是司礼太监，本来并没有品级，但是他掌管一件事，就是为内阁申请文件盖章，内阁大臣许多重要决策能否得到皇帝批准，很大程度上全看刘瑾是否配合，所有重要公文都由他一人经手，一时权倾朝野。
　　刘瑾品德非常卑劣，他肆虐地镇压文官，公开卖官鬻爵，向民间横征暴敛，滥加苛捐杂税，使得工商业一片凋敝，又肆意侵占官田、民田，更使得民不聊生，国无宁日。
　　朝中正臣纷纷上书参劾刘瑾恶行，不料刘瑾却倒打一耙，把参他的南京给事中戴铣等二十多人下狱治罪。在一旁早就看不过去的王阳明怒不可遏，毅然挺身而出，义正词严，恳求皇帝能为戴铣等人平反。可昏庸的皇帝没有理他，刘瑾反诬王阳明与戴铣等人为朋党作乱，把他一起下狱，并痛打四十廷杖，随即谪贬至贵州龙场驿站当驿丞，连父亲王华也受到了处分。在狱中期间，刘瑾曾派人暗示王阳明，只要服软或给以贿赂，便可无事。王阳明根本未加理睬，出狱后头也不回，直奔贵州。
　　
　　4、龙场悟道致良知
　　四百年前的贵州，乃是瘴疠蛮荒之地，毒蛇猛兽横行，荆棘丛林遍地。龙场即今天的贵州省修文县城，当时属边鄙之地，万山重叠，苗彝杂居，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王阳明只好在附近搭一所草庵栖身，刮风下雨无处藏身。他后来又在龙场东北的龙冈山腰找到了一处岩洞，移居其间后，给这里起名为“阳明小洞天”。
　　龙场的“阳明洞”虽然简陋，王阳明却在这里过着有规律的生活。他晨起洒扫洞舍，日夕手不释卷，默坐以求静虑。据说，他还自备了一副石头棺材，决意超脱生死荣辱以澄心明志。
　　在这里，王阳明开始了他治学的一个崭新时期。回想以往，既然“支离决裂”的程朱理学和超脱尘世的释、道之学对于修身治国都无济于事，那么什么才是成圣贤的正途呢？他坚定地认为，唯一的道路，只有对“圣人之学”认认真真地进行思辨。
　　在沉思“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中，他的心境由烦躁转为安然，由悲哀转为喜悦，一种生机勃勃的情绪油然而生。他日思夜想，终于在某一天的深夜，感到自己的思想有了前所未有的飞跃，大悟“格物致知”的道理，突然间感到了天地一片开朗清明。恰如拨云见日、醍醐灌顶一般地认识到圣人之道不在别处，原来就在自己心中。只有向自己的内心寻找和反省，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而求助于外在的草木和人事都是错误的。
　　“圣人之道，吾心自足”！欣喜若狂的王阳明，以平生所学五经的内容，来论证自己所悟到的一切“求诸于心”的道理，结果丝丝入扣，没有一点不符合的地方。他十分自信自己找到了前人未能发现的修身治国的正确途径，立即写下了《五经忆说》一书。此后，学术界称王阳明的这次经历为“龙场悟道”。由此开始，他的心学思想体系初步形成了。
　　王阳明把他的犀利目光盯在人心上，他看到了明王朝已经危机四伏，大太监刘瑾祸国乱政，“玩笑皇帝”正德荒唐腐化，致使整个社会的人心都在变坏。程朱理学所筑的道德大坝很可能马上就会溃堤，然后面临的就将是波涛滚滚的恶欲和私欲的浪潮。
　　他要构筑“致良知”的堤坝，以此来“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人心中的“良知”就是“天理”，心与事、心与理都统一于良知，“良知”即是心、即是理，是超越一切的绝对本体。“吾心之良知”可以规范一切事物之理，“良知”的贯彻推行，就是天地万物的准则。
　　王阳明认为“良知”包括：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三纲五常的伦理，亦包括人们的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谦让之心，是非之心等道德观念。“良知”是天生的，人见了父母，自然知道要孝；见了兄长，自然知道要敬；见了小孩掉进井里，自然有怜悯之心要去救出来。由此发出的行为即“天能”——天然的“良能”。但往往由于后天造成的因素使得个人欲望太多，就难以保持“良知”。要把个人的私欲去掉，方可保住“良知”。这就要求不能用“利害念”去压倒“是非念”；不能用恶念去压倒善念。“致良知”的唯一途径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从此，他不再满足于个人成为“圣贤”，拯救人心，继而拯救整个社会，才是他的自我人生使命。
　　在友人的帮助下，王阳明在龙场办起了他人生的第一个书院龙冈书院，开始传授自己的心学思想。龙冈书院被后世誉为“王学圣地”，他在这里传习了第一批王学弟子，在他的《镇远旅邸书扎》中提到陈宗鲁、汤伯元等16人。其开山之作就是《龙场生问答》与《教条示龙场诸生》。
　　王阳明在这里还形成了以他的“致良知”的哲学思想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体悟与提升出以“知行合一”为特征的教育思想体系。他不赞成朱熹的“知先行后”的理论，他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好比说，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就说这个人已经行了孝，行了悌一样荒诞。所以，知与行是不能分开的，是合一的。
　　在教育内容上，他主张以德教为先，重视受教育者思想人格和道德修养的培养和发展，在教育方法上注重“因材施教”和“教学相长”，倡导学生善于“独立思考”。这对于后世教育的发展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龙场的日子虽然辛苦，但每日治学传道，倒也其乐融融。就这样，王阳明一呆就是三年，在这里形成了阳明学派的核心理论。
　　此时，千里外的京师发生了一场不小的变故：整日陪着荒唐皇帝玩耍的大太监刘瑾在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动了篡位之心，他私自刻了印玺，暗造弓箭，企图寻机夺位。
　　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刘瑾只顾自己作威作福，却总是不肯照顾其他的“七虎”，时间一长，矛盾逐渐激化。“七虎”之一的太监张永向武宗揭发了刘瑾的十七条大罪。武宗不禁大吃一惊，命令将刘瑾抓捕审问。
　　第二天，武宗亲自出马，去抄刘瑾的家，结果发现了印玺、玉带等禁物。在刘瑾的随身扇子中也发现了两把匕首，武宗大怒，立即下令处刘瑾以凌迟，千刀万剐，行刑三天。原来受过其害的人家纷纷用一文钱买下刘瑾已被割成细条块的肉吃下，以解心头之恨。
　　王阳明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痛快，因为他知道，自己离起复回家的日子不远了。
　　
　　5、牛刀小试山中贼
　　刘瑾被诛，王阳明得以离开龙场，出任庐陵知县，后又迁升南京刑部主事。还没有到任，吏部尚书杨一清看中了王阳明的才能，将他留在吏部验封司供职，不到两年升任考功郎中，未几又升任南京太仆少卿，再升为鸿胪寺卿。六年的一路升迁，尽管很多职位并无实权，但王阳明凭着自己的才干赢得很好的官声和民望。
　　1516年，经兵部尚书王琼举荐，王阳明走马上任右佥督御史，巡抚赣南和福建的汀、漳等处，终于从闲职步入封疆大吏的行列，拥有了一片能够施展才华、抱负的天地。
　　赣南即广东、江西、福建三省的结合部，到处崇山峻岭，极易流民啸聚滋事，长年匪患不息。大凡派往这里当巡抚的人，都必须懂得军事。前赣南巡抚无力收拾局面，王阳明前来接替。
　　为了便于部队灵活作战，他立即着手更改兵制。将最小的作战单位改为二十五人，即二十五人为一伍，设指挥官小甲一名；二伍为一队，设总甲一人；四甲为一哨，设哨长一人，协哨二人。二哨为一营，设营长一人，参谋二人。三营为一阵，设偏将一人。二阵为一军，设副将一人。在战斗中，每一级指挥官都享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权力，但强调协同作战，赏罚亦极分明。自此，官军的战斗力大增。
　　他又整顿吏治，推行了所谓“十家牌法”，相当于后世的保甲制度，以使百姓互相监视，互相约束，又极迅速地选练民兵，整顿官军，积极备战。
　　1518年，自称“金龙霸王”的农民池仲容在浰头举旗造反，起义军以“劫富济贫”为口号，以红色“蜈蚣”为旗帜，以红布扎头为标志，据守浰头38个寨，威慑朝廷。王阳明统兵迎敌，一方面统调两广、福建、江西诸省兵力，对池仲容进行围剿；一方面施诈招安，以达到瓦解敌军斗志的目的。
　　当福建、广东几路官军溃败后，他却指挥一支精悍的官军奇袭农民军，一战成功。之后，王阳明乘机施计，引诱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池仲容到赣州招安。
　　时值春节，他先派人送去了很多钱物，池仲容很高兴，于是就来到赣州城。他将信将疑，将众人留在外面，只带几个护卫一起见王阳明。王阳明非常客气，说你们都是我的好百姓，怎能过门而不入，都请进来，好好招待，并留他们在城里观灯看戏。
　　大年初一、初二、初三，天天是酒宴招待，池仲容彻底放松了警惕。而就在年初三晚上，王阳明早有埋伏，把池仲容及大小首领四十多人全部杀死在帐中。之后，立即调兵，穿上池仲容部队的衣服，诈开敌军营门，一举攻破敌寨。
　　王阳明初次领兵，小试牛刀，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将一场可能会导致明朝覆亡的危机消弭于无形。
　　
　　6、宁王之乱再受冤
　　隔年，宁王朱宸濠借口武宗荒淫无道，集结一支号称十万的兵力造反，略九江、破南康，出江西，率舟师下江，急攻安庆，一时间人心惶惶。侦查敌情的探马刚到京师，官员们顿时慌作一团。
　　兵部尚书王琼则大声说道：“你们何事惊慌，一个个如同家雀、老鼠一样慌乱，过不了几天你们都得全部被擒!”
　　有人呐呐问他：“大人信心来自何处？”
　　王琼回答说：“王守仁据江西上游，就跟在朱宸濠的后面，擒朱宸濠，必守仁！”
　　朝廷立即快马传书给王阳明，令他迎敌宁王。
　　赣南的三年剿匪，改变了王阳明清流的形象，他因此成为明朝正德时期炙手可热的军政大员。王阳明早就看出宁王朱宸濠有不臣之心，先前就派了自己的学生冀元亨卧底宁王府，对宁王加以提防。因此，等到宁王发兵时，他已经备好了强弓硬弩、艨艟斗舰，以逸待劳。
　　王阳明统领的官军开始处于劣势，但是他处变不惊，避实就虚，又多次使用诈术，骗得宁王数次上当，叛军疲于奔命，最后两军决战于鄱阳湖。宁王下令链锁战船，想要一战击溃王守仁。
　　王阳明即命以小舟载薪草，乘风放火，小船直冲宁王的战舰，结果火烧宁王大军，和诸葛亮火烧赤壁大破曹军如出一辙，杀得宁王部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半道上即被事先埋伏好的王阳明部将生擒活捉。
　　从宁王起兵到被抓，仅仅用了三十五天，王阳明大获全胜。正在他一家欢天喜地、为这场胜利庆贺的时候，说什么都没有料到，等待他的却是又一场祸事。
　　朝廷接到王阳明的捷报，正德皇帝很不高兴。他觉得仗才打了三十五天就完了，很不过瘾，因为自己“英明神武”，还没显一显威风呢。他想自己亲自抓住朱宸濠，好过一过大将军的瘾。正好他也厌倦了宫中的歌舞升平，于是就在倍受宠信的干儿子江彬的怂恿下，要去玩一玩打仗。
　　他以讨伐朱宸濠的名义大举南征，还煞有介事地加封自己为镇国公，特地自己给自己下了一道敕文：“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朱寿是武宗给自己取的另一个名字），统领六师，扫除边患，屡建奇功，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五千石。”而其真实目的，是到江南搜刮财宝和遴选美女。
　　朱宸濠成了个烫手山芋，放不得也献不得，又加上太监张忠、许泰等群小正率领京军要来抢功，这可愁怀了王阳明。张忠等人早先就收受宁王的贿赂，打算里应外合。不想宁王被抓，如果一旦皇帝审问宁王，他们的事情就会败露，因此，对王阳明献俘极力阻挠。他们打着皇上的旗号，命令王阳明放了宁王，好让皇帝再抓一次。可王阳明深知纵虎归山的道理，情急之下，心生一策，立即单人独骑拜访正在杭州巡视的太监张永。
　　张永主管策划军事，职位在张忠等人之上，在先前诛杀太监刘瑾一案中立下大功，为人较其他太监还算正直。
　　王阳明恭恭敬敬地对张永说：“张忠在皇上面前对我进行污蔑，现在他又要来带走朱宸濠，他们之前就是一伙的。公公除掉刘瑾，是朝内为数不多的中正廉明之人，请公公教我如何处置。”
　　听到王阳明的赞美之词，张永十分高兴，就对他说：“张忠等人正得皇帝宠幸，我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只能尽力帮你说明你的功劳而已。”
　　于是，王阳明就把朱宸濠交给了张永，尽管自己的功劳分给了张永，但却避免了宁王被张忠等人半道截去的危险。后来，经张永斡旋，正德同意王阳明再上捷报奏表。但奏表必须载明“奉镇国公威武大将军朱寿讨贼方略，而讨平叛乱。”一个堂堂的皇帝，硬是把臣子的功劳给夺了过去。
　　张忠等人没有得到朱宸濠，无法邀功，对王阳明恨之入骨。他们怂恿京军对王阳明处处挑衅，甚至直呼王的名字谩骂诋毁。
　　王阳明丝毫不为所动，相反还犒劳他们，病的给药，死的给棺材埋葬，路上碰见出丧的，就停下来哀悼。京军颇受感动，众人齐呼“王中堂爱我”，就不再骚扰。
　　一计不成，张忠又生一计。他来到王家，趾高气扬地问道：“宁府豪富天下皆知，你们活捉了宁王，金银财宝哪儿去了？是不是都被你们中饱私囊了？”
　　王阳明一听，就知道张忠在故意陷害他，就说：“这次平叛，我们没有找到珠宝，倒是发现了一些凭单，凭单上写的是造反贿赂京官的名单，这些是他们里应外合的证据。不知道公公是不是要过目一下？”
　　张忠一听，心想自己名字肯定也在名单之上，立即软了下来，马上岔开话题，灰溜溜走了。
　　几次较量，张忠对王阳明又恨又怕，处处想借故对付他。一天，张忠和王阳明同在校场观操，他对王阳明说：“听说大人文武全才，文的我知道，不知道武的如何？可否射几箭让在下领教一二呢？”
　　王阳明心知肚明，知道他想让自己在众人面前出丑。假意谦让几句之后，他从容地张弓搭箭，箭无虚发，三射三中。较场上欢声雷动，无不佩服王阳明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张忠反而讨了个没趣。
　　回朝之后，张忠依然到处构陷王阳明，说王阳明中饱私囊，和叛军交往密切。再加上内阁首辅杨廷和妒忌王阳明之功，也处处阻挠。当时又值正德皇帝从江南回来便一命呜呼，有关衙门以“国哀未毕，不宜举宴行赏”为由，只给了王阳明一个安抚性的南京兵部尚书。
　　明廷在北京和南京都设有兵部尚书，但南京的这个只是一个闲差。王阳明一气之下，给新登基的嘉靖皇帝呈上请求归田的手本。后来，皇上敕谕有关衙门议定了给王阳明的封赏：“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岁禄一千石。”但不给予铁券，也不给予岁禄。明代受封，以铁券为凭，以岁禄为实。王阳明两样都没有，还是落得一个空名而已。
　　和他一块浴血奋战平定叛乱的功臣，几乎也都是明升暗黜，拿不到一分钱的赏银。这次打击令王阳明万念俱灰。此时他的父亲病故，他就借着守制之机辞官回到故乡，继续钻研学问去了。
　　
　　7、三朝开济老臣心
　　从1492年中举开始，王阳明几乎体验了明代政治生活中的一切：科举、任官、谏诤、廷杖、贬谪、平叛、晋爵、受诬、辞官等等。多年起伏不定的宦海生涯，知非之年的他早已把做官看得淡泊如水，处乱不惊，也越来越认识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道理。他对明朝政权的千疮百孔，腐败不堪十分忧虑。把这一切状况归结为人们失去了“良知”，无论是“愚夫愚妇”或是士人官僚们，都未能克服自己的私欲，未能够使孔孟的伦理道德规范浸润至人心中去。
　  回到家乡，他潜心研究学问，还办起了书院，广教弟子，传授思想，为的就是教化人心，要使道德伦理溶入到人们的日常行为中去，以良知代替私欲，破人们的“心中贼”。
　　晚年的王阳明为了避免使士人们陷入一般认识论方面的争论，在“知”与“行”的问题上纠缠不休，已经绝少再提“知行合一”，而较多地论述“致良知”。致良知学说日趋成熟，也使他成为了继陆九渊之后“心学”的集大成者。
　　四方学者慕名而来，人数众多。一些遭贬斥的官员，也都纷纷投其门下，追随王阳明，王学一时风靡大江南北，为文人士子所津津乐道。春夏秋冬，月无虚日，送走了一批，又有一批紧随而来，人多得难以计数。听完王阳明的讲学，没有一个人不点头称快的，蒙昧的人悟出真知，糊涂的人顿时清醒。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阳明平静的生活又因嘉靖皇帝的个人喜好而打破，他所讲的学说被诬陷为“异端”，危害了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不允许他到处讲学。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屡屡为之鸣不平，多次上书朝廷以求重新取用，但终因有强势人物阻梗而未成。
　　1527年，思恩、田州土酋卢苏、王受起兵造反，两广总督姚镆无力平定，有人又荐王阳明。一筹莫展的嘉靖这才任命王阳明为两广总督兼巡抚前往平叛，并赐给了铁券和岁禄。王阳明赋闲六年之后，再次临危受命，运用他的智慧和历经三朝的经验，不费一兵一卒，把造反的卢苏、王受两人招降，又妥善安置了七万叛兵。不但如此，他还顺势平息了断藤峡造反的瑶民。其指挥若定，雄才大略不逊于三国之诸葛孔明，堪称明朝文臣中的第一武将。
　　然而好景不长，王阳明的治世之功又再次遭奸人诋毁。嫉贤妒能的吏部尚书桂萼在嘉靖面前进谗，说王阳明把不该招降的招降了，不该镇压的镇压了，广西平叛不但没有功劳，还应该追究其渎职之罪。
　　此时的王阳明已五十七岁，过度的操劳使他两鬓斑白，几度咳血，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听到桂萼等人无端陷害自己，他笑了笑，一言未发，立即上书辞官，收拾简单的行囊，连朝廷的批复也不再等待，一叶扁舟，就走上了回家的路。
　　这一年是公元1528年，小舟悠悠行在江西南安的江上，王阳明病势加深，已经难以起身了。弟子家人问他还有何话想说，王阳明轻轻摇了摇头，说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言罢合上了眼睛，好似稳稳睡去，不知他是否还能梦回家乡余姚的巷弄庭院，看见那座日思夜想的瑞云楼，和瑞云楼上的那片云彩？
　　王阳明的灵柩由学生合资运到绍兴，安葬在兰亭山的花街洪溪，到明穆宗时，诏赠谥号“文成”。至1584年的明神宗年间，下诏从祀孔庙。
王阳明将他的心学凝成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天老

第六节 王夫之：衡岳仰止，五百年来一硕儒
　　
　　王夫之（公元1619年-1692年) ，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他中年称“一瓠道人”、“更名壶”，后仍用旧名；晚年隐居衡阳县曲兰乡石船山，故自号船山老人、船山病叟，后世学者称“船山先生”。他是明清之际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与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末三大学者。遗著有100多种，总称为《船山遗书》。
　　
　　1、生于乱世，书香门第少年才
　　自古以来，中国的五岳之中，位于湖南的南岳衡山以其秀美著称于世。清代诗人魏源在其《衡岳吟》曾说，“恒山如行，泰山如坐，华山如立，嵩山如卧，惟有南岳独如飞。”
　　很久以前，当秋天到来时，北雁南飞，飞到衡阳境内的一座最高的山峰后，就停留下来休养生息，在此度过寒冬。待来年春暖花开，它们排成雁阵，又飞回遥远的北方。这个美丽的传说赋予了这座山峰一个令人遐想的名字：“回雁峰”。
　　近四百年前，就在这“南岳第一峰”下的王衙坪，读书人王朝聘的家中喜添一子。这已经是王朝聘家的第三个儿子了，长子叫王介之，次子叫王参之，王朝聘给这第三个儿子取名王夫之。
　　这一年，正是明万历四十七年，即公元1619年。这是一个社会巨变的时代，当时的明庭昏聩无能，农民军烽烟四起，关外的爱新觉罗氏大军虎视中原，屡屡犯境，一时间天下大乱。
　　就在这充满征战杀戮的岁月里，王夫之开始了血与火、灵与肉的洗礼，这必然注定他一生的不平坦，注定他将会成为那个历史时代的强音。
　　据《船山房谱草册》和《王船山年谱》记载，衡阳王氏由太原王氏发展而来，是江苏高邮邗江王氏的分支。由于资料散失，邗江王氏上溯太原王氏的世系已不可考，
　　衡阳王氏有史可据的最早始祖是元末明初的邗江人王仲一。王仲一居住在高邮邗沟的打鱼村，有兄弟九人。他们以武功起家，追随朱元璋平定中原，统一全国。事后论功行赏，王仲一升骁骑都尉，授山东青州左卫正千户。
　　王仲一之子王成，世袭武职，官昭武将军上都尉。明成祖永乐年间，王成因随军南下消灭建文帝势力有功，擢升衡阳卫指挥佥事，从此在衡阳安家，成为衡阳王氏的始迁祖。
　　从王仲一到王夫之之间的世系传承关系如下：
　　王仲一→王成→王钢→王震→王宁→王雍→王少峰→王朝聘→王夫之
　　王夫之是王仲一的第九世孙。
　　王家子弟起初多为中下级军官，从王夫之的高祖王宁开始，弃武从文，以“文墨教子弟”。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当年跟随衡阳有名的学者伍定相学习天文、地纪、人官、物曲、兵农、水利之书，后又拜理学家邹德溥为师，学习程朱理学。他很早就考取了秀才，后来多次参加乡试，由于不愿附会当时盛行的王守仁“致良知”学说，因此没有中举，只取为“副榜”。以后到北京国子监就读期满，因为不愿意行贿，始终未被授与官职。后来，他索性在家乡专一研究学问，教子读书。王朝聘这种品德思想和治学宗旨，对王夫之有很大影响。
　　王夫之4岁起就跟二哥王参之一起进入家塾，跟随大哥王介之读书识字。尽管比起两个哥哥来，他年纪幼小，但读起书来却聪敏异常，超过兄长。刚满7岁的时候，他就读完了儒家《十三经》。乡间父老吃惊于王夫之的刻苦和聪慧，都称其为“神童”。
　　10岁时，他开始跟从父亲和叔父王廷聘学习经史和诗赋，14岁秀才及第，成了远近闻名的少年才子。崇祯十一年，19岁的王夫之怀着欣喜，抱着希望，来到长沙湘江畔岳麓山下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学习理学。在这里，他饱览藏书，专心学问，与师友们“聚首论文，相得甚欢”。
　　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培育着王夫之。身在书院，心忧天下的他，和一些思想契合的学友建立了行社。之所以取名“行”，含意就是它的宗旨绝非空谈，而是关注社会，切于实行。
　　后来，他又与志同道合的管嗣裘等人组建了匡社，“匡”是取纠正谬谈之意。他们以东林、复社为楷模，讨论学术，纵谈国事。
　　崇祯十五年，湖广提学佥事高世泰在衡州主持岁试，列王夫之文章为一等，评价王夫之的文章有“忠义肝胆”，“情见乎辞”。
　　之后，他和大哥王介之一起赴武昌参加乡试，兄弟二人同科中举。后来由于时局大乱，他们始终未能到京师参加会试。
　　在岳麓书院的日子过得飞快，一晃五年过去了。这五年，奠定了王夫之一生的思想品格基础，那时，他已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
　　
　　2、国难当头，一片丹心昭日月
　　公元1644 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这一年的历史上充满了风云突变、波涛叠起的重大事件，农民起义和民族争斗都达到高潮，二者又搅合在一起，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而又惊心动魄的大剧。
　　这一年，在明朝是崇祯十七年，在清朝则是顺治元年，在大顺政权则是永昌元年。朱由检、爱新觉罗·福临和李自成三人分别在北京、沈阳、西安三地，各怀心事，准备着胜者为王的最后拼杀。
　　那时，自称大西王的张献忠攻克衡州。张献忠为了招揽人才，下令“开科殿试”。由于王夫之和王介之在当地都颇有名望，就成为被延揽的对象。忠心明朝的他们，不耻与这些“流寇”合作，兄弟二人连夜逃往外地。
　　但年迈的父亲王朝聘却被张献忠手下找去扣为人质，迫使他通知王夫之兄弟出来佐助。王朝聘予以拒绝，为了不使儿子心有挂碍，他准备上吊自尽。
　　王夫之听到父亲被扣的事情后，连忙自伤面容，并用毒药敷在伤口上，只身来到大西军中，表明自己已经残废，不可叙用，同时谎称兄长王介之已死。张献忠的部下见王夫之已到，就把王朝聘释放了。这天晚上，王夫之也伺机逃了出去。如此乱世，王夫之不得不和兄弟一起，伴着年迈的父母，隐居到南岳莲花峰的深山之中。
　　甲申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克北京，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死，明王朝终于走到了尽头。不久，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兵败九宫山，大清定鼎北京城，
　　闻此一系列噩耗，王夫之心忧天下，数日未食，做《悲愤诗》一百韵，每当吟此诗句，他就泪流满面，心痛不已。
　　不久，山外传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称弘光帝的消息，王夫之为之一振，期望着大明江山能够再匡天下。可好景不长，朱由崧荒淫昏聩，朝内党争倾轧不断，一年后就被清军击破，弘光帝也在芜湖被俘，后来被押送至北京斩首。
　　闻此消息，王夫之伤心欲绝，续写了《悲愤诗》一百韵，以示不忘。
　　1645年，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称隆武帝。朱聿键锐意复明，颇有中兴之主的气概。尽管他想有一番作为，但他苦于手中无兵，主要依靠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兵力，而郑芝龙又怀有二心。与此同时，在浙东的鲁王朱以海政权又为争夺所谓正统地位而派兵攻打朱聿键，郑芝龙拥兵不动贻误战机，结果，朱聿键四面楚歌，只维持一年，南明的第二个王朝也为清军所破，隆武帝被俘自杀。
　　燃起的希望之火又一次在王夫之心中破灭，对大明的悲痛、绝望，使他又一次拿起手中的笔，续写《悲愤诗》一百韵，誓与清朝不共戴天。
　　在后来的康熙元年，即1662年，南明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王朝永历王朝覆没的时候，王夫之听到永历帝及其皇后、太子在昆明被吴三桂绞杀，他第四次续写《悲愤诗》一百韵，以寄忠心和哀思。
　　四百韵《悲愤诗》，写出了王夫之坚持民族气节、坚决抵抗清兵、誓死效忠明王朝的赤胆忠心。
　　清廷摄政王多尔衮，从1645年四月遣兵南下开始，即下令以杀戮立威，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多起惨绝人寰的屠城惨剧。“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血淋淋的事实令人胆寒，
　　极目天下，难寻净土，王夫之心想：读书是为了报国，然而隐忍于深山就能安心学问吗？他毅然决定弃笔从戎，扯起起义的大旗来。
　　1648年十月，王夫之联络同窗好友管嗣裘、夏汝弼和南岳僧人性翰，聚集近百名造纸工人、农民、僧、道，成立了起义军，在南岳方广寺准备举兵抗清。但由于事机不密，起义军正要举事，即被充当清统治者鹰犬的湘潭人尹长民击破，很快瓦解。管嗣裘家中老小全部遇难，性翰受重伤，方广寺被焚，王夫之和管嗣裘、夏汝弼得以脱逃。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王夫之认为，与仇敌战，虽败犹荣，他说：“虽云与仇战者，败亦非辱，而志事不遂，亦何荣耶！”
　　衡山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开始缉捕王夫之等人，王夫之只好逃往肇庆。肇庆当时是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的都城，朱由榔于1846年在此称帝。王夫之满怀希望而来，但他在肇庆看到的，却是永历朝廷的官吏们置国事于不顾，苟且偷安、勾心斗角的现实。希望很快变成了失望。以此，当武英殿大学士堵胤锡上疏推荐他为翰林院庶吉士时，他以丁忧未满相辞。
　　那时，永历满朝文武，只有督师于桂林的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少保瞿式耜力主抗清，锐意复兴。王夫之了解到这些情况，甚为钦佩，就离开肇庆，赴桂林暂居。不久，永历帝在清军迫击下逃往梧州。瞿式耜深爱王夫之之才，推举他到永历帝身边的行人司出任行人一职。
　　1650年二月，王夫之去了，开始他一生中极为短暂的为官生涯。
　　自永历小朝廷建立开始，官吏们就基于各自的权力与利益之争，结成不同的党派，主要分成“吴党”与“楚党”。党派斗争的日趋白热化，注定了永历朝廷的必然倾败。“楚党”中除个别大臣品行卑庸、后来降清外，其他支持者如瞿式耜等大都是忠肝义胆、始终如一的人；而“吴党”成员，大部分擅权自专，排斥异己，贪赃枉法，最后走上投降清廷的道路。
　　面对进一步激化的党争，王夫之忧虑万分，他“悲愤有怀，不能自匿”，决定进行“死诤”，与行人董云骧越职上书进谏。
　　在奏疏中，他指出，党争互相倾扎的目的，是为排斥异己，其结果则是“君臣两受其伤”。他认为，在纷争不已、正邪未能辩识清楚的情况下，“勿使再中奸毒，重辱国而灰天下之心”。
　　王夫之的上书，在很大程度上把矛头指向了政治上更为腐朽的“吴党”，因此得罪了“吴党”中的万翱、王化澄等人，他们怀恨在心，时刻伺机构陷王夫之。
　　恰在此时，湖南攸县一个不知名的狂人作了一首“百梅诗”，假冒王夫之的名义为之作序。王化澄看了这篇序，就想制造文字狱，把王夫之害死。王夫之冤屈难伸，“愤激咯血”。幸亏原为李自成部下、业已归附明廷的将领高一功极力营救，才得以脱身。
　　1650年七月，在为永历帝仅仅服务了五个月之后，带着对南明“恨铁不成钢”的失望，他离开了梧州。
　　
　　3、隐世著书，南国儒林第一人
　　离开南明之后，由于清廷加强了对湖南的统治，大肆缉捕杀害心怀复明之志的人，王夫之被迫不得不长期在外流亡。有一段时间，他居住到湖南常宁西南的瑶山，住进瑶人的山洞之中，改换姓名，改变衣着服饰，自称瑶人。
　　在流逝的岁月中，他曾经有过许许多多的梦想。小时候梦想科举入仕、致君尧舜；后来梦想逆流击水、收复大明河山；如今犹如大梦初醒，一切变成了虚空。王夫之决定选择归隐，自此，他开始了四十余年的授徒著书生涯，一面治学，一面静观大局。
　　后来到了1660年，形势有所好转，王夫之便率家小回到衡阳金兰乡茱萸塘，筑起茅屋，取名“败叶庐”。到康熙年间，他又在败叶庐前筑草房“观生居”，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恢弘之气溢于其间。
　　1675年秋，他在荒僻的衡阳石船山下，建起一座草堂，取名湘西草堂。石船山当时被形容为连飞鸟都不会留在那里过夜的穷地方，但王夫之依然“安之若素，终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励，潜心著述”。他一生最后的十七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他的大部分著作也在这里写成，后人尊称王夫之为“王船山”，即源于此。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从三十多岁的青年才俊到七十多岁的古稀老人，王夫之避居乡间，把他的一生交给了青山旷野。四十年中，他“晨夕著书，萧然自得”，潜心从事学术研究，著作等身，留给后人无比厚重的千古文章。
　　他留下著作100余种，400余卷，近800万字。其主要著作：
　　经学一类有《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春秋家说》等；
　　史学一类有《读通鉴论》、《宋论》、《永历实录》、《莲峰志》等；
　　哲学类有《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篇》、《思问录外篇》、《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黄书》、《噩梦》等，其中《黄书》、《噩梦》两书，是船山政治思想的集中反映；
　　文艺理论方面有《楚辞通释》、《囗斋文集》、《夕堂永日绪论内篇》、《夕堂水日绪论外篇》等；
　　另外，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来记录自己的心情，抒发自己的感情，即有《五十自定稿》、《六十自定稿》、《七十自定稿》，以及《落花诗》、《遣兴诗》、《和梅花百咏诗》、《洞庭秋诗》等；词作有《鼓掉初集》、《鼓掉二集》、《潇湘怨词》、《愚鼓词》等。
　　以上著作，都收录在《船山遗书》里。王夫之一生著述贯通文、史、哲诸方面内容，他的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体系博大精深，令人叹为观止。后人赞其曰：“南国儒林第一人”。
　　
　　4、明月无心，清风有意难留我
　　清军入关之后，多尔衮认为已经天下大定，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易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在清初各地引起极大震动，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导致了长期的政局不稳，以至生灵涂炭。
　　王夫之坚持民族气节，誓不剃发，为此，他辗转流徙，四处隐藏，终得“完发而终”。
　　南明彻底灭亡后，他痛心疾首。从此出门时，手擎雨伞，脚踏木屐，用此举来表示自己“头不顶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这在所有汉族知识分子中，是绝无仅有的。
　　1878年，吴三桂叛清，在衡阳回雁峰前的馒头岭建坛称帝。他派幕僚请王夫之写《劝进表》，王夫之严辞拒绝：“我安能作此天不盖、地不载语耶？”接着又说：“某先朝遗臣，誓不出仕，今何用不祥之人，发不祥之语耶？”
　　吴三桂幕僚惊愕退出，王夫之随即藏匿深山。之后，他愤慨而作《祓禊赋》，痛斥吴三桂的卖主求荣、小人行径，字里行间充满了鄙视。
　　1689年，王夫之71岁了，已是一副多病之躯。当时的湖南巡抚郑端钦佩王夫之的学问和操守，他命衡州知府崔鸣弩带着粮食和绸缎丝帛等，往视王夫之，并试图索要其著作以刊行。
　　王夫之题对联于门楣：“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在这里，“清风”、“明月”各自所指，明眼人一看便知，王夫之意在以此对联来表明自己的心志。他以“病不能往”的理由没有前去，但为人诚恳的他，不愿因此伤了别人的好心，就“辞帛受粟”，致函以南岳遗民的名义表示感谢。
　　两年后，王夫之辞世，葬于衡阳金兰乡高节里大罗山。
　　王夫之自命明朝遗老，摒绝与清廷交往。他的友人绝大部分是明朝遗老，其中有崇祯朝曾任江西巡抚、后隐于石门山的郭都贤，隆武朝担任东阁大学士兼右都御史的熊开元，永历朝曾任翰林院编修官的钱秉镫等。王夫之从不与当朝仕宦之家联姻，连他教授的学生，大多也是明朝死难者的遗孤或王氏世谊之后。他的学生们也大多与老师一样，一生不仕清朝，均老死田园。
　　王夫之说过：“若其权不自我，势不可回，身可辱，生可捐，国可亡，而志不可夺。”他正是以这种“败而不挠，亡而不屈”的坚贞志节，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行为，表现他崇高而伟大的人格，实践他“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人生志向。
　　
　　5、海纳百川，千古宗师留硕名
　　王夫之穷毕生之精力，呕心沥血从事学术研究，内容广阔，思想深邃，涉及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美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他把阐明中华之道看作自己的使命，提出：“天下不可一日之废者，道也。天下废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废者，学也。”
　　王夫之学术成就最大的，莫过于他在哲学领域里的造诣，即在总结前辈哲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理论。
　　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极富批判精神，对中国两千年来诸如老庄哲学、魏晋玄学、佛教哲学等唯心主义的各种思潮，进行了总结式的清算，深入批判和揭露了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理论基础，从而建立起他自己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
　　王夫之反对程朱理学家的“道在器先，器外求道”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阐述了“器”和“道”、即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与事物之规律的关系，指出：“天下唯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
　　在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上，他认为“阳”和“阴”正反两方面既互相对立，又同时并存。即在一切事物中，矛盾双方是互相包容，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而不是绝对对立的，也就是一切矛盾的双方都具有同一性。
　　他又指出，事物的运动变化，既有只发生量变和部分质变的“内成”，又有发生完全质变的“外生”，它们构成了事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
　　他又对“知”和“行”的问题进行了论证，反对朱熹的“知先行后”和王守仁等的“以知为行”的学说，认定“知必以行为功”，“行”对“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他驳斥朱熹的“理生气”和“理”独立存在为宇宙之根本的学说，认为“理”与“气”的关系，是“理依于气”。整个宇宙，除了“气”，更无他物，而且“气”只有聚散，而没有增减、生灭。这一理论，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王夫之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堪称前无古人，从而将中国古代自老子以来的辩证法思想，发展到一个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达到的最高峰，这即使在世界唯物主义哲学流派中，也居于领先地位。
　　在伦理方面，他强调“理欲统一”的道德学说。提出了“性者生理也”的观点。他认为，仁、义等道德意识，固然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内容，但它们离不开“饮食起居，见闻言动”的日常生活，这两者是“合两而互为体”的。
　　他反对程朱学派“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肯定道德与人的物质生活欲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认为物质生活欲求是“人之大共”，“有欲斯有理”，道德不过是调整人们的欲求，使之合理的准则。
　　他还主张生和义的统一,认为人既要“珍生”，又要“贵义”。轻视生命、生活是不行的，但人的生命、生活不依据道德准则，也没有价值。这些思想对于近代伦理思想的形成具有启蒙意义。
　　在政治思想方面，他针对明朝衰亡的情况，肯定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他强调“事随势迁，而法必变”，指责明代自太祖废丞相不设，致使数代后权力移到了宦官手里；又批判明朝实行严刑峻法而失民心。他强调“严以治吏，宽以养民”，主张对人民“宽其役，薄其赋”，提出了增强边防、慎选举、任贤能和关心民瘼等一系列政治主张。
　　在经济上，他反对经济封锁，承认商贾具有“通天下之货贿”的社会职能，强调“禁暴而安商”等等，这在今天看来都是可取的。
　　在教育思想上，他强调教育是治国的关键，又强调教师对学生必须“因材而授”、“因量以善诱”等等，并提倡“学”要与“思”相结合。
　　在文艺理论方面，他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赋等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不仅继承骚、雅传统，还饱含浓厚的时代气息和现实精神，在清初的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
　　王夫之海纳百川，在学术上集大成式的研究，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不啻为影响深远、千古流芳的一代宗师。后代莘莘学子，对其高山仰止，尤其是许多湖湘之间的后辈青年，诸如魏源、陶澍、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杨度、陈天华、宋教仁、MAO主席、蔡和森等等，他们无不是在王夫之的影响之下，继承了从这位先贤开端的湖湘学统中济世救民的传统，从而相继走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
　　谭嗣同对王夫之作了高度评价，他说，“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认为“五百年来，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章太炎在《船山遗书序》中称道：“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
　　当今，对于王夫之学术思想的研究，不仅仅囿于中国，而是遍及欧、亚、澳、美等各洲。前苏联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弗·格·布洛夫说：“王夫之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个评价是确切而中肯的。
    在一生治学的过程中，王夫之促成了湖湘学统中济世救民思想的脉络，这一思想对在他身后的湖湘子弟、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天老

第七节 王国维：一代国学大师的死和生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家，哲学家，国学大师。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主要著作有《静安文集》、《王国维遗书》、《王观堂先生全集》、《宋元戏曲考》、《曲录》、《人间词话》、《殷周制度论》、《王国维诗词全编》、《<红楼梦>评论》、《流沙坠简》、《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等，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1、百年公案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藳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犇葬，固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一份遗书和四元四角钱，一齐被发现在一位跳水自尽而亡的老者内衣口袋中。遗书由16开白纸写成，用墨良好。由于老人投水后不过一两分钟，即被附近园丁捞起，其内衣还未浸透，因此字迹依然清晰。但因为湖中淤泥甚厚，园丁又不知急救，最终窒息而死。信外有信封，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
　　当王贞明当日下午来到颐和园的时候，老人已经死去好几个小时了，家人和亲友的痛哭、呼喊，再也唤不回终止的生命。
　　这个王贞明，就是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三子，而自尽的老人正是王国维本人。这位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文、汉晋木简、敦煌文献、西北地理、蒙元史等研究方面都有很高造诣，在诸多学术领域做出了划时代贡献，被称为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就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投昆明湖自杀了。恰如昆明湖的湖水荡而又止，王国维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27年初夏的那个阴云密布的上午。王国维的死，如流星一般默默划过苍穹，给世人留下诸多数不清的疑问。
　　 王国维为什么要自杀？“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是什么样的“辱”使他畏惧而选择逃避的呢？百年来学界争论不休，说法甚多。其自沉于昆明湖，一度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世纪之谜”。对于这桩百年公案，很多人为其死因进行了解读，甚至还有人专门做了《王国维之死》的专著，但迄今仍无定论。
　　流传最早、也最为普遍的，是清华校长曹云祥、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以及王国维的姻亲罗振玉所主张的“殉清说”。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政治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精神断裂的时代，当时的中国社会正上演着一幕幕激荡变革的画面：1924年，冯玉祥兵临北京，逊帝溥仪被逐出宫；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后，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就连王国维任教的清华校园也失去了往日的宁静，而他本人又极具敏感气质，“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胸臆”。
　　清朝之亡，王国维自居为清朝遗老，逊帝溥仪特为他而破了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王国维对溥仪的的确确存有国士知遇之感。主辱臣死，似乎在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吴宓比其为汨罗投江而死的屈原。
　　另一种死因的解释为“逼债说”，郭沫若力主这种说法，说王国维的亲家罗振玉与他多年的友情破裂，屡屡向穷困的王国维逼债，王国维走投无路，一死了之。
　　其他还有诸如王国维怕身为清朝遗老的自己落入北伐军手中的“惊惧说”；以“尸谏”劝阻溥仪不要逃亡日本的“阻谏说”；为深感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总崩溃的“殉文化说”等等。
　　其实不管哪种说法更加贴切，“义无再辱”这四个字，已经涵盖了死者全部的隐痛和决心。在“经此世变”的诸多矛盾中，王国维走到了“义”的临界点。
　　王国维之死，后人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带着捍卫独立自由意志的尊严和高贵而死，是悲壮的；有人认为他在畏惧现实的逃避中退缩，死是无奈的，内心是脆弱的。他没有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成为“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敢于直视淋漓的鲜血” 的“真的猛士”，而是选择了“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也许，抛开世人的评论不讲，死亡对王国维先生自我的精神家园而言，更是一种快乐的解脱和捍卫吧！
　　        
　

天老

2、海宁才子
　　大清光绪三年，即公元1877年冬，王国维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州城（今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的旧宅之中。
　　海宁位居浙江北部，钱塘江口北岸，是观潮胜地。海宁人杰地灵，自唐至清末，共出进士366人。清代海宁陈家，“一门三阁老（陈之遴、陈元龙、陈世倌），六部五尚书”，簪缨科第之盛，千百年来海内数第一。其他如东晋学者干宝，唐代忠臣许远、诗人顾况，宋代女词人朱淑真，明代戏曲家陈与郊、史学家谈迁和查继佑，诗人查慎行等等，也是各领风骚。
　　王国维旧宅地“双仁巷”，原有“双仁祠”，为纪念曾任浙西节度使的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及其从兄颜杲卿两兄弟的忠节而立祠名巷。就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里，幼年的王国维逐渐成长。十岁那年，全家迁居城内西南隅周家兜新宅，即是今天的王国维故居纪念馆。
　　海宁王氏乃是当地的书香世家，追根溯源，它是琅琊王氏的分支，开基祖为南宋初年的王沆。据清道光年间所修《海宁安化王氏宗谱》记载，王沆为太子晋第五十五世孙，本山东青州人，其祖父王禀与父亲王荀均为抗金志士，为国死难。
　　王沆随宋室南渡后，栖居于盐官县长平乡（在今海宁市伊桥）。宋高宗赵构追封王禀为安化郡王，谥忠壮；王荀赠右武大夫、恩州剌史；王沆袭封安化郡王，赐第盐官。自王沆之后，王氏子弟大都闭户耕读，隐居不仕。传至王国维，已是王沆的第二十九世孙。
　　王国维家一支很早就趋于破落，其先人几代做过国学生、幕僚师爷，兼营卖盐、卖古董字画，亦吏亦商。王国维自幼习读四书五经，聪颖好学的他很得塾师先生的喜爱，这一切都来自父亲王乃誉的影响。
　　王乃誉虽是一介商人，但业余时间则喜爱攻读诗文、研习书画，每天的常课是临帖数千字。据说他学董其昌，不仅形似，而且得其精髓。王乃誉兴致来时，也泼墨作画，还撰写书画论。外出归来，在家中种竹养鱼，吹箫吟曲，以过一种隐士般的生活而自娱自乐。
　　王国维深受父亲影响，在父亲指导下，他博览群书，涉猎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逐渐形成了读书治学的志向和兴趣。但王国维的童年并不美满，四岁时，母亲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顾。既乏母爱又乏雁行之乐，常在外经商的父亲不仅没让家庭变得宽裕，反而使得王国维自小性情忧抑，养成了孤僻的性格。
　　王国维资质聪慧，16 岁以前就已读完《四书五经》，且多能背诵。家中五六箧父亲的藏书，除《十三经注疏》他不喜欢读外，其余的每天晚上从私塾回来都要看个够。有一次，他在杭州看见朋友因读《汉书》而兴高采烈的样子，王国维颇受影响，于是拿出从小攒下的压岁钱，购得了被称作《前四史》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被王国维称之为“平生读书之始”。
　　1892年，他参加了海宁州的岁试，以第二十一名秀才及第。尽管此时的科举之制已经穷途末路、越来越无前程可言，但多年的苦读，却给王国维打下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
　　18岁那年，他研习清末独步江南的经学大师俞樾的《群经平义》，并仿其体例，逐条批驳。俞樾是清末国学大师章太炎和书画大家吴昌硕的老师，而《群经平义》是他功成名就后撰成的著作。王国维偏偏不迷信权威，有异议就批驳，眼里唯有学问。
　　到他20岁时，三代两汉之古籍已全部熟烂于胸，少年王国维锋芒初露。当时，有所谓“海宁四才子”之说，包括王国维、褚嘉猷、叶宜春和陈守谦，王国维被公认为“海宁四才子”之首。
　　
　　3、学术三变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议和、割地、赔款。列强四起，瓜分中国，国家存亡危在旦夕。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无不致力于救亡图存，王国维就是其中之一，“维新”成了那个时代的口号。
　　在看到邻国日本因为明治维新而带来的强盛之后，学习“新学”成了无数志士仁人复兴中华的必经之路。可惜家贫的王国维，付不起高昂的留学费用，两次应试也均未能中举，只能先到上海的《时务报》馆做校对，半工半读，一边挣钱糊口，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跟日本人藤田丰八等学习英文、日文，兼及伦理学、哲学、心理学等课程。
　　罗振玉是浙江上虞人，曾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农学社，1897年创办《农学报》，次年又创办东文学社，传授“新学”。一次偶然机会，罗振玉看到王国维手中折扇的扇面，被扇面上王国维自提的咏史诗所吸引，非常欣赏王的才华。
　　当他了解到王国维的清贫后，便对其尽力给予经济上的资助，留他在东文书社当庶务，并愿意出资助他留学日本东京学习日文和数学。只是由于疾病，王国维的这次留学不到半年就回国休养了。之后，经罗振玉的举荐，他先后在南通师范学堂、江苏师范学堂任教员，讲授心理学、伦理学及社会学。对于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非常感激，发誓跟随罗振玉并终生依庇于罗。从此，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王国维在少年时期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打下了相当深厚的国学基础，希望以此而走上科举进仕之路。然而，在维新变法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他毅然和科举之途决绝，转而研读西方哲学等社会科学的思想学说。这是王国维此生学术发展的第一次转变。
　　在学习到的西方各种思想中，王国维对康德的先验论、尼采的超人论、叔本华的悲观厌世论尤感兴趣，并撰写了大量的论文。他先是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书很深奥，难以悉解。他便又读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写了《汗德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叔本华和尼采》、《书叔本华遗传说后》、《释理》等论文。
　　他以叔本华和康德哲学为主，广泛介绍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并以此来批判居于统治地位的传统文学观念和腐朽没落的传统文学，并重新评价中国古代作家、作品，试图把西方美学和文学思想与中国古代美学和文学思想结合起来。他认为哲学和艺术可用来探求精神上永恒的真理，人生哲学就是探求揭示人生即痛苦这一真理及其解脱之道的。美学则能感发人的情绪，洗涤人的精神，揭示人生的真义，使人产生超然物外、忘记利害关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求得暂时解脱的功效。
　　他写下了《红楼梦评论》一文，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红楼梦》，解释了贾宝玉因生活之欲而造成的巨大苦痛，从而走上了解脱之路。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研究，独具慧眼，第一次道出了小说的内在含义，推倒了旧时文人视《红楼梦》为“诲淫”之作的偏见，也批评了“索引派”繁琐历史考证的研究方法，将《红楼梦》推举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伟大作品，肯定它的悲剧意义和美学价值。
　　在研究和宣扬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同时，王国维并非一味的热衷，而是进行冷静的分析和评估。不久，他对康德和叔本华哲学的真理性产生了怀疑，对哲学研究产生了疲惫的心态。他在《自序》中述说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的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
　　对于哲学研究的厌倦，使得王国维放弃哲学研究转而进行文学创作，以求得心灵的慰藉。他开始致力于填词，并设想从事戏剧创作。这成为了王国维学术思想发展的第二变。
　　1907年，经罗振玉介绍，他结识了学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荣禄，得到荣禄赏识，此后即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并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他在此年发表的《三十自序二》中说道，自己的学问已由哲学转向文学，兴趣所致，则主戏曲之研究。
　　然而，他的这个设想并没有完全付诸于实践，几年间并未写出一部戏剧作品，反而写成了美学和文学理论专著《人间词话》，以及被后人誉为中国戏曲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的戏曲史专著《宋元戏曲考》。
　　《人间词话》一出，已经足以成就王国维近代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这是王国维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人们可以不知道他的皇皇巨著《观堂集林》和《古史新证》，却不能不知道《人间词话》。
　　1908年到1909年，他在《国粹学报》上陆续刊完《人间词话》，1910年又将《人间词话》64则作修订，并加附记，此时的王国维年仅35岁。《人间词话》是一部东西合璧的杰作，它将美国人禄尔克的《教育心理学》，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都融化在这本讨论中国古典文学的论著之中。这部书虽然仍用传统诗话形式表现出来，形式上扼要简单，但却有着许多精彩的见解。他的意境说，把中国传统诗话中的格调、神韵、气象、兴趣诸说，提到了西方美学理论的高度加以分析，形成了中国评论诗词的美学原则和美学理论。
　　在《人间词话》中，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第三境界”。这是王国维对历史上无数大事业家、大学问家成功的深刻反思，并做出了核心的概括，又巧妙而形象地结晶在文学意象中。这同时也成为了年轻的王国维、乃至他一生奋斗的目标与座右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怕战火殃及，劝说王国维跟他一起举家迁往日本。鉴于时局变化激烈，王国维跟随罗振玉，开始了五年的滞日生涯。而正是在这五年间，他的学问发生了重大转折，学术历程转向第三变化期，将主要精力置于经史小学与历史地理研究，尤在用甲骨文考证古史方面做出里程碑式的贡献。
　　罗振玉藏书丰富，他的书在此期间大量运到日本，存放在京都大学，这为王国维的研究创造了条件。他运用罗振玉书库所藏古器物、甲骨金石、流沙坠简、汉魏碑刻、敦煌文献、西北地理以及蒙古史料等，经过研究写出一批学术论文，并创立了将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二重证据法”，在学术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
　　1914年，他与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这是现代西北古地理研究的重要著作。1917年2月，王国维归国，开始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是年9月，又撰成《殷周制度论》。这一时期，他的著作大都收集在《观堂集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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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聚奎清华
　　清华园地处北京西北郊，毗邻满目疮痍的圆明园遗址。寥落有致的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萧然幽雅的工字厅，临水而立的“水木清华”横匾，默默地见证了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百年历程。矗立在校园内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牌”，无时不体现人们对一代大师的永恒纪念。
　　1925 年，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院成立，胡适非常看重王国维的考据，在他的强力推举下，校长曹云祥力邀王国维，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四位专家一起被聘为研究院导师。这被学术界称为“五星聚奎”，极一时之盛。
　　这个研究所一共办了四届，前后卒业者 70 余人。多数人学业彪炳，成为中国当代著名的学者教授，王力、刘盼遂、陆侃如、罗根泽、卫聚贤、谢国桢、姜亮夫、徐中舒、高亨、史念海等等，无一不成为在各自专攻的学术领域中的领军人物。
　　造就这一国学学习的盛况，“五星”功不可没。而“五星”之中，又以王国维为首。王国维主要负责指导学生们研习经学、书、诗、礼、小学、训诂、古文字学、古音韵、上古史、中国文学等等。他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
　　清华起初有意请王国维担任研究院院长，但他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为由而推辞，专任教授。他和家人从地安门织染局十号搬入了清华园西院，开始了宁静的学者生活。
　　王国维名声在外，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来到清华大学，都想一睹这位大导师的风采。没有见过王国维的人，读了他的诗词文章，无不认为这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直到进入讲堂，大家才都大吃一惊：只见王国维头戴西瓜皮帽子，身着长衫马褂，当他转身写字的时候，一根干巴巴的小辫子无力地垂在身后。大家很失望！
　　看着这位以清朝遗民自居的先生，每个人都在想：难道这就是我们仰慕的国学大师？但是等到王国维开讲，逐一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之后，学子们一个个仿佛进入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新境界。此时，在座之人无不油然而生钦佩之情。
　　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曾有过一段有趣的描述，说：“父亲的辫子，是大家所争论的，清华园中有两个人，只要一看背影，就知道他是谁，一个是父亲，辫子是他最好的标志。另一个是梁启超，他的两边肩膀，似乎略有高低，也许是曾割去了一个肾脏的缘故。” “每天早晨濑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忘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值得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当时有不少人被北大学生剪了辫子，父亲又常出入北大，却是安然无恙。原因是他有一种不怒而威的外貌，学生们认识他的也不少，大部分都仰慕他、爱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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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弃世自沉
　　到清华任教前，王国维一度自杀未遂。
　　1923年，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在老友、后又成为儿女亲家的罗振玉的举荐下，王国维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为文职五品。
　　王国维对早已远去的大清不忘旧情，“帝师”的角色更让他深感荣宠有加。可“入朝”还不及一年，冯玉祥就将溥仪驱逐出故宫。王国维顿足捶胸，悲伤不已，认为这是“大辱”，一度想要自杀，后经家人多次劝阻和严密监视才算罢休。
　　王国维崇尚西学，自然不是迂腐之儒，但他对已经泛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儒家道德观念，显然是深深认同，而且在变乱中认真加以维护的。因此，清朝的存亡，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清华的日子宁静舒适却也短暂。与罗振玉三女结婚的长子王潜明，年仅27岁就因病去世，两个小孙女也因病夭亡。丧子、丧孙之痛，让已到知非之年的王国维痛不欲生。
　　回顾王国维一生，幼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人生的三大不幸他都一一遭遇。不想坏事并没有结束，儿子死后不久，罗振玉又将女儿、也就是王国维的儿媳领回天津，王国维更是十分不快。二人书信往来，互相指责，王国维批评他父女俩有悖“圣人之教”，罗振玉也咄咄逼人，不肯退让。争吵愈来愈激烈，最终，一场三十年的旧交因此失和。
　　二人多年来虽说形影不离，表面看友情甚笃，但其实。王国维由于在生活和研究上多年依赖罗振玉的资助，因此长期生活在罗的阴影之中，事事都得顺从于他。据说罗振玉翻出多年来的旧账，逼王国维还债。再加上国事日紧，北伐军不日到来，多难齐发，王国维苦不堪言。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就在国民革命军占有湖北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发起了农民运动，一些人在运动中被清算和杀死。北伐军日渐临近，不日就将打进北京城，北京上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偏在此时，有人恶作剧地在北京《世界日报》上戏拟了一份北伐军入城之后要处理的一批人的名单，其中就赫然有王国维的名字！王国维看后更是忧心忡忡，他对朋友容庚说：“······不畏枪杀，而畏剪辫也。”
　　王国维学贯中西，可以肯定，他不怕杀头，但他怕的是自我所抱定的那种“道德信念”在这样的环境里被抹杀。研究院的学生和同仁们纷纷来劝王国维入城暂避，而且特意提出要请王国维将头上的辫子剪去，但是王国维苦笑地摇了摇头，说：“我自有办法。”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处理了办公室的一些常务，向人借了五元钱，雇了一辆洋车，从清华大学出发，一直拉到了颐和园。他购好门票入园，步行到排云殿西的鱼藻轩前，坐在石船上，面对着昆明湖水很久，若有所思。
　　他从怀里掏出他一直爱抽的哈德门牌香烟，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突然，纵身向湖内跳下，头先入水。此处池水不过两尺深，然而由于口鼻都被淤泥堵住，不过一两分钟，他便没了气息。园丁听见有人落水，急忙跑去，把他捞了起来，却又不懂急救之法，不然或许还能抢救过来。
　　 一代国学大师就这样默默地走了，而留给后人的，除了无限的哀思，还有他那等身的著作，以及那封布满了昆明湖水渍的绝笔遗书……

　　屈原自沉，汉时扬雄认为大可不必，并写《反离骚》反驳。两千多年后，王国维又写《尘劳》一诗，反驳扬雄：“迢迢征雁过东皋，谡谡长松卷怒涛。苦觉秋风欺病骨，不堪宵梦续尘劳。至今呵壁天无语，终古埋忧地不牢。投阁沉渊争一间，子云何事反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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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大范围说王姓在历史的辉煌
　　
　　 王家的历史是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在川流不息中，它总能碰撞出一串串美丽的浪花，在民间野史中世代流传。
　　王家没有出过一个像模像样的皇帝，但出的皇后却有三十六位之多，是所有姓氏中最多的。她们演绎的传奇，令世人嗟叹；王家出的驸马也是相当多的，尤其是在贵族时代，王家人高贵的血统，成为公主们的首配对象。
　　王氏家学如渊深，如海阔，有个传家宝，就叫“王氏青箱学”，这对于王姓后人的簪缨不绝、繁荣昌茂，起到过重要作用。
　　作为中国第一大姓，王家的郡望、堂号也是最多的；王氏家谱，号称中华第一家，占到中国家谱中心资料总量的十二分之一。
　　王家人还是许多俗称谚语的头号主角，王婆、王小二、王老五、甚至“王八”。这些名词家喻户晓，但到底是怎么来的，还需经过一番考证。
　　王家拥有许多的百年老号，王老吉、王守义、王致和、王二麻子，这些品牌几乎能在家家户户见到，它们经久不衰的奥秘在哪里？这里面造就了怎样的文化？又展现了王氏族人怎样的精神！

　　第一节 王家的三十六位皇后
　　
　　自西汉以来，除了元朝和清朝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其他各个朝代几乎都有王姓皇后的芳踪。她们给过于男权的中国皇家史，增添了几分柔美绚丽，她们或端庄秀美，或刚烈坚贞，或中庸柔顺，或隐忍顽强，在照顾君王生活的同时，与国家休戚与共。同时，在王氏的姓氏史上，她们也书写了不可忽缺的一笔。这里撷取不同历史时期四个王姓皇后的人生片段，以作管窥。
　　
　　1、王娡：生出汉武帝的王家第一个皇后
　　王娡，是西汉景帝皇后，说起来，她还算是一位平民皇后。她出身贫寒，早年嫁给一个叫金王孙的人，并生下一个女儿，名叫金俗。原本她的一生可能就这样平淡度过，但是一次相面改变了她的命运。
　　王娡的母亲在一次卜筮中，得知自己这个已经出嫁的女儿是个大贵人，日后能成为天子之母，顿时魂不守舍起来，还没解除婚约，她就将王娡送入皇宫，侍奉当时还是太子的刘启。
　　王娡进宫之初，并不起眼。当时的太子妃是薄氏，有薄太后做靠山。而最受太子刘启宠爱的妃子是栗姬，已经生了三个儿子了。王娡却接连生了三个女儿，看不到出头之日。
　　但是王娡并不气馁，在等级森严的后宫，她以“忍”字当头、做小伏低，静待时机的来临。
　　一直等到刘启登上帝位之后，王娡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据说这个儿子来历非凡，王娡在怀孕之初，曾梦见把太阳吞入腹中。她把这个奇异的梦告诉了景帝，景帝大喜过望，说：“此贵征也。”对这个儿子甚为期待，这个儿子名唤刘彻。
　　刘彻是景帝登基后的第一个儿子，而王娡也一直“贤良淑德”，景帝一高兴，便把王娡封为“美人”。“美人”的地位虽然比皇后还相差很远，但比普通妃嫔还是上升了一点点。
　　景帝登基后，后宫展开了激烈的后位之争。生有皇长子的栗姬满心想当皇后，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如何扳倒皇后薄氏身上，丝毫未将这个王美人放在眼里。而王娡也聪明地躲在暗处，认真经营着自己“贤良淑德”的形象，微笑看着栗姬如何做好自己的清道夫。
　　终于，在薄太后去世四年后，薄皇后被汉景帝废掉了。皇后的宝座空出来了，几乎没有人怀疑，坐上去的将是栗姬。
　　但世事往往总是难料，在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景帝的姐姐刘嫖。
　　刘嫖颇有政治手腕，她生了个女儿叫陈阿娇，想把这个女儿许配给太子，以便将来成为皇后。谁知太子的生母栗姬，因为刘嫖曾向景帝进献的美女与她争宠，心有怨恨，一口拒绝了刘嫖。这个目光短浅的栗姬估计还说了什么难听的话，二人的嫌隙就更深了。
　　王娡知道了这件事，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她主动找到刘嫖，不动声色地表示，愿意娶阿娇做刘彻的妻子。
　　刘嫖对这个王美人还是有几分看不起的，不置可否。王娡便经常制造刘彻和阿娇两个小朋友见面的机会。直到年幼的小刘彻向阿娇说出了“若娶阿娇为妻，必将造金屋以贮之”的誓言，刘嫖才下定决心将阿娇嫁给刘彻。
　　刘嫖为了让女儿当上皇后，也为了出一口恶气，毅然掀起扳倒栗姬、废黜太子的一场宫廷争斗。斗争的结果是，景帝把太子刘荣贬为临江王，栗姬气得重病而亡。而后，景帝册立王娡为后，改立刘彻为太子。整个宫廷斗争的始末，王娡没有动一根指头，却成为笑到最后的胜利者。
　　就这样，王娡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实现了成为天子之母的梦想，她本人成为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位王姓皇后、更为中国贡献了一个伟大的帝王——汉武帝。
　
    2、王政君：最长寿的悲歌皇后
　　王政君出自元城王氏，是王莽的姑母。她的父亲王禁，算是个小官僚，胸怀大志却又“不修廉隅”，喜酒好色，结果把妻子气走改嫁。
　　虽然缺少了母爱，但年复一年，待字闺中的王政君却出落得一副美人胎子相，且“婉顺得妇人之道”，在当地颇有佳名。
　　令人称奇的是，在未入皇宫之前，王政君许配过好几个人家，但是都没等到迎娶过门，许嫁的男子就死了。
　　王禁请了个会相面的半仙为王政君算命，半仙对王禁说：“令爱吉相，命当大贵，此乃天机，不可泄言。”王禁信以为真，悉心教她读书写字，练琴鼓瑟，18岁那年，他把王政君送入宫中。当时是汉宣帝在位。
　　入宫近二年，王政君一直默默无闻。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她才得以崭露头角。原因是皇太子刘奭最宠幸的妃子司马良娣病死。
　　司马良娣死后，太子刘奭悲伤过度，颓废不堪、还常常迁怒于其他姬妾，动不动大发雷霆。日子久了，汉宣帝和皇后都很担忧，便命太子从后宫中任选宫女，以服侍太子。
　　王政君成为待选宫女中的一员。刘奭对于选宫女一点兴趣也没有，就随手指了指离身边最近的一个宫女，敷衍了事。结果，这个被选中的人，就是王政君。就这样，一个本来没有什么想法的宫女变成了太子的妃子，从而开启颇富传奇的后半生。
　　按照礼仪，刘奭当夜须“御幸”王政君。就是这一夜，成就了王政君。她怀孕了，并且生了个男孩，是为皇太子的长子、汉宣帝的皇长孙刘骛。
　　刘奭就是汉元帝，他即位后，王政君顺理成章地成了皇后，刘骛成了太子。
　　但汉元帝并不喜欢这个谨慎小心、尊法循礼的皇后，他宠爱的是傅昭仪，对傅昭仪所生的儿子刘康十分钟爱。后来，汉元帝居然起了废掉皇长子刘骛，立刘康为太子的想法。幸亏元帝近侍宠臣史丹从中斡旋，才化险为夷。此后，王皇后更是小心翼翼，不敢有半点造次。
　　汉元帝在43岁的时候病死，太子刘骛继位，是为汉成帝。王政君多年媳妇熬成婆，成了皇太后，再也无人能约束她了。但她本人并没有政治野心，在成帝沉湎于酒色的情况下，王政君开始大肆重用外戚，拉开了西汉王朝外戚专权的帷幕。
　　王政君的侄子王莽就是这样登上政治舞台的。他很注意在王政君眼中树立自己的美好形象，表现得谦恭孝顺；对王政君身边的宫人，无论地位高低，均大加贿赂，进行拉拢，这些宫人天天在王政君身边吹嘘王莽的慈善德行，而王政君对自己的这个侄子自是青睐有加，格外信任。
　　公元前7年，汉成帝死，汉哀帝刘欣即位，王政君成了太皇太后。汉哀帝在位6年，因荒淫过度而死。公元前1年，在王莽的一手把持下，8岁的汉平帝刘衎即位。王政君亲自出面，把王莽的女儿许配给汉平帝做皇后。
　　直到平帝不明不白地在14岁时夭折、新立幼主刘婴又在6岁时被废黜，王政君才明白过来，自己的侄儿这是要篡位了，只是此时，木已成舟，为时已晚。许多本可以遏制王莽野心的机会都被她白白错失了。
　　王莽为了让自己能名正言顺地坐上天子之位，还上演了一出逼宫的好戏。
　　太皇太后手中有“汉传国玺”一枚，这块玉玺是秦始皇用蓝田玉制作，上有李斯用篆书刻的“受命于天。即寿永昌”八个大字，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力。当年汉高祖代秦立汉，秦王子婴进献此玉玺。高祖之后，便历代相传。
　　顾及到自身的“美好形象”， 王莽没有亲自向姑母讨要玉玺，他派堂弟王舜向太皇太后索要。
　　王政君看见王舜，知道他的来意，不等王舜开口，便指着他的鼻子骂道：“王舜，你家蒙受汉室皇恩，才有世代荣华，你们不思报答，反而乘汉家孤寡相托时，帮王莽篡位。你们这种人，猪狗不如。王莽要建新的政权，还要汉家的这块玉玺干什么？这个玉玺是亡国玉玺，是不祥之物，我乃汉室老寡妇，活不了几天了。我死了，就让这块亡国玉玺埋葬，谁也别想得到！”
　　王舜被骂了个狗血淋头，伏在地上，羞赧汗颜，不知道说什么好。过了很久，他才抬头对太皇太后说：“皇上志在必得，太后今天不给，明天还能不给吗？”
　　王政君也担心王莽得不到“汉传国玺”会狗急跳墙，只得拿出玉玺来，扔在王舜面前，结果摔破了一个角。她继续骂道：“你们一定不会有好下场，将来定遭灭族报应！”后来果然应验了王政君的诅咒，王莽被碎尸万段。
　　东汉的史学家班彪对王政君做过评论：“王莽之兴，正是由王政君历汉四世为天下母，享国六十余载，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位号已移于天下，而王政君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
　　后人认为，王政君优柔寡断、懦弱平庸，最后才不得不将汉室江山送给了自己的侄儿；却又怀念往昔，无法摆脱身为汉室刘家人的身份，确乎为“妇人之仁”。我们可以想见，一边是自己的侄儿，一边是自己的儿孙，她身居其中的痛苦之状。
　　她活到了84岁的高龄，是中国最长寿的皇后之一，只是，她的最后岁月，完全是在一片悲戚中度过的。
　
    3、唐高宗王皇后：武则天的垫脚石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她能登上帝位，得益于唐高宗李治的元配——王皇后。
　　王皇后是并州（今山西太原）人，出身于鼎鼎大名的太原祁县王氏，其祖父曾是三品高官，父亲也官至刺史，为四品大员。她的入宫，源于李唐王室与王家的一桩婚姻。
　　李渊有一个同父同母所生的妹妹、后被封为同安公主，她嫁到了王家，可谓是高门对高门。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对这位姑姑优礼有加，常往探视。同安公主对侄儿皇帝的家事也十分关心，想到丈夫有一个侄孙女长得美丽又温顺，便向唐太宗提亲，要把这个侄孙女嫁入皇家。对于姑姑的提议，唐太宗自是不会怠慢，他让晋王李治纳这位姑娘为妃。不久，晋王变身太子，王姑娘也跟着成为太子妃。
　　李治登基成为唐高宗，太子妃也就晋升为王皇后。只是可惜，王皇后入宫后一直未能生儿育女，李治与她的感情也就日益疏远，宠爱起妃子萧良娣来。王皇后虽然母仪天下，位尊誉重，但是从丈夫那里得到的爱却少得可怜。
　　永徽元年（公元650年）五月，王皇后跟随丈夫唐高宗及宫妃、文武大臣来到感业寺，祭拜死去的公公唐太宗，亲眼目睹了高宗对感业寺一个尼姑心有所牵的一幕。王皇后便悄悄向这个尼姑传话，让她蓄起头发，并向唐高宗建议把这个尼姑接进宫来。这个建议正中高宗下怀，此事虽不合礼制，但是有六宫之首的支持，事情就变得容易多了。不久，这个尼姑便被接入宫中。她就是武则天。
　　王皇后为什么要把武则天接进宫呢？有三个原因，第一，她可以讨唐高宗的欢心，这样胸怀宽广的行为，可以得到“贤良淑德”的美誉，这是一个好妻子的必要条件：第二，她希望培植自己在后宫中的力量，救了武则天，武则天必然对自己感恩，可成为自己的心腹：第三，这是王皇后最隐秘、最迫切的愿望，那就是打破萧淑妃一人专宠的局面。
　　不管王皇后是出于什么动机，本应在感业寺终老一生，永不得见天日的武则天，终于回到了向往已久的皇宫。她就像原本冻僵的蛇，渐渐苏醒。她的野心，远远不是停留在王皇后那些小女人心思上。她要获得更大的施展空间，第一口咬上的，便是曾有恩于自己的王皇后。
　　聪明伶俐、妩媚动人的武则天很快得到高宗的专宠，于是，各种阴谋手段便使向这个虽有点小聪明，却软弱善良的王皇后身上。最为著名的一个后宫公案便是公主之死。
　　武则天得到高宗的宠幸之后，很快生了一男一女。小女儿刚刚出生，十分可爱，没有孩子的王皇后过来探望这个小公主。可就在王皇后看过公主后，小公主暴毙身亡。武则天向唐高宗哭诉，说是王皇后杀死了她和皇上的亲生女儿。可怜的王皇后百口莫辩。
　　在《新唐书》中记载，这个公主其实是武则天亲手掐死的，“振喉绝襁褓之儿”。而《旧唐书》却对这件事情没有正面提及，只是说小公主“暴卒”，似乎是得了什么急性恶疾,然后被武则天利用，作为扳倒王皇后的筹码。这两种说法其实都认为王皇后是冤枉的。只不过到了现在，这一公案被演绎得五花八门，有的同情武则天，有的同情王皇后。真相更是无法说清了。但是不论过程是怎样的，武则天想要的结果实现了，王皇后被废黜，她本人登上了后位。
　　同时被废黜的还有萧淑妃。萧淑妃与王皇后一起，被囚禁在后宫的一所密室中，四面高墙，连窗户都没有，只有一扇小门开了一个小洞，递送食物。二人不知昼夜，终日以泪洗面。但她们的劫难远没有终止。
　　一日，唐高宗心中念起被废的王皇后和曾经宠爱的萧淑妃，便来到了密室之外，看见两个曾经侍奉自己的女人如此光景，不禁心中凄恻，大声呼唤：“皇后、良娣，无恙乎？今安在？”
　　王皇后、萧淑妃听见皇上的声音，不禁喜出望外，泣不成声。王皇后回答：“妾等得罪，废弃为婢，安得尊称皇后？”她求高宗将此冷宫改名“回心院”。唐高宗感念当初，当即答应：“朕即有处置。”
　　武则天是何等聪明人物，怎能允许此事发生。她立即以帝后新立，不能服众为理由，向唐高宗陈述，如果宽宥二人，将会有多大的风波。高宗听后，叹一口气，交由武则天全权处理。
　　武则天命人将二人各杖责一百，斩去手足，装入酒瓮，说：“令二妪骨醉！”
　　两个人在酒瓮中并没有马上死去，几天后，武则天要唐高宗赐死二人。行刑官来到酒瓮前宣读诏书时，萧淑妃当即破口大骂，诅咒说：“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后为猫，使武氏为鼠，吾当扼其喉以报。”
　　而性情敦厚的王皇后却说：“陛下万年，昭仪承恩，死吾分也！”
　　被折磨至此，她还是如此温顺，如此无怨无悔！
　　王皇后的姓也被改了，武则天谓之蟒氏。蟒氏死时，年仅28岁，可谓历史上死得最惨烈的皇后之一了。可怜蟒氏，直到唐中宗时，才恢复其本来的姓氏。

    4、孝和王太后：王姓最后一个皇后
　　明朝万历年间，明廷已是大厦将倾，王姓的最后一位皇后便生活在这个时代。只是，她在生前，并未得到皇后封号。她的丈夫朱常洛是明神宗朱翊钧的长子，明神宗在位48年，朱常洛就当了39年的太子，等到终于熬出头登基为帝，却在一个月后暴病身亡。这位朱常洛，亦即明光宗并不宠幸王氏，她是被她的儿子明熹宗直接封为皇太后的。
　　朱常洛是万历皇帝明神宗偶然一次临幸宫女时所生。虽然为皇长子，明神宗却因他是意外产物，并不喜欢他。一直得不到父爱的朱常洛，在被立为太子之后，朝内党争和宫闱纠纷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他始终面临着被废黜的危险。朱常洛不得不表现得中规中矩，以不落人把柄。
　　王氏是顺天府人，起初，她只是朱常洛的宫女。入宫后不久，便为朱常洛生下了长子朱由校，之后，被封为才人。朱由校也是明神宗的皇长孙。明神宗不喜欢朱常洛，自然对这个皇长孙也没有什么好感。所以，虽然按照朝制，王氏应是太子宫中最有地位的人，但她却经常受人欺负。
　　当时最得朱常洛宠爱的妃子是李选侍。李选侍恃宠而骄，常常横行霸道，宫人都对她敬而远之。王氏看不惯如此德行，两个人时有口角发生。这个李选侍颇有泼妇作风，一言不和，便不顾身份形象殴打王氏。王氏对李选侍如此行径显得办法不多，宫中许多正直的太监都替王氏抱不平，其中就有一个她的本家，叫王安。
　　而朱常洛这个看似中规中矩的太子，却是个唯恐后宫不乱的家伙，总是给刁蛮的李选侍撑腰，谁也将她没奈何。终于，万历四十七年，亦即公元1619年，王氏在又一次被打之后，郁愤而死。临终前，身边的太监执笔写下了她的遗言：“与西李（注：即李选侍）有仇，负恨难伸。”结束了自己屈辱的一生。
　　王氏死后一年，等待了39年的皇太子朱常洛终于登上皇位。可是这个被上天捉弄的皇帝，在位仅仅一个月即毙命。李选侍一心相当皇后，虽几经努力，怎奈时间有限，没能如愿。
　　当皇后不成，当皇太后如何？李选侍隐隐感到，自己有可能成为“武则天第二”了，不禁心波荡漾。那时，她身边有个心腹宦官，叫李进忠，头脑灵活，不仅帮她跑前跑后，更为她策划各种招数。
　　李选侍以自己是年仅15岁的皇长子朱由校的监护人为要挟，赖在乾清宫不走，并不让大臣们见到朱由校。那意思是，你们这些大臣要同意册封她为皇太后之后，才能拥立朱由校为皇帝。于是，在杨涟、左光斗等一帮大臣的策动下，一场号称晚明三大案之一的“移宫案”上演了。
　　给事中杨涟率领一帮大臣闯宫，强见朱由校，用一顶轿子把朱由校给抬出乾清宫。在朱由校面前，御史左光斗直言李选侍就好比武则天，说服朱由校立马下诏逼迫李选侍移宫。在这个过程中，深得朱由校宠幸的太监王安起到了穿针引线和力挽危局的作用，是他想办法让大臣们见到了朱由校，是他坚定了少不更事的朱由校下诏移宫的决心，最后，还是他采用威逼手段，迫使李选侍接受移宫的现实。
　　明熹宗朱由校一朝登基，便历数李选侍挟持自己、欺辱生母的罪过，决定不封她尊号，以慰生母在天之灵。同时，他尊谥母亲为“孝和恭献温穆徽慈谐天鞠圣皇太后”，他恨不得把所有美好的字眼都用到自己的母亲身上。九泉之下，不知孝和皇太后是否有扬眉吐气之感？
　　只是，明熹宗是个不务正业的皇帝，他是个天才的木匠，能玩各种木料活儿，却不是做皇帝的料。那个在“移宫案”中作为不大的太监李进忠，此时已改头换面为魏忠贤，魏忠贤慢慢取代王安在明熹宗心目中的位置，他巧使手段，害死王安，开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宦官专权的大幕。大明江山至此，也就气数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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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渊深海阔的王氏家学
　　
　　俗话说：“医不三世，不食其药。”体现了人们对家学的信任和尊重。家，是指家庭、家族。学，是指家中两代、甚至三代共同钻研的学问。世代相传的木匠手艺、裁剪技术，算不算家学呢？那是不能算的，那是一门技艺，不能称学。只有在科学、文化、艺术等学问上的子承父业、乃至祖业，才是家学。
　　王氏家族，在科学、文化、艺术上的成就，令世人敬仰赞叹，这与他们渊深海阔的家学是分不开的。王氏家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典范。
　　
　　1、耳濡目染墨飘香
　　在书法界，不能忽略的两个名字便是晋代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们并称“二王”，既是指他们的姓氏，也是指他们在书法界的成就和地位。
　　他们的成功，与他们的家学渊源是分不开的。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叔父王廙以及从叔王导都是书法名家。尤其是王廙，书法上师承钟繇，长于章楷，西晋时被称为天下楷书第一人。王羲之就曾师从王廙，只是因为同族不能为师的规矩，让王羲之不能称自己的叔父为老师。
　　王献之的书法就更是师承家法了。王羲之的七个儿子中，只有王献之的书法可以与父亲比肩。王献之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书，一次，他正在习字，父亲突然从背后猛掣他的笔杆，结果笔握得很紧，不曾脱手。王羲之高兴地称赞说：“吾儿当复有大名！”于是亲自作书帖一本，并题“赐官奴”三个字，供儿子学习。
　　献之的母亲郗璿，亦工书法，号“女中仙手”，也对儿子悉心教导。因此，王献之的书法进步极快。他曾在壁上作方丈大字，观者多达百人。父亲也夸他，王献之因此得意起来，把自己的字拿给父亲点评。王羲之仔细看过儿子的书法，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看见有个“大”字，上紧下松，不够和谐美观，于是在下面点了一点，变成了“太”字。
　　王献之又把字拿给母亲看，郗璿看了两天，叹了口气，说：“儿子啊，你的字只有‘太’字下那一点可圈可点。”王献之一听，心中凉了半截，顿时收起先前的狂妄之心，潜心练习。 后来终于成为与父亲齐名的一代大师。
　　
　　2、誉儿癖
　　隋唐之际，有个隐居河汾（山西西南部）之间的大儒士叫王通。王通出自太原王氏，他的家学渊源可以追溯到六世祖王玄则。王玄则在南北朝时期的宋为官，是当时最有名的儒者，从六世祖到父亲王隆，王通祖上世代业儒，各有著作传世。到了王通这里，他自幼继承家学，博览经史，15岁时，就学有所成，开始设馆授徒了。后来出于王通门下的弟子，多至千人，这些弟子，称他们的老师为“文中子”。传说其中还包括在唐为相的房玄龄、魏徵。时称“河汾门下”。
　　王通的儿子王福峙，最能传父业，少以才学著称。王福峙有七个儿子，其中以“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最为有名，其他王勔、王勮等子也以文章闻名天下。
　　这个王福峙很为自己这几个出色的儿子自豪。如今许多父母怕自己的孩子骄傲自满，失了自己的权威，总是盯着孩子错处批评，对孩子的优点啬于表扬。而王福峙很喜欢夸自己的孩子，对已经获得大家好评的，自然是赞不绝口，就是不是那么出色的，他也是发掘他们的优点加以夸赞。
　　他曾写信给友人韩思彦，说：“勔、勮、勃文章都好；最近小的也似不恶。”“小的”便是指王劝。韩思彦回信说：“昔王武子有马癖，你却有誉儿癖。王氏之癖，何其多乎！”王福峙见韩思彦有点不信自己的样子，便把诸子的文章寄给友人。韩思彦一读之下，拍案称绝，说：“生子若是，信亦可夸！”
　　王福峙乐于夸自己的几个儿子，这几个孩子也越来越争气，王勃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句，在文坛上留下一代天才的美誉。王勔官至泾州刺史，王勮为凤阁舍人，王助为监察御史。这一家使得绛州龙门王氏以家学著称于世。
　　
　　3、虎父无犬子
　　北宋年间实行变法的宰相王安石，不仅是个锐意改革的政治家，也是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文豪。据说王安石连吃饭、睡觉时都手不释卷，导致生活上极为马虎潦草，甚至闹出笑话。 他常年不洗澡，衣服破旧，也不更换，他的朋友看不过去了，便每隔一两个月把他拉到澡堂洗澡，各家轮流拿衣服给他换，形成俗语“拆洗王介甫”。而王安石洗完出来，见了衣服就穿上，并不问是从哪里来的，朋友一看，原来还是旧衣。如此不修边幅，王安石把大量时间花在读书上，成为当时读书最博杂、对各种典故信手拈来的文学经史大家。
　　虎父无犬子，有这样的父亲，儿子自然也不差。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小时候便聪明异常。六七岁的时候，一位客人指着一个关着一獐一鹿的笼子，考他：“何者为鹿。何者为獐？”他那时还不认识这两种动物，回答说：“獐旁边的是鹿，鹿旁边的为獐。”客人甚是惊异，不想王雱如此幼小，便有这样的急才。
　　这个王雱自打小便蒙父亲传授家学。王安石的家教方式也比较特别，就如他在生活上不拘小节，他也从不把儿子当成小一辈的看，而是以平等、朋友的身份和儿子交流。年仅13岁的王雱就提出，要收复河洮之地，他对父亲说：“此地可抚而有之。假使西夏先我而得之，那边患就多了。”王安石听后，觉得言之有理，手揽朝纲的他，后来采纳了儿子的意见。
　　有人赞美这对父子为“文章双孔子，术业两周公”。王安石高兴极了，连呼：“此人知我父子，此人知我父子。”
　　
　　4、画家“生产线”
　　 在中国明末清初画坛，人称“太仓三王”的，便是江苏太仓的王时敏和他的族侄王鉴、孙子王原祁。
　　王时敏的祖父王锡爵是明代万历年间的大学士，他并不擅长绘画，当他发现孙子有绘画天赋后，丝毫未犹豫，特地让王时敏住在家里的一所“别墅”里，精心揣摩古人名作，同时让他与当时的绘画名家广泛交游。
　　经过数十年积累，终于，王时敏成为清初画坛的领袖。如果王锡爵跟从当时“学而优则仕”的风气，逼迫孙子去科举取士，那一代画家可能就此埋没了。
　　王时敏的族侄王鉴，其曾祖父是王世贞。王世贞为明代文学家“后七子”首领之一。王鉴的兴趣明显和曾祖父不太一样，他在绘画的道路上，也获得了类似祖父的声望，成为清初正统画派的首领之一。所以，家学的传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不仅各门学问有相通之处，而且从古至今治学的精神更是一致的。
　　有了祖父王时敏和族叔王鉴的熏陶和指导，王原祁成了当时画坛的集大成者。王原祁10岁时，画了一幅山水画，挂在书房的墙壁上。王时敏看见了，奇怪地问道：“我什么时候作了这幅画呀？”当知道是孙子所作，大为惊喜：“这孩子将来一定超过我！”
　　王原祁开始跟随祖父学画。族叔王鉴看了他的画，向王时敏感叹道：“我们两人都当让出他一头呢！”后来，王原祁成为开创“娄东画派”、也称“太仓画派”的一代大家。康熙帝都非常欣赏王原祁的画，他在南书房为供奉时，康熙帝时常亲临看他作画，甚至还给他的画作题词，荣宠倍加。
　　王原祁后，王家人才依旧辈出，又有“小四王”、“后四王”登上画坛，都是太仓王氏后裔，成一时盛景。
　　
5、父子同学 高邮二王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清朝乾嘉年间著名的朴学大师。朴学是以名物训诂为特色，为儒家经典做注疏的学问，它崇尚朴实无华的治学风格。
　　王念孙是个天生的学者，他曾考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但是不久便请假归乡，谢绝人事，浸淫古学之中。他后来曾任工部主事，专门研究治河之道。69岁辞官，从此专门治学，以著述终生。
　　他做学问的用功，从他疏证《广雅》一书可见一斑。《广雅》一书错误既多，包罗内容又驳杂，既有古语方言、天文地理，也有礼仪、风俗、草木虫鱼等等。王念孙却不畏艰难，零敲碎打，每天疏证三个字，严寒酷暑，从不间断。这样坚持了10年，才完成全书。这部书出来以后，人们都将之比为《水经注》。
　　王引之在父亲的教导下，夜夜挑灯夜读，数年后，以读书所见质疑父亲，王念孙听后，高兴地说：“现在，可以向你传授我的学问了。”于是把平生读书心得秘诀，一股脑儿都教给儿子。从此这父子二人，日常交谈便以古学为内容。
　　就是这父子间的日常对话，成了王引之著述的素材，他以此写成《经义述闻》。在这本书中，每一篇的开首都要冠上一句话：“家大人曰”，“家大人”，即自己的父亲王念孙。《经义述闻》引了大量王念孙的论说，所以叫“述闻”。这本书可以说是父子两个朴学大师通力合作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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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青箱学：王家的传家宝
　　
　　王氏青箱学，说的是王彪之的故事。所谓“青箱”，其实就是古人用来装盛个人重要物品的箱子，一般被漆成青色，故有此名。这种箱子，多为王公贵族所用，类似于现在的保险箱。青箱里面本应装着金银珠宝、房产田契之类的东西，可是在琅琊王氏王彪之这里，却是大大的另类。
　　龙生九子，子子各别，这种现象在东晋的琅琊王氏子弟中尤为突出。王氏家族的支系派别众多，各个支派的风格也不太一样。比如到了王羲之这一代，王氏子弟大都闲适自得，落拓不羁，不愿留恋官场，朝政全由当时的权臣桓温、谢安把持。在朝堂上，王家唯一能与他们对话并抗衡的，便是王彪之，而他凭的，竟是他的独门绝学。
　 王彪之（公元305-377年）是王导之侄，与王羲之同辈。他的独特之处，首先表现在他的外形上，据说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便须发皆白，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王白须”。他不像王家大家长王导、王敦那样，善于官场经营，他的步步高升，完全是凭自己“渊停岳峙”的学问，这门学问就是礼学。
　　礼学是一门很枯燥无味却又很重要的学问，说它枯燥无味，是因为里面的字句都是远古传过来的，很是艰涩难懂。但它又很重要，好比今天要举行婚礼，要是没有司仪，谁也不知道婚礼到底是怎么个程序，放什么音乐，说什么样的祝词，这个婚礼就举行不成。放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礼”，那就是这个国家没个体统了。可见，礼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揽这样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问，也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所以，当时的聪明人大都不愿意学这门学问。王彪之却独独很感兴趣，对礼学那一套，弄得颇为精通，因此被拜为太常。相当于国家顾问团的首席顾问。
　　王彪之对礼学如此精通，源自他平时很注重对礼学的研究和学习，并写下自己的心得，因此积攒了许多关于礼学的专著。他将这些礼学书籍，以及关于江左旧事的历史资料，搜集整理出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学问。他将这些珍贵的书籍一起锁在一个青色的箱子中，在他临终之前，传给了王家后人。这便是世人所说的“王氏青箱学”。
　　王氏青箱学其实是王氏的家传官学，其中礼学是做官的专业知识。这些实打实的东西，较之于王导在家族中的精神影响力，其作用应该要来得更直接。王氏子弟精通这些官学知识后，在东晋、南朝的政治史上创造出了辉煌的成就。
　 南朝刘宋时的宰相王弘，就是王氏青箱学的继承者，他特别强调礼法，专门编订了一本《书仪》。《书仪》的大致内容是对人的言行举止、礼节仪式乃至文书信函的一种规范，要求一切依礼而行，不能越轨。王弘的礼法思想被人总结为“王太保家法”，这是对青箱学的一大发展。
　　而南齐时的王俭又更进一步，在礼制方面，他的著述十分丰富，有《丧服古今集记》、《丧服图》、《礼论要钞》等七、八部专著问世，当时，朝廷方面只要涉及到礼制问题，必向他咨询。王俭被誉为“一代儒宗”。
　　王氏青箱学不仅对王氏子弟在官场的修为、也对后世整个中国的官场产生过重大影响。青箱中的《仪注》、《晋宋杂记》、《齐职仪》、《礼杂答问》等官学著作，曾被沿用数朝，直到今天，依然是一份很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说到《王氏青箱学》的好处，这要看怎么对待了，世界上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它不仅仅是关于怎么当官，这里面还是有很多关于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道理的，这些道理恐怕对谁都有好处，就看你怎么领悟了。再退一步，它是一种历史现象，从研究的角度，它也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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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小轩窗和东窗
　　
　　“小轩窗，正梳妆”的苏轼之妻王氏和“东窗事发”的秦桧之妻王氏，都是王姓后人，前者以普通家妇流芳百世，后者贵为一品诰命，却落了个千古骂名。搁在一处，读来令人感叹。
　　
　　1、苏轼的三个王姓妻子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东坡先生一首凄婉的悼念亡妻之作《江城子》，吟唱千年，至今读来依然让人扼腕叹息，情至深处，肝肠寸断。苏轼之名世人无不知晓，多少人为其诗词中流露的才情所折服。他的这首词，悼念的是他的结发妻王弗。
　　王弗与苏轼同为四川眉山人，她是苏轼的老师王方之女，十六岁时嫁给十九岁的苏轼。王弗年轻美貌，知书达礼，聪明沉静，且侍亲甚孝。刚嫁到苏家时，未曾说自己读过书。婚后，每当苏轼读书时，她陪伴在侧，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便从旁提醒。苏轼问她是否懂其他书，她都约略知道。
　　王弗对苏轼关怀备至，一面是妻子，一面又成为了苏东坡的伴读良友，二人情深意笃，恩爱有加。她是一位知书达理的闺中贤媛，非常明白社会赋予她的重任是相夫教子，而非风花雪月。苏轼在外为官，她为苏轼操持家务，苏轼对王弗由爱而敬，甚至连老爷子苏洵都对这个贤惠的儿媳心存感激。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二人琴瑟相和了11年，27岁时，王弗病逝于京师。这对苏轼是绝大的打击，其精神上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
　　词人生活的不幸往往会造就出伟大的作品，就在王弗死后10年的一个夜晚，40岁的苏轼梦见了爱妻王弗，醒来伤感不已，立即提笔写下了著名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一句“十年生死两茫茫”，表达了夫妻之间生离死别、最撼人心魄的一幕，这是近千年以来写夫妻之情最成功、最动人的词章之一，成为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峰。
　　或许正是为苏轼对王弗这份痴情所感动，王弗的堂妹，小苏轼11岁的王闰之从小就暗恋上了这个才华横溢的姐夫，后来成为苏轼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陪伴苏轼经历了宦海的大起大落，他们共同生活了25年。王闰之性格温柔、贤淑，是个典型的家庭主妇。在苏轼艰难的日子里，她的悉心照料给了苏轼很大的慰藉。一首《蝶恋花》表达了苏轼对王闰之的无限深情：“泛泛东风初破五，江柳微黄，万万千千缕。佳气郁葱来绣户，当年江上生奇女。”
　　宋元丰二年，苏轼因谤讪新政的罪名，牵扯进一场称作“乌台诗案”的文字狱中。王闰之惊怖之下，把苏轼的诗稿焚毁，这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个永难弥补的遗憾。
　　或许真的和“王”姓有缘，苏轼的第三个女人还是“王氏”，她叫做王朝云。因家境清寒，王朝云自幼沦落在歌舞班中。她天生丽质，聪颖灵慧，能歌善舞，虽混迹风尘，却独具一种清新洁雅的气质。生性浪漫的苏东坡对王朝云备极宠爱，娶她为妾。
　　在苏东坡的妻妾中，王朝云是最为善解苏东坡心意的一个。一日游玩，苏轼突然指着自己的腹部问身边的侍妾：“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
　　一侍女答道：“您腹中都是文章。”
　　苏东坡不以为然。
　　另一侍女说：“满腹都是见识。”
　　苏东坡也摇摇头。
　　到了王朝云，她微笑道：“大学士一肚皮的不合时宜。”
　　苏东坡闻言，捧腹大笑：“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他有一首《西江月》赞王朝云：“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迁时过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王弗、王闰之、王朝云，三个王氏女子，在苏东坡一生的不同阶段陪伴在他的左右，成为他一首首珠玑佳句的主角。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三个“苏王氏”造就了苏东坡绝世大文豪的地位，她们跟着自己心爱的男人一起流芳后世。
　　
　　2、秦桧的一品夫人王氏
　　同样是在大宋朝，另有一个“王氏”，她的丈夫在朝为官，位极人臣，她的爷爷王珪曾是宋神宗时期的宰相，她的姑表姊妹是南宋赫赫有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按说这个大家闺秀即使不名留青史，也不至于遗臭万年的。但正是由于他嫁的那个男人，使得她成为了民间百姓唾弃了几百年的对象。她就是北宋末年的权臣秦桧的老婆。因史书上却找不到她的名字，人们都称其为“王氏”。
　　公元1141年（南宋绍兴十一年），秦桧弹劾岳飞，诬指其谋反。高宗下令将岳飞、岳云父子二人打入大理寺狱。朝廷许多官员为岳飞鸣不平，韩世忠挺身而出，当面诘问秦桧，说岳飞谋反有什么证据？秦桧支吾道：“其事体莫须有。”
　　宋高宗和秦桧狼狈为奸、残害忠良，几百年来国人无不切齿痛恨。秦桧的老婆王氏对自己的男人不但不加以规劝，反而推波助澜。
　　据载有一天，秦桧一个人坐在东窗下，为是否处决岳飞之事，踌躇不定，委决不下。他吃完了柑子，摆弄着柑皮，用手指画字。
　　王氏一旁偷看到此景，立即猜到丈夫的心事，笑着说：“老汉何一无决耶？君不闻古语云，捉虎易，放虎难也！”
　　秦桧一听此言，立即下定决心，“致片纸付入狱”。不久，岳飞父子便在风波亭遇害了。
　　俗话说，家有贤妻男人不遭横祸。王氏的助纣为虐，势必留下千古骂名。老百姓痛恨秦桧夫妇残害忠良，许多丑化奸人的故事流传于民间。据说，后来秦桧病死，王氏请道士为其招魂，道士做法时，突然阴云密布，只见秦桧披头散发，身扛铁枷，在厉鬼的挟持下痛苦不堪。秦桧的阴魂对道士说：“烦传语夫人，‘东窗事发’矣！”    这些故事传说和牵强附会的成分多，大多是一种民间对奸臣的泄愤。其实像岳飞这样的大人物，如果不是皇帝要杀，秦桧是杀不了的，何况秦桧的夫人王氏。
　　杭州的西湖，风景宜人，就在栖霞岭南麓的岳飞庙前，塑立着秦桧和他的老婆王氏的跪像。王氏之像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在中国的历史中，一个女人被百姓痛恨到如此地步，实属罕见。
　　从明至清，跪像先后重修8次，质地也从铜制到铁制，原因就是400多年来，广大老百姓们痛恨杀害岳飞的凶手。大凡来此参观、凭吊的游人，往往要击打雕像以泄愤，以至雕像常常破烂不堪，甚至铁头落地。但是跪像屡毁屡铸，几无间断。
　　轩窗和东窗，对应着苏轼身后的“王氏”们和秦桧之妻“王氏”，前者千年佳话流芳，后者虽贵为一品诰命，却落得几百年的长跪和无数的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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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世说新语》中王氏族人的金钱观
　　        
　　有时候，一个人的贫穷或者富有，并不是取决于他拥有多少财物，而是看他对钱财是否有健康的认识态度。同为西晋名士的王恺、王戎、王衍三人，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有着很大的区别。所谓千人千面，尽管对于整个王姓大族而言，三个人的特点不过沧海一粟，但通过刘义庆《世说新语》中关于这三个人的故事，我们可以管中窥豹，领略王氏族人对金钱态度上的异彩纷呈。
　　
　　1、王恺：摆阔显富斗石崇
　　据来自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记载，西晋王朝最喜欢豪奢摆阔，由皇帝司马炎带头，他的后宫佳丽就有一万多人。大臣们无法跟皇上比女人，就在相互之间比钱财。当时以王恺和石崇二人为最，二人斗奢，前无古人，后鲜来者。
　　王恺，字君夫，晋代东海郡郯(今山东郯城)人，名儒王肃之子，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另说，是司马炎的母舅，究系如何，恐难考证，）官至龙骧将军、骁骑将军、散骑长侍。王恺位列公卿，又是皇亲，靠着皇帝的赏赐和贪污来的钱财，其富有程度，在大晋位列前茅。
　　另一位显摆的主儿石崇，是西晋开国元老石苞之子，尽管政治背景不如王恺，却靠着当年在荆州刺史任上打劫过往巨商，发了横财，家中奇珍异宝不可胜数，当仁不让成为西晋的首富。
　　王恺、石崇二人互相攀比，谁都想压倒对方，独占鳌头。
　　王恺自以为地位尊于石崇，就在家中命令下人们用麦芽糖水洗锅：石崇不以为然，叫家丁们用蜡烛当柴烧。此事一经传开，人家都说石崇比王恺有钱。
　　王恺不服，他在家门前的大路两旁，用绿色的绫罗裹着紫色的丝布编成屏障，夹道40里，谁要上王恺家都要经过这40里炫目的屏障，其豪华气派，在京都洛阳首屈一指。石崇听说后，就用比紫丝布更为高级的织锦花缎，把50里道路围成了锦绣长廊，又赢了王恺。
　　王恺家用赤石脂代替泥土涂墙，红红的，像蜡一样的细腻、光泽，非常好看。石崇就从国外购来花椒和着泥巴去涂墙，这种椒泥房子，保暖性能好，香味沁人心脾，称为椒房。在古代只有皇后才配住这样的房子。显然，王恺又输了。
　　石崇处处遥遥领先，不仅仅靠着万贯家财取胜，有时候还颇有计谋，让王恺有口难言。石崇家请客，做豆粥，这本是一道繁复的工序，但对石崇来说却不算回事，客人到了以后不久，厨房就能把豆粥做好；到了冬天，石崇家可以做出那种只有在夏秋季节才能见到的韭菜齑，令人叹服；石崇家驾车的牛虽然形状和力气都不如王恺的，但每次和王恺出游而归，两人抢着进城，石崇的牛车哪怕晚几步出发，也能迅速超过王恺。
　　王恺十分纳闷，就花重金从石崇家下人那里探知究竟。原来做豆粥的豆子很难煮熟，于是就提前将煮熟的豆子做成碎末，等客人来了，只要将它再熬成粥就可以了；韭菜齑是用韭菜根加麦苗做成，可以以假乱真；牛跑得快，是因为不用去控制牛，让牛自己跑就快了。
　　王恺被这些答案气得牙根痒痒，回去如法炮制，总算也赢了石崇一回。后来石崇察知是下人走漏消息，就把那个侍从给杀了。
　　王恺同石崇多次斗富，基本未占上风，晋武帝便为女婿撑腰，送他一株二尺来高、世所罕见的珊瑚树。王恺洋洋得意地送至石崇家去炫耀。谁知石崇拿起一根铁如意，对准珊瑚树当头一棒，击成数段。王恺怒气冲天，几欲拼命。
　　石崇带着鄙视，耻笑说：“区区小物，何至如此失态，我还你就是了。”马上叫人到库房里搬出六七株三四尺高的珊瑚树来，王恺立时呆若木鸡，无言以对了。
　　史家认为，以王恺、石崇等人为代表的士族阶层穷奢极欲、纵情享乐，造成了西晋社会的奢侈浪费、腐朽糜烂之风，这比天灾还厉害十倍、百倍，也是西晋王朝为何短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2、王戎：“竹林七贤”中的巨贪
　　魏晋名士，以“竹林七贤”为首，王戎位列其中，但要说他“贤”在何处？却非常难讲，倒是他的吝啬贪婪，成为了后世人们茶余饭后讥讽诟病的谈资。
　　王戎是琅琊王氏中的著名人物，曾为晋朝统一大江南北屡立功勋，位列三公要位。然而此人却强取豪夺，贪得无厌。阮籍称之为“俗物”，《晋书》说他“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
　　王戎少时父亲去世，很多人送来财帛，他却一概不收，这一举动，为他的仕途打开了大门。但如果仅由此认为王戎不贪钱财，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不仅贪婪，而且是个典型的守财奴。当了高官之后，他极尽敛财之能事，田园遍及天下，钱财无以数计。
　　越是有钱，他越加吝啬，越嫌自己的钱不够。他的一位从侄结婚，大家看见他大方地送了一件单衣；孰料，婚礼完毕后，他即火烧火燎地要了回来。
　　不仅对亲戚如此，就是对儿女也如此。他的女儿出嫁，借了他几万钱，他天天惦记，生怕女儿不还钱。女儿回家探望，他总阴沉着脸，很不高兴，及至女儿拿钱来还了，他才变了一副面孔，笑逐颜开。
　　他家的李树品种很好，果实甜蜜多汁，能卖很好的价钱。为了不使良种外流，他便把每一枚李子的核取出来，之后才拿出去卖。
　　王戎出身王氏大族，又深通为官之道，从相国掾、黄门郞、散骑常侍、太守、刺史、礼部尚书，直到位列三公，可谓官运亨通。官越做越大，捞钱的本事也越来越大。在他主持吏部期间，不曾举荐过一个寒门子弟，不曾罢黜过一个墨吏，不曾清理过一起冤案，所有官吏的选拔都由他在豪门子弟中选来选去。这样，不仅换来豪门中的大人物们的满意，最主要的是自己也能捞个盆满钵满。
　　他的种种行为，令时人齿冷，很多人说他贪财有病，而且病入膏肓了。常言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王戎贪财无度，中饱私囊，置国家大计于不顾，实为祸乱朝纲之巨蠹，也枉为“竹林七贤”之一。
　　
　　3、王衍：钱财本是“阿堵物”
　　中国的魏晋时期非常重视门阀等级，出生在这个时期的王衍无疑是幸运的，他和王戎同出琅琊王氏门中，青年时便很轻易地步入仕途，从太子舍人做起，直至后来升为尚书令，执掌朝纲。出身在这样的名门望族，他自幼受到“玄诞”风气的熏陶，崇尚浮华放诞，终日清谈。
　　王衍外表清朗俊秀，风姿绰约，人道聪明敏锐，有如神人。他把自己比作子贡，兼以声誉名气很大，常为当世人所倾慕。他精通玄理，专以谈论《老子》、《庄子》为傲。
　　晋武帝司马炎听到王衍的名声，就问王戎，当世哪个人可以跟王衍相比。王戎说：“没有见到当世谁能跟他相比，应该从古人中去寻求。”
　　然而，和这个爱财如命的堂兄王戎比起来，王衍不但极不爱钱，甚至把钱财看得连粪土都不如，以致在话语中连“钱”字都不肯说出来，生怕铜臭味污浊了他的身心。
　　王衍的妻子郭氏想试一试丈夫会不会在不经意中说出“钱”字来，一次，趁王衍熟睡，她叫丫鬟绕着王衍的床边铺上一大圈钱。王衍醒来，见到床边的钱，不能行动，一时着急，又实在难以启齿说出“钱”字，便大叫：“举却阿堵物！”
　　举却，即指拿走；阿堵，是六朝时期人们的口语，意思是“这个”。王衍在说：“快快拿走这个东西！”从此，“钱”对于后人，又多了一个别称，叫“阿堵物”。
　　王衍对“钱”避之唯恐不及，似乎大可不必，难道做风流雅士就不吃不喝不用钱了吗？他作秀般的举动，在那个一味追求浮华的时代，多受人推崇，但在今人看来，颇觉可笑。
　　时代之风造就了王衍清高至极的性格，而他的性格也注定了他在那个时代鲜有作为。少时的王衍曾去拜访过“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与其谈天论道，当山涛目送他远去的身影时，说：“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事实证明，在那个乱世，王衍身为宰辅，却没有治世之举，只会清谈误国，终至国破身亡于匈奴石勒的铁蹄之下。奇行异表，名士风度，若于国家、民族无补，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对待金钱财富上，王恺、王戎与王衍三个西晋王姓名人，一个穷奢极欲、斗富斗得天昏地暗；一个贪得无厌，如轧沙求油般的爱钱如命；一个自命清高、言钱色变得过于虚伪。三个人都太过极端，都不能以健康的态度来对待所谓身外之物。
　　思及今人，这王氏三人的故事，是不是也正在你、我、他的身边发生呢？

天老

第六节 “王八”原来是个人
　　
　　“王八”，本来不过是一种叫做“龟”的爬行动物的别称，可在中国，却具有另一番特色，尤其用在人身上的时候，这种比喻并不友好，甚至带有很大的侮辱性。由此。还衍生出了一系列的诸如“王八蛋”、“王八羔子”、“龟儿子”、“龟孙子”等等。尽管这类语言不登大雅之堂，但毕竟路人皆知，我们不妨探个究竟。
　　
　　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龟
　　在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之前，乌龟作为一种“长寿”、“吉祥”、“知吉凶”的象征，不仅没有不雅的意思，相反还十分受人喜爱，被人们看作是一种“瑞兽”。
　　在中国神仙的排行里，龟和蛇一同组成“玄武”，即“北方之神”，其地位仅次于“玉皇大帝”。MAO主席有一句诗“龟蛇锁大江”，也体现了这层意思。
　　中国古人对龟的歌颂崇拜一直不断，许多人还都乐意以“龟”为名，比如春秋战国时宋有公子围龟、汉有京兆尹陈龟、曹魏有典农刘龟、唐时李灵龟、李龟年、陆龟蒙等，都十分有名。
　　日本人受中国的影响，对乌龟也是钟爱有加，比如日本人的姓氏里就有“龟井”、“龟田”、“龟谷”等等。
　　在西汉史学家褚少孙增补的《史记·龟策列传》中，作者根据远古时代三皇五帝用“神龟”和蓍草卜筮的传说，将“神龟”分为八种，每一种都有一个名称，第八种名为“王龟”。后来，人们将这列在第八位的“王龟”简称为“王八”。久而久之，“王八”也就成了乌龟的别名，人们也常将乌龟与王八放在一起连用。但此时的“王八”并不是骂人的词语。直到一个叫做“王八”的人的出现，乌龟的名声才走上了岔路。
　　
　　2、“王八”与前蜀主王建
　  “王八”此人不可小觑，他不仅不是个普通人，竟然还是五代十国中的一个国君。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河南陈州（或指舞阳）有一泼皮无赖，名叫王建，平日不学无术，专门干些偷鸡摸狗、宰牛盗驴、贩卖私盐的勾当，因其在家中排行第八，同乡的人便给他起了个外号：“王八”；有时候，还在“王八”前再加上一个字“贼”，叫“贼王八”。
　　别看王建名声不好，却胸有大志，他早年投军，后来逢黄巢之乱，唐僖宗避难成都，他率兵入蜀勤王，被号为“随驾五都”之一。王建受宦官田令孜节制，田、王结成养父子关系。
　　但随后另一宦官杨复恭执掌禁军，王建受到排斥。一时不忿，他召集八百人造反，占领成都，拥兵两川之地。之后，唐封其为蜀王。王建不满足，进一步北取汉中，东扼三峡，形成割据之势。公元907年，他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
　　王建目不知书，却喜好与文士谈论风雅。在他的重视和提倡下，当时的前蜀不仅“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而且经济发达，人物荟萃，与江南的南唐，共同成为当时全国的两大经济文化中心。在乱世中，川蜀之地的老百姓竟能避免经受大规模战争的蹂躏，王建也算得上一个值得称道的国君了。
　　只是，早年“贼王八”的诨名，随着后蜀割据政权的垮塌，被后世人添油加醋地附会进去许多不雅的色彩，就这样，一个带有褒义色彩的名字，慢慢演化为骂人的代名词，以致衍生出一直沿用至今的许多“国骂”来。
　　
　　3、“王八蛋”的真正含义
　　由“王八”衍生而来的“王八蛋”、“王八羔子”等等让人忌讳的词语，骂起人来要更加恶毒。
　　古代中国人认为乌龟只有雌性，而蛇却是雄性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龟和蛇常常同时出现，因此乌龟要想传宗接代，只有和蛇交配才行。这样一来，“王八蛋”的血统问题就非常可疑了，它是两个非同类之物交配的结果。如果“王八蛋”用来骂人，那意思再明白不过，意味某人的父母有一个不属于人类，他是“兽交”的产物。
　　善于联想的中国人，在攻击人时迅速抓住这一点并无限扩大，使得“王八蛋”成为后世专业的骂人“术语”了。抗日战争期间，“王八蛋”、“龟儿子”、“龟孙子”经常被用来骂汉奸。这词语，除了可以表达对汉奸的深恶痛绝外，其深层的含义是，日本人根本不是人类，而是没有进化的动物、野兽。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使用此类“国骂”术语时，很多时候仅为图一时口舌之快，而忘记了它们的真正含义了。

天老

　第七节 “王婆”的由来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句话一向用来比喻自吹自擂、毫不谦逊、喜欢吹牛皮的行为，它明显含有对王婆一类人讥讽的意味。可是，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种讥讽似乎有失公允，王婆卖瓜，只要东西货真价实，自己吆喝吆喝，做做广告，又有何妨呢？
　　王婆是历史上的一个真人，是宋朝人，老家住在西夏，以卖瓜为生。尽管人们都叫他“王婆”，可这“王婆”倒是个地地道道的爷们儿。他本名叫王坡，因为说话絮絮叨叨的，做起事来婆婆妈妈的，人们就送他个“王婆”的外号。
　　王婆种的瓜叫做胡瓜，也就是现在说的哈密瓜，他辛勤劳作，胡瓜甜美多汁。可是，那个时候，夏宋边境经常出现战乱，导致胡瓜虽好，却没有人买。为了避难，也为了能给自己的瓜找个好的市场，有一年，王婆就迁到了开封的乡下，种起胡瓜来。
　　头一年，胡瓜就大获丰收。中原人都没见过这个品种，再加上胡瓜外皮难看，尽管这瓜比西瓜甜上十倍，却还是鲜有人问津。王婆很着急，一个清早，他赶早去市场，选了个自认为当道起眼的地方，摆开架势，开始边卖边吆喝起自家瓜的好处来。
　　他说他的瓜品种好，培育精心，皮薄籽少，自然成熟，个个香甜可口，他是自产自销，价钱便宜，决不会短斤少两，各位可以放心买、放心吃。
　　王婆句句真言实话。甚至还切开一两个瓜，请人先尝后买。起初没有人敢吃，直到后来有个胆大的上来咬了一口，才觉得那个甜呀，蜜一样的。可见任何新鲜事物，哪怕你是蜜糖，也得通过宣传，有人敢于破冰，才能被人接受。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王婆的瓜摊变得生意兴隆，人头攒动了。
　　说来也巧，这天宋神宗皇帝在宫中呆得无聊，就微服出来逛游。正好来到市场，看到一群人围着个瓜摊，喧闹不已，激起了他的好奇心。
　　他问身边内侍：“那边何事喧哗？”
　　内侍回答：“回皇上，是个卖胡瓜的引来众人买瓜。”
　　神宗心想，我在宫中什么瓜果没吃过？难道这瓜比我在大内的贡品还好吗？就走上前去观看。只见王婆正在连说带比划地夸自己的瓜好。
　　神宗顺手抄起一块放进嘴里，顿觉甘美无比，是他此前在宫中不曾吃到过的，精神为之一振。
　　他问：“你这瓜既然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吆喝不停呢？”
　　王婆说：“这瓜是西夏品种，中原人不识，不叫就没有人买了。”
　　皇上听了感慨道：“做买卖还是当夸则夸，像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有何不好？”
　　皇帝成了胡瓜的形象代言人！他的金口一开，不多时，“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句“广告词”就传遍了黄河南北，几百年来，达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
　　只是到了后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大概因为我们这片国土上重农抑商思想过于严重之故，原本一句顶好的“广告词”，它的意思发生了转向，自卖自夸成了自吹自擂的同义词，这恐怕是当年的王婆所未曾料到的。即使在倡行市场经济的今天，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头脑里，是不是还依然没有为王婆的行为正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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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王小二过年”的来历
　　
　　俗话说，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指的是生活、处境等每况愈下，今不如昔的意思。这句民谚源自和清朝乾隆皇帝有关的一个小故事。
　　相传乾隆皇帝一日巡幸杭州，微服私访来到吴山境内。正玩的高兴，不想天公不作美，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结果把皇帝淋了个透心凉。他急忙忙跑到山中一家农户的院前，敲开了门。一个老实巴交的年轻人把这位落汤鸡一般的乾隆爷让进了屋。乾隆进屋一看，只见屋中家徒四壁，除了灶台和一张炕，啥都没有。
　　在询问下得知，这个年轻人姓王，没有大名，由于排行老二，山民都叫他“王小二”。王小二打量乾隆的装扮，知道家中来了贵客，赶紧张罗给客人生火烤衣服。乾隆雨淋风吹的一折腾，突然感到又冷又饿，便问小二，可有什么吃的？
　　小二面有难色，家里平日上顿不接下顿，除了豆腐和菠菜，就剩一只吃剩的鱼头了。他索性把鱼头、豆腐、菠菜煮在一起，做了一锅鱼头豆腐汤来。
　　王小二对乾隆说：“我们山里人，家穷，没啥好的招待您老，您老先将就着喝上一碗热汤，暖暖身子祛祛寒吧。”
　　乾隆此刻饥寒相加，也不管那么多，端起碗来就喝。哪知吃后顿觉满口生香，比大内的御膳要好吃得多，一口气竟把锅里的汤喝了个干净，连连称赞。
　　王小二被乾隆的表情弄得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这位爷穿绸裹缎，一看就是富贵人，怎么就会对这鱼头豆腐汤连连叫好呢？他当然想不到，这位喝他汤的人正是当今万岁呢？
　　乾隆回到京城，时时想念在杭州喝的鱼头豆腐汤，就叫御膳房给他做，可御厨怎么做都不是那个味道。他索性派人专程到杭州请王小二，并要好好答谢这个曾在雨天帮助过他的年轻人。
　　找来了王小二，王小二才知当年那位喝鱼头豆腐汤的爷原来是大清皇帝，真是又惊又喜。乾隆问他，你现在生活可好？王小二一听这话，眼泪流了下来，叹道：“家中穷困潦倒，又遭天灾，真是一年不如一年啊！”
　　乾隆为了报答王小二的一饭之恩，立即赏赐金银，以供王小二开店，并御赐饭店名“皇饭儿”。凭着乾隆皇帝钟爱的“鱼头豆腐汤”，小店生意日益兴隆，“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窘境也成为了历史。
　　乾隆爷爱上鱼头豆腐汤，尽管早已分不清是野史还是戏说，可王小二的名声倒是传遍了大江南北。唯一遗憾的是，不胜枚举的杭州名吃中，怎么就没有“王小二鱼头豆腐汤”的专利呢？杂家杂谈，博君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