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朵飘零的花

康桥

1.
　　如果说每一个远离故土的男孩都是一株无根的草，那么每一个身处异乡的女孩就是一朵飘零的花！我们用青春和血汗繁荣了别人的城市，却荒芜了自己的家园！
                                                              ―――题记
　　新中国成立后，有两次大规模的全国性人口流动。第一次，是１９５５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无数的城市人怀着一腔热血奔赴农村的广阔天地，成为光荣的知青；第二次，便是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村人或城市贫民背井离乡，成为一名卑微的打工者。这两次人口流动都是以年轻人为主体，不同的是：知青是从城市走向农村，打工者则大多是从农村涌进城市。
　　当年的知青，其实还是享有城市人的某些特权。但我们这些现代的打工者,却受尽屈辱和冷眼，换来的仅仅是一点点可怜的血汗钱，就是这点血汗钱，还要将大部分寄回家，给年迈的父母支撑家庭，给幼小的弟妹读书学习；我们整天与机器为伴，在流水线上忍辱负重，被动地、默默地忍受着诸多生存的艰辛与磨难。
　　更可悲的是，虽然我们谦卑的身影无处不在，但囿于种种原因，我们一直在有意无意地被这个社会忽略和漠视。尽管我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诸多问题无能为力，可做为这个群体的一员，我亲自经历并目睹了无数打工者的痛苦、无奈，甚至是悲惨的遭遇，个中滋味实在是外人难以想象的。所以，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我们真实的生存状况记录下来！
　　我的这篇自述，可以说是最全面的原生态打工者生活写照！它是这个群体为当代中国做出巨大贡献的真实见证：“世界工厂”的称谓，承载着无数打工者的青春和血泪！若干年后，当人们赞美珠三角、全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腾飞时，不要将我们遗忘在历史的尘埃里！
   

２．
　　我的命运，是在十九岁那年暑假彻底改变的。至今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那是一个潮湿阴霾的夏日早晨，昨天刚刚下过一场雨。每到这样的天气，妈妈的关节炎就会犯病，于是就整天整天地躺在床上，直到天晴才能起床。
　　按理，妈妈早该去医院看病了，但医药费实在是贵得离谱，在农村，一般人都是“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所以妈妈一直是硬挺着的，现在家里又是这样，更不能去了。穷人的命，原是不值钱的啊。
　　十三岁的弟弟吃过早饭便出去玩耍了，我收拾了碗筷便对妈妈说：“妈，我想去学校看看通知书有没有来？”
　　妈妈担心地说：“海燕，你不会落榜吧，我这几天右眼皮跳得厉害呢。”
　　我胸有成竹地说：“你就放心吧，我平时成绩那么好，这次发挥也不错，我感觉肯定能考上。”
　　妈妈的眉头却皱得更紧了：“那为什么我的右眼皮跳得这样厉害呢？”
　　我娇嗔地说：“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迷信？”
　　话音刚落，我忽然听见院内有人喊我的名字，跑出去一看，门外除了几个邻居，还有一个乡邮递员。邻居们看到我，欢天喜地地说：“海燕，你考上大学了。”
尽管早有预感，但这消息还是让我欢喜雀跃，特别是我看到通知书上北方那所著名大学的校名时，更是激动万分。
　　躲在床上的妈妈看到通知书，也很高兴。但邻居们走后，她的眉头却越皱越紧了。我意识到什么，心里一沉：“妈，学费这么贵，我们家有这么多钱吗？”
　　妈妈暗中算了算：“去掉你你弟弟下学期的学费，还差三千呢。”
　　我急了：“妈，离开学没多少时间了，那怎么办啊？”
　　妈妈叹了一口气：“等一下去给你爸写封信吧，他在煤矿都干了半年了，挣的钱应该不止三千呢。”
　　我愁眉苦脸地说：“煤矿是一年一结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妈妈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实在不行就叫他回家吧，听说只要有事回家煤矿就给结工资的。”
　　我刚想回答，忽然听到外面传来若有苦无的哭声。这声音先是一个人的，但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大，哭的人也越来越多，好象整个村子都有人在哭。我大吃一惊：“发生了什么事？”
　　妈妈焦急地说：“海燕，快去看看，可能是谁家死了人了，怪不得我这几天右眼总是跳呢。”
　　还没等我站起身，就见弟弟跌跌撞撞地跑进屋来，扑到妈妈床上哇哇大哭：“爸爸，爸爸，他，他可能死了！”


３．
　　我和妈妈立刻呆住了。妈妈一脸死灰死死盯着弟弟，几次张开嘴唇，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颤抖着声音问弟弟：“到底怎么回事？我爸，我爸他人在哪里？”
　　弟弟边哭边说：“煤矿瓦斯爆炸，爸爸、二叔和三舅还有村里很多很多人，们全被埋到地下了。”
　　听到这里，妈妈忽然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我的人哪。。。。。。”便下意识地想下床，因为双腿僵直，她一头栽在地上，再抬头时，额头己流出鲜血。我和弟弟此时也管不了她头上的血，双双扑在她怀里，放声大哭。
　　整个村庄和我们家一样，沉浸在悲伤的气氛中。虽然还没有明确传来死讯，但我们那儿很多青壮年男人都在煤矿挖煤，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瓦斯爆炸井下的人几乎无生还可能的。
　　我们村里的人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未婚女孩和男孩如不能继续读书，大多到江浙广东一带的工厂打工。结婚后，女人便留在家里带孩子、照顾老人，男人刚到很远的煤矿上挖煤或到建筑工地做苦力。因为挖煤和做苦力的钱比在工厂打工的钱要多一些。
　　这次和爸爸同一口井里挖煤的，全都是我们村的人。
　　当天下午又要消息传来，我们村并不是所有在那个口井里，还有四个人是在另一口井的。于是我和妈妈弟弟便又生出一线希望来，希望我爸是那四个人中的其中一个。村里很多人家和我们有同样的想法，于是哭的人少了，希望和焦虑的气氛又弥漫在村子上空。于是，全村的老人、妇女和孩子都从家里出来站到了村口。我们忧伤地望着唯一一条通外村外的大路，无限期待又无限痛苦。
　　其间不时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传来，直到第三天中午，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
忽然，刚才还骄阳似火的天下起了毛毛细雨。但没有人回家，因为有消息说，今天煤矿里可能会有人回来。
　　雨越下越大了，我正要扶妈妈回家，人群一下子骚动起来。接着便是一个小孩欢叫起来：“爸爸，我爸爸回来了！”
　　我们赶紧往大路上望去，雨中真的有四个人影向这边走来，每个人的手里都提着一个大大的尼龙包。好象很轻，又好象很重。四个人中有我的二叔。我和妈妈、弟弟赶忙跑到二叔身边，向他打听爸爸的消息。二叔和其余三个人一样，身边很快聚集了很多亲人。
　　我妈颤声问：“二弟，你哥呢？”
　　二叔的眼泪忽然就流了下来，哽咽着说：“嫂子，哥哥他跟我一起回来了。”

[ 本帖最后由 康桥 于 2008-1-25 07:23 编辑 ]

康桥

４．
　　说完这话，二叔下意识地接紧他手中的尼龙包带子。我的目光不由向那个尼龙包望去。这包很大，二叔北的尼龙包上面印着红白相间的条纹。其余三个人身上的尼龙包也和他背的这个一般大小，虽然条纹不同，但同样都是崭新的。按理，尼龙包里面装的应该是衣物什么的，但他们身上的尼龙包却呈现奇怪的形状，仿佛里面装的是硬物一般。
　　这时，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天依然阴得可怕。我心里不由“咯噔”一下，整个身体象是掉进了冰窟窿。我想抬起手摸摸那尼龙包里是什么，但我的手，却象有千斤重。
　　弟弟听了二叔的话，惊喜地跳起来：“爸爸还活着，我爸爸还活着。”
　　妈妈却疑惑地问：“跟你一起来了，在哪里？”
　　二叔叹了一口气，刚把尼龙包从身上放下来，旁边忽然传来响亮的哭声，仿佛哭也会传染一般，好多人的哭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我、妈妈以及围住二叔的亲友全都朝旁边望去，只见和二叔同时回来的三个人己经将尼龙包打开了，尼龙包里哪里是什么衣物，分时是一个个四四方方的骨灰盒。
　　我再回过头来时，二叔己经将他的尼龙包打开了，同样是一个个四四方方的骨灰盒。我一眼从放在最上面的那个骨灰盒上看到了爸爸的名字，“杨战良”三个字刺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我悲伤地叫了一声：“爸爸”，将骨灰盒抱在怀里，放声大哭。
　　爸爸死了，还有我的三舅，我的邻居，在这次矿难中，我们村和邻村共有三十八个青壮年男子不幸遇难，年龄最小的２２岁，最大的５２岁。
　　二叔四个人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二叔他们去得晚，爸爸所在的矿井己经不需要人了，他们就到另一个老板的煤井里做事。瓦斯爆炸后，煤矿老板连夜逃走，消息一度被有关人员封锁，致使救助不及时，矿井里的三十八人全部遇难。
　　这三十八人，全部是我的父老乡亲！
　　因为是私人小煤矿，煤矿所在的山头象这种小煤矿遍地开花。所有的用工手续及安全措施都不完善，至于企业注册什么的，更是奢谈。所以，煤矿老板逃走后，人们除了知道他名字叫齐月升、湖南人、未婚，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偌大的中国，要想凭这一点线索让警察逮捕逃犯，无疑于天方夜谭。何况，就是这一点线索，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
　　齐月升，你不得好死！这句话，被我们无数张嘴重复着，一遍又一遍！

康桥

５．
　　与此同时，我们村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即便是家里没有死人的，也都和死去的这三十八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人家的门前竖起了白幡，进出村庄的老人、妇女和孩子都哭到声音嘶哑。
　　我知道这样是不合理的，煤矿所在地的相关部门应该有人为此负责。但因为齐月升的逃走，相关部门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头上了，说他是私自采矿，原本就是非法的。再加上我爸他们又没和齐月升签定任何合同，更别提买保险什么的，所以我们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就连我爸他们的骨灰盒，还是当于政府出于人道主义给买的。
　　村中发生了这样大的事，很多在外面打工的人都回家了，村里的人似乎在忽然多了起来，但人越多，悲伤的气氛却越是强烈。
　　几乎是一夜之间，村子西边的半山腰上，竖起了一座座的新坟。
　　妈妈的头发短短的三天全白了，十三岁的弟弟也好象懂事了许多。办完爸爸的丧事，家里还剩下不到五百块钱。望着那叠薄薄的钱，我知道我的人生因爸爸的去世彻底改变了。
　　奇怪的是，我很悲伤，但这悲伤并不是因为无法上大学。尽管那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如果早知道爸爸会死，我宁愿连小学都不要上。如果我不上这该死的学，我就会早早出去打工补贴家用，爸爸也许就不会出去挖煤了。
　　那一刻，我对自己充满了仇恨，我觉得是我害死了我最亲爱的爸爸。
　　我可怜的妈妈，即便是这样，她仍然记得要我上大学。刚送走爸爸，她就把我叫到面前，难过地说：“海燕，快开学了，我们借学费吧。”
　　我安慰她：“妈，你快别说了，我不去念书了。”
　　妈妈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只是眼里，满是内疚。妈妈的内疚让我的心如针扎般地疼。妈妈和我都十分清楚，对于一个农村女孩子来说，不去上大学意谓着什么！运气好的嫁一个好男人生儿育女劳碌一生；运气不好的，嫁一个脾气坏又不顾家的男人，那就要过一生悲惨的日子了。
　　但爸爸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倒了。妈妈身体又不好，弟弟还年幼，做为长女，我现在要做的不是自己上大学，而是要照顾好这个家。
　　就算现在借到了学费，还有生活费，还有以后三四年的费用呢。再说，我走后，妈妈和弟弟以后靠什么生活？除非现在天上能掉下一大堆钞票，但我知道奇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当天下午，我就带着弟弟来到爸爸的坟前。我毫不犹豫地将那张录取通知书烧成灰烬，流着泪对爸爸说：“爸爸，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妈，供弟弟念最好的大学。”
　　弟弟忽然说：“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杀死齐月升那个坏蛋！”
　　这正是我心里一直想的，我紧紧握住弟弟的手，坚定地说：“爸爸，你安息吧，我一定要找到齐月升，为你报仇！”

康桥

６．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弟弟开学了，区区的五百块钱再去掉弟弟的学费及各种费用，便了了无几了。按我们家的现状，妈妈身体不好，弟弟年幼，我应该呆在家里照顾他们的，但呆在家里只好连农活都没得做。
　　早在三年前，我们村就只剩下每人两分的口粮田了。多年以前包产到户所分得的大部分土地又被上面重新收了回去。收回的土地一部分以高价卖给村民盖房子，另一部分则以极低的租金租给村干部或村干部的亲戚朋友搞养殖及种大棚疏菜。虽然获利颇丰，但我们杨家是几辈子的农民，一直在村里受人欺负的，这种好事是断断轮不上的。
　　村里外出打工回来的人在办丧事后，很快又回去了。他们得知我不去读书后，都表示可以带我走。但我几经思考，还是决定留下来。我不想走得太远，只想在县城找一份工作，这样家里有了事也好照应。得知我的想法后，村里嫁到县城的一位本家大姑找到我家，她说她在县城开了一家理发店，我可以到那边和她学习理发技术，出师后也可以自己开店。
　　妈妈当即拒绝：“我不同意海燕去学理发，整天把男人的头抱在怀里，象什么样子！”
　　虽然我也对理发抱有成见，但现实不容我乐观，所以我安慰妈妈道：“可我想去呢。理发总归是一门手艺啊。书上常说呢，家财万贯，不如薄技在手。”
　　大姑听了我的话，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说她要急事要马上赶回县城，并给我一个地址，说我什么时候想去都可以。
　　当天晚饭时，妈妈一直在抹眼泪，我心里也很难过，只有弟弟高兴地说：“姐姐你学了理发，以后我剃头就不要钱了。“
　　听了这话，我一直在眼圈里打转的眼泪一下就掉了下来。弟弟还小，他还不知道世事的艰辛。可在他还不知道世事艰辛的时候，他就没了爸爸。
　　正在这里，忽然听到院子里有一个女孩的声音响起：“海燕在家吗？”
　　我向外一看，惊喜地说：“丽娟？怎么会是你？”
　　丽娟姓王，家住邻村，是我高中同学。本来她的成绩很好，谁知在初三时和一个叫陈刚的男同学谈起了恋爱。陈刚初中毕业后便去东莞打工了，丽娟虽然读了高中，但因为一直和陈刚保持着通信关系，成绩并不好。
　　看到我，丽娟拉着我的手一下子哭了：“海燕，我差点就没脸见你了。”
　　我赶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了？”

康桥

[url=]我是一朵飘零的花（７）[/url]

2006-08-08 09:21:48
大 中 小

７．
　　丽娟咬牙切齿地说：“你们村那个嫁在县城的女人，她是个骗子，前段时间她说带我去学理发，我去的第二天她就逼我卖身。要不是正赶上我爸死了家里去县城找我，我一辈子就毁在她手上了。”
　　听了她的话，我和妈妈面面相觑。我们村嫁在县城并且理发店的女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白天在我家的那个大姑。
　　丽娟就是刚听别人说我要跟大姑去县城，她才知道我原来并没有去上大学的。我现在才知道，丽娟的爸爸也是这次煤矿遇难的三十八人之一。三年的同学情谊，相同的遭遇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何况初中时，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呢。
　　丽娟说，县城工作很难找，国营企业我们是进不去的。其余的那些小厂进去也是出苦力的，并且工资低到只有一两百。在县城，农村女孩子一般只能做饭店服务员、理发店洗头妹等等工作。工资虽然高一些，但要受人欺负。这些路全被堵死了，那么我们只有外出打工了。
　　我们家族没有什么亲人在工厂打工，但丽娟家却是门户很大的。丽娟开始说想到江浙一带找她表姐堂妹，听说那里虽然工资比较低，但一般是三班倒，不太累，不过外地人非常受排挤。后来，丽娟又斯斯艾艾地说想到广东东莞去，虽然那边很辛苦，但工资很高。更重要的是，己经在东莞三年的陈刚现在己是一家大型港资制衣厂的烫工班长了，月工资最高可拿到两千呢，几次来信都叫她去呢。
　　虽然我家在农村，但因为一直有爸爸妈妈哈护，穷人家出娇子，我也是个没吃过苦的人。听丽娟这样一说，便赶紧表明想去江浙。丽娟有些无奈：“我妈也要我去江浙，她怕我吃不了广东那边的苦。去江浙也好，那里有我们许多四川老乡，不怕受人欺负。”
　　我忽然心中一动：“江浙有许多四川人？那你知道那里有没有湖南人呢？”
　　丽娟肯定地说：“没有，有也是极少极少的。表姐说那里大多是江浙一带本地人，然后就是四川安徽河南的了。湖南人都去广东打工了，陈刚说他班里有一多半是湖南人，那些湖南人经常合伙欺负他。”
　　我坚决地说：“那我要去东莞！”
　　丽娟惊讶地问：“为什么？你刚才还说去江浙呢。”
　　我一字一顿地说：“害死我们爸爸的齐月升就是湖南人，我要找到他，让他受到法律的惩罚，为爸爸他们报仇！”
　　丽娟的神情忽然肃穆起来：“好，海燕，我们去东莞！”

滢语

没时间看。好乱
但感觉楼主是在呼吁一件事

康桥

８．
　　在我们决定去东莞时，村里去广东的人都己经回去了，没有人给我们带路。虽然妈妈们担心我和丽娟两个女孩，又是第一次出门，怕路上出事。于是我们又等了半个月，在确信广东那边不会再有人回家后，我和丽娟在妈妈们的千叮咛万嘱咐中上路了。
　　虽然是夏天，但为了冬天时不要花钱买衣买棉被，我们几乎把所有的衣服和被都带上了。我们和许多初次进城务工的农村人一样，背上背了一个装被子的大包，一手拎着一只满是衣服的蛇皮带，蛇皮带以前是盛化肥的，上面还有四个大字：碳酸氢氨；另一手提着吃的东西。吃的东西除了路上的干粮便是装酸菜和辣椒的瓶瓶罐罐。听说那边的东西又贵又不好吃，我们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带上。
　　我们买的是硬座车票，车上人很多，我们只好坐着。等到半路，上的人越来越多，天又热，我们就象坐在蒸笼里。一路强撑苦挨，好不容易到了广州站，我差点没站起来。
　　我们来之前，丽娟打了陈刚的科机，陈刚加班，没时间接我们，只是给我们指了行走路线。他让我们直接从广州坐车到虎门下车，然后坐大巴就可以直达他的工厂所在地了。他还叮嘱我们一定要到火车站旁边的省汽车站坐车，他说在省汽车站坐车虽然要５０块钱，但很安全。可我和丽娟一走出广州火车站我们就傻眼了，到处都是车是人，我们根本不知道哪里是省汽车站啊。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之际，忽然看到前边的马路上有许多到虎门的大巴。其中有两辆大马上还印着解放军体育学院等这些让人放心的字样。我们赶忙跑过去，一问价钱，只在２５块就行了，比陈刚说的价钱整整便宜了一半。我们觉得好划算，但想起陈刚的再三吩咐，还是有些犹豫。
　　于是我和丽娟便又跑到附近的小店打陈刚的科机，想问一问他这种车可不可以乘坐。我们两个人傻乎乎的，连价钱都没问。谁知等了半个多小时陈刚都没有复机，女店主却催着我们给钱。
　　丽娟边掏钱边问：“多少钱？”
　　女店主面无表情地说：“一百二十。”
　　我和丽娟差点晕过去，一个科机又没有回复，在我们家只要五毛钱呢，这里却要一百二？我鼓起勇气说：“我们不过打了一个科机，还没回复，怎么会这么贵？”
　　女店主不耐烦地说：“一二十还贵啊，看你们是穷鬼我都少要了呢。”
　　我还想说什么，丽娟却暗中拉了拉我的衣领，我回头一看，身后不知道保时站了两个五大三粗的男子。我心里一寒，赶紧闭了嘴。丽娟乖乖地掏出两百块给递给女店主。９．
　　女店主把两张钱在手里理了理，忽然脸色一变，指着一张一百元说：“这张是假的！”
　　丽娟惊叫道：“不可能！”她接过钱一看，立刻指出，“这张不是我的钱，我的钱刚才拿出来时，是叠得四四方方的！”
　　女店主一愣，随即撒泼般地说：“我说是假的就是假的！我说是你的就是你的！”
　　丽娟还想分辩，她身后那个五大三粗的男子拍了拍她的肩，皮笑肉不笑道：“姑娘，你也不看这是啥地方？”
　　我清楚地看到，他拍丽娟的那只胳膊上纹了一个耀眼的刺青。光天华日之下怎么有这种事情，我想寻找救援，一抬头看到不远处一个治安员正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治安员感觉到我的目光，将身子一转，若无其事地走开了，我心冷了。丽娟还想说什么，我赶紧对她使了个眼色，将口袋里所有的零钱都掏出，和丽娟身上的零钱凑了二十元给女店主。女店主接了，用鼻子冷哼了一声。我和丽娟赶紧挽起放地在上的尼龙带，快速离开。
　　刚走到路口，正好那辆挂着解放军体育学校的大巴车又驶了过来，车门口的年轻男子立刻热情地招呼我们上车。看到他身着迷彩服，这种衣服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军人，我们对他、对这辆车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种亲切感。问明到虎门车费依然是每人２５元，车上己有十几个乘客，有的身边还放着包。回头望了望刚才打电话的那个小店，我们长舒了一口气，毫不犹豫地上了大巴，找了一个靠窗户的位置坐了下来。
　　想象着最多两个小时就会到虎门，我和丽娟的心放下了一半。因为上次的假钱的教训，我们知道是有人做了手脚。这次我和丽娟都不敢怠慢，早早将５０块半新不旧的钞票握在手中，等待买票。
　　谁知左等右等也没人来买票，穿迷彩服的那个年轻男子依然不住地在车门边拉人。车子很快又转回了火车站，我们以为可能是堵车了，到第三遍时，我们终于意识到，这车是有意兜圈子的。
　　正在这时，车门传来了争吵声。循声望去，一个刚上来不久的年轻男子正嚷嚷着要下车，但那个迷彩服不让他下。年轻男子虽然不帅，但长相很斯文，穿得也很整洁干净。他说他刚来广州，有急事要赶时间，晚了就来不及了。
　　他几次强行想下车门，迷彩服不让，车上一时乱了套，又有几个乘客要下车。这时从我前面的座位上站起来一个中年男人，我以为他也是要下车的，正拉着丽娟也想站起来。没想到这个中年男人三两步冲到车门边，对准要下车的年轻男子左右开弓，年轻男子的嘴角立刻渗出血来，他哭丧着脸说：“你们怎么打人？”

　　中年男人理直气壮地说：“你再要下车，我还打！”

[ 本帖最后由 康桥 于 2008-1-25 07:36 编辑 ]

康桥

今天在网上看到了这篇文章,感觉跟我们的生活太贴切了,特推荐大家看看

滢语

那至少都排得吸引人点吧,这么乱

康桥

一次可以传多少字啊

[ 本帖最后由 康桥 于 2008-1-25 07:44 编辑 ]

試用帳號

留個記號
樓主 我會看的············

高寒

反映了那时社会的现实和现实的社会，不过，这些年感觉好多了，毕竟文明在进步，社会在进步。我97年在广州去厦门，坐车也经历被骗一次......

防盗专家

不回个贴，好像又不尊重楼主。没看内容，是不是楼主消极了？

滢语

原帖由 試用帳號 于 2008-1-25 08:53 发表
留個記號
樓主 我會看的············

你会看~`!??:yct073) 汗喔!

康桥

１０。
　　　　这时中年男人的身边己经围了四五个同样身强力壮的男人，一个个态度傲慢无礼。要下车的年轻男子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好，聪明地闭了嘴，乖乖地到后面找了一个座位坐了下来。看到这一幕，车内所有的人都敢怒不敢言，刚才嚷着要下车的几个乘客立刻噤了声，不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我和丽娟紧挨在一起，浑身发抖，不知道这车到底什么时候开走？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年轻男子的被打，车内暂时平静下来。司机依然不停地在广州市内转着圈子，每当又一起看到广州火车站那熟悉的标识，我的心就一阵沮丧。这样一圈又一圈地转下来，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我本来就有晕车的毛病，坐火车还不严重，现在大巴不断地走走停停，这种情况最让我晕了。尽管拼命忍耐，我胃内依然不住痉挛，几次想吐出来。我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忽然想起妈妈为我包的一包花椒，是专门防止我晕车的。我赶忙抖抖索索从尼龙包内拿出那包花椒放在鼻子上，狠命嗅起来。虽然还是难受，但总归不至于吐出来。
　　　　当车上坐满人时，我满怀希望地以为会开出广州市了，可是没有。那个迷彩服还是不停在站在门口拉客。更可怕的是，他拉一个客人上来，车上就会有一个人站起来让出座位，走到车厢前面的空地上坐下来。我这才知道，他们都是一伙的。也就是说，我们上车时看到的那些端坐的整整齐齐的所谓乘客，都不过是个托。
　　　　大巴从上午十点一直转到下午三点，在我充满希望的心变成了绝望，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会坐在这个车上时，迷彩服终于关上车门，车上终于不再上人了。车子不久便上了一条公路，并加快了速度。车厢内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但很快，车内重又骚动起来，原来从广州到厚街竟要８０元！到厚街诉是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一看就是看力气活的，声音很大，不停大声嚷嚷，据理力争。他是最后一个上车的，刚才那个年轻男子被扇耳光的场面他没有看到。
　　　　这次是迷彩服亲自动手，他阴冷地盯了那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一眼，冷不丁从身上抽出一把刀来，在那汉子面前晃了晃。汉子脖了一拧，捋了捋胳膊：“怎么，还想打架啊。”
　　　　他话音刚落，立刻有八九个人围了上来，那汉子一看势头不好，赶忙“嘿嘿”干笑两声，赔笑道：“误会，误会。”然后，忙不迭敌地从身上掏出一百块玫递上上去。迷彩服接过了，并不找他零钱。汉子也不要，依然是笑眯眯的。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到厚街８０元，到虎门１００元，我和丽娟还要拿出２００块钱！可我除了车费，身上只剩下的不三百元。丽娟本来拿的就少，现在身上连一百元都不到了。
　　再说上午又被那个女店主讹去２２０元，要是我们再拿出两百，我还剩两百元，我们在钱花完前能不能找到陈刚啊？找不到陈刚，我们可怎么生活啊？
１１。
　　　　我们坐在车身的中间偏后，看到前面虽然有人不满地质问，但最后都要乖乖地把钱交上。
　　　　我只好无奈地拿出两百块钱，自己手里攥一百，然后给丽娟一百。丽娟接了那钱，小声嘟嚷了几句，便不动声色将一百元塞进口袋里，从自己身上拿出五十块钱。她小声说：“等一下我们求求他，看两人到虎门一百五行不行？”
　　　　虽然我很害怕，但还是点了点头。五十块钱，够我们家半年的油盐钱呢。几个收钱的很快收到我们这边了。一个看上去还算才老实的男孩还算客气地问：“去哪里？几个人？”
　　　　坐在外面的丽娟赶紧说：“虎门，两个人。”
　　　　男孩伸出手来：“虎门，两个人一百。”
　　　　丽娟装作很可怜的样子：“我们刚从家里来，身上只有一百五了，就一百五好不好？”
　　　　男孩打量了我们一下，大概我们土气的衣着和惊恐的神情让他相信了，他疑惑地问：“真的只有一百五了？”
　　　　我和丽娟赶紧肯定地点点头。男孩正有些犹豫，刚才打人耳光的中年男人走过来，问明什么事后，面无表情地说：“不行，一个子儿也不能少！”
　　　　丽娟哭沮着脸说：“可我们真的就一百五啊。”
　　　　男孩同情地望了望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年男人，意思是征询他的意见。中年男人淫邪的目光盯着我的脸看了看，我赶忙转过头。他又将目光落在丽娟高耸的胸脯上，不怀好意地说：“你俩要是陪大爷过一夜，我一分钱都不要你们的。”
　　　　丽娟的脸倏地一下红了，眼睛象是要冒出火来。我赶忙拉了拉她的衣襟，将自己的一百元递过去。丽娟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很不情愿地将口袋里的一百元也掏了出来。拿了钱，两人心满意足地笑了，到后面继续收钱。丽娟气得胸脯还在一起一伏的，象是要哭出声来。
　　　　我更是羞愧难当，感觉那人刚才的目光和污言秽语简直是对自己莫大的侮辱。虽然我们是穷人家的女儿，但我们从小所受的都是传统的道德教育。我们在家是父母的好孩子，在学校是老师的好学生。不错，丽娟谈过恋爱，但和陈刚从未越雷池半步。自小到大，我们严格要求自己，做事循规蹈矩，除了父母的喝斥，从没受到如此大的侮辱！
　　　　我恨不得马上离开这辆车，离开这群可恶的男人！
　　　　在我心里这样想的时候，车子确实立刻停了下来。刚才打人、收钱的那群男人粗声大气地说：“下车，下车，都下车，坐那辆车去！”我向外面看去，前边果然停了另一辆大巴车。
　　　　正莫名其妙间，旁边有人无奈地说：“又被卖猪仔了。”
１２。
　　　　开始的时候，有人不想下，才刚到厚街呢。但那群凶神恶煞的人嘴里不断吆喝催促，慑于他们的淫威，人们只好很不情愿地站起来。我和丽娟一点主意出没有，只能看别的乘客行事。看到有人下车了，我们也站起身来。大约是为了到另一辆车抢个好座位，人们争先恐后的。我和丽娟胆小，只好等他们过了我们才最后下车。
　　　　那群人不断地催促“快点，快点。”我很紧张，越紧越出错，手中的尼龙袋竟挂在车门上了，我怎么也取不下来。那群人不耐烦了，不知是谁一脚重重踢在我后背上，只听尼龙袋“哧拉”一声划破了，我连人带袋子一齐滚下车来。我不相信地回头，委屈地说：“你们？你们太过分了！”
　　　　那群人望着我狼狈的样子，哈哈大笑，其中一人边笑边恶毒地骂道：“你个臭鸡婆！”这时大巴启动，那群人边冲我骂“臭鸡婆”边哈哈大笑。望着远去的大巴，我看到上午挂着“解放军体育学院”的车版换了下来，又挂上了另一块普通车的车牌。
　　　　我在他们的笑声中无地自容，眼泪涌进了眼眶。丽娟赶忙把我拉起来，我将眼泪流进肚子，叹了一口气。尼龙带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我只好小心地倒提着，防止里面的衣服露了出来。旁边的乘客冷冷地看着我，见怪不怪一般。
　　　　我们将要坐的这辆大巴写了“东莞公交汽车公司”的字样，似乎是正规的公交车。但也有人小声嘀咕，这辆公交车的司机大约和刚才那辆车是私下联络好的。万般无奈之下，我和丽娟也随着人流上了车。车刚开，售票员便要我们买票，车内立刻又吵了起来。原因是，刚才下车时，那辆大巴车上的人说是己经为我们统一买了票的，但现在售票员却说那辆车的人根本没为我们买票。
　　　　吵归吵，最后还是公交车售票员占了上风，否则下车走人。我们只好乖乖地重又买了票，好在这次大约是正常票价，从厚街到陈刚所有的虎门某村，只有４块钱。如果按照上一辆大巴的收费标准，广州到厚街８０元，厚街到虎门１００元，那我们每个人要交２０元呢。由此可见，上一辆大巴车的人真是太黑了。更可恶的是，他们竟然挂着“解放军体育学院”的车牌，现在看来，他们肯定是打着幌子骗人的。我真疑惑，这样明目张胆的骗局，竟然可以在广州市转来转去没人管？
　　　　无论如何，从收费来看，这辆公交车应该可以把我们送到目的地了。这样一想，我的心不由轻松起来，丽娟也长长舒了一口气。
１３。
　　　　折腾了一天，当我们在陈刚工厂所在地的那个村口下车时，己经快到下午五点了。这时太阳己经完全落下来，我和丽娟的心重又焦急起来，如果找不到陈刚，我们今晚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有了火车站的教训，这次我们不敢打电话了。刚一下车，便提着行李，按照陈刚所说的路线，急匆匆向他所在的工厂走去。
　　　　道路崎岖不平，路旁有一处很大的工地正在施工。路两旁虽然房屋很多，但并不鲜亮，甚至给人一种破败的感觉。可能是下班时间到了，路上的年轻男女多起来。这些人，大多是穿着统一的厂服，有蓝色的，有粉红色的，各式各样，衣服的左前胸分别绣着两个字，大约是所在工厂的名字。每个人的胸着都挂着一个纸牌牌，纸牌牌上贴着照片，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厂牌。
　　　　这些人全都行色匆匆，一脸倦色。和他们身上鲜亮的厂服相比，我和丽娟身上的衣服还是七八十年代的款式，非常土气。我羡慕地望着她们，很想马上就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陈刚的厂很容易就找到了，这是一家名叫“金秋”的制衣厂，厂房很大，也很漂亮，里面还有大大的草坪和漂亮的花园，和我们路上见到的工厂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想到我们以后会在这个厂里上班，我和丽娟对视一下，开心地笑了。
　　　　我们到时，正好听到下班铃声，厂里便陆陆续续有很多人出来。可我们等了很久，两个人的眼晴都快望穿了，还不见陈刚的身影。丽娟终于等急了，鼓起勇气走到门口，胆怯地问一个站岗的保安：“请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叫陈刚的？”
　　　　那个保安望了我们大包小包的行李，无奈地说：“金秋一万多人，我不是每个人都认识的啊？你们再等等吧，他可能在吃饭呢。”
　　　　丽娟只好无奈地退了回来，和我一起死死地盯着厂门口，害怕错过任何一个进出厂门的人。果然，不一会儿陈刚就匆匆出来了，我们差点没认出他来。记忆中，陈刚是个清秀爱笑的少年。可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是却一个又黑又瘦的小男人，个子比三年前几乎没见长。看到我们，他直直走过来，淡淡地说：“你们来了。”
　　丽娟疑惑地叫一声：“陈刚？”
　　陈刚点点头：“丽娟，海燕，我给你们租好房子了，现在我带你们过去吧，等一下我还要回来加班呢。”
　　丽娟愠怒地说：“为什么上午打你科机你不回电话？害得我们被卖了猪仔。”
　　　　陈刚倦怠地说：“卖猪仔有什么奇怪的？快走吧，再耽误我加班要迟到了。”
　　　　陈刚的倦怠让丽娟更加委屈，我看到她眼泪涌进了眼眶，赶紧说：“走吧，我都快累死了。”丽娟这才收起了小性子，任由陈刚接过她身上的行李，一起向出租房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