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新论坛

查看: 4705|回复: 0
收起左侧

[阳新往事] 瘟疫疾害,自古有之!你知道阳新历史上的疫情和独特的禳疫仪式吗?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20-4-6 10:48: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发贴地址:湖北黄石

黄石古代的瘟疫及其防治

  瘟疫疾害,自古有之。然而,受财力和工艺制约,古时修编史志极为艰难,而兵火频仍,变乱相继,流传下来的更为数寥寥;又,古人修志,重田赋选举秩官,轻社会民生经济,故旧志中关于瘟疫的记载比较罕见。此次疫情期间,笔者检索相关史料,稍作整理,以供参考。

763c8e03701e452b94a705c072c752d0.jpeg



黄石历史上的疫情
○  刘远芳

  根据相关研究,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疫疠高发期,现存文献中,仅三国六十年间的疫情就有8次,其中吴国最多;两晋则更加频繁,有确切年份记载的流行瘟疫多达25次,其特点是南方多于北方。如西晋泰始七年(孙吴建衡三年,公元271),“旱,大雩,疫,吴土亦同”。东晋永昌元年(公元322年)、太元四年(公元379年)、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泰始四年(公元468年)等年份都大面积发生瘟疫。(《晋书》卷二十八等)黄石地区(本文一般指兴国州、大冶县两地)其时隶于吴、晋,屡屡遭受疫疠残害。

  但由于前述原因,黄石地方志中关于灾异的记载,迟至南宋才有,之前漫长的历史时期皆湮灭无闻,而关于瘟疫的记载,直到明代才出现。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三月,“湖广诸县疫,皇太子命人巡视;如武昌等府疫”。(《明实录类纂·湖北史料卷》)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四月,巡抚湖广左副都御史刘敷奏:“去岁夏秋亢旱,田禾损伤,人染疫疠,死者甚众。”(《明宪宗实录》卷一六五)两条均指湖广地区,前者并例举武昌府,鄂东南自难独免。

  具体到黄石地区,已知最早的瘟疫发生于明代晚期:“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兴国州)大旱,疫。”事载光绪《兴国州志·时事志》。康熙《大冶县志·治忽志》则记载次年发生大疫。二者可能是同一场疫事,而阳新比大冶先发,更有可能是时人疏忽导致年月差异。比较而言,大冶的记载比较详细:“十八年春,大眚;秋旱。饥馑之余发为疠疫,死亡大族动以数十计,小户多无孑遗。蓬蒿满目,村落绝鸡声。是年早稻薄收,迟禾绝粒,凶荒迭至,人民困苦极矣。”春秋两旱,酿成饥馑。在此之前亦连年灾荒:“十六年春,饥民相劫夺,知县郭逵取乱首杀之。”“十七年,大旱,自夏四月至秋七月,不雨,民大饥。是年春,麦大熟,忽乃异旱,斗米二百钱无可籴,细民五七日不一举火,剥食草木都尽,裹尸遍原野,相传二百年来所未睹也。”旱情严重,且连绵数岁,导致百姓大批饿死,积尸遍野,无人收葬,从而引发万历十七年、十八年的瘟疫。至于究竟是霍乱、鼠疫还是其他传染病,则无从考证。

  半个世纪之后,一场全国性的瘟疫爆发。康熙《武昌府志》卷三载: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天下大旱,疫,死亡无算。十五年春,咸宁大疫”。疫情延至次年,兴国被祸。州志载,是年“大疫,飞蝗蔽天”。康熙《大冶县志》则载:“旱,蝗且疠。是时连岁旱蝗,税敛繁重,民不聊生,而国运随之矣。”是时,国事窳败,官贪吏浊,又兼连年荒歉,民不聊生,纷纷举义,明政权濒临崩解,“国运随之”即指此,两年后,明王朝即告覆亡。

  第三次大瘟疫发生于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秋,《兴国州志》载:“大疫,大麦一石价一两八钱。”其时,清军攻占湖广,并俘获南明隆武帝,张献忠等败走川陕,内战绵延,神州板荡,百姓哀号无告,死于疫事者难以计数。

  180余年后,大冶再起瘟疫。同治《大冶县志·治忽志》载:“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大疫。户有绝者。”此次疫情起因不是旱灾而是水灾,属于特大水灾引发的次生灾害。头一年,大冶发大水,“过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八寸”。而乾隆五十三年灾情如何呢?志载是年“水大于前”,即大于此前历史记录。远者不论,仅乾隆年间此前就发生6次大水灾,其中乾隆七年的水灾使“江湖为一”。以此可知道光十一年的惨况。十一年夏,“五月,江水暴涨,五日涨起丈余,居庐漂没无数。是时,民鲜蓄积,猝遇大灾,流离载道,至冬多有殍死者”。屋舍漂没,庄稼失收,民无衣食,大族仅以自保,小家坐以待毙,病饿而死者众多,遂致次年瘟疫大行。

  第五次瘟疫发生于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虫伤麦。水,不及辛卯年四尺许。荒疫,民相劫夺。”最高水位仅比道光十一年低四寸,可知当年的灾情也非常严重。

  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大冶又遭水灾,并引发瘟疫。“四月至六月,多暴雨,大水。民庐被淹,每遇风起,倾倒之声不绝,听之惨然。十月,疫甚。……冬,大疫。”

  清光绪年间,兴国州、大冶各发生至少一次大瘟疫。《兴国州志》载:“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大疫,连岁不止,毙人无算。”寥寥数字,触目惊心,不难想见疫事之烈,邑人被祸之惨。光绪《大冶县志·后编》之“祥异”篇载:“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提)正月,……秋大疫,西南乡尤甚,民有绝户。”阖门毙命,惨不忍闻。

  附带说一下民国时期的疫情。阳新一地,至少发生三起疫情。由于科技的进步,瘟疫的种类及被祸人数较旧时为详。据《阳新县志》(1993年)载:1920年,荻田一带1000余人发病,死亡600余人;1925年,沙村一带发病190余人,死亡110余人;1944年,排市一带山西、下桥等村发病1412人,死亡206人。三次均是天花致疫,其中1925年那次并有霍乱流行。

  富河流域是血吸虫病(古书称水毒、石水等)的多发区,百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1949年以后政府大力治理,该病渐趋消亡。

△图/阳新富河



古人对瘟疫的认识及应对

  瘟疫与人类相伴而至,如影随行。历来见于正史的全国性的大瘟疫至少有240次(邓拓《中国救荒史》)。古人认为,灾异起于阴阳不和,四季不时。《吕氏春秋·季春纪》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节气不和、“非时之气”为起因之一。东汉何休说:“民疾疫也,邪乱之气所生。”(转引自《后汉书·志》第十七。)曹植也说“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说疫气》)

  古人又认为,瘟疫往往因人祸而发,亦致人祸。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发生牛疫。“是岁遣窦固等征西域,置都护、戊己校尉。固等适还而西域叛,杀都护陈睦、戊己校尉关宠。”章帝建初四年,京都牛大疫。“是时窦皇后以宋贵人子为太子,宠幸,令人求伺贵人过隙以谗毁之。”(司马彪《续汉书》)史臣将牛疫与时事对应,认为二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

  皇帝受命于天,世间无人管束,而其既为天子,则唯上天可以降之。故史臣曰:“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阴阳,发号施令,动关幽显,休咎之征,随感而作。”又曰:“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阳也。”(《晋书·志·五行》)君主好战喜功,或奢侈无度,或枉害将臣,都可能导致瘟灾。因而一旦发生荒灾疫疠,大臣往往借机上疏,劝诫人主息兵爱民,约奢从俭,以符天心。这也算是应对灾异的一种机制吧。

  明弘治三年,内阁大学士刘吉等上言:“迩者言象示警,妖星出于天津,历人星、杵臼,将近营室。灾变如此,是皆臣等不职所致,谨以一得愚见上陈,伏望皇上审察而图之。今天下连年风雨不调……边境夷狄窥伺中国……臣等惟望皇上深思祖宗创业之艰,今日守成之不易,常存此心……庶几人心欢悦,天意可回。”皇上自然要做做样子,于是下诏曰:“灾变叠见,朕深忧惧,思图消复,惟在恤民。……其令金山口、沙河桥、南海子及王府做工军人等俱与休息,江西烧造磁器内官不必差,庶副朕畏天恤民之意!”再如,嘉靖三年,户部言:“近该南京守备太监秦文、魏国公徐鹏举、侍郎席书、御史朱衣各疏报灾请赈。……臣伏为今日计,在朝廷宜敦节俭,慎爵赏,停织造,止工作,……以答天谴,苏民困。”皇帝还算爽快,命有司“诏如议行”。(《明世宗实录》卷三六)有时候,皇帝也会主动下罪己诏,或提出若干举措,如嘉靖二十三年,明世宗谕礼部曰:“今年仲夏以后,霪沴非正,灾人疾物者多。兹为天下生灵祈于上玄,其禁屠停刑,止常封九日,军机勿论。”

  至于求神问鬼以消灾禳疫之举,更是史不绝书。

  古人也会对染疫者进行隔离,并派遣医官诊治,如《后汉书·灵帝纪》载:“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亦知与患者分餐而食。(秦《封诊式》)

  应对灾疫的另一个重要举措,便是顺民情,苏民困。如免除一年或数年之积欠或徭役,或发官仓赈济,或将已派未征物料,量从减免;不急之务,悉令停止。有时候,还令“文武官吏,量减之本色俸粮,以济民急”。

  然而,科技不昌,物力有限,一旦瘟疫发生,往往救援不及,只得任其蔓延,荼毒生灵。因此古人更重视对灾疫的预防,以图防患于未然。南朝梁时人宗懔所撰《荆楚岁时记》,历来为史家学者广为称引,影响深远。该书专记有史以来至当时荆楚地区的时俗风物,其中多种风俗,实系防疫之举。今按时序先后,摘举数例。

  1.“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熬麻子、大豆,兼糖散之。”其下有注云:“按《炼化篇》云:‘正月旦,吞鸡子、赤豆各七枚,辟瘟气。’又《肘后方》云:‘元旦及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二七枚,消疾疫。’”

  2.“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其下有注云:“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续魄,祓除岁秽。周处、吴徽注《吴地记》则又引郭虞三女,并以元巳日死,故临水以消灾。孔子云:‘暮春,浴乎沂。’则水滨禊祓,由来远矣。”

  3.“五月,俗称恶月,多禁。……是日,竞渡,竞采杂药。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

  4.“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恶饼。”

  5.“八月一日,民并以朱水点小儿豆额,名为‘天灸’,以厌疾。”

  6.“仲冬以盐藏蘘荷,以备冬储,又以防蛊。”

  7.“十一月冬至日,作赤豆粥。说者云: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为人厉(一作‘为人疫鬼’。)。”

  8.“十二月八日为腊日。……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沐浴转除罪障。”

  9.“除夕,宜焚辟瘟丹,或苍术、皂角、枫、芸诸香,以辟邪祛湿,宣郁气,助阳德。”



古代黄石地区独特的禳疫仪式
○  刘远芳

  应对灾疫,除了对染疫者进行隔离,派遣医官诊治,采取顺民情、苏民困等措施外,古人更重视对灾疫的预防,以图防患于未然。南朝梁时人宗懔所撰的《荆楚岁时记》,专记有史以来至当时荆楚地区的时俗风物,其中多种风俗,实系防疫之举。今按时序先后,摘举数例。

  1.“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熬麻子、大豆,兼糖散之。”其下有注云:“按《炼化篇》云:‘正月旦,吞鸡子、赤豆各七枚,辟瘟气。’又《肘后方》云:‘元旦及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二七枚,消疾疫。’”

  2.“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其下有注云:“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续魄,祓除岁秽。周处、吴徽注《吴地记》则又引郭虞三女,并以元巳日死,故临水以消灾。孔子云:‘暮春,浴乎沂。’则水滨禊祓,由来远矣。”

  3.“五月,俗称恶月,多禁。……是日,竞渡,竞采杂药。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

  4.“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恶饼。”

  《荆楚岁时记》所记既为荆楚地区的时俗风物,当然包括鄂东南地区。其中部分风俗,鄂东南未必全有,但大冶、阳新也有独特的风习,抑或与他处有异。例如,大冶旧俗,“立春前三日,民扮狮子,戴鬼面,持斧跳舞……即古方相氏傩以逐疫之意。”(康熙《大冶县志》)

  今就黄石地区与《荆楚岁时记》大异之二事,稍加记述。

  阳新“富池三月三”。前文第二条,写到三月禊祓之习。农历三月初三郊游踏青、祓禊除灾,本是一项传统活动,《周礼》《论语》等先秦典籍已有记载,自《汉书》以来的历代正史也有连续而明确的文献记录。推原其旨,多为临水洗濯、祓除不祥。其俗几近绝迹,然而在阳新县富池一带,经过历朝历代的传承和演变,作为一项特有的民间祭祀和娱乐活动却神奇地延续下来,此即“富池三月三”。该民俗遗弃了若干旧俗,也掺杂了一些新的内容,最大的特色是与甘宁崇拜相结合,成为一种混合形态的新民俗。2014年,“富池三月三”被列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图/阳新富池“三月三”


  大冶“龙舟会”。在古代大冶,农历五月有两个重要的民俗活动,一是五月五日龙舟竞渡;二是五月十八日送瘟神。二者演变至今,合二为一,成为“西塞神舟会”。

  大冶古时设有防疫禳灾等相关机构。清同治、光绪年间,县城有天花宫,专司禳疫祷灾之职。有与善堂,承办育婴、救生、送牛痘、施药等事,并在道士洑设救生船。有瘟司庙两处,一在县城濒湖处,一在道士洑。(嘉靖《大冶县志·附录》)前者为主庙,后者系洪武初年由邑人黄政轻等盖造,是主庙的“派出机构”。西塞山突兀横江,于道士洑形成江湾洄流,常有覆舟之祸,且每年自上游漂下的人畜尸体汇集其地,如不及时打捞营葬,或将化腐成瘟,贻害地方,故有培德堂捞江会等,一则营救落水之人,一则打捞和瘗葬浮尸。为辟瘟祛疫,亦有龙舟送瘟之俗。

  清康熙《大冶县志·地舆志·风俗》载:“五月五日,观竞渡之戏。”有注云:“旧俗龙舟甚雄,因嘉靖庚申有斗溺之变,禁罢。今惟一二小艇轻桡点缀吊屈之意而已。”可知大冶在明代龙舟竞渡规模颇大,龙舟也很雄壮,竞渡场面想必声势浩大。由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引发斗殴,被地方政府禁罢,老百姓只得以一二小舟应景,不过其意仍在祭吊屈原。五月十八日的龙舟会就更热闹了:“自四月初即染纸造龙舟,长丈余,中像三闾大夫,冠服,器用、绮绣、银锡,余人亦俱尽饰。先期一日摆设,罗列珍玩,远人来观,比屋衢饮,难呼达旦,东西二舟,靡费各百余金。至期,迎至青龙堤火之,谓为送瘟云。”

  明末清初之际的大冶名儒胡梦发,曾作《五月十八日龙舟记》(载同治《大冶县志·艺文志》),对大冶龙舟会习俗有详尽记述。竞渡之戏,“各处江城水驿,相率举行,五月十八日龙舟会则为楚地所独有”。而大冶的龙舟会又自具特色。“古时缚茅为船,故谓茅船,后易以纸,有木雕而岁加缋绘者。”这是别地的做法,虽然随时而有所改易,总以节俭为原则,而大冶人则务求盛大奢华。一条船长一丈二尺,载人物数十,其中主要的神灵一律冠带纯银,衣服绳锦,其他配角各路神祇也全身彩绮,绚烂夺目。椅案、屏榻等皆实木制造且上漆,盘、盂、虎子等皆非铜即锡,笔砚、灯具等一应俱备。龙舟雕栏画栋,夸妍斗巧。到了五月十七日那天,移船郭外,罗列珍玩,次日正午,迎舟过市,徐行水次,于青龙堤畔焚之而去。

  胡梦发生长于大冶还地桥的书香世家,两次参与修撰《大冶县志》,康熙四十四年获楚省“五经”考试第一名,是当地名人。作为士绅的代言人,他如何看待龙舟会呢?

  《五月十八日龙舟记》载:“(冶人)装饰楼船送屈子,谓疫气随之以去,不知始于何时。市井细人易惑于鬼神祸福,崇尚兹举,有逾他处。”具体情形是:“邑分二市,市分五坊,二市岁各一舟,五坊轮办”。即每年须新造两条龙舟,全县分为二市,每年每市各造一舟,由五坊轮办,则每坊五年必轮一次。轮值之坊,无论贫富老少,家家出钱,人人出力。

  胡梦发作此《记》,原其本意,并非夸饰而重在检讨。他认为五日竞渡之习,屈原说、伍子胥说、曹娥说皆为附会,舍事征理,“阴阳交战,竞渡以助阳气”之说较为可信。他也否认龙舟会与祭祀屈原有关,因为:一者会期不当。五月五日纪念屈原犹当有辨,十八日则无据可依。再者,屈原乃餐菊纫兰之性,大讲排场逆其本心。五月十八日的龙舟会,主旨是送瘟神,除灾疫。胡梦发对龙舟会的奢华靡费极表不满。冶人本来困穷,野多萧索,比户输银,百姓难以承受。此其一。而且可能给上官造成错觉,以为冶人富饶,或多加征遣。此其二。每年二市五坊互相诮让,相互比拼,以俭为耻,无形中助长了奢侈之风。此其三。一旦活动失序,极有可能酿成械斗。此其四。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条,胡梦发认为冶人虽尽力媚神,而每年都难免灾殃疫疠,可见送瘟神之举徒费无补。综上可知,胡梦发从内容和形式等各方面对龙舟会提出了质疑。

  但风土人情移于习气,龙舟会旋革沿兴,流传至今。经过精心打造,“西塞神舟会”成为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将中国的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中国端午节”由湖北秭归县的“屈原故里端午习俗”、黄石市的“西塞神舟会”以及湖南汨罗市的“汨罗江畔端午习俗”、江苏苏州市的“苏州端午习俗”四大部分组成。

(来源:黄石档案 刘会芳)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微信登录 手机动态码快速登录

本版积分规则

QQ|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删帖指引|阳新新阳网 ( 鄂ICP备19013424号-2 )

GMT+8, 2024-3-29 19:17 , Processed in 0.135325 second(s), 26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 2001-2017 Comsenz 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