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力量改变乡村

有凤来仪

这几年，城市化在不断提速，尤其是包括县城集中优势教育资源驱动农村年轻一代进城安家。2019年4月18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明确大学毕业生住宅平均销售价格按所在区域市场50%确定，首付比例最低可按20%支付。从社会经济上看，乃是“滞后的城市化”在追赶“相对超前的工业化”。

2015年，中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达40.9%，发达的“七国集团”是23.7%；同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55%，七国集团大概是80%。两相对比，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巨大空间。只要不必担心家里的田地被“村集体”无偿收回，宅基地上的房子还能作为长期的“祖宅”，有条件的村里人，多半还是愿意迁往城市的。“进城能落户，回家可种地”，大不了，落叶归根，葬回家乡。

“各级政府不得以退出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分置，恰好就是要解决进城农民关于“土地”的后顾之忧。随着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自由迁徙的权利、一视同仁的市民待遇慢慢落地，人往高处走，这是一个自然过程。

农民进了城，农村是不是一定会凋敝呢？未必如此，完全可以更多地通过市场和商业力量来推动80、90后们“理性选择”。不久前，连续遇到几位主动“下乡”或“返乡”的年轻人，他们的选择，正反射着商业力量在推动中国城乡关系发生巨大变化。

一位生于1986年的年轻人，湖南宁乡坝塘镇人，大学毕业后在长沙工作，15万年薪，在长沙算中上。但2015年，他却辞职回老家重做农民，包下400亩地种植紫米做电商创业。做了一辈子农民的父母很难理解。而且，这次创业不仅的确失败了，2016年他还摔断了腿，30万积蓄打了水漂。就在他和两位小伙伴准备重找工作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吃到了一顿很美味的外婆菜。他们拿着这个，找一家有资质的食品加工厂软磨硬泡求对方开了一条生产线，结果产品在一家新兴社交电商平台上大卖，拼单购买的人太多，10个月卖了近2000万元不说，还定向收购宁乡7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种的原料，做起了扶贫。

另一位更年轻，湖北天门市人，1996年生，17岁考上武汉一所大专院校，先在武汉等地销售软件，后来回到老家，在几个电商平台上卖当地一种泉水灌溉的大米，三年卖出850万斤。“在城市待久了就想回到农村，毕竟这里有我的家。”家乡情结不是古代“告老还乡”士人的专利。

类似的年轻人还遇到过好几个。有个云南蒙自的92年小伙，学的就是电子商务，毕业后在昆明一家电商公司负责采购农产品，常年住在蒙自乡下。“我更喜欢住在乡村，最多也就是蒙自这样的小城，连昆明都不太想待。”对他来说，乡村不仅是货源地，也是一个更好的生活空间。蒙自是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时期写“贞元六书”的地方，也是云南过桥米线的发源地，生活的确舒适自在。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城乡之间的隔阂，已经打通了。他们不再必须苦心经营小县城的政商关系，靠着遵守“假一赔十”“48小时内发货”之类的电商平台规则，就可以顺顺当当直连全国大市场。早上还在田间地头，中午就开个宝马到省城，一天之内坐飞机到北京和上海。现代商业文明的力量，和这些更热爱自由也更懂规则，更识大局也更张扬个性的年轻人相互塑造着。这些“新农人”，正在从微观层面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中国。

几位主动“下乡”或“返乡”的年轻人，正反射着商业力量在推动中国城乡关系发生巨大变化。

  转自南方周末/2019-04-25/ 第16版面/自由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