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革命史系列

天老

一   浩然正气满乾坤（不屈的尹志成）
    这是一个听来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1935年冬，中共阳新县大凤区委正在其根据地王文村开会。当时革命正处低潮，如何唤醒民众，如何组织支持游击队打击敌人的气焰，都是会议的主题。由于红军主力已经到达陕北，地方留下来的都是新四军的伤病员。大凤区下属也就是一个区中队，人数不过30 来人，20余条破枪。
   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是，北边有国民党26师郭宇栋部，南边有新7旅的李宗涧，可谓敌我力量悬殊。郭宇栋扬言一个月肃静匪患，李宗涧叫嚣半个月消灭赤匪。严峻的形势到了考验共产党员意志的关键时刻，大风区共有13名党员，尹志成任书记兼区长，王义第任中队长，此次到会8名党员。
   由于革命转入低潮，根据地的范围越来越小，，部分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竟犹豫起来，这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啊？个别人竟脚踏两只船，饲机与敌人秘密联络。一个李姓的与会人员，认为此次会议共产党员都集中，是一个大好的立功机会，可以作为投敌的见面礼，遂派亲属至富水的万家塘告密，自己也寻找机会溜了出去。李宗涧旅的一个营长驻扎在万家塘，听到消息，马上带领60余人包围了王文村石家大屋。
   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到会人员只有5条破枪，80余发子弹，敌人深知游击队的厉害，不敢贸然进屋，只好无目的的乱放枪，喊话：“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投降吧！”
   尹志成与王义第等人沉着应战，大家一致表态，怕死就不是共产党员，能拼一个是一个，能拼两个赚一个，与敌人血战到底。瞄准机会，一枪放倒一个，一时也杀死杀伤敌人十余个。石家大屋是青砖斗子墙，屋较大，周旋的余地大，敌人虽然人多，但见此情景，一时也没有办法。
   此时又是这个李姓叛徒献计，这几个都是共产党的骨干分子，降是不可能的，要杀他们只能用火攻，烧死他们。于是敌人在房屋四周堆满了柴草，浇上桐油，刹时烈火熊熊，浓烟滚滚。此情此景，尹志成想，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强行突围。大喊：“同志们，冲啊！”敌人是早有准备，一阵排子枪，当下就打死了5 人，只剩下尹志成和王义第虽伤未死，竟然被俘。
   被俘后的尹志成，王义第被押往通山的慈口新7旅旅部，关押在一间斗子墙的民房里，同牢的还有周围村的进步青年，无辜百姓20余人。尹志成了解情况后，就跟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并随时准备组织他们越狱。恰好此时龙港发生战事，李宗涧不在慈口，看管相对放松，也没有人来审问和劝降。
   几天后，一次放风，王义第见厕所处有一碗大的崖石，就悄悄的藏了起来，带进牢房，准备伺机晚上撞墙越狱。由于不能有声音，只能悄悄地用石头磨墙，一伙人轮流作战，就在墙体快要打通之时，不曾想李宗涧回到了慈口。李宗涧一回马上视察牢房，要求全体人站起来训话。尹志成见事已暴露，悄悄对同牢人员说：“我是共产党员，革命考验我的时候到了，你们到一边去，我来堵洞口！”随即把身体档住洞口不动。
   李宗涧一进牢房，就有人喊全体起立，所有人只好都站了起立，唯有尹志成坐着不动。
   李宗涧见尹志成不动，就问：“这是什么人？”   
   牢头说：“这是尹志成”。
  “ 啊，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尹志成呀？”
    “不错，正是本人”。
   "你为什么不站起来？”
   “我的腿受了伤，站不起来。”
  “ 把他拉起来!”
   尹志成被拉起来后，身边的洞口暴露了。李宗涧一见洞口大怒：“这是谁干的？”
   “我”。尹志成答。
   “还有谁人帮助？”
   “没有！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李宗涧见尹志成这么强硬，不服气，就用严刑拷打追问同党，尹志成始终一句话：“是我做的事 ，为什么要赖别人呢？”李宗涧见严刑拷打无用，就说，只要你写悔过书，我们可以同样给你官做，你也可以做我的副官，尹志成不为所动。李宗涧看尹志成这么顽固，这样的人留下迟早是个祸害，当晚就把尹志成枪毙了。尹志成死时年仅37岁。
   由于尹志成的大以禀然，保护了同牢的难友。
   尹志成是大风区太平乡尹家祠人(现王英镇泉丰村），没有后代。
   王义第多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尹志成这样的共产党员。今天我听到别的老人复述这段英雄事迹时，仍然唏嘘不已，尹志成的浩然正气，尹志成的视死如归，永远在激励着我们，尹志成虽死犹在，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天老

二    阳新档案局到王英镇王文村红军墓祭奠先烈并重温入党誓词（被忘的红军墓）
     7月31号，阳新档案局曹仕力局长带领局机关一行20余人，冒着酷暑来到王文村三槐寺红军墓地，祭奠先烈并重温入党誓词。
     王文村在大革命时期是阳新重要的根据地，三槐寺是王文之战后的红军医院，这里长眠着100多位红军的烈士。
     1933年9月，在鄂东南苏区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后不久，蒋介石采用“构筑碉堡，步步为营”的战术，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围剿”。10月，在通山石门楚王山召开的中共鄂东南道委扩大会议，商讨鄂东南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红十七军主力红三师集中兵力向鄂南发展，恢复龙港、燕厦、木石港等地苏区，南向瑞昌、武宁，占领南浔路，提出“打回龙港过年”的“左”倾错误口号。
　　会后，红三师政委叶金波等人即率红十七军主力，离开咸通苏区，向东南挺进。为了不让敌人察觉我行军意图，11月初，叶金波以四个团兵力，围攻通山县城。通山县长刘运峰惊慌失措，发出“齐电”，恳求省保安处急调三十三师回防通山。正当敌人惊慌失措之际，叶金波移师进入大幕山，作南取燕厦镇之准备。经过一段时间准备，红十七军挥师南下，按原定计划与红十六军全歼燕厦守敌郭汝栋一部。红十六军此时却已奉调南下南浔路，红十七军在燕厦孤军作战，腹背受敌。师长张涛、政委叶金波等见取燕厦不下，果断撤出战斗，转移至木石港一带。郭汝栋闻讯，急令李宗鉴的新七旅尾追而至，占领木石港、湖田畈和何子恕三处据点，在交通要道修筑碉堡数座，企图阻遏我红三师的活动。1934年1月8日，北路指挥部指挥张涛在阳瑞边境主持召开了红三师、河北师（二师）、赣北师（一师）负责人参加的红十七军军政干部会议，组成由张涛、叶金波任正、副总指挥的前总指挥部，决定集中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在木石港与敌作战。1月中旬，红三师、河北师、赣北师，兵分三路与新七旅战于木石港、何子恕、胡田畈三处，均获全胜，拔除全部碉堡，歼敌近千人，缴枪数百支，收复了木石港地区。
　　在木石港战斗的胜利面前，叶金波等人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思想，片面强调部队在战斗中严重减员急需补充这一事实，既不乘胜歼敌，也未作战略转移，在木石港休整了整整七天。就在这几天时间内，敌鄂东南“剿总”总指挥郭汝栋急调新四旅、三十六师、三十七旅和新七旅全部，对我红军主力红三师，形成了重重包围圈。我军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下，南下瑞昌、武宁的时机已失。叶金波等人只好冒着天寒地冻向北突围，徒涉富水，欲去黄沙，再图东进。1月下旬，叶金波等人率红三师一千余人，突围至王文驿，在狭长的山垄中遭郭汝栋二十六重兵伏击。我军三个团仓足应战，首尾不能相顾，火力无法施展。全军损伤三分之二，仅机枪连的数百名战士在王义勋、刘青山带领下，突出重围。张涛、叶金波和河北指挥部指挥柳渊泗、红三师政治部主任张向明等人在红军战士的掩护下得以突出重围。嗣后，红三师突围人员由张涛等人带领，返回河北指挥部所在地。叶金波则留在王文驿附近，协同红八军鄂东南指挥部第三医院院长阮汉清，将重伤员留在三槐寺治疗，由于当时缺医少药，伤病员都是用大锅熬草药治疗，伤亡很大。凡属死亡的只好就近掩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红军墓群。
　　王文驿战斗的失利，使鄂东南主力红军几乎伤亡殆尽，损失惨重。由于导致王文驿的战败，张涛被撤职，叶金波、张向明、柳渊泗停职反省，红十七军番号取消。刘运洪接任红三师师长，王英全接任红三师政委。
　　一个星期后，鄂东南政治保卫局局长明安福拘押了叶金波等人，诬陷叶金波为国民党“改组派”，称他与其在国民党军中供职的二哥叶鹤波有“里应外合”之嫌。1934年2月3日，带至太平塘河滩将他处死。
　　在被拘押期间，叶金波得到有人要放他“逃走”的口信，他拒绝说“我自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来，我就是共产党的一员，宁可死在红色政权之下，也决不遭国民党的屠戳，绝不会到国民党那儿去找出路。”临刑前，他要求给他送来一碗青菜汤。咽后，叶金波从容地脱下身上穿着的一件棉背心给执行的战士，说：“现在革命很困难，留给同志们挡挡风寒吧，不要让它沾上了血迹。”……

天老

三   追寻红军的足迹（难解的罗生门）
      1　遗忘的红军墓
　  静静地没有一点声响，就像走入了一个梦境。视野里展开来的仿佛是一幅写意的清丽得让人迷离的水墨画。绿树，田畴，寺舍，玉米林，朦胧里湮染着淳朴的山野风情。远景是那个氲氤着轻纱薄雾的仙岛湖，没有渔歌传来，却看得见湖水与游艇划破浪潮的亲吻。
　　两个写着大大的奠字的花圈，醒目地放在一溜不规则的密集的坟头之间，浓重的笔墨向人们诉说这个花圈来自遥远的地方，花圈在盛夏酷热的烈日里轻轻地招摇，渲泄着无处不在的现代气息。
　　如果没有人说，你很难想像得出这个名叫三槐寺的地方曾经那么古老，这么辉煌。更让你想像不到的是，在那片稀疏的小树林里，曾经埋葬过一百多位曾经浴血奋战而光荣死去的红军战士。
　　传说这批红军战士是1934年1月的王文大战后转移来的重伤病员，由于伤势过重，无法随部队转移，只好就近安置在红八军临时设立的红军卫生所里。当时战斗太过激烈，有的伤病员一到医院就死了，没有留下一句遗言。留守的红三师政委叶金波眼看自己的士兵一个个就这样死去，痛心疾首放声大哭。红八军鄂东南指挥部第三医院卫生所所长阮汉清日夜操刀。没有药品，没有麻醉，没有病床，一切土法上马。周围的草药都扯光了，老百姓的炒菜锅也被征用。这些天三槐寺四周弥漫着草药的气味和伤病员的呻吟声，不光没有药品，连食品都有问题。好多重伤员见恢复无望，为了替战友腾出地方和粮食拒绝治疗进食几天后绝食而亡。尸体被乡民就近挖土掩埋，没有棺木，没有坟包，更没有碑文。现在考证不仅使红军伤病员的死蒙上了－层悲惨而神密的色彩，也使他们的墓地变得扑溯迷离，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当时红军具体的死亡人数和确切埋藏地点，更不知死者姓甚名谁。
　　一切都是那么朴素苍茫，旷野里耸不起一座缅怀英灵的祠厅殿堂，没有一记碑文石刻，没有古柏苍松相伴。遥望治疗过他们的临时医院——三槐寺，虽然几经风雨几番拆迁，还是以它的青瓦琉璃，红墙翠院，古雅气派融入潮流。正殿的释迦摩尼还是那么普度众生，日夜享受着信徒的香火与朝拜。观音像座落西园面仰西方栩栩如生，似乎告诉人们她万年不变的信仰，让人肃然起敬，虔诚的佛教徒们诵经的心声让人感动。如今的三槐寺正成为周围乡民瞻仰的圣地。此情此景，苍田桑海，感慨万千。八十年的光阴何其短也，八十年的光阴何其长也，当年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死伤这么多的英雄亡灵，竟然未能像佛教那样在人们心里耸起一座丰碑，殒落成泥后的云消黯淡，使人凄徨地生出许多失落感来。
　　2 冤死的叶金波
　　我试图在这历史的天空中，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阡陌纵横分割的村庄中，在仙岛湖的清流中，在杂乱无章的遗址中，寻找那些为共和国诞生而贡献毕生的烈士们的一些丝蛛马迹。想像中我多么希望这里就是烈士的栖息之地。他应该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坟茔，而是留给我们某些激动人心的生活片断。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些“大军突敌围，关山渡若飞。今朝何处去？昨夜梦未归。”“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的伤时念乱之作。而是留给我们掩卷之后尚还感念的与这片土地水乳交融的田园诗文。
　　我曾想像叶金波这样的将军在这片充满灵性和生机的土地上，他是有理想和追求的。1925年入党，我相信他的胸中肯定有一幅革命胜利后的盛世蓝图。当他带兵在王文驿遭到郭汝栋的联军包围的那一刻，他大义秉然地就有了为战败负责的念头。师长张涛是红十七军的主要负责人，红三师实质是叶金波的大本营，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为自己的失误负责。他知道由于自己的过失给红军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他焦渴地企盼着上级组织给以严厉的处分，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去当士兵？战死沙场？甚至枪毙？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改组派，叛徒，与敌人里应外合。当鄂东南政治保卫局局长明安福向叶金波宣布上级命令时，叶金波说：打了败仗应该有人承担责任，这么多的红军战士因我的失误而牺牲，我该死，但说我是改组派，叛徒，那是胡说，历史自会还我清白。当叶金波得到有人要放他“逃走”的口信，他拒绝说“我自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来，我就是共产党的一员，宁可死在红色政权之下，也决不遭国民党的屠戳，绝不会到国民党那儿去找出路。”临刑前，他要求给他送来一碗青菜汤。咽后，叶金波从容地脱下身上穿着的一件棉背心给执行的战士，说：“现在革命很困难，留给同志们挡挡风寒吧，不要让它沾上了血迹。”……为什么保卫局的人这么无情？我曾想如果叶金波还在，解放后故地重游，在那一个夏日炎炎的正午，他拿着铁锹与农民们挖渠引水，给久旱的田地灌苗。或在那个枫叶焉红的秋月，他挑着薯篓与乡亲们去挖红薯。我甚至想像在寒冷的冬夜里，他披件麻布大衣，轻轻地叩开一扇柴门，屋里淡红色的光影里，坐满了来听他传授革命知识的农民……
　　我极力从四季的时空中去谛听这位名将的声音，从所有能够打捞岁月勾沉的万物去寻觅这位名将的扑扑风尘。然而，无论是正史还是传说，除去“指挥失误，兵败被杀”的只言片语记载着这孤独和凄凉之外，都难有点点滴滴说明为什么会这样的史料，可供我们惊叹和引以为戒。这位意志到了圣洁，气韵委和到了崇高的红军名将，在这片天空下，在这块土地上，竟令人难以置信地留下千古遗憾。这究竞是为什么，为什么啊！　
　　当我们打开红军的历史窗囗，浏览一下那些风流人物。叶金波的辞条色彩斑斓，光焰四射。他19岁入党，20岁任农民赤卫队通山总队司令。他勤奋聪慧，22岁为通山县委书记。因打击敌人建立通山革命根据地有功，得到红三军军团长彭德怀的重视，破格提拔，任红三师政委，叶金波担任红三师政治委员后，与师长郭子明（后张涛）一道，带领红三师转战鄂东南各县，驰骋湘鄂赣边区，浴血奋战，历尽艰辛，屡建奇功。面对敌人的几次围剿叶金波等屡出奇兵，使根据地多次转危为安。被鄂东南特委书记吴致民赞誉为湘鄂赣边区的“保卫神”。就是这样的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却令人心痛地在他的人生辉煌岁月里扮演着一个悲剧角色。
　　保卫局与肃反的罗生门令人扼腕费解叹息。当然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时有上演，皇帝昏庸，朝纲不整，奸妄小人为非作歹，这些都是封建王朝中常见的历史记载。可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在共产党的上升时期，为什么共产党也让邪恶的极左路线一时占领上风？既然这个保卫局昏庸无能正邪不分，已到了亲者恨仇者快的地步，为何叶金波还要留恋那个组织？能够逃跑为什么不走？还要死死为之肝脑涂地，处处为之报效忠心呢？按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叶金波是不是傻帽一个？不值得为之扼腕叹惜？上溯至战国时屈原投汩罗江的悲剧，我一直试图给他们假设一个叛逆的勇气，以及叛逆后的一个辉煌人生。倘若是这样，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又会出现多少想像不到的故事啊。没有了伍子胥过韶关一夜白了头的悲壮和震憾, 没有了几千年来举国同吃的棕子和端午江河湖海龙舟竞流的激荡和飞杨。或许，更多了别具一格的反弹琵琶拨响的音乐史诗。
　　是否，我们更应该从另一个理念去理解叶金波的组织观念。他的命即是国家和人民的，他就是死也要‘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红军’。这么多矢志跟随自己的战友就这样长眠在了王文驿，他是否想“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没有确切的答案给我们说个明白透澈。只有一个让人惊叹的传说落满了岁月的风尘，让我们怀念珍惜，当做古董宝贝。没有他被捕时如何与保卫局对话的记载，一切的一切只能让我们去猜去想去回味去传颂。面对荒草萋萋的红军墓，我的内心难以躺在柔和的宁静中。
　　3 “幸运”的罗冠国
　　当叶金波死后数十年，共产党还是为他平反了。据说叶金波被枪毙于太平塘沙滩，不知当时是否有人收拾他的尸骨，掩埋他的遗体，太平塘就是王英水库正中，想怀念叶金波的人现在是无法也不可能找到他的殉难地了。把一个浩然正气的故事留在了王英水库,，把一个名将的传奇悲剧留在了王文驿。阳新县从此有了引人注目的一段厚重的历史，一个让文人墨客和史学家们闻风而动，艰难来寻时又留下遗憾和争议的历史烟云。
     相比叶金波而言，同时代的罗冠国就比较幸运了。叶金波1934年遇难，时年28岁。罗冠国1935年牺牲，时年32岁。他们去世前后不到一年，待遇却天地之别。他们前后都在王文驿工作，叶金波是筹建兵站，罗冠国是举办农民讲习所。叶金波是通山县委书记，罗冠国是龙湖瑞中心县委书记，叶金波是被自己人枪毙，罗冠国是在瑞昌突围时壮烈牺牲。当时结论一个是功臣，一个是叛徒。有一次我在王文时心血来潮，连问了三个本地人知不知道叶金波罗冠国这些人。几个年轻人回答说知道，好像是个什么大明星？我进一步提示说他们是大革命事期的功臣。他们想了想说，我们这里有个三槐寺听老人说埋了很多红军坟，至于是什么人我们就不知道了。
　　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了无路可走。叶金波忠于组织忠于党的梦没有醒，他坚信组织是对的。当王文之战兵败之时，上级要杀他，如果上级说，你打了败仗该死，他会毫无怨言，他不服的只是“改组派”、“叛徒”、“里应外合”的罪名。
　　罗冠国是一个文人，知识分子，在那风雨飘摇的岁月，在那血腥屠杀的日子里，冒着枪林弹雨，转战湘鄂赣三省，最终也是被敌人所杀。是啊，那个年代的县委书记，革命党人有那个能够幸存？吴致明，张超红……毕竟死于敌手总是光荣的。
　　今天叶金波与罗冠国是齐名了。它就像一双沉重的翅膀，带着我们回到那烽火连天的岁月，也带给人们对那段岁月以沉重的思考。
　　当有朝一日，我们把三槐寺的红军墓以红色旅游和人文景观的名义给以隆重修缮，为他树起一座以“为国捐躯” 为主题的“革命英雄” 的丰碑，作为仙岛湖的一个红色旅游景点。他们一定地下有知，而且感激不尽。
　　我终于明白，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圆满的。就像王文三槐寺的红军墓，时隔八十多年以后，烟消云散中不经意会被人们想起。不圆满的东西也是美的，美得让人怀想，让人心碎！

天老

四    待续

仙岛人

在我们将鲜花献给先烈的同时，我们也要向无名英雄，尤其是为国捐躯无名英雄们致敬！

凡人心语

我这次回家看到我爸手中有一些王英镇收集的资料，忘记拿出来了

天老

你爸的这些资料是和朱从明一起在王文收集到的，我知道。

仙岛人

老朱那里有好多东源的资料的！:yct019)

天老

朱从明的资料我知道。